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西方社会世俗化浪潮主要表现为“去宗教化”过程，即从神圣到世俗的回归。具体而言，在文化上表现为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在价值观上表现为价值取向从彼岸到此岸，在政治地位上表现为宗教权力从社会核心走向边缘。近年来，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兴起宗教复兴热、宗教创新热等世俗向神圣的回溯，这种回溯带有强烈的世俗烙印和现代社会特征。宗教与社会二律背反的深刻内涵在于人类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冲突，以及隐藏在这种冲突下的信仰的终极关怀作用。总体而言，人文精神被高扬，宗教信仰的作用被局限于精神和道德领域，这是西方社会世俗化浪潮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西方社会；世俗化浪潮；哲学反思；二律背反
[中图分类号] 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0）05-0013-08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深刻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浪潮，意味着西方国家从中世纪宗教统治下的所谓神圣社会向世俗化社会的转变，换言之，世俗化浪潮主要表现为西方社会的“去宗教化”过程。在起初的世俗化浪潮的发展中对宗教思想的摈弃占据了上风，人道主义（humanism）和新教（Protestantism）从不同侧面给予了传统宗教以巨大打击。不过，随着科技和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教会内部的自我调整，世俗化浪潮日益呈现出复杂的走向，一方面是神圣日益走向世俗，另一方面是世俗在不同程度上回归神圣。两种趋势的同时进行使得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既表现了宗教与社会的二律背反，也体现了二者的妥协与融合。
一、世俗化浪潮的主要特征
“世俗化”的概念源于拉丁文“saeculum”。作为欧洲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一个专用语，其本义指在宗教战争结束后将一部分原属天主教会控制的领地、财产和权力转让给世俗的地方统治者。在现代西方社会，不仅教会财产而且人类生活的全部重要领域，包括知识、经济、政治、法律、国家、文化、教育、医学、社会福利等等，都已经脱离了宗教的影响，转而由人直接负责和控制[1] 5。在人类生活脱离“圣域”的同时人自己也变得“世俗”了，这正是世俗化的最初意义。“世俗化”是一个漫长的社会变化过程，这一过程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世俗化，即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社会制度日益理性化，宗教从社会生活的中心逐步走向边缘化；二是宗教自身的世俗化，即宗教不断调节自身以适应社会向“世俗”变化的过程，如宗教组织对自己的教规和教义作适应社会的解释，并在实践方式上加以调整，使之日益关心现实事务，重视当下的、近期的及可预见的未来的利益，而不再将彼岸世界或超脱现实的来世作为信仰的唯一目标和对世俗事务的唯一判断标准。
从本质上来看，宗教的核心是具有超越世俗的信仰，而信仰对象的神秘性、超越性决定了宗教信条不可能等同于世俗规则，甚至难以为世俗普遍接受，但是宗教的目的却是普度众生，那么其世俗化就不可避免。宗教的世俗化与保持其神圣性本身是一种“二律背反”：对世俗化的适应或迁就可能失去宗教的神圣信仰特性，而事实上是将宗教引向自我消亡的道路，但如果过分强调宗教的神圣性又有可能失去对世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而使宗教事业难以为继。“梵二”会议后，宗教在走向世俗化过程中的这种矛盾在理论上集中体现为“新自由主义”与“新正统主义”之间的对峙。
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有保罗·蒂利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约瑟夫·弗莱彻尔、弗里德利希·戈加登、狄特里希·朋霍费尔等。自由主义神学是当今世界的一种国际化思潮，蒂利希从生存论的立场出发来诠释宗教，在他看来，宗教既不是人生的一项孤立的禀赋，也不是一项同人的理性、道德、审美相并列的禀赋，而是人的全部文化和精神生活中的深度方面和纵深维度，“我们终极关怀的东西，是决定我们存在还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2] 14。尼布尔则认为，当代宗教复兴的关键在于调和宗教伦理与世俗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澄清二者之间在性质、功能、适用范围等方面的异同，找到两者间的契合点。在他看来人类正是通过这种紧张关系才领悟到生活的意义，产生理想的追求并意识到自身所承诺的责任，“宗教意识中的深度创造了‘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张力，它使每一支道德行动之箭都张弓待发，每一种真正的道德行动都追求建立应然，因为行为主体感到必须对这种理想负责，尽管历史地看它并不能实现”[3] 6。
