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匆匆，太匆匆，转眼一年逝去。每年新春佳节时，候鸟般的春运大军如期启程。哪怕路途再远，哪怕山高水长，也要回家团圆，因为故乡是根，是魂，是血脉的源头。因为疫情，可能一部分人选择在异地过年，只能在他乡思故乡。而我们的作家，他们的故乡在笔下，在纸上，他们用深情的文字回忆故乡，守望故乡，在纸上一次次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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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是贾平凹向故乡致敬的又一力作，正如他所说，“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作家对故乡的回忆，对故乡的守望，文字无疑是最好的方式。无论是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祥林嫂，还是沈从文的湘西凤凰古镇，无论是对故乡的哀叹还是欢欣，都是作家对故乡的深情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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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小说的风味。这部小说以作者贾平凹的故乡棣花街为原型，描写的都是小人物，有的甚至没有具体名字，个个却是鲜活生动的，在清风街上过着凡俗的生活，呈现出一个时代的浮世绘。即便写小人物，作家也倾注了满腔心血，因为这些人物活在他的故乡，活在他的小说中。他写夏天义，“走到院中间了，却喊‘哎，把褂子给我拿来，还有眼镜!’……眼镜是大椭块石头镜，夏天义戴了，褂子没有穿，在脊背上披着”。寥寥几笔，一个老村干部的形象便活脱脱地浮现在纸上。他在塑造雷庆的媳妇梅花这个人物时，用的是语言描写，“梅花说，‘劳累是劳累，他不送谁送？咱夏家家大业大的，谁个红白事不是他接来送往的？！’”几句话，就勾勒出了一个精明市侩的农村媳妇形象。小说中的众多小人物活灵活现，除了作家文学造诣高深外，重要的是对故乡的熟悉，对人情世态的深刻洞悉，并且对故乡充满着深情，才成就了这部献给故乡的文字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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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无疑是故乡的最生动的表情。在《秦腔》里，贾平凹运用了大量方言俚语，这些语言看起来平淡甚至有些粗俗，却洋溢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比如，“嫂子的沟蛋子，小叔子一半么！”“隔壁”“把嘴撇了个豌豆角”“背锅子”“仰脸婆娘低头汉”“咬透铁”等等，这些语言就像老面馍，越嚼越有味。

《秦腔》的方言特色令人联想起作家谢伦的散文集《一些被风吹过的故事》。这篇散文在记叙家乡湖北枣阳滚河岸边的人和事物中，运用了大量枣北方言，一种乡土味道扑面而来。过去，很多老北京的作家，在以北京为背景写作时，都时常可见京腔京味的方言，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襄阳作家唐启意曾写了一组关于故乡南漳风俗人情的散文，里面也运用了大量方言，读起来饶有趣味。我知道唐启意是不大赞成方言写作的，但他却在知觉或不知觉中运用方言写作，其实，这种写作的本能冲动，是根植于作家骨血里的东西，叫：故乡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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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的成功，带火了作家的故乡棣花街，因为这部小说，棣花街改名清风街，成为一处新的旅游打卡点。这既有作家的力量，也有当地政府借势造势的魄力。我觉得一个作家对故乡最好的回报，就是用手中的笔为家乡热情讴歌。我曾专门到过《秦腔》书中故事发生地——丹凤县的清风街——目的就是为了增进对作品的理解。过去一条南北向的清风街如今已得到极大扩展，形成了多条街巷相通的格局，但老街还在，还有一些旧时的模样。走在青石板的街道上，既有古风古韵，又有现代商业气息，颇具穿越感。街上人来人往，很是热闹，这些远道而来的人，大都是冲着作家和作品来的。看到这种热闹的场景，我觉得即便抛开作品本身来说，作家已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秦腔》，作家为故乡塑造了一条现实的大街和文化的大街，将一个并不显眼的古街打造成一个旅游景区，既保留了历史的印记，又有秦风秦韵流淌其中。一本小说中的事物，能从作品中走出来，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这是对小说最好的肯定与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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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说，“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很多作家对故乡往往都是爱恨交织的，原因来自于现代社会深刻变革对作家童年时的美好记忆产生了巨大冲击，形成了巨大反差，就像贾平凹所说，“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在散文名家席星荃《祖先的村庄》一书里，这种现实巨大变革对记忆里的村庄产生的破坏与重构导致作家的紧张与不安，表现得十分明显。作家为了留住过去，在纸上一次次还乡，一次次向故乡深情凝望。

 

 

（作者系本科特约撰稿人）

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