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我在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的毕业典礼，使我思考如何改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讨论，即师资与学生。
建立一所一流的经济学系需要有一流的经济学教师。在该学系念经济学的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需要有一流的老师指导，否则不能得到一流的经济学训练。中国如何能得到一流的经济学教师呢？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国现有经济学教师的水平，另一方面或许可以从国外尤其是美国，引进一流的经济学教师。
要提高中国现有经济学教师的水平，大学领导需提供机会给年轻的教师去美国良好的大学学习，还需要多请些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家来学校与该校的教师交流。引进国外的学者加入教师队伍不但能帮助中国教师提高学术水平，也能让中国大学的学生有机会听到一流学者讲学。要吸引大师来华，要给他们适当的条件。例如让大师介绍其他一两位大师同来。当一流的国外经济学者因工作或旅游到中国访问，可以邀请他们多逗留一段时间来讲学。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中国还有不少旅游胜地，很多国外的一流经济学者会愿意来中国访问和考察。我们应当利用他们来中国访问时作短期的讲学和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他们回国以后，也会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他们的同事和学生。
关于学生的培训，一些中国大学的学生学习时只靠记忆，把老师的讲义记住便能得到高分。中国大学的教师应当多训练学生的思维，不但在讲课时训练，还在给与学生作业和出考试题目时出的题目都应当考虑题目能否训练学生的思维，出的题目绝对不能单靠记忆便能回答。中国大学的学生做作业的时间不够，他们多靠把教授讲义的内容记住便能拿到高分。这种训练是不行的，学生做作业的时间而言，每一门课每星期应当不少于10小时，教师在作业与考试出的题目应当要求学生非用思维不能回答。
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要念参考书，参考书的内容也在考试的范围内。看书时不能单靠记忆，还需要思考，考试的题目应当要求学生非用思维不能回答。我记得在美国大学念三年级时，我念一门经济学的课，学期中的考试只得到B- 的分数。我想我已经非常用功，每周花了不少时间读参考书。为什么分数是那么低呢，原因是我没有学会学习经济学的思维。后来我才慢慢学会了，大学毕业后进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在这里受到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训练，好不容易学会了学习与研究经济学的思维。
关于经济学的思维，有一点与读者分享。在1966年我已发表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包括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被称为邹氏检验的文章，但是我并不知道如何应用经济学来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1966年我被邀请去台湾，为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讲课。1967年我被任为蒋介石的经济顾问，我当时是5位顾问中最年轻的。从1967年到1970年的每个暑期，我们都从美国回到台湾做总统顾问的工作，当了总统的顾问我和其他四位顾问与台湾的几位部长，包括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主计处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用一周五天的上午讨论台湾的经济问题。了解问题后每位院士用约两个月的时间，个别做研究和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再和五位部长讨论。
就这样，我才学会如何应用经济学来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需要请经济学家当顾问来解决一些国家的重要经济问题，不必邀请最有名、对经济学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而应请最有经验，能解决实在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
一个国家要推进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增加一流经济学家的数量。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讨论。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师和同学已经具备上面说的条件，无需大学的领导来推进。一般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还没有达到高水平，还需要大学的领导来推行。推进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需要经费和时间。中国教育部的经费充裕，足够用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
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高，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得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数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其它科学家住在英国和欧洲。大战后美国生活条件比欧洲好，很多欧洲著名的科学家迁居到美国，包括爱因斯坦，美国最好的大学因此便变为世界最好的大学。
今年7月，厦门大学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两星期的经济学培训班，请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来讲课。我想中国其它大学也可以同样的举办。
七月一日，我在广州参加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的毕业典礼，使我思考如何改进中国的经济学教育。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讨论，即师资与学生。
建立一所一流的经济学系需要有一流的经济学教师。在该学系念经济学的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写博士论文的时候需要有一流的老师指导，否则不能得到一流的经济学训练。中国如何能得到一流的经济学教师呢？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国现有经济学教师的水平，另一方面或许可以从国外尤其是美国，引进一流的经济学教师。
要提高中国现有经济学教师的水平，大学领导需提供机会给年轻的教师去美国良好的大学学习，还需要多请些国外一流的经济学家来学校与该校的教师交流。引进国外的学者加入教师队伍不但能帮助中国教师提高学术水平，也能让中国大学的学生有机会听到一流学者讲学。要吸引大师来华，要给他们适当的条件。例如让大师介绍其他一两位大师同来。当一流的国外经济学者因工作或旅游到中国访问，可以邀请他们多逗留一段时间来讲学。
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成功，中国还有不少旅游胜地，很多国外的一流经济学者会愿意来中国访问和考察。我们应当利用他们来中国访问时作短期的讲学和与中国学者合作研究。他们回国以后，也会把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他们的同事和学生。
关于学生的培训，一些中国大学的学生学习时只靠记忆，把老师的讲义记住便能得到高分。中国大学的教师应当多训练学生的思维，不但在讲课时训练，还在给与学生作业和出考试题目时出的题目都应当考虑题目能否训练学生的思维，出的题目绝对不能单靠记忆便能回答。中国大学的学生做作业的时间不够，他们多靠把教授讲义的内容记住便能拿到高分。这种训练是不行的，学生做作业的时间而言，每一门课每星期应当不少于10小时，教师在作业与考试出的题目应当要求学生非用思维不能回答。
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学生要念参考书，参考书的内容也在考试的范围内。看书时不能单靠记忆，还需要思考，考试的题目应当要求学生非用思维不能回答。我记得在美国大学念三年级时，我念一门经济学的课，学期中的考试只得到B- 的分数。我想我已经非常用功，每周花了不少时间读参考书。为什么分数是那么低呢，原因是我没有学会学习经济学的思维。后来我才慢慢学会了，大学毕业后进芝加哥大学念博士学位，在这里受到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训练，好不容易学会了学习与研究经济学的思维。
关于经济学的思维，有一点与读者分享。在1966年我已发表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包括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被称为邹氏检验的文章，但是我并不知道如何应用经济学来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1966年我被邀请去台湾，为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讲课。1967年我被任为蒋介石的经济顾问，我当时是5位顾问中最年轻的。从1967年到1970年的每个暑期，我们都从美国回到台湾做总统顾问的工作，当了总统的顾问我和其他四位顾问与台湾的几位部长，包括经济部长、财政部长、交通部长、主计处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用一周五天的上午讨论台湾的经济问题。了解问题后每位院士用约两个月的时间，个别做研究和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再和五位部长讨论。
就这样，我才学会如何应用经济学来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需要请经济学家当顾问来解决一些国家的重要经济问题，不必邀请最有名、对经济学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而应请最有经验，能解决实在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
一个国家要推进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增加一流经济学家的数量。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讨论。美国一流大学的教师和同学已经具备上面说的条件，无需大学的领导来推进。一般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和研究还没有达到高水平，还需要大学的领导来推行。推进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需要经费和时间。中国教育部的经费充裕，足够用来推进中国的经济学的教育和研究。
美国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高，是经过多年的努力得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数的著名经济学家和其它科学家住在英国和欧洲。大战后美国生活条件比欧洲好，很多欧洲著名的科学家迁居到美国，包括爱因斯坦，美国最好的大学因此便变为世界最好的大学。
今年7月，厦门大学的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和邹至庄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两星期的经济学培训班，请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大师来讲课。我想中国其它大学也可以同样的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