登录   |   注册
当前位置:首页 > 专题研究
冯苏宝:五百年间中国三次丧失了对外开放的机会
作者:本站编辑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371次 发布日期:2017-07-06 16:45:16

  还是2009年初,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博鳌亚洲论坛东道国首席代表、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名誉理事长陈锦华,把我们邀约到广东惠州罗浮山下,介绍他多年关注的开放问题,希望共同写出一本专门论述对外开放与国家盛衰关系的学术著作。这本书就是现在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发行的《开放与国家盛衰》,他的核心思想是从执政的高度,思考历史的教训,思索任何时期都不能放弃开放国策的制度性建构。


  为什么早在几年前,锦华同志就要挂帅、力主推进这个顶大的问题之宏大叙事的研究?这在今天后十八大时期,特别是习近平出访拉美国家,在美国与奥巴马进行庄园对话,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这本书里锦华同志与课题组变大的开放思想都是非同寻常的。


  对开放国策问题,陈锦华最痛感的是回首中华民族的发展模式与开放史,看到靠近现代的五百年间,中国因王朝更迭、体制与制定和执行政策者的因循心理,在制度建构领域,三次丧失了主动对外开放的战略机遇,从而机会尽失,丧失了与世界保持同步的发展时机。


  陈锦华在给我们的信中说:


  研究世界各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普世的、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凡是实行良政的国家,重视世界潮流、实行对外开放,适时调整和完善开放理念、政策和方法,消除不符合本国国情的负面影响,这个国家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发展兴旺,国力昌盛,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相反地,如果只重个人统治,思想保守,孤陋寡闻,施行劣政,视对外开放为洪水猛兽,或者时开时闭,直至闭关锁国,就必定背离世界潮流,国家机体丧失活力,经济社会状况每况愈下,人民社会生活长期处于困境。这个历史现象在十五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尤为明显,成为近五百年世界舞台上的主旋律。


  锦华认为,汉唐以降的历代盛世,无不与对应朝代实行开明、开放政策成正相关效应,而由封闭导致国家与社会逆势而行,国策反动、积贫积弱的历史教训比比皆是。中国在晚清时期国力一落千丈,由世界首位大国败落成受西方列国侵略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根子并不完全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的一百年,而是应当溯源到十八世纪后半叶的乾隆盛世。自十五世纪“世界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五百年间,中国三次丧失了对外开放的机会而走向国运式微。


  明代海禁首次错失开放机遇


  放眼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王朝循环是中国的一种规律性模式,但史料为证,战国先秦以来,即便是建立了大一统王朝,但中国仍然具有开放兼容的基本传统。除鼎盛的唐朝外,五代时,中国打通了东南海路;宋代,政府大力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和海上贸易,铜钱成了世界上第一代“国际货币”。而元朝京城大都也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


  然而从公元十四世纪下半叶开始,明代主动推行海禁政策,使自先秦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的“开洋裕国”为代表的开放政策发生了方向性转变。明朝虽有郑和下西洋,但基本格局是在封闭式、内向化的轨道上发展。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于洪武四年(1372年)12月颁行海禁政策,“诏……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此后,朱元璋连续四次颁布“片板不得入海”的法令。明成祖继位伊始即下令“一遵洪武事例”严格执行海禁政策,永乐二年(1404)又下令禁造海船,原有海船必须改为平头船,同时要求各级官员防止民间海船私自出入。1500年明令不准再建造两桅以上的海船,1525年更授权沿海官吏销毁所有两桅以上海船。明中叶以后,封闭性的海禁政策还扩大到官方的朝贡贸易。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在前后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明代基本上在严格执行海禁政策。明朝后期,即从隆庆年(1567)开始到明朝灭亡(1641),对外政策从严格禁海调整为有限度开海,但这样做不过是在海禁无效状况下的无奈被迫之举,其政策取向基本是被动和消极的。


  明朝厉行海禁政策正处在地理大发现的历史背景下,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原本处于欧洲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国家纷纷通过大航海活动向全球扩张,迅速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先后成为显赫一时、影响遍及全球的世界强权国家。


  奇悖的是,郑和七下西洋使中国的开放水平达到巅峰,率先揭开大航海时代序幕并占据了航海制高点,但明朝却实行起严格的海禁政策,主动关闭了积极进取、外向拓展的海洋发展大门,放弃了与西方海洋强国一道参与全球化整体发展的竞争机会,由此走上了保守、封闭、排外的发展道路,此后,中国虽然在总体上仍保持世界大国的优势,但逆时代潮流的保守封闭内向化发展道路,使其慢慢失去引领世界的先行优势,渐次从“千年黄金”战略发展期中滑落出来,最终陷入清代后期的停滞与衰落。


  明代为什么要实行海禁,有“倭患日炽”说,有“防止铜钱外流”说,而更根本的原因如一些历史学家所分析的那样,主要有三条。


  一是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强化的结果。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措施,大权一归朝廷和君主,使皇权前所未有的提高,国家机器对内对外职能得以加强。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在对外事务中,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并使之全面官营化,必须限制或禁止各种非官方渠道的对外贸易。海禁政策是集中体现。例如永乐年间实行海禁政策最为严厉之时,明王朝却派遣郑和下西洋,反映了只鼓励官营独占市舶之利,由皇家船队进行官方贸易,不允许民间航海和贸易的专制状况。


