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时代”概念活跃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不同历史时期，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话语建设的价值建构和思维塑造。近代以来，在中华传统文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和民族危机救亡实践的多种语境中孕育了概念的生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时代”概念作为革命理想的彰显，进入革命话语场域。新中国成立后，“新时代”概念作为执政课题的解答，建构全面执政话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代”作为改革理念的展现、新构改革开放话语。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概念作为治理范式的创新，升华百余年中国共产党话语建设，进而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概念史；话语演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治国理政

 

“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凭借概念成为历史”[1] 28。“新时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高频概念，是理解中国共产党人认识时代、改造时代、引领时代的重要窗口，是探析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术语。长期以来，学界侧重于研究新时代视域下各项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挑战机遇和现实路径，但从概念史视角对“新时代”本身的研究尚显不足。从概念史角度考察“新时代”概念的百余年语义变迁和指向变换，有助于深刻揭示“新时代”概念的独特魅力和演进机制，透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维理念的发展与建构历程，为百年再出发、创造新的伟大胜利提供重要支撑。

一、多重语境中的“新时代”

“任何话语的出现都不是突兀的，话语发展不是断裂的，而是在延续中的变迁与蜕变”[2]。考究“新时代”概念在中国共产党人话语中的运用与阐释，理论前提在于回到文明、文本和历史深处考察其渊源，洞察其语义孕育历程。

（一）传统文明里的“新时代”

对自身所处方位的清晰认知和判读划分，是群体角色觉醒、确认文明存在合法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在社会秩序动荡、政权变革之际，群体对“时代”的关注更是实现治世安邦、保持文明传承的迫切需要。从春秋战国“作铁兵”的“当此之时”，到商鞅学派的“上世—中世—近世”之说，后到西汉儒学的“三世”之论，再到近代洋务派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等，都在表明着每逢时代易变，中华民族都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关注度和表达欲，积累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且源远流长的组成部分。人们如何思考时代，与5000多年优秀文化基因血脉密切相关。虽然，传统文明中对于时代的关注，并没有关涉到现代社会性质的转型与制度问题；但其在命题阐释过程中所形成的日用而不觉的语义、思维、价值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的分析，这既包括了发展阶段划分的语言沉淀，也包括了新旧时代区分的思维特性，亦包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感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新时代”概念的文明缘起。

（二）经典文本中的“新时代”

探究“新时代”概念的缘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马克思指出，判断一个变革的时代要“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3] 3。时代是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在历史进程中某一特定阶段或时期的最高概括。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矛盾，“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 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 164；然而资产阶级那自身不可调和的主要矛盾，异化与剥削的社会表征、必然灭亡的命运都预示着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到来。概念与人类社会形态更迭，与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相关联，被赋予共产主义运动的新进展新未来，构成无产阶级革命者时代观的重要理论基石。列宁在领导革命实践中指出，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4] 575，是开辟人类历史发展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时代新篇章。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时代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是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概念的哲学缘起。

（三）民族危机下的“新时代”

概念承载着演说者特定思想、特定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完整价值体系。西方列强入侵、民族存亡之际，有志之士批判“旧时代”、呼唤“新时代”，严复提出新君民秩序；梁启超指向“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5] 34；邹容提出“革命时代之历史”等，这些关于时代之变的论述，虽无直接出现“新时代”，但蕴含着对旧时代的批判和“新时代”的启蒙，用以表达动荡历史下社会关系变革和社会制度转型问题。以革命反对旧时代旧制度，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开造了国民革命的新时代，“新新年为民国的新年，为共和国家的新年；旧新年为君主时代的新年，为专制国家的新年”[6] 324，中华民族到了“现在的新时代”[6] 805。“新时代”作为推翻封建皇权的重要标志和民主共和的精神凝聚，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秩序观，深入人心。“新时代”成为政治流行用语，凝练着民族救亡进程中的共同革命追求，展示着国民革命的新形势新形象，吸引着谋求民族独立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其概念选择的历史缘起。

二、革命理想中的“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肩负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使命，“新时代”概念被集中使用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特征和革命方向，分析近代中国革命各种矛盾问题和塑造革命主体叙事、建构革命主流话语，成为革命理想彰显的重要名词。

