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
作者:赵福武      阅读量:137      时间:2018-11-29
嘈杂、拥挤、闷热,简陋的候车室里,父亲汗流浃背。焦急等待中,他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为我买到一张从汉口开往花园的火车票,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张火车票。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准确地说是1986年8月下旬的某一天。
那年,16岁的我考上了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校址在湖北孝感花园镇。那时,交通不发达。我从家乡到花园铁路学校上学,要坐半天的轮船到汉口,再由经汉口搭乘火车到花园镇。
离家当日,一大早,父亲陪我登上轮船,在滚滚长江上颠簸半天后,抵达汉口王家巷码头。时值正午,烈日高挂头顶。父亲扛着一个红色条纹的塑料大包,我提着一个军绿色帆布包紧跟,一路风风火火。彼时,沿江大街车少人稀。我看到父亲的后背湿透,烈日映射下,他佝偻的身影,像皮影戏人在马路上晃荡。
火车站在汉口大智路,买票的人排成了一条弯曲的大长龙。父亲卸下肩上的大包,吩咐我呆在候车室,自己径直排进购票的队伍。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终于买到火车票。那是一张印有红线条的“硬板纸”火车票。当我手持沾满父亲汗水的火车票,第一次乘上绿皮火车,开启人生之旅,我的心中,有欢喜,也有牵念。
汽笛长鸣,我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站台上,父亲佝偻的身躯,像一个瘦瘦的“逗号”,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
1989年,我从武汉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沿线一个叫金家墩的工区,成为了一名养路工。当时干养路工十分辛苦,但对于我和家人来说还是很“荣光”的事,毕竟端上了“铁饭碗”。
入路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回乡探亲。一进家门,母亲看见我身穿铁路制服,头戴大圆帽,乐得合不拢嘴。大年三十,一家人团团圆圆吃了年饭;初一,父亲便带着我挨家挨户给乡亲们拜年。
拜年,是故乡永远的礼仪。迎着新年的喜庆,踏着“咯吱、咯吱”的瑞雪,父亲打着背手走在我的前面,那派头极像一名村干部。“过年好,恭喜发财!”乡亲父老见面互道吉庆。
“赵大哥,听说侄儿在铁路上工作,肯定能够帮忙买火车票吧?!”村里的李会计亲热地与父亲搭讪。因他每年都要乘火车外出采购物资。
“没问题,没问题的!”父亲满脸骄傲地望着我。
春节过后,我返回工区,又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养路工作。
阳春三月的一日,我接到李会计的电话,他求我务必想办法,帮忙买一张武昌开往广州的火车票,还说最好是卧铺票。
乡亲有求,我必帮助。刚入路的我第一次帮人买火车票,有点懵懂,以为到火车站排排队,就可以买到火车票。殊不知,那个年代火车票十分紧俏,尤其是卧铺票,可谓一票难求。
我请假一天,辛苦排队半天,连一张硬座票都没买到,只好悻悻而回。
电话这头,我的声音充满羞愧。电话那头,李会计的叹息声里,有着丝丝失望。
那一刻,我多么期盼,我养护的铁路,时速快点!再快点!我的父老乡亲不再为买不到火车票而发愁。
岁月悠悠。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全国掀起了一股又一股“下海潮”“经商潮”“打工潮”。被誉为国民经济“大动脉”的中国铁路,随即也实施了长达十年的六次大提速。
我清晰记得,中国铁路第一次大提速始于1997年。那时,我已成长为一名铁路基层单位的宣传干部,我所在单位管辖的京广线,首次开行了快速列车和夕发朝至列车。
铁路大提速,让人们感受到了出行的快捷。然而,买票依旧“难”。
我一直无法释怀,曾经为了一张火车票,我几乎动用了入路以来所有的“人脉”资源。那是2001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正月初三,一位远房亲戚突然造访,说是给我的父母亲拜年。一番家长里短,寒暄客套后,终于言归正传。原来,亲戚的儿子在广州工作,年前回家过春节,正月初七必须返回单位;因一直买不到武昌开往广州的卧铺票,便想到了在铁路工作的我。
“大侄子有出息啊!听说在铁路上当了干部,肯定能够帮上我家这个忙的。”亲戚的恭维话肉感十足,素爱面子的母亲听了十分受用,没等我开口,老人家就表态了:您家放心,这个忙一定得帮!
我的娘耶!当时,我的头就发懵了。我深知,春运期间的车票极为紧张,尤其是正月初七, 火车座位票都难搞,更甭说卧铺票了。然而,母亲已向亲戚打了“包票”,我只有硬着头皮找朋友、托关系。可是,当我把手机里所有可能搞到火车票的人,统统打了个遍,最后的结果均是:对不起,没有票。
为了母亲的“面子”,我万般无奈之下,只好拜托一位“铁哥们”在客票代售点上,多花一百元买到了一张卧铺票。
岁月如梭。
转瞬间,时光的车轮驶入了中国高铁发展的“快车道”。
2008年,中国第一辆高铁京津城际高铁正式开通,运营至今,短短十年时间,高铁在中国已经像过去的绿皮火车一样,成为极其普通的存在。
铁路的“加速跑”,让老百姓深刻感受到,出行越来越方便,坐车越来越舒适。
曾经买票靠排队,坐车全靠挤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铁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浓浓的幸福和自豪感。
我,为中国铁路骄傲!
我,为自己是铁路人而自豪!
 
(作者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宣传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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