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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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7-02
就算不知道汪曾祺的人，肯定也听说过一句话：“人走茶凉。”这话就是汪曾祺说的。
在近代文学史上，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不仅因为文章写得极好，还因为先生身上有着文人雅士们失落已久的、诗意的生活趣味。
贾平凹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梁文道说他“像一碗白粥，熬得更好。”沈从文说他“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
1
江苏北部有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这是一个水乡，在长日流水的运河旁。
1920年3月5日，恰逢元宵节，汪曾祺出生于此。
生于斯长于斯，此后一生，汪曾祺生命中始终活泼地流淌着清澈、通透、有趣与涵养。
汪家算不得望族，但也是个殷实的书香世家，祖父是儒商，到他出生时，家里已经有两三千亩田，还开着两家药店，一家布店。
汪曾祺少孤，3岁没了娘，但一家人都疼他。
在孙辈里，祖父比较偏爱汪曾祺，亲自教他习字，教他读《论语》，每临寒暑，还请儒生为他讲解古文。
汪曾祺从小显露出的才气，让祖父得意不已：“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个秀才！”
那年，汪曾祺才13岁。
他的父亲汪菊生，更是个极有趣的人：善绘画、刻图章、弹琵琶、拉胡琴，做菜、打拳、单杠体操、祖传治病，亦是精通。
初中时汪曾祺爱唱戏，唱青衣，他的嗓子高亮甜润。在家里，父亲拉胡琴，他唱。
十七岁初恋，在家写情书，父亲在一旁瞎出主意。
十几岁时和父亲对座饮酒，一起抽烟。
人生何其有幸，多年父子成兄弟。
父亲的才学和秉性，自汪曾祺少年时，就挂起了一盏温润的灯。
2
1932年，12岁的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初级中学读书。
高北溟教国文那几年，汪曾祺的作文几乎每次都是“甲上”，在所授古文中，汪曾祺受影响最深的是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
1935年秋，汪曾祺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
这是一座创立很早的学校，当时这所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科。喜爱文学的汪曾祺便自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写宋词。
读到高中二年级，敌寇占领江南，江北危急。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并辗转借读，但学校的教学秩序都因战争打乱，汪曾祺勉强读完中学。
战事日紧，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半个世纪后，他在小说《受戒》里描写过这个小庵。
在这座小庵里，汪曾祺除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还带了两本书：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上海一家野鸡书店盗印的《沈从文小说选》。
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他的终身。
1939年，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大学。
一到昆明，便住进了医院，高烧超过40度。经过治疗，汪曾祺刚刚能喝一碗蛋花汤，便晃晃悠悠进了考场。
交完卷，一点把握都没有。
但汪曾祺还是考中了第一志愿：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
汪曾祺之所以不远千里奔赴昆明，就是冲着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的西南联大，它的中文系有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著名学者。
3
可直到大学二年级时，汪曾祺才正式拜见了他景仰已久的沈从文先生。
汪曾祺把沈先生开的课全都选了，包括选修课。
汪曾祺写过一篇小说，他尽量把人物对话写得有诗意，有哲理，沈从文看了后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常常教诲学生：“要贴到人物来写。”
这句话对汪曾祺影响很大。
沈从文最喜欢汪曾祺，他曾经给这位学生的课堂习作全班最高分——120分！（满分100分）
汪曾祺早年写的作品，都是沈从文代他寄出去投稿发表的。沈从文还处处对别人说，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自己还要好。
沈从文有课时才进城住两三天，汪曾祺都会去看他。还书、借书，听他和客人谈天。
沈从文上街，汪曾祺陪他同去，逛寄卖行、旧货摊，买耿马漆盒，买火腿月饼。
饿了，就到沈从文宿舍对面的小铺吃一碗加一个鸡蛋的米线。
有一次，汪曾祺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从文以为是一个生病的难民，定睛一看，原来是汪曾祺，赶紧和几个同学把他架到宿舍里，灌了好些酽茶。
有一次汪曾祺又去看沈老师，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老师一言不发，出去给汪学生买了好几个大橘子。
沈从文教创作主要是让学生“自由写”，汪曾祺写了他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这篇习作在沈先生指导下几经修改，便成了后来的《异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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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文联工作的时候，时任北京文联主席的老舍先生，发现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曾预言：
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其中之一便是汪曾祺。
1954年，汪曾祺被调至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写《民间文学》。
编杂志时，他刊发过很多好稿，把陈登科的《活人塘》从废稿堆里“救活”了。同事们都觉得他鉴赏水平一流，却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作家。
从1950年到1958年，汪曾祺一直当文艺刊物编辑，也辍笔不写了。
后来去乡下，他因为画画得好，被安排去画画。他每天一早起来，就到地里掐一把马铃薯花，几枝叶子，回到屋里，插在玻璃杯里对着描画。还赋诗云：“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
马铃薯花落后，就画成熟的薯块。生活单调而漫长，他却自个儿找乐子：
画完了，就丢在牛粪火里烤熟吃掉，还一度自嘲：“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这么多品种马铃薯的，全国盖无第二人！”
无论生活如何，他骨子里的情趣与雅度一直都在，面对生活，他永远怀着天真的热爱。
1979年第11期的杂志上，登了篇汪曾祺的《骑兵列传》，这时他已59岁，才开始以写作闻名于世。
从那以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写出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作品。
汪曾祺长时间没有书房，不得不在小女儿的屋子里写作。
女儿汪朝下了班在睡觉，汪曾祺急着要写文章，又不敢进屋，憋得满脸通红到处乱转。
儿女们和他开玩笑：“老头儿，又憋什么蛋了？”
一开始，汪曾祺还辩解说是写文章，不是下蛋，后来也常笑着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这回下个大蛋！”
5
汪曾祺嗜吃的名气，正是因为他写了课本上那篇《端午的鸭蛋》。
在西南联大时，汪曾祺早已吃遍了当地的小吃：正义路的汽锅鸡、东月楼的乌鱼锅贴、马家牛肉店的撩青、吉庆祥的火腿月饼……
逛集市，他赖在摊边吃白斩鸡，起个名目，叫“坐失良机”（坐食凉鸡）；下馆子，他和老板唠嗑，听各乡趣闻，偷学后厨做菜；要是没课，他就溜到某不知名的小酒馆，要上一碟猪头肉，咂一口绿釉酒，赏馆外碧叶藕花，听檐上昆明的雨。
在江阴读书时，他听说过河豚的美名，总想一尝，奈何未能如愿。多年后写诗：“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
汪曾祺老了之后更是个可爱的“老顽童”，贪吃、贪喝、贪看、贪玩儿，贪恋人世间的酸甜苦咸。
有一年，汪曾祺患了急症——胆囊炎发作。
确诊后，女儿问大夫：“今后烟酒可有限制？”
大夫摇头：“这个病与烟酒无关。”话音刚落，老爷子就嘻嘻哈哈，捂嘴窃笑起来。
谈起父亲，女儿笑着说，“他在我们家是非常没有地位，我们这些子女都欺负他，妈妈也完全不拿他当回事，但他乐在其中。”
平日里，他酒一喝多，就给自己争地位：“喂喂，你们对我客气点，我将来是要进文学史的。”
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离世。
作别前，他想喝口茶水，便和医生“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
医生点头应允，他便唤来小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龙井尚未端来，斯人却已远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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