（一）反映近代社会历史特征和革命方向

确立中国发展所处的世界方位和时代方位是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运动不可忽略的前提。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7] 487，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阐释时代特征、掌握历史进程的重要参照。近代中国正处于“帝国主义末期的时代”[8] 476，基于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发展范畴，并予以革命趋势最高层次的目标勾勒，我们创造“社会主义实现的时代”[9] 204，确立革命的理想目标，判断革命的历史趋势、定位革命的时代方位、开辟了“苏维埃革命的新时代”[10] 4。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代已然“不能与过去‘五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相比”[11] 88。国内外环境骤然变化，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新时代”概念，将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反抗和世界革命形势统筹起来，推动革命内容转向对外的全民族抗战，以全球史观分析时代主题，判断世界历史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12] 291。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一种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进行的” ，我们所进行的抗战“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14] 174，这次革命斗争绝不像过去的历次革命那样遭受失败，而是一定会且必然会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创造胜利的新时代。

（二）分析近代中国革命各种矛盾和问题

概念的真正意义和价值在于“以言指事”“以言成事”、指涉行动，“新时代”的生命力在于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刊文指出，“现在是混乱时代……是‘革命的生母’”[15] 12。无产阶级广泛组织工人运动，“经过武力与民众合作时代”[16] 548，发动参与国民大革命，推动“国民革命之新时代”[6] 992。概念化为破解革命矛盾、解决革命问题的思路线索，国民生活的种种具体问题被赋予“新时代”的革命要求和积极意义。伴随社会环境和革命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革命工作到了“一个新时代、新阶段” ，革命语境中“新时代”的语义指涉和政治功能发生替换，中国共产党举行武装起义，论述了“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15] 71的革命斗争；推进土地革命，分析了“民权革命时代”[15] 257的春耕事项；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向革命新时代前进。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打破了概念原有的政治功能，卢沟桥的抗战成为了“中华民族新时代之开始的界牌”[17] 511。中国共产党辩证分析时代所遇的危与机，认为劫难之后“在中国总有一个新时代出现”[18]，全民族抗日“展开了我们的新时代路线”[18]，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凝聚起抗日建国的“新时代”认识，指导十四年的浴血抗战，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诞生的开始”[17] 511。

（三）塑造革命主体叙事、建立革命主流话语

近代以来，不同政治团体都曾对“新时代”概念进行描述，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新时代”话语主体的争竞，新解创造“新时代”的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叙事版图新建。通过挪移译介话语，中国共产党析出了“阶级革命”“布尔什维克”“劳工万岁”“德谟克拉西”等名词，赋予“新时代”概念以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属性，“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9] 473，民主将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我们“现在正到了群众运动与社会运动杂揉的时代”[19] 50，民众成为共产党人话语表达的主体指向和显著标签。在武装斗争实践中，概念的主体意义进一步深化。其一，“新时代”概念具有政党指向性，用以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正义和历史必然，如广州起义“彻底打消了对国民党的一切幻想，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10] 4。其二，将反动政权与西方帝国主义共同置于革命时代的对立面，指出“武汉土地革命时代”[7] 513的他们必然是反革命的，彻底批判概念的旧解释范式。其三，融合民众、政党、民族三者，以新的主体建立起独立的话语系统，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进行彻底的革命斗争，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新时代”[17] 511。由此，概念在语义上化为民众跟着共产党走，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迎接新时代的行动指引。

三、执政课题中的“新时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入了全面执政的历史时期。“新时代”展现“站起来”的政治新气象，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命题、建构了执政的价值意义、探索了执政的方法规律，为全面执政实践夯实了话语基础。

（一）回答执政的本质命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首要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服务谁的本质问题。开国大典隆重且热烈，它宣告“中国从此将展开人民的新时代”[20] 352。时代属于人民，事业属于人民，亿万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迎接民主新时代。依托“新时代”概念，中国共产党联系和强化新生政权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立场，突出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唤起人民群众的时代感知力，激发人民的未来创造性，构建有别于旧时代旧政党的执政语境。那时，人民常说“幸亏生长在新的时代，有了共产党的指引，一定要作新社会的新人”[21] 581。基于这种联系，党与人民在执政本质命题上完成了高度融合，回答了执政课题的核心内容。“所谓时代，是哪一个阶级成为时代中心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决定着时代主要内容、决定着时代发展主要方向的问题”[22] 264。“新时代”概念在经典作家语录的语境加持下，不断为无产阶级完成政权建立、推进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话语力量。进入20世纪60年代，关于时代的讨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一些分歧，中国共产党人批判铁托对“新时代”概念的经济化解读，强化两个阶级的斗争性，执政的本质命题转向到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诠释思路，政治语言中出现了“我们现在正处在帝国主义制度进一步地加速崩溃”[22] 299的“新时代”等失误性判断，造成了消极的执政影响。

