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丽萍 叶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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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2-07
通过采访外卖小哥，我把他们的故事汇集成了一本书，叫作《中国外卖》。
做“外卖”这个选题之前，外卖小哥对我而言，就是所谓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也点过外卖，他们每次说“您好，您的餐到了”，然后把餐盒往我手里一送，我还没来得及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就转身走了。
年轻，能吃苦，大多来自农村，学历不高。这些都是人们对外卖小哥的大致印象。但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爱情、婚姻、家庭？他们的尊严，他们对职业的认识又是怎样的？我在心里打了很多问号。
我从当时的居住地广州开始采访，杭州是我的第二站。
到杭州后，我特地避开外卖员的工作高峰。下午4点，我拨通楚学宝的电话。楚学宝，31岁，安徽蒙城人，初中文化。他的外号叫“单神”，每个月以订单量最多稳居站点“单王”宝座。
我记得特别清楚，采访楚学宝时，领他去星巴克，我点了两杯咖啡，他看了一眼小票，说：“哇，这么贵。”
接着他讲了书包的故事。读书时，别的孩子都背书包上学，他拎着一个装大米的编织袋，遭到同学的耻笑。
他很平静的讲述，让我特别心疼。说句实在话，虚构永远没有办法和现实生活比。
楚学宝20岁结婚，婚后和妻子去服装厂打工，在流水线上干了太长时间，把腰坐坏了，2019年在杭州改行送外卖。他做的是外卖员中最辛苦的行当，就是送“商超”，有的客户会一次下单二三十种货品。别的小哥干不动，他坚持下来，逐渐掌握了打包技巧和跑单技巧，每天最早到达站点，最晚下班，成了“单神”。
他每天都拼了命地送外卖。他说跑单跑得吃不下饭，每天只能多喝水和功能饮料。
楚学宝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我也想了解一下她的情况。他把妻子的电话号码给我，我做了两次电话采访。
一次是中午，听到她在踏缝纫机。她说，你晚上9点打过来吧。我按时再打过去，那边还是踏缝纫机的声音。她跟我说话，基本上靠吼。我问她怎么这么晚还没回家，她说多做一些是一些，因为他们为了孩子的未来，咬牙在县城买了房，老人又生着病。
除了采访外卖小哥本人，我也尽量接触他们的家人或同事。楚学宝和妻子每天加班加点，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支撑下来的。
我是通过媒体报道的线索找到李邦勇的。他在嘉兴一家涂料厂打工时，右手被绞进机器里，定为五级伤残。妻子离家出走后，他带着21个月大的女儿，开始在嘉兴送外卖，那是2018年9月。
2020年7月1日下午4点半，我赶到李邦勇送餐的商圈。他刚从幼儿园接回女儿。女儿的手臂搭在爸爸的手臂上，纤弱的身子贴着爸爸的背。车子转弯时，女儿就抱紧爸爸的腰，怕掉下来。送完一趟回来，我看到她的小脸现出倦容。再回来时，她打起了瞌睡。
每当爸爸停下来取餐或者掏餐盒，她就跳下来活动一下，因为总在后面坐着受不了。看到爸爸过来，她就先爬上去，动作特别快。
李邦勇不爱说话，女儿更不爱说话，但他们的眼神和动作中有一种默契，超过很多父母和孩子。晚上9点多，他们回家，我就跟了过去。
李邦勇真是一个好父亲，把简陋的出租屋收拾得特别干净。我说：“你带着孩子这么辛苦，能把房子收拾到这种程度，真不容易。”他说得特别朴实：“房间里干净一点，蚊子就少了，免得咬到孩子。”
我发现他做饭用的是电，就问小区是不是没有煤气。他说他让房东把煤气罐扛走了——怕孩子淘气，不知轻重拧开煤气发生意外。
那天晚上我从他家出来，已经11点多。回到宾馆，我收到他发来的信息：“你到了吗？”采访结束后我去了杭州，又收到他的信息：“你平安到达了吧？”要知道，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手有残疾，每天送外卖那么忙，还要照顾女儿，但他仍然会打几个简单的字问候。那种体谅和关心，让我既感动，又难忘。
