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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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02
成为老师以后的我，总在叩问自己——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
因为学生们大抵会这样问。即使那些不问的学生，内心里其实也是有疑的。
于是我每每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大体梳理为如下阶段。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创作的时期，那是自己是知青的年代。既然自己喜欢并且具有些能力，为什么不呢？我的命运也确实由此发生改变，每年参加一至两次兵团创作学习班，还遇到好人上了大学——这是我应该感恩于文学的。从复旦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后，特别是在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以后，我的创作进入了证明自己创作才华的时期。这一时期最长，往往以责任感、使命感为动力。与此同时，自我证明的意识也还是存在的。
60多岁时，我做北京语言大学老师已快10年，在不断自我叩问下，终于猛醒——作家之创作，始于改变自己的命运绝不可耻，持续地自我证明当然也是一种动力；但万不可终于自我证明。六十几岁的人了，还要证明自己的什么给别人看吗？都是教授了，还想把自己的命运改变成怎样的呢？
进而要求自己——既然感恩于文学，那么是不是该回报文学了呢？由该不该回报文学，进而想到该不该回报时代（如果时代不是翻开了改革开放之新的一页，我的命运将又是一回事了）；想到该不该回报各个时代的好人，我有幸在各个时代都遇到他们，使我感受到人世间不同温度；该不该回报我来自的阶层呢？表面看它给予我的不多，但往深处一想，不对了，我从它的肌理中吸取过大量的创作营养啊，而它总是默默地任我吸取，从没有索取什么。回报它，实际上也即是回报生活。
我的学生们都会记得，关于文学，我对他们最经常说的是：
“写更多的他者，给更多更多的人看。尤其要关注那些容易被社会忽视的人，此时的作家应代替更多更多的人的眼，如同社会本身的眼——此即文学情怀之一种，很重要的一种。”
“有能力，则通过人物写时代。须知时代本身也是看不见的‘人物’。若能将时代与时代演进的过程较可信地呈现了，则史性一定程度在焉。”
“即不但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怎样。倘无后者，现实主义只不过是只有一面并且只照一个方向的镜子。后者以一些可敬可爱之人的真实存在为依据，写他们是文学的本分；写到了他们的文学，对读者的营养也便多了几许。”
我创作《人世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恩式的写作、回报式的写作。所秉持的理念，与我对学生们说的话相一致，并且，也是“自我教育”的过程，使我能更客观更全面地看中国，使我更愿在心性上向自己笔下可敬可爱的人物靠拢。
（源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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