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弁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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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3-26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饶宗颐在为人修学中也有自己的“三境界”。
“漫芳菲独赏，觅欢何极”为第一重境界。意为在孤独里思考和感悟，上下求索。
“看夕阳西斜，林隙照人更绿”为第二重境界。“日愈西下，则其影愈大”，饶宗颐认为这是一般人不愿进入的一重境界，因为一般人的精神都向外表露，既经不起孤独寂寞，又不肯让光彩受掩盖，只是注重外面的风光，而不注重内在修养，他们看不见林隙间的“绿”；其实，越想暴露光彩，就越是没有光彩。
“红蔫尚伫，有浩荡光风相候”为第三重境界。意为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永远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在等候自己，只有这样才没有烦恼，自主人生，自成境界。
五四以降，在传统文化面前，国人总体上表现出游移和彷徨。有人弃之如敝屣，有人想从传统中挖掘现代政治的血脉，有人甚至期待传统文化能医治西方现代文明之疾。对于中国这个拥有漫长历史的国家来说，如何与传统相处，也关系到如何走向未来。而这一切，都取决于对传统的真实挖掘与还原。饶宗颐皓首穷经，即是为此。“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这是饶老尤为喜欢的句子。他说，不磨就是不朽。古人所追求的不朽，就是立德，立功，立名。中流犹言在水中央、大潮之中，自在则是指独立的精神。先立德、立品，再做学问、做艺术。立足学术主流，追求博大而深远的大智慧。
饶宗颐是亚洲东方学术的骄傲。百岁前夕，一众学者、记者向饶老求教。
问：从鸦片战争到现在，西学在各个领域都是显学。无法回避的是，从哲学、历史、美学、伦理学，到政治、经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都全方位地接受了西学。国学对21世纪的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
饶宗颐：我认为21 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作为现代东方的学人，应该意识到这个世纪不单只是一个东方文艺复兴的年代，更应该是东方的学术与艺术思想，会对西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尤其是在中国，不少新的资料及文物出土，使得我们更知道东方文化悠久的传统，及它的世界性及普及性。
问：您曾辗转海内外多地任教，其中有无您印象尤为深刻、时常念及的时期？
饶宗颐：我在海外各地任教及研究，感受最深的是在法国，他们对我国敦煌文物的保存及珍重，可以说是非常有系统及精密。在日本，对于古代及近代文物的珍视，更是值得我们效法。在日本，就算是古代传下来的一张纸，他们都有系统地记录及保存起来。这是对事物一个“敬”的观念。日本人在做事上“敬”的观念，是来自我们中国。但是，他们发展得更为尽致。
问：2011年12月13日，您被推举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您2012年夏天踏访位于杭州的西泠印社社址时，曾题字“播芳六合”。您觉得，这个“播芳六合”应当如何实现？
饶宗颐：我觉得西泠印社在推展中国金石学，尤其在篆刻、书法几方面，已经是做了很多。我在西泠题上“播芳六合”几个字，是希望中国的金石学，更能进一步地推向世界，使得西方能够知晓及更了解中国这一门独特的学问。
问：您曾数度亲往考察敦煌、楼兰、榆林等地，并著有《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等一批享有盛誉的“敦煌学”著作。“敦煌学”为什么会引发您的研究兴趣？
饶宗颐：我觉得在敦煌出土的经卷之中，不单包含了宗教上的资料，其他像中国中古时代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都蕴藏着大量的资料。其中有待研究的还有很多很多。故此，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不少研究，我更希望有更多现代的学者能够继续在敦煌资料之中，发掘出新的研究方向。
问：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去世时，您曾写过一首挽诗，最后两句“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有人说，其中似乎蕴含着您对于国学后继乏人的忧思。您如何评价中国的国学研究的现状？
饶宗颐：我并没有在中国国学研究上有缺乏后继者这个想法。反之，我觉得现今是国学研究一个兴盛的时代。因为不少新的资料像楚简、青铜器出土，而不少专家都在研究。另外，在传统经籍的整理及修葺上，国家也作出大量的支持。所以，我认为现在对中国国学的研究，正走向一个很正面的路向。
问：您在诸多专业领域，都有开创之功。而当下，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愈少，追随者愈多。甚至出现了学术剽窃等不端行为，您认为，学术风气的净化，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饶宗颐：学术研究，一定要做到“求是，求真，求正”。尤其是“正”，“正”就是要秉持正直、坚持正义、弘扬正气。中国人自古就是最讲正气的，《易经》中是讲求“正”的，佛家也讲求“正”。只有求“正”，才能永远立足于世。
问：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发言中，您曾提到，21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提出这些，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您认为“新经学”应如何建立？
饶宗颐：正如我刚所说，这一切都是基于现今的新资料，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另外，对于经学研究的新方向，亦有不少学者正在努力之中。故此，我肯定21 世纪将会是中国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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