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各项经济指标均全面超出市场预期，GDP增速超预期回升，同比增长6.9%，继续领先全球。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认为，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让近几年“中国崩溃论”等悲观主义思潮再次“打脸”，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回答了“中国崩溃论”为何总是崩溃的疑问。

　　在刘元春看来，众多国内外预测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判断不清，对结构性转变的趋势认识不到位。他们一方面低估了世界经济复苏的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忽视了企业活力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微观基础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刘元春也认为，中国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金融市场秩序整顿等方面，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和落实度将更为明确，更为集中。

　　僵尸企业：整顿取得效果

　　时代周报：上半年中国各项经济指标都远超市场预期，显示出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你认为主要是哪些地方做到位了，才有了目前的成绩？

　　刘元春：第一，经过2016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成效，过去僵尸企业和高债务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问题得到了较为有效的缓解。集中体现在大量国有企业和重化工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空间，有了一定的营利基础，整个经营开始顺畅起来。

　　第二，降成本使得企业的高成本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为企业的利润赢得了空间。

　　第三，经过几年的新动能培育，我们在补短板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上，我们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无论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呈现较好的状况。

　　第四，我们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已经确立了目前“四梁八柱”的基础性框架，同时政治生态的净化也为信心的稳定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时代周报：实体经济连续回升，1-5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7%，超过去年同期16.3%，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中国实体经济回升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外需的明显提升，因为制造业接近50%的制成品是出口的，全球经济复苏对中国实体经济的转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逆转，以及对欧美、日本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的出口增长。

　　第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且房地产的拉动效果依然很明显。另外就是稳增长政策持续出台。去年稳增长的力度比较大，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的政策力度也很大，这是实体经济需求的重要来源。

　　所以今年上半年实体的复苏是多种因素的产物，有短期因素，有中期因素，有周期性因素，有趋势性因素。

　　金融秩序：整顿已到紧要关口

　　时代周报：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趋紧，在促进居民消费，防范经济风险的同时，也给稳增长构成压力，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双重作用？下半年还会是趋紧态势吗？

　　刘元春：目前中国在短期采取因城施策的举措，在中期采取市场与政府双轨并行的道路，在中长期进行基础性、制度性的改革。这样的策略是比较恰当的，目前来看因城施策带来的冲击并不像以往那么严重，因为我们对一线城市加大土地供给，三线城市加大去库存的力度，鼓励农民进城，对安置房、保障性住房进行货币化安置，这些措施能够缓解目前房地产调整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压力。

　　所以今年虽然调整的力度挺大，但是房地产收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并不是那么大，所以下半年我们不必过于担忧房地产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再加上半年基础不错，经济增长方面还有调整的余地，所以，下半年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可以预期的，也不用因为担心增长目标而放弃一些中长期的发展战略，房地产调整必须保持既有的方针和力度。

　　时代周报：“灰犀牛”是近来金融圈讨论的一个热词，7月27日中财办列举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五大类问题为灰犀牛，并提出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你怎么看中央提出“灰犀牛”这个词的意义？具体如何区分轻重缓急呢？

　　刘元春：目前来看，金融秩序混乱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已经非常高了，这是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及今年上半年金融整顿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已经到了不整顿就难以为继的关口。

　　哪些“灰犀牛”是最为重要的呢？首先是在一些时点上有可能通过局部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这肯定是最头疼的。目前整个债券市场的违约，地方债务的可持续性，还有国企的高杠杆问题，都是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几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监管的方向，规范市场秩序，要从根本上调整金融主体的利益方向，行为模式，改变过去各级金融主体都在套利、都在投机的乱象。在这个中期改革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在去杠杆过程中保证流动性的相对稳定，以及它的连续性。

　　同时，政府行为的界定，监管主体行为的调整也很重要，不能简单地把市场秩序的乱象归结为被监管主体。很多市场秩序的混乱，不是市场自身的混乱，而是有些监管主体本身进行套利，官商勾结导致的。因此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财务的硬约束非常重要，使银企关系、银政关系真正按照市场原则来运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在路上