新正统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有卡尔·巴特和雅克·马里坦、艾米尔·布鲁内尔、特尼森、戈亚亭等。在一战结束后的10年里，巴特联结了一些欧洲神学家成立了在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新正统神学运动”（Neo-orthodoxy movement），并坚决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巴特抵制宗教的世俗化和多元化，抵制宗教神学同哲学、科学和世俗文化的结盟，坚决主张“圣经惟一”和“恩典惟一”。在巴特看来，只有凭借“辩证的方法”才能理解上帝的信仰，如应当用“上帝在创世中完全在我们面前的隐蔽”来解释“上帝在创世中的荣耀”，用“人的堕落”来解释“人只是按上帝形象所造”等，由此以表明人永远无法在自己有限的表述中把握永恒上帝的真理，人类只能通过上帝才能认识上帝。马里坦不仅要求回到宗教改革时期，而且还要求回到圣托马斯·阿奎那时期，在托马斯实在论的基础上重建当代基督宗教神学，以实现其以神为中心的“完整人道主义”取代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的神学目标，“基督教文明的目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借助人们的手段在尘世中实现的目的；相反，它将变成通过某种神圣东西的传递而在尘世中实现人的使命”[4] 197。
现代西方社会世俗化浪潮的表现是全方位的， 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关于世俗化的空前争论外，从社会现实来看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世俗化本质上是神性与人性的矛盾，历史上宗教的基本信念是压抑人性高扬神性，尤其是在基督教统治一切的中世纪更是如此。信仰超越理性，惟有耶稣的道成肉身（Incarnation）才能拯救世界和人类。不过，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教改革，以及哥白尼“日心说”、达尔文“进化论”、弗洛伊德“性本论”、尼采学说以及现代科技和文明的发展，世俗化成为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宗教日益走下神坛，神圣向世俗的回归或妥协不可避免。到20世纪，传统宗教也承认了“人”是世俗社会（甚至是整个宇宙）的中心。1993年8月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共有250多个宗教派别的7700多名代表参加，整个大会几乎没有涉及到“神道”和“神性”的问题，相反对世俗的问题表现出参与的积极性；大会发表了著名的《全球伦理》宣言，批判了各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社会暴力行为，谴责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把裁军作为最新的“圣训”，对生态环境的恶化表示忧虑。由此可见，在现代世界里，传统宗教再用上帝天国、苦修禁欲等神性、神道观念要求现代人，已经不合适宜，虽然并不是说神圣信仰不重要，但是在世俗化占主导地位的现在，神圣性必然向世俗化作出让步。
第二，价值取向从彼岸转到此岸。宗教世俗化的结果就是基督教把关注点从天国转向人间，表现为对社会问题的重视、对伦理问题的关注、对科学的宽容甚至对话、赞赏。1964年，天主教“梵二”会议宣布建立“普世主义”教会，强调教会内部改革“赶上时代”。保罗二世在《人类的救世主》一文中主张，教皇有责任凭借那种公认为属于教会的道德权威，来帮助我们拯救受威胁的文明，帮助我们对旧世界进行改造。在现实行为中，梵蒂冈宣布与以色列建交，表示了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和解。而新教几乎一开始就采取了顺应时代的态度，主张基督教要与现实斗争联合起来，要关注人生、面向世界。20世纪出现各种新神学流派，如二战后出现的“危机神学”“新正统派神学”“过程神学”“实证主义神学”“存在主义神学”等，70年代后兴起“平民神学”“黑人神学”“妇女神学”“革命神学”等，90年代又兴起“生态神学”等都是宗教界对现代多元世俗社会作出的积极回应。
第三，宗教权力从核心化走向边缘化。政教合一是欧洲中世纪的特征，现代西方社会完全摈弃了这一点，走向的是人道主义和法治社会。文艺复兴期间，路德、加尔文的宗教改革第一次挑战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否定了教会所垄断的神权，结束了教皇在西方统治一切的历史。宗教权力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是政教分离。1787 年，美国国家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宗教不得干预国家行政事务，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即使是在非基督教国家，这种宗教权力的世俗化是大势所趋。1923年，土耳其革命家基马尔首次冲破了穆斯林国家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此后大多数国家也走上了政教分离的道路。可以说，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到政教分离，再到个人信仰自由，这是一条宗教权力从社会生活的核心化走向边缘化的历史必由之路。在这个世俗化的过程中，对上帝神圣性的信仰还经历了一个从人格神到仅仅作为敬仰对象的过程。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在世俗化的冲击下不断弱化，其中最有力的抗议是由尼采做出的。尼采借一个疯人之口宣布了西方人精神支柱的倒塌，“他们从无有中创造出他们的上帝！有什么奇怪：如今他们的上帝归于乌有了”[5] 194。尼采宣扬，上帝死了，人们天天进的教堂是“上帝的坟墓”。可以说，上帝已死意味着一切价值的评估乃至创立都完全是由“人”来规定的，所有这一切都不再需要上帝的最终判断以及他的“第一推动力”。
二、世俗化浪潮的复杂变化
现代西方社会无休止的世俗化浪潮是否可能将宗教完全逐出人类的视野？教会在面临空前世俗化压力之下所做出的回应是否拯救基督教本身？对于类似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三类观点：乐观的、悲观的，以及中立的。
