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听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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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7-02
据说，高尔基曾在他和他的孩子的合影上题写了这样一句话——“高尔基和他的作品”。孩子是父母的作品，作品是作家的孩子。而这样的“创作生理学”仿佛成了一条艺术规律，在作家中广泛存在。
可古今中外，偏偏总有文人墨客、天才作家要将自己呕心沥血的创作投入熊熊大火，化作文化的历史殿堂中的一缕青烟——林黛玉焚稿断痴情，思特里克兰德与巨型壁画同归于“烬”（《月亮与六便士》，主人公人物原型为著名画家高更）；张爱玲留遗言“《小团圆》要销毁”，卡夫卡临终要求自己的朋友马克思·布罗德将自己没有出版的书稿全部付之一炬。这又是怎么回事？
被背叛的遗嘱
幸运的是， 布罗德选择了“背叛”遗嘱：卡夫卡将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写作，而甚是敬佩、崇拜卡夫卡的布罗德怎么能忍心销毁卡夫卡的文稿？更何况，布罗德曾当面表示：“如果你真的要求我做这样的事，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绝不会满足你的要求。”80年后，继承了张爱玲遗产管理权的宋以朗（张爱玲好友宋淇夫妇之子）同样选择了“背叛”。在调查了张与其父母互通的650封信后，宋以朗决定出版《小团圆》：在那封和遗嘱一起寄来的信中，张爱玲这样说，“《小团圆》要销毁，这些我未细想，改天再算。”
好险，好险，只差一点，我们就看不到《小团圆》了。
在作家自毁书稿的故事里，类似张爱玲和卡夫卡这样“被背叛的遗嘱”最令读者愉悦，读完那些“幸存”下来的作品，抚着胸脯道：“幸好没烧，幸好没烧。”
作家们本人是否同样庆幸，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显然，没有一个作家历经千辛万苦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为了销毁。博尔赫斯在《变形记》中的序言中写道：
维吉尔在临终前曾嘱托友人销毁其未完成的《埃涅阿斯纪》，该书不无神秘地以Fugit indignata sub umbras （他忿忿地前往冥府）中断，朋友们像后来马克思·布罗德那样，没有从命。凡此两例，其实说明人民是尊重死者内心秘密的本意的。如果死者真的要销毁自己的作品，他本人就可办到；可他却委托别人去做，目的是摆脱责任，而不是要人照办他的吩咐。另外，卡夫卡还本想写一部表现幸福祥和的作品，而不是他的率真坦诚启示他写出那类格调统一的梦魇。
然而，在为人熟知的自毁书稿的企图外，一定还有很多自毁书稿成功而终不为我们所知的例子，也一定还有很多作家将作品扼杀在萌芽中——就像陈寅恪，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
没有撒旦可以帮忙复活
那些文稿
在小说《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大师将小说焚毁，后来手稿被撒旦复活。而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布尔加科夫也曾将这本小说焚毁，只不过作者自己又重新写出来，没有撒旦的帮忙。可在历史长河中消失的以上诗篇无法再次复活，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忙。
因张松一句“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曹操认为其所著兵书《孟德新书》没有新意，下令烧毁。
对比陈寿所著《三国志》后，自视甚高的夏侯湛烧掉了自己所著的《魏书》书稿。
《酉阳杂俎》中记载，斗酒诗百篇的李白以《文选》为蓝本先后拟作反复了3次，烧了3次，只留下《拟恨赋》和《拟别赋》。
杜牧一生所写诗文足有千篇，而在离世前，他挑挑拣拣只留下两百多篇传世，其余全部化作了灰烬，幸而他的外甥裴延翰平时收藏了两百余篇，才使他的传世之作达到四百五十篇。
《唐才子传》中记载，唐代诗人李贺临死前将自认为质量不高的诗文统统烧毁,使得后来想为他结集的人“每恨其傲忽,其文已焚之矣”，诗歌仅存“十之四五”。
而老舍毁掉的文稿没有人可以统计出来：其在给编辑部寄稿时，常常注上“如不适用，请代扔掉”的字样。
托尔斯泰将自己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抒情诗集》从书店全部抢购回来并付之一炬，只为他从这部书中看到了流行于当时社会上的颓废派的影子，看到了自己舞文弄墨的自负情绪。
果戈里放弃艰苦努力十年完成的《死魂灵》的第二部，书稿被炉火吞噬后，他也因禁食而死——晚年的果戈里内心充满了对农奴制认识上的矛盾，由揭露转向维护，但头脑依然清醒的他说：“烧掉我多年来在那样疾病和紧张中产生的著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明代学者李贽深知自己的思想学说不合时宜，干脆将自己的文集取名为《焚书》和《续焚书》。
没有撒旦可以帮忙复活那些被毁掉的书稿，可那些为了文学性与社会责任燃烧的文稿，“文字自杀”的行为却点亮了语言的家园，照耀了作家的伟大人格。
在文学家园中，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毕生心血成就一本《石头记》；也有许渊冲98岁高龄依旧笔耕不辍、大作迭出；还有很多作家为了作品质量和社会责任毅然毁掉自己辛苦多年的心血。
马克思曾对法拉格说过：“我宁愿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将半生不熟的遗留于身后。”现代作家再有“自毁书稿”的新闻，恐怕会有“炒作”的嫌疑，但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值得所有作家奉为金科玉律。
责编：王晓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