　　时代周报：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仍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下半年的宏观调控都有哪些重点？

　　刘元春：首先是过去的调控过度行政化，在去产能方面过度注重去产量，在一些机制体制的调整上还没有全面展开，市场难以形成均衡的良性循环。

　　第二是我们在去杠杆方面收效还不是特别明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杠杆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是去库存方面没有完全破解房地产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另外，一些基础性的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题。

　　这决定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在路上。下半年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要把握住：首先是7月中旬金融工作会议所讲的，金融必须按照四项原则和三大任务，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金融“脱实向虚”的乱象，要服务实体经济，这需要大量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和金融秩序的整顿；其次是房地产价格和交易量都有所变化，因此短期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但实际上存在反弹的可能性，有可能因为基础性制度改革不到位，又回到从前。所以在基础性改革、建立长效机制上面必须要有一贯的精神；再次，去杠杆，特别是国有企业过高的杠杆问题，要放到重要环节。还有要在培育新动能方面持之以恒。

　　所以下半年大致的工作框架要按既定的方针办，但是一些工作的重点、落实度，要比以前更为明确，更为集中。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十九大之后中国新一轮的政府投资周期会逐步启动。这个投资周期意味着什么？投资会投到哪里？

　　刘元春：十九大之后我们会步入一个新的周期，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性改革会全面展开，释放出很多投资空间，特别是重点投入的一些战略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未来空间更大。政府通过混改、PPP项目以及投资领域的全面放开，未来会为民间资本释放更多的空间。

　　政府引领新动能、培养新动能，加速产业升级换代的力度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十九大之后，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开启会使地方政府进入新的循环。而且通过这些年改革的探索，地方政府已经在下一轮中高速发展和中高端产业时期找到了作为的方式，我们会看到产业基金、一些新型园区会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已经投入了七八年了，十九大后将会进入密集和加速增长的阶段。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2017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各项经济指标均全面超出市场预期，GDP增速超预期回升，同比增长6.9%，继续领先全球。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认为，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让近几年“中国崩溃论”等悲观主义思潮再次“打脸”，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回答了“中国崩溃论”为何总是崩溃的疑问。

　　在刘元春看来，众多国内外预测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判断不清，对结构性转变的趋势认识不到位。他们一方面低估了世界经济复苏的确定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忽视了企业活力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微观基础的改善对经济增长的趋势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刘元春也认为，中国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金融市场秩序整顿等方面，仍然面临艰巨的任务，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和落实度将更为明确，更为集中。

　　僵尸企业：整顿取得效果

　　时代周报：上半年中国各项经济指标都远超市场预期，显示出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你认为主要是哪些地方做到位了，才有了目前的成绩？

　　刘元春：第一，经过2016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努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一定成效，过去僵尸企业和高债务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问题得到了较为有效的缓解。集中体现在大量国有企业和重化工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获得了较好的市场空间，有了一定的营利基础，整个经营开始顺畅起来。

　　第二，降成本使得企业的高成本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为企业的利润赢得了空间。

　　第三，经过几年的新动能培育，我们在补短板上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在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上，我们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无论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呈现较好的状况。

　　第四，我们通过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已经确立了目前“四梁八柱”的基础性框架，同时政治生态的净化也为信心的稳定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时代周报：实体经济连续回升，1-5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2.7%，超过去年同期16.3%，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中国实体经济回升主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是外需的明显提升，因为制造业接近50%的制成品是出口的，全球经济复苏对中国实体经济的转变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大宗商品价格的逆转，以及对欧美、日本和新兴经济体板块的出口增长。

　　第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而且房地产的拉动效果依然很明显。另外就是稳增长政策持续出台。去年稳增长的力度比较大，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的政策力度也很大，这是实体经济需求的重要来源。

　　所以今年上半年实体的复苏是多种因素的产物，有短期因素，有中期因素，有周期性因素，有趋势性因素。

　　金融秩序：整顿已到紧要关口

　　时代周报：今年以来房地产调控政策趋紧，在促进居民消费，防范经济风险的同时，也给稳增长构成压力，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双重作用？下半年还会是趋紧态势吗？