对于乐观派，新教及自由主义神学家大都持这一态度。以美国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为代表，他认为，宗教世俗化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在宗教世俗化的影响下，信仰在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主要是私人的事情，它较少受到组织化的控制，体现了人的自主选择性，而自主性是人类进步的表现，这种自主性的宗教是宗教发展的高级阶段，因而是积极的变化。美国神学家柯林斯在1965年出版的《世俗之城》一书中，甚至公开宣称现在的世俗化是福音的果实，而不是基督教的死敌。他认为，世俗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思想更趋自由的标志，因而应双手赞成。
对于悲观派来说，主要集中在持正统神学观点的神学家中。天主教神学家彼得·瓦格纳认为，神学世俗化就是要使神学走向灭亡。美国的宗教社会学家贝格尔认为，宗教意味着神圣性，宗教提供的统一象征和统一世界观，就像一块“神圣的帷幕”支撑着人类建构的十分脆弱的世界，而现在世俗化使得宗教变成了一块支离破碎的帷幕，即使它是神圣的，也不能为世界提供共同意义而支撑起整个人类社会。当传统基督教中的上帝成了一个最高级的“偶像”时，宗教就彻底失去了它独有的神圣性，宗教及其神学必然走向没落甚至逐渐消亡。
处于中间派的德国宗教社会学家托马斯·鲁克曼认为，世俗化不会导致人类宗教性的衰落，他呼吁人们应理解宗教在当代的世俗化现象。1986年8月，罗马出版的耶稣会刊物《天主教文明》曾刊登《基督教的未来》一文，对宗教世俗化的后果作出了比较客观和冷静的估计：一是宗教世俗化既有“失”的一面，也有“得”的一面（如社会影响减弱，但适应了时代的革新；信徒数量减少，但质量方面得到了弥补）；二是宗教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的结束，世俗化不会标志着宗教的终结，相反它会产生一种对宗教的需要，随着世俗化的发展不少人会放弃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但宗教不会消失；三是宗教世俗化的客观必然趋势就是“后宗教时期”的到来，宗教将在“后宗教时期”得到新生和获得新的活力[6] 41。
从社会现实状况来看，整个西方社会从神圣走向世俗的同时，却又在一定程度上从世俗向神圣回归。
这种回归的趋势一方面表现为宗教复兴热。宗教复兴在世界各大传统宗教中屡见不鲜，如在天主教中，在保罗二世上台后以及“梵二”会议后的改革步伐明显放慢，教皇号召“返回到圣托马斯”那里去寻求应对世俗化的神学支柱，这直接促使了“新托马斯主义”的兴起。在新教中，美国出现的“基要派”则最为典型，并主张：在历史观上反对社会和宗教的世俗化；在神学观上反对一切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神学；在价值观上反对世俗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在自然观上反对进化论和生物遗传工程；在宗教观上，反对一切与自己观点不同的其他宗教和教派，坚信《圣经》无谬误、坚信基督肉身复活等。这种坚持自身的宗教特色的回归，虽然不太符合世俗化的主流，但在一些保守派人士那里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宗教创新热。为了适应现代社会世俗化浪潮的发展，西方社会在抛弃传统信仰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新的宗教信仰。美国自60年代以来新增加的宗教团体就有2500个，目前新宗教人数已超过1. 35亿人。这类新宗教组织依据其对待现实生活态度可分为三种：一是否定或敌视现实社会，行动上多采取怪诞偏激的方式与世俗社会抗衡， 如人们熟知的大卫教派等；二是肯定现实社会，希望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各方面的成功，创价学会即属此类；三是专注于灵性的修炼，与世无争，如新五旬节派等。新兴宗教的大量涌现本身是现代化的产物，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现代社会世俗化浪潮带来的巨大影响，使得宗教信仰不仅内部产生了变化和分裂，而且催生了大量新兴宗教。
总体而言，不管是宗教复兴还是宗教创新，这些运动实际上都打已上了强烈的现代社会烙印，复兴的或新兴的宗教与传统信仰完全不能等同视之。
三、宗教与社会的二律背反
从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说，现代西方社会“世俗化”的复杂发展反映了宗教与社会“二律背反”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宗教只有在极境中、在终极意识产生的地方才和人类发生必然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首要问题，便是终极意义和人在天地万物系统中的地位问题；二是宗教显然与神圣性相关，也就是说它包含着一种特殊的理解和反应模式，这种模式要求对其所理解与反应的对象怀有强烈的畏惧或崇敬之情，与世俗的或渎神的人类思想言行相比，这是一种完全异质的意识形式；三是宗教以信仰为基础，也就是说，它的对象是超经验的，并且其信条也不承认经验性的证明或证据[7] 209。如果从这三个方面把宗教和现代西方世俗化浪潮产生的经济社会相比较的话，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经济活动是一些非终极性价值，而由此经济活动所发展出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非终极性的；其次，那些包含在经济活动中的非终极性价值，主要以其成果性和工具性为特征，因此这种经济活动是世俗的或非宗教的，而不是神圣的；最后，经济生活的价值和程序似乎是建立在更为明确的经验性假设基础上的，这些假设更容易得到检验，更容易在现世的经验中感受到并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而不涉及到人类对永恒真理的追求。因此，宗教与社会的二律背反的深刻内涵在于人类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冲突，以及隐藏在这种冲突下的（宗教）信仰对于人类终极关怀的不可替代性。