除了赚钱，客人是否尊重他们，是外卖小哥们最在意的。
在采访河北邯郸的小于时，他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为了7.2元的外卖费，我把所有能放下的都放下了。”
那天晚上，他抢到一单，送餐距离两公里，配送费5.2元，外加2元夜间补贴。他按导航到达后，拨打客户电话，客户说地址写错了，让他送到另一个小区。没等他问清楚，对方就挂断了电话。
他用导航一查，发现那个小区距此五六公里。赶到以后，他打了两遍电话，客户又说不在那里。他又跑了四五公里，终于送到楼下，单元门锁着，客户却拒绝下楼。他等到一位住户开了门，跟着上楼，把麻辣烫递给那个客户时，忍不住说：“您下次能不能把地址写清楚一点儿，为您这单我跑得太远了。”
小于形容那个客户40多岁，看起来是比较有身份的人。她冷着脸说：“你是不是想要钱？”小于憋屈得不得了，强忍着说了一句：“祝您用餐愉快。”转身下楼时，他对自己说：“我一个送外卖的，今天晚上表现得比你好。”
他还说了一句话：“送了两个月外卖，我把31年没说的‘对不起’都补上了。”
我采访过的外卖小哥里，有两位在城市里买了房，杭州的外卖牛人老曹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过武警。有人问他：“送外卖不丢人吗？”他说：“我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有什么丢人的？”那种实现了人生目标的得意和满足，体现得畅快淋漓。
老曹其实不老，三十四五岁，来自河南许昌农村。他送外卖很努力，每天跑到半夜，每月至少赚1.5万元。
2020年，为了把女儿接到杭州读书，他和妻子以每平方米3.5万元的价格，在杭州买了一套40多平方米的二手学区房，交了首付，贷款几十万元。之前，他们在老家县城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
如今，老曹不但脱贫致富，还在他喜爱的城市定居，让女儿接受和杭州本地人一样的教育。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因为自己是女性，我也很关注女外卖员。
深圳的外卖员刘海燕，以前是在黑龙江养猪的农民，碰到猪瘟，欠了几十万元的外债。为了还钱，她和丈夫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刘海燕所在的站点有两三百个外卖员，只有五个女性，她的业绩排在前十，每月能挣八九千甚至上万元，她丈夫也送外卖，业绩却跑不过她。
这些女外卖员和男外卖员一样吃苦耐劳，甚至比男性更坚韧，更善于跟客人打交道。虽然生活很苦，但我很少听到她们抱怨。
有人说，外卖小哥吃的是青春饭，有“钱”途，没前途。可是我通过电话采访宋增光，了解到他做外卖小哥的经历简直是一路“开挂”。
宋增光的老家在东北农村，结婚后到上海送外卖，8个月就当上了站长，3年后成为公司的培训专员，后来接连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上海市劳动模范。
2021年4月27日，宋增光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员。
通过他，我采访到他的父亲、舅舅和表弟，还有妻子的弟弟，他们也在送外卖。宋增光业余时间学习英语，报了市场营销专业的成人自考，读完大专接着读本科，成了上海新市民，小日子越来越好。他还有了自己的“文化消费”——妻子喜欢看话剧，他陪着看了一场后，也爱上了话剧。
提起外卖界“第一劳模”的称号，他告诉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外卖员群体的荣誉，也是社会对‘外卖骑手’新兴职业的认可。”
2022年2月，我完成了《中国外卖》的书稿，接受我采访的各地外卖员有100多位，我写进书里有名有姓的，有40多位。
有人说，我在为中国外卖小哥立传。我认为，这是向每一个为生活拼尽全力的人致敬。人生总会遇到很多难题，外卖小哥身上最打动我的，是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消化各自人生中的苦难，努力地生活。
（源自《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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