　　刘元春：目前中国在短期采取因城施策的举措，在中期采取市场与政府双轨并行的道路，在中长期进行基础性、制度性的改革。这样的策略是比较恰当的，目前来看因城施策带来的冲击并不像以往那么严重，因为我们对一线城市加大土地供给，三线城市加大去库存的力度，鼓励农民进城，对安置房、保障性住房进行货币化安置，这些措施能够缓解目前房地产调整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压力。

　　所以今年虽然调整的力度挺大，但是房地产收缩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并不是那么大，所以下半年我们不必过于担忧房地产调整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再加上半年基础不错，经济增长方面还有调整的余地，所以，下半年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依然是可以预期的，也不用因为担心增长目标而放弃一些中长期的发展战略，房地产调整必须保持既有的方针和力度。

　　时代周报：“灰犀牛”是近来金融圈讨论的一个热词，7月27日中财办列举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五大类问题为灰犀牛，并提出要摸清情况，区分轻重缓急。你怎么看中央提出“灰犀牛”这个词的意义？具体如何区分轻重缓急呢？

　　刘元春：目前来看，金融秩序混乱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已经非常高了，这是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及今年上半年金融整顿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我们已经到了不整顿就难以为继的关口。

　　哪些“灰犀牛”是最为重要的呢？首先是在一些时点上有可能通过局部风险演化成系统性风险的问题，这肯定是最头疼的。目前整个债券市场的违约，地方债务的可持续性，还有国企的高杠杆问题，都是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几个问题。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监管的方向，规范市场秩序，要从根本上调整金融主体的利益方向，行为模式，改变过去各级金融主体都在套利、都在投机的乱象。在这个中期改革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在去杠杆过程中保证流动性的相对稳定，以及它的连续性。

　　同时，政府行为的界定，监管主体行为的调整也很重要，不能简单地把市场秩序的乱象归结为被监管主体。很多市场秩序的混乱，不是市场自身的混乱，而是有些监管主体本身进行套利，官商勾结导致的。因此地方政府、国有企业财务的硬约束非常重要，使银企关系、银政关系真正按照市场原则来运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在路上

　　时代周报：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仍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下半年的宏观调控都有哪些重点？

　　刘元春：首先是过去的调控过度行政化，在去产能方面过度注重去产量，在一些机制体制的调整上还没有全面展开，市场难以形成均衡的良性循环。

　　第二是我们在去杠杆方面收效还不是特别明显，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高杠杆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是去库存方面没有完全破解房地产目前所面临的问题，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另外，一些基础性的改革并没有完全破题。

　　这决定了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依然在路上。下半年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要把握住：首先是7月中旬金融工作会议所讲的，金融必须按照四项原则和三大任务，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金融“脱实向虚”的乱象，要服务实体经济，这需要大量的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和金融秩序的整顿；其次是房地产价格和交易量都有所变化，因此短期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但实际上存在反弹的可能性，有可能因为基础性制度改革不到位，又回到从前。所以在基础性改革、建立长效机制上面必须要有一贯的精神；再次，去杠杆，特别是国有企业过高的杠杆问题，要放到重要环节。还有要在培育新动能方面持之以恒。

　　所以下半年大致的工作框架要按既定的方针办，但是一些工作的重点、落实度，要比以前更为明确，更为集中。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十九大之后中国新一轮的政府投资周期会逐步启动。这个投资周期意味着什么？投资会投到哪里？

　　刘元春：十九大之后我们会步入一个新的周期，主要体现在一些基础性改革会全面展开，释放出很多投资空间，特别是重点投入的一些战略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未来空间更大。政府通过混改、PPP项目以及投资领域的全面放开，未来会为民间资本释放更多的空间。

　　政府引领新动能、培养新动能，加速产业升级换代的力度会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十九大之后，新的政治经济周期的开启会使地方政府进入新的循环。而且通过这些年改革的探索，地方政府已经在下一轮中高速发展和中高端产业时期找到了作为的方式，我们会看到产业基金、一些新型园区会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高新技术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已经投入了七八年了，十九大后将会进入密集和加速增长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