（二）建构执政价值意义

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离不开价值意义的建构，以维护全面执政实践的合法性、科学性和优越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发展列宁“新时代”话语，藉以建构新中国成立以及全面执政的价值与意义，中国革命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和反法西斯运动胜利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23] 261。新中国成立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受压迫受殖民的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伟大胜利，帝国主义欺辱民众的旧时代永远宣告结束，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鼓舞了众多亚非拉国家争取独立，世界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24] 1260。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进行情感投影，对时代新旧变化进行生动素描，更表达对“新变化”的赞美和歌颂，“万分地兴奋和愉快”“极端愉快和热烈的心情”“欢欣鼓舞的”“多么伟大、辉煌、壮丽的”等强烈情感符号纷纷被用于描述“新时代”，以激活民众的政治情感，进而内化为民众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身份认同，推动执政价值意义的建立或重视，“在我们的心中是怎样充满着对于旧时代的痛恨，对于新时代的感激和热爱啊”[25] 408！后来，盲动超越的政治心态影响了对时代特征的判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赶英超美”的“大跃进”政治决策，以“多快好省”构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成概念在国家能力、社会组织和群众运动中的发展失衡。

（三）探寻执政的方法规律

二战后，“新时代”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新中国的历史事件共同塑造下，其内涵已远远超过了历史分期意义，在实践层面渐趋演化为一个关乎社会主义政权如何执政的引导性名词，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所选择的基本方法、策略和途径。那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为时代的风向标，新生的共和国沿袭苏联模式，确立工业化发展方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苏联模式和面对政权建设新情况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要适应新的需要，形成新的理论，要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变化进行中国化探索。“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26] 109，要同过去的时代进行许多不同特点的斗争。党的八大围绕国民经济创新性提出了“十大关系”，围绕社会矛盾创造性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围绕时代任务首次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等内容。可以这么说，“新时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新政权的重要资源切口，塑造着方方面面的政策制定，奠定了社会主义十年建设的物质成果、政治成果和制度成果。然而，随着阶级斗争的思维漫延到全面执政语境之中，“新时代”发展图景异化为一种全民动员备战备荒的实然状态，偏颇性的时代判定最终触发了社会层面的方法混乱和秩序失常，造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

四、改革理念中的“新时代”

“经过艰苦摸索和曲折实践，我们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27] 48。改革开放40余年，“新时代”概念纲举目张，成为彰显中国共产党改革理念的重要符号，以时代的对比擦亮改革的底色，以时代的辩证守正改革的方向，以时代的具化塑造改革的实效，推进改革实践不断深化发展。

（一）对比“时代”，凝聚改革共识

任何一个概念在历经时代波折之后“再出发”必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尤其以反映时代特征变迁为主要标志的“新时代”概念，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历时性赋义、共时性对比再阐释“新时代”概念，凝聚了时代之下的社会改革共识。其一，运用历时性赋义，再次启用“社会主义新时代”名词，如在国庆30周年、鲁迅诞辰100周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香港回归等重大场合，通过反复修辞和集中宣传，“独立自主、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代”[28] 2559在民众心中被重新唤醒。这些表达，在更大的时空维度诠释了时代变迁的重要意义，消解了长期动乱带来的社会认识模糊，凝聚起“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29] 206的改革共识。其二，通过共时性对比实现概念对时代特定事件的赋能，凸显实行“改革开放”的必然必要。与同时代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对比，与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作对比，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指出马克思主义要有新发展是“现时代的大趋势”[30] 55，这为“改革开放”这一特定事件进行了有效的“言说”。中国共产党以时代为切口思考中国改革道路的个性因素，改革开放“新时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是致力发展生产力的，是符合基本国情的。总的来说，“新时代”是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重要认识前提，塑造着新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

