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谭其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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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3-26
许多年轻人见我年近八十，便以为我最早读的书必是“四书”“五经”；其实，我并没上过私塾。我读书是从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第一册“人、手、足、刀、尺”读起的。我在家乡浙江嘉兴读完小学和中学，正赶上大革命浪潮。1926 年我告别家乡来到上海，进党所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了一点马列主义。次年，“四一二”后上大被封。暑假进入暨南大学读中文系。那时我很想当一个作家。一年后，发现自己并不合适做作家，好在当时转系不难，就转到外文系。两个星期后，学校又出布告创办历史系，唤起了我中学时代就萌生的兴趣，于是又转入历史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等书对我的影响都不小。接着又读了王国维的《观堂集林》、顾颉刚的《古史辨》等。从18 岁开始，我已向往成为一个历史学者了。
要做学问，当然离不开书，但我的读书习惯并不好——一是不会背诵；二是不肯做卡片，也很少做笔记。我的看家本事也许只是对自己专业的几部基础书翻得熟一点。
我不做笔记卡片不全是坏事，也带来一些好处，我撰写论文需要引用古籍和前人著作时必查原书，决不轻信摘录，这样可以避免由于摘录太简单，不见上下文而误解资料的原意。
我的专业是中国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因此既需要历史知识，也需要地理知识；地理方面的书当然也是我的必读书。我虽是学历史出身，但自学了地理，也在大学里教过地理课。现在算是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可见地学界承认我是一个地理专家，但我基本上是一个历史学家。
我的藏书到底有多少册不清楚，不连期刊的话可能一万不到。对一个研究历史的八十老人而言，这点点书当然不算多，可是由于上海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就显得太多了。三间半房子，间间都要摆上几个书架，半夜常要进儿女的卧室找书，走廊上阳台上也得各摆几个。为了节省空间，只能按本本大小尽量堆、挤，根本无法分门类上架。所以找一本书要找上大半天、一整天；还不一定找得到，真叫急死人，但急又有什么用。
现在人人都向“钱”看，所以读书无用论普遍流行，不少人不愿意认真读书，不愿意读硕士。我认为多读点书，使读书上瘾，绝不吃亏，只有占便宜。经常看到许多人一退休就无所事事，难于打发日子，怪可怜的；他们要是早年养成了读书的习惯，何至于如此！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