人是物性和神性二分的动物，人性的悖论决定了人不仅要寻求现世的有限的生存意义，更要寻求超越的无限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的、理性的动物，诉求存在的意义，寻觅安身立命的终极根据是永远不会完结的事业和宿命。人类对意义的寻求不仅体现于人类的经验层面之中，还表现为对隐藏于经验层面之下的“什么是人”“人从何而来、去向何处”“存在的根本意义”等超验层面的诘问，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蒂利希明确地指出了什么是“终极关怀”：“信仰就是处于终极关怀的状态……如果我们认为这种关怀是‘终极的’，那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全盘服从它。即使将其他所有的关怀都从属于它，或者为了它而抛弃其他所有的关怀，这个终极关怀也能够满足我们的全部需求。”[8] 52
世俗化在社会中的直接表现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技的发展满足了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和对自然的掌控（物质上表现为经济的发展）。但是当科技这把双刃剑日益展现出它的另一面时，曾经踌躇满志高喊“上帝已死”的人类突然对前途产生了忧虑，似乎失去了掌控未来的信心。面对人性异化、道德滑坡、秩序混乱、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处境时，人类似乎已经很难单靠自身掌握的科技找到存在的内在意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出宗教信仰的终极关怀的意义，无论是把这种“无序”和“混乱”归之于上帝的神秘安排和某种神圣启示，还是归之于“因果”，或是把面临的各种无助诉求于神的全知全能，都使得生活中的“无意义”得到了一种看似合理性的解释，其“意义”从宗教角度得到复原。“信仰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日常生活置于永恒实体的笼罩之中。……人们可以从至善的无限力量中获得最深厚的充实感”[9] 59，从而激励人们不断调整自身的生活方式，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宗教的终极关怀作用激励着人们从超越的形上层面去把握人生及宇宙终极本体的真谛，生命的意义也得以复原。在精神信仰的激励下，人类社会得以反思自己的发展模式，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生态文明的兴起。在世俗化浪潮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失去对上帝、自然的敬畏，使得人们得以大肆开采自然、破坏环境以满足自身发展，结果招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在重建精神信仰的过程中，人们得以重新认识自然、敬畏自然，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给予了生态环境以最大的重视。可以说，“人类是在实现自身本质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精神变得充实而圆满”[9] 3。换言之，通过对精神信仰的接受，使人类体会到在有限的经验层面中对无限的终极实在者的绝对体验和理解，促使人们超越狭隘的欲望满足层面，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自然，看待宇宙，看待一切。“人类终极关怀的实在性揭示了人类存在的某种东西，即他能够超越相对的、转瞬即逝的日常生活经验之流。……人能在直接的人格的核心活动中理解终极的、无条件的和绝对的无限者的意义。这恰好使信仰成了人类的一种潜能”，而同时“人的潜能就是走向现实的力量，人对无限者的归属感而不是占有感使他具有了信仰”[8] 541。
对于宗教与社会的二律背反而言，从人类的有限性来说，世俗是最重要的存在向度。因为作为实体存在的人，首先是作为世俗社会中的存有者而存在的，这就是说宗教的世俗化不可避免，这是神圣性向人类有限性的妥协。从人类的无限性，即人类的精神性来说，神圣性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毕竟理性不能达到永恒，不能穷尽绝对真理，这是世俗回归神圣的形上根源。从对现代西方社会世俗化浪潮的考察中我们看到，人类需要世俗性，但是同样需要神圣性，而世俗与神圣之间应当保持一种适宜当下社会现实状况的张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保持适宜的张力也正是建设和谐社会所必需的。
四、结语
现代西方社会的世俗化浪潮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西方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发展之必需。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一切的时代，由于神权统治对劳动人民的压迫，以及对科学技术的敌视，使得生产力发展受到了严重阻碍。在中世纪，从事科学技术研究被视为异类，一切科学家甚至被视为不信仰上帝的异端而受到残酷压迫。在这个所谓“神圣社会”中，人性受到禁锢、科学受到敌视、生产力受到阻碍。正是因为中世纪西方的所谓神圣社会逆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在生产力的推动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世俗化，最终导致神权统治的崩溃。在这一过程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宗教信仰走向没落甚至崩溃，对以自由、平等、民主为核心价值观的世俗社会的高度赞扬使得世俗化浪潮不可阻挡。正是在世俗化浪潮的推动下，人道主义的理性精神、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才得以在现代西方社会逐步实现。可以说，在这个世俗化的大潮中，神圣向世俗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
