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第12期 - 阅读是最好的纪念

10月30日查良镛先生仙逝，家人对外发布讣告：遵遗嘱将在十一月的某一天举行私人葬礼，时间地点皆不告知外人，更不会邀请新闻界参加。大侠就是大侠，活得风生水起名震寰宇，死也要去得与众不同。虽然事后证实12日下午有个极简单的告别礼，也有数张现场照流出；但无主持无致辞无哀乐，更没有谁见到他最后的尊容。11月13日，金庸的遗体在香港宝莲禅寺火化，一缕轻烟飘向蓝天。他的儿子查传倜写了这副佛教意味很浓的挽联，送别父亲。

但这丝毫没影响世界华人的悼念潮。国家主席习近平派中联办主任王志民“专程亲往查良镛先生家中”“深表哀悼并对家属表示慰问”；新华社的消息还说，李克强、韩正等十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哀悼”。这对于一个香港作家来说，可谓备极哀荣。但金庸先生不止是作家他还是著名报人、社会活动家、《基本法》的起草者之一，“爱国爱港，拥护一国两制”。内地少有人知道，文革期间他是香港反“四人帮”最激烈者，所以，他成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接见的“第一个香港人”。终究，他是蜚声海内外、有华人处即有其读者的武侠小说泰斗，而更多民众了解他、熟知他，则是通过他的小说改编的那些影视作品。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内地和港台地区最大、最好的影视IP，如果没有他的武侠小说作为母本，中国的武侠电视剧、电影创作，恐将面临巨大的缺失。中国的影视史或许将改写。

金庸写小说很偶然。1954年，香港武术两派起了争执，先言语再拳脚，斗殴不断，最后相约澳门设擂台比武以决雌雄。此事轰动港澳。《新晚报》总编罗孚觉得这事吸睛，找副刊编辑梁羽生写武侠小说登载，《龙虎斗京华》连载一年很成功。但梁羽生受不了每日两千字的速度与节奏的约束，说什么也不肯写了。罗孚只好请与其同桌的编辑金庸写，金庸勉为其难，《书剑恩仇录》便诞生了。1957年金庸创办了《明报》。《碧血剑》《雪山飞狐》和《射雕英雄传》，十余年间他写下15部洋洋大作，“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再加上《越女剑》，金庸成了华人世界家喻户晓名人。《明报》也成为香港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60年香港地区率先将他的《神雕侠侣》搬上银幕，之后几十年，金庸作品频频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许多作品被不断翻拍，有的甚至隔几年就翻拍一次，但每次都有大量海内外金庸武侠小说和影视剧的拥趸，反复比较品评，常年乐此不疲。金庸去世后的这几天，有人认真做过统计，总数竟达360部之多，令人咂舌。而金庸作品的销量也是他去世前的350倍。研究者认为，金庸在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的学养，使他具备超越小说家的能力、视野和襟怀，作品特别适合于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及其本人善于在影视方面拓展，是金庸武侠小说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当然，金庸的成功也绝非偶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明清两代，海宁查家出了22个进士，仅康熙一朝，就有“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宁波查氏宗祠的门联是康熙帝亲自书写：“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与金庸同时代的查家名人亲戚，随便挑一个出来也让我们寻常百姓亮瞎双眼：蒋百里、穆旦、徐志摩、琼瑶、钱学森与蒋英。出身这样的名门世家，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加上勤奋，不成功都难了。

我国自来有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分，也有经典文化和流行文化之别。金庸武侠小说究竟属于前者还是后者，依然存在争议。这段时间，微博网文里也有对金庸的褒贬之别，毁誉都有，包括他的婚姻和金钱观。对这些，先生生前是坦然面对的。2003年和2006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没有他写的那些大侠那么高的道德，对爱情有过不忠，对早逝的大儿子一生愧疚；也从没对路人有过施舍，尽管他很富有。对此，理性的文化工作者也须客观对待。但他所推动的流行文化的影响力、感染力和渗透力是毋庸置疑的。风起云涌的时代，演客如烟，看客如云。金庸武侠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作品，比纯文学创作更便于观众、读者了解历史文化知识。陶冶读者、成风化人，金庸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剧做到了。

巨匠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对金庸最好的纪念，莫过于阅读他的作品了。他常说，此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去世后的一二百年里，还有人读我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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