（二）审辨“时代”，守正改革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两极格局发生新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在不确定中寻找时代的确定性，审辨认识到战争与革命的世界历史周期已告一段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31] 247的新论述，觉察到时代主题的新变，为正确认识世界提供了支撑。进入90年代，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社会信息化来临，第三次科技革命成为观察时代的核心之要，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提出“又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32] 427，科学技术正在成为国家竞争的关键变量，“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终身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和不断自主创新的新时代”[33] 1013。中国共产党辩证看待时代特征的新变化，为全面把握改革重点、提升改革效益奠定了基础。伴随着两极格局瓦解、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崩溃论”“终结论”“失败论”纷扰着时代方向。认识时代不仅要看到阶段性的发展，更要把握住时代的总趋势和大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庄严指出这是时代发展的阶段性曲折，“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34] 38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正确认识时代、把握时代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推动改革发展的思想坚定。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仅看到“新时代”变的表征，更进一步看到“变”背后那深远持久的战略考量，“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34] 369，利用好这些挑战和变化，抓住现在的好机会，顺应时代潮流，开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发展的新时代，推动党和国家走向“富起来”的新时代。

（三）具化“时代”，塑造改革实效

“新时代”概念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集中融入到改革语境、改革语义、改革范畴等议题上，以精细化、具体化、事件化推进概念的落地生根。一是使用语境更为细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结合重大事件探索符合改革开放特征的时代新表达，形成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时间性概念，如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35] 4集中表达自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四大所开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36] 532强调自南方谈话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改革思想的重大突破；用“新世纪新阶段”[33] 528描述新千年以来改革所进入的新形势新历史。二是使用语意更为具象。中国共产党有意识地淡化了概念原有的宏大且强烈的意识形态形象，更多地对时代特征进行具象描述，涌现了众多相似的灵活的细致表达，如“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时代内涵”“新的时代含义”“新的时代要求”等，概念所指向的改革内容更具实践性、行为性和功能性。三是指涉范畴更为多样，以“时代”为切口，围绕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生活领域的时代新变建构起新的表达，如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两岸交流等主权问题上，中美关系、中英关系、中葡关系等外交问题上，文化建设、体育事业、农村农业等治理问题上均使用“时代”的相关表述，概念叙事展开为多业态跨领域的改革开放叙事，塑造起全国各族人民在各项事业上奋发有为，“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37] 214的改革新象。

五、治理范式创新的“新时代”

站在历史与时代新的交汇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经验上凝练、在时空视野中扩展、在实践场域下转化，推动“新时代”概念书写新的发展脉络，形成新的范式成果，助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在历史经验上凝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沉淀百年党史关于时代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38] 8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38] 8，“新时代”概念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共产党奋斗史、改革开放发展史形成纵向赋义，概念的历史语境不断实现核心化，其所经历的历史被赋予了应然的凝练价值。

2021年7月，习近平站在党的百年历史节点上，明确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39] 6这一论断清晰回答了“新时代从何时开始”的重大历史性问题，将十年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脉络与“新时代”概念实现历史时空的有效对接，将“新时代”概念置于党的百年历史叙事框架之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梳理党的百年奋斗史，明确党的“四个历史分期”之一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39] 26；党的“四个伟大成就”之一是“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39] 6。从党的百年奋斗中审视“新时代”概念因何而来、从何而来、走向何处，它是建立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39] 162基础上，是建立在实现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伟大成就之上，是建立在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和辉煌成就基础上的。面向第二个百年，中国共产党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治国理政的新时代”[40] 559。

更值得重视的是，党的二十大提出了“三件大事”的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三件大事”的内容之一，与“三件大事”发生的历史时空高度重合。也就是说，作为阐释事件发生时空的概念本身，成为了阐释事件的基本内容，概念在这一刻发生了重合互证的功能。“新时代”既是历史的总结，又是历史的开始；既是历史的时间，又是历史的内容；概念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和意义归属，必将再次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历史变迁、领导集体行动、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号召。

（二）在时空视野中扩展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8] 8。概念以“新的历史方位”语义展开诠释，时空维度发生双重扩展:一是超越常用于微观层域具体事项的时空设定，今日之“新时代”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阶段，扩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方位，走向宏观层域的整体性时空界定。二是超越常用于阶段划分的用词惯性，过去一段时期关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方位的描述，多见于“新阶段”“新时期”“新世纪”等；今日“时代”一词指涉更为长远的时空，是立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长维度发展状况而划分的，具有全面全域全周期的时空定位，进而可作为社会历史和文明进步的代名词，在语义时空、语言特色和语言内涵等方面较前者均有了新的增长。