不过，随着世俗化浪潮的日益深入发展，失去信仰、无所畏惧的人类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由于宗教信仰已经彻底没落，人类相信自己就是上帝，可以掌握宇宙和自然的真理，能够随心所欲地自由行动。在这种价值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在资本的推动下，人与人之间沦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在毫无顾忌地掠夺自然的发展中，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于是社会中道德沦丧、人际冲突、恐怖主义、生态危机等各种事件层出不穷，极大影响了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出于对人类社会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自身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在一些保守派的推动下，人们发现重建宗教信仰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有利于克制人类自身的贪欲，有利于对动植物及生态环境的保护，于是世俗向神圣出现了某种回溯。换言之，现代西方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从世俗向神圣回溯，从而试图让人类重新树立具有终极关怀作用的神圣信仰。不过这种信仰已经是打上了现代社会世俗化深刻烙印之后的产物，与中世纪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区别的核心在于，现代西方社会仍旧是以人文精神、理性法治为主体的社会，宗教信仰只能在政治、经济之外的思想领域发生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文精神被高扬，宗教信仰的作用被局限于精神和道德领域，这是西方社会世俗化浪潮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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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the Secularization of Modern Western Society
XU Jin, ZHANG Jialiang
Abstract: The tide of secularization in modern western society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turn from sacred to secular, in particular, It's culturally expressed from “God-Centered” to “Human-Centered”, and values are expressed as value orientation from This Shore to Other Shore, represented in political status as power of religious from social core to marginal.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western societies are quietly rising back from the mundane to the sacred, such as Western religious revival fever, religious innovation fever, etc.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antinomies between religion and society li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finiteness and infinitud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ultimate concern role of faith hidden under this conflict. In general, the role of religious belief is confined to the spiritual and moral realms,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ecularization of western society.
Keywords: western society; tide of secularization;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antinomy
[作者简介] 徐瑾（1976-），男，湖北蕲春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省道德与文明研究中心、湖北大学农村社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张家亮（1995-），男，江西新余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