  二是出于防止国内外力量勾结的需要。明朝建立后,天下初定,张士诚、方国珍等残余势力仍盘踞在沿海岛屿,明王朝认定他们一方面会在国内拉拢一些人培养党羽,另一方面会勾结海寇与外国势力伺机卷土重来,故以海禁断其通道。


  三是与朱元璋的个人心理及其后代的不违祖制攸关。朱元璋出身贫寒,尽管已登上九五之尊,但其个人仍存在潜在的狭隘心理。从他在位几十年中大肆屠杀开国功臣以稳固统治便可见一斑。这种心理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也或多或少体现出一种收缩状态,对臣民与外国表现一种不信任。后继者则“一遵洪武事例”。


  康乾盛世再失开放机遇


  在锦华先生看来,中国在晚清时期国力一落千丈,应当溯源到乾隆盛世。他在《开放与国家的盛衰》序言中分析了此说的理由:


  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2%;到乾隆五十五年,即1790年中国人口达到3亿零148万,也占到全球人口的31%;从乾隆三十一年起,即公元1766年起,每年国家财政库银都在6000万两以上,为年度财政收入的1.5倍,其中乾隆三十七年更多达8000余万両。乾隆在位的60年,正是英国产业革命兴起的60年。中国巨大的经济实力和积聚的财富,人口众多的庞大市场,吸引了世界眼球,特别是经过率先产业革命、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的英国高度重视。1792年9月,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由马戛尔尼率领的使团到达中国,要求通商,出了八项要求,中心是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市场,实行贸易交流。乾隆皇帝弃大取小,拘泥于晋见礼仪而争执不休,以至颁旨称“于礼节多未谙悉,朕心深为不惬”。谈判不果,最后乾隆在给英国国王的敕谕中,逐一驳斥和拒绝英方的要求,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天朝抚有四海”,“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至于恳请派驻华代表一事,乾隆答称:“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并说此例一开,其他国家仿效,“岂能一一听许?此事断断难行。”乾隆的答复,最终关上了和平通商的大门。


  半个世纪以后,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向国会发表演说,态度强硬,于1840年派遣海陆军25000人、军舰16艘,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广州、厦门、定海大门,由武装入侵开始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外交接踵而至,中国成了世界上由封闭导致国势急骤没落的全球唯一大国。


  晚清再三错失强国机遇


  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被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和立宪新政等的自强运动。这一系列旨在复兴王朝的维新运动盖因改革不彻底和错过最佳改革时机而归于失败。


  洋务运动是面对国门屈辱开放,西学东渐形势,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理念下,由以恭亲王奕欣为代表的中央实权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和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发起的运动,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工业和当代先进实业。在国内可谓是同气相求,志同道合,国际环境也不失为和平,外国列强不但积极出兵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还与清廷和官员合作,在保持条约权利的前提下承认中国的大部权益。洋务运动前后历时约30年,出现了“同治中兴”的王朝复兴气象。但在后来的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的考试中没有过关,证明失败了。


  戊戌变法(通常又称为百日维新、戊戌维新、维新变法)是在光绪皇帝领导、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推动下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其目的是通过变革政治体制从而把中国推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在6月11日至9月21日历时103天的时间内,光绪帝“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涵盖文化教育、经济、军事、政治等多项新政诏令。但这些诏令没有得到全面实施,维新志士便被以慈禧为代表的清廷保守派扑杀。


  应该说,戊戌变法是清王朝改革的最佳时期,它的失败使清政府失去了和平转型的机会。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次使中国陷入内忧外患之中。为了顺应形势和继续维持统治,慈禧太后在逃亡西安期间发布“罪己诏”,并于1901年1月颁发“改革”谕旨,由此开始了持续十余年的清末新政。新政的举措不仅与光绪皇帝主导的维新变法相类似,并且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百日维新。但为时已晚,大厦将倾。


  而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仅仅相隔13年,即1853年7月8曰,美国佩里率领的四艘舰船到达日本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冲,要求开港通商,惊动日本朝野。第二年,佩里再次率舰访日,幕府决定放弃实行200多年的“锁国令”,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14年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提出“脱亚入欧”,制定“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目标,以开放的姿态快步走向世界,并迅速成为二十世纪亚洲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工业化国家。


  同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较,就能看出晚清是如何错过强国机遇的。首先,日本明治维新是开放与改革并举,相与推进,清廷是只开放不改革,事实证明不对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富国强兵是很有限的。关于改革与开放的关系,小平文选第三卷有几段话阐述了这种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就是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改革需要继续开放”;“开放有两个内容,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他的意思是,开放是改革,改革也是开放,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统一性。


  其次,明治维新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首要地位,清廷则一再押后,被动改革。例如最初只是倡导军事与经济方面的自强求富,并未触及政治方面的变革,只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而宣告洋务自强破产后,才参照取得成功的日本明治维新,进行涉及政治体制的变法维新,清末新政所实行君主立宪和中央及地方行政改革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推行的。


  第三,明治维新选择的是“先难后易”的变革路径并且全面彻底推进变革,清廷则选择了一条“先易后难”路径,故而在改革上难以勇于作为。


  晚清的自强维新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在起点上是相似的,但结局完全不同,一个以失败告终,不但要继续饱受因盛世时期错失开放所带来的苦果,还不断陷入由于强国举措不当和失误结果没有能够完成在被动开放条件下实现早期现代化越来越深的困境;另一个则是抓住开放机遇全面推进强国之举并取得成功,顺利完成从封闭到开放的历史性转型,实现从封闭国门到开放强国的早期现代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