另一方面，在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下，时代发展主题正在酝酿着新的认识和新的表达。“我们能否更加自觉地走向未来，既取决于对于时代的认知把握，也在于如何逐渐引领时代”[41]。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27] 508。同时，“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42] 2，是“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43] 442。“新时代”概念的时空主体的国际维度正在扩展，超越传统国家政治话语的设定，在人类历史治理话语场域越发形成新的影响。它正在成为“时代”分析更高层次的战略定位，成为引领时代发展、对世界各国发展产生吸引力的新界定，成为辐射映照当下世情、破除世界困局的新思路，蕴含对人类向何处去的深思与探索。它释放出中国发展的文明善意与价值关怀，“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8] 8，是具有可借鉴、可推广、可学习的中国式治理表达。这一“新时代”致力于“为世界谋大同”，不仅仅限于表达中国道路的独特，更重要的是融合于世界各国发展话语之中，剥离了其在原有语境所沉淀下的传统意识形态，赋予其新的政治、文化、经济意义，正在成为世界标识性概念。

（三）在实践场域下转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新时代”概念统领性地塑造各项事业改革形态，凝练“新时代”所具备的抽象性、普遍性与共识性意涵，并赋予其识别性与推广性的价值功能，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推动概念在实践场域中朝着治理范式转化。

回顾新时代以来的历次重要会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39] 20，从十三个方面论述了“新时代”各项事业战略安排。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新时代”作为关键性名词，贯通全文，联动衔接各部分内容，特别是开篇以独立一章内容梳理了“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44] 2，在摆事实、说数据、举例子的行文中尽展“新时代”概念在各项事业所取得的量变发展，并描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任务和部署。由此可见，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叙事版图中，“新时代新征程”正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交相辉映，正在与“十个明确”相互共振，正在与“十四个坚持”交织形塑，它愈发表现出从一个时空话语向全方位领域治理话语范式的新探索。它已经不仅仅在于表达治国理政的历史新方位，更在于体现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理络创新。

各项事业面向新时代，刀刃向内，不断创新自身概念改革叙事范式，不断形成契合时代需要、时代特征、时代叙事的表达新形式，以驱动自身改革。具体呈现出两种演进样态，一是“新时代+具体名词，如“新时代人大工作”“新时代中国经济”“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新时代外交工作”“新时代军事战略思想”“新时代湖北发展”“新时代中国青年”等，这一类词组通常以“新时代”作为立论语境，从时代变化出发，赋予事物自身新特点新内涵新要求，梳理确立事物改革发展的新方向、新路径、新要点、新愿景、新状态等。二是“具体名词+新时代”，如“中俄关系发展新时代”“中老关系新时代”“全球发展新时代”“全球冰雪运动的新时代”等词语，这一类词语使用频次较少，含义较为集中明确，通常是用于表达事物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有着新的形象风貌和新的未来目标。这一系列不断衍生富有“新时代”特征的下位概念，逐渐编织成了“新时代”概念的整体语义群落。“新时代”价值在不同场域中的落地实践，并影响着全面深化改革诸多要素，成为伟大实践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

各项事业透过“新时代”形塑获得新的基因，“新时代”通过各项事业的实践予以传播建构，概念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发生良好的互动。它们的持续丰富意味着“新时代”概念在实践层面不断落地见效，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概念无论是内容或层次都得到具化和深化，“这些量变累积的能量虽然未能引发将社会推向更高层次的整体质变，却使社会发展产生了阶段性部分质变”[45]。也就是体现为“新时代”概念正在朝着开创现代化治理理论新范式方向发生新的质变，中国共产党人创新治理范式从自发自主走向自觉自为，治国理政思维理络在时代变革中开创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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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下）[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2]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36]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7]  刘天礼，孙鹏.百唱不厌历届春晚歌曲精选（1983-2010）[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3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39]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4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41]  欧阳康.世界现代化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J].决策与信息,2022,(9).

[42]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系列高级别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4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4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45]  史宏波,黑波.近代以来“新时代”概念之考辨[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责任编辑：李利林]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肇庆学院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课题“‘新时代’概念在中共百年话语体系中的运用与阐释”（编号:DJXC202214）、广东省教育厅2022年特色创新项目“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话语创新路径研究”（编号：2022WTSCX11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黎锐楷，广东云浮人，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曹和修，江西万载人，法学博士，肇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