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成书年代大抵在战国初期，总计二十卷，一万一千七百零五字。论，为论纂之义;语，为话语。《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是儒家最为基本的经典著作，为汉语文学树立了典范性，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内最为重要的基础性文献。

在经历秦始皇焚书的一场文化浩劫之后，《论语》的版本，在汉初主要包括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个版本，西汉末年经张禹之手又有了张侯论语。大抵出于孔壁的古文版本已经亡佚，今日我们所见的版本，应是最为接近张侯论语，经东汉郑玄编校后所定下的版本。这经历了汉代儒生簒乱并由政客成本的《论语》，其去本原应已有别，然而我们今天能够企及的，除了无奈，似乎也只有这一文本了。

在历代围绕《论语》注疏解释的作品中，郑玄、何晏、朱熹、刘宝楠，是无法避过的几位人物。单从孔儒学说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孔丘而后，儒学近亡。秦的毁弃是为直接的打击，汉代的伪饰簒乱、变换更立或许是更为恶劣的一笔。就以上四位有影响注译者个人而言，郑玄顺应着有汉以来的思想潮流，将儒学变成了为统治阶层服务的学说;何晏并途儒道两边，将儒学思想揉入道家观念，实际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倒退;朱熹的天理人欲观念更可以说是早已掀翻了孔学的立学基础，大可束之高阁;刘宝楠作为清季思想桎梏下的学人，想必难有真言而出，所做唯文字考究功夫罢了。至于今日，钱穆、李泽厚、南怀瑾、杨伯峻等大家对于《论语》的阐发，或可对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给予一些有价值的裨益。

所以，若要识清孔圣所谓儒学与后世所谓儒术的道之迥异，乃当着力于春秋之际觅寻而得。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孔丘其人，二是孔丘其学术。孔丘，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 年4 月11 日，字仲尼，鲁国陬邑(山东省曲阜市南辛镇)人。孔丘祖上是宋国王室，因变故迁居鲁国。其父叔梁纥，其母名叫颜徵在。孔丘出生时，叔梁纥已70岁，颜徵在18岁。至于孔丘为野合之子的说法，则属对春秋时期社

会风气知之甚少的现代解读。其时，贞操观念虽已形成，但尚不严密，春季男女的交合之礼，乃是先民繁衍的正常活动，并非牵涉道德舆论之事资。孔丘出生后不久其父叔梁纥去世，孔家便渐趋衰落。孔丘17 岁时，颜徵在也因操劳过度而亡。因而，孔丘曾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青年时期的孔丘，管理过粮仓和牲畜，或许还从事过一些其他比较繁杂的劳务。应该说，这些经历，使孔子形成了注重实践和操作的务实精神。

至于孔丘其学术，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根据熊十力先生的阐发，这两个方面一是古圣贤王的政治教化，此为实用方面;一是伏羲八卦的朴素辩证法，此为哲理方面。而根据《论语·述而》中“ 信而好古”、“五十以学易”等来看，孔子早年应是专精实用方面的。孔子的思想，大致是先通过“明于庶务”，进而“察于人伦”，并最终落脚于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构架和规划。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二字，“义”、“乐”则作为合理有益的补充，不可偏废。至于平常所言的纲常观念，是孔丘思想绝无的因素，而纯粹为曾参、孟轲等后学所错误发展出的。这是一大新的可资探讨的问题，此处姑不赘言。以孔子思想为源头，后世学人或以其中一端为引申，或变换其中一端为侧重。

单从《论语》而言，其思想体系，固不若《诗》、《书》、《礼》、《易》、《乐》、《春秋》一般严密周整，不过，也正是在这种零散的生活片段和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孔夫子思想的大略和概观，而可做到避免失之一隅，以偏概全。

《论语》文本之中，全文谈“礼”之处达74次之多。简单地讲，“礼”的观念，就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概念，是外在指向道德习俗，用来指导和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改造人本初的原生态存在。这里非但没有任何封建礼法成分，而反倒恰恰相反。《论语·八脩》有“君使臣以礼”这样的表述，可以说，这正是孔子内心人性鲜活表现的一种文明表达。

在礼的框架内定义行为，人于是在社会行为中成为一个礼仪性的存在。这种“礼”的观念，实际上是孔子对于春秋时代无序混乱的公共环境的一种反应，是“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社会理想的凝练描述，是孔子哲学世界的基础元素。

乐，则是孔子对礼的补充性表达，《论语》文本中谈及22 次。《乐记》中“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贴切而恰当地表述了“礼”、“乐”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此，个人在社会中形成有组织的人格，从而使与他人的动态关系得以顺利运作。“ 礼”、“ 乐”而后，下及“仁”、“义”。

“礼”是基础，“仁”则是基础之上架构的孔丘思想核心。孔子将外在社会秩序的理念提升至精神维度，内化为个人修为的理论，从而衍生出“仁义”观念。

“仁”在《论语》文本中谈及竟达109次，核心程度可见一斑。简而言之，“仁”即是在“礼”中塑造自我。这一论断，真正彰显了孔丘在人生经历中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这是孔子观念中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对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的权衡，是实现自我到实现社会最终创造社会的经典过程的极致诠释。正如我们所熟知的，“仁”即是爱，“天地万物同体之爱，仁也”。“仁”外有“义”。若只有“仁”，便与墨家所言之“兼爱”无异。

孔子有“义”理，在《论语》中24 次出现，“义者宜也”，“合理的爱”是其内涵。如此，则可变“以德报怨”为“以直报怨”;对于不宜爱者，可讨、可退、可贬。这再一次地印证：本真的孔丘儒家思想，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是全无瓜葛的。

总体而言，在《论语》中，我们能够窥见孔丘思想的一些基本思路，为进一步认识孔子和中国传统抓住一把钥匙，厘清一些头绪。《论语》一书之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其缘故大体于是。“乐本和，仁也;礼主序，义也”，孔子在自我的哲学思考中，熔铸出君子的卓卓形象。他的哲学，集神圣性、开放性、原创性、普遍性和历史性于一体，盈溢着对社会群体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探索着人性内在的价值和意义。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化革新者，也是一位孤独的思想家。秦汉以后，以《论语》为代表的真正的儒家思想，随着历史权谋的残酷演进，成为了我们民族一份“遗失的美好”。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不禁凄然、怆惶、遗憾、惋惜，同时也为还能捡拾到一些有益的碎片而得到些许伤痕之外的安慰。一切，正如美国汉学家芬格莱特在《孔子：即凡而圣》中所讲的那样：当一些敌对的思想流派的观点浸染了孔子的学说时，《论语》或至少其更为真实的“内核”中的那种哲学洞见，便很快就模糊不清了。

愿我们有一天能够重逢这份遗失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