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深刻影响着农户社会经济行为，在农村宅基地退出中势必发挥重要作用。运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及测度方法，基于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典型村庄的调查数据，通过村庄社会关系网络值及宅基地退出效果的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宅基地退出具有显著的社会关系网络效应，紧密的情感关系网络对宅基地退出效果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政治活动参与度、政治信任程度高的政治关系网络有利于宅基地退出工作推进；经济关系网络具有“异质性”可帮助应对宅基地退出中的经济风险。积极开展农村传统文化建设，提高农户政治参与和信任，促进农户生产生活合作，可为农户宅基地退出提供社会资本支持和保障。

[关键词] 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情感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宅基地退出

[中图分类号] D669；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12-0025-09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农村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城乡统筹发展虽不断强化，但农村土地大量闲置、土地利用效率不高问题仍普遍存在。2015年中央印发文件，允许试点地区在保证社会稳定状态下逐步探索宅基地制度改革，这意味着宅基地制度改革拉开帷幕^[1]。2020年8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了《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将试点地区的范围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3个市和100多个县级区域，试行时间长达2年。在“三农”工作持续推进背景下，众多学者针对宅基地退出，从退出影响因素^[2-6]、补偿政策^[7][8]、退出路径^[9][10]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课题组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在农村宅基地改革政策和实施标准下，同一乡镇内不同村庄的宅基地退出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对村民进行访谈中常听到“这个村子的人之间关系疏远，宅改工作不好做”“看到旁边熟人退了宅基地，我就也退了”“村里的事情要支持，我也参加了村里多次宅改会议”等表述。中国农村作为传统型社会，社会关系的运作与日常行动十分密切，人与人之间因各种事务而进行互动和交流所建立的一种牢固的社会网络关系对个体的决策与社会行为产生影响^[11]。这种由血脉、亲戚关系、地域限制等形成的非正式结构组织，不仅具备提供信息交流的功能，而且也类似于一只“无形的手”影响着农户的方方面面^[12]，如帮助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13]和有机肥替代化肥的利用^[14]。基于此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是否对宅基地退出产生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刘军把社会网络分析按照层次维度分为整体社会网络分析和个体社会网络分析^[15]。当前学者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多从农户角度出发，具体研究个人与个人的微观互动与关系^[16]。整体网络分析则侧重于研究所有行动成员间的关系及其中成员的观念和行为如何受到网络内其他成员的影响。农户视角难以反映村庄之间宅基地退出效果差异的社会网络根源，而整体网络视角不失为更好的选择。鉴于此，本文拟从整体网络视角研究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体系及测度，及其对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影响，以期为有序引导农村宅基地自愿退出提供理论指导。

一、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及测度方法

（一）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体系

费孝通先生在对中国乡村社会关系分析时指出，中国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一种源于基层社会的“差序格局”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行为[17]。李伟民提出，中国向来是以“关系本位”为立足点的传统社会，“关系”在中国一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个体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均是依附于此^[18]。农户是农村的最基本单元，从传统小农经济开始，农户就是农业生产中最微观的经济主体，广大农村地区是典型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建立的社会网络。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关系在形成农户之间信息传递与交流互动平台的同时，也提供了包括政治、文化、经济、情感等各种活动在内的广阔空间。李光勤、李朝柱等学者以山区农户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农户社会网络主要由宗族、亲属和邻里构成^[19]。折晓叶认为“情感、权力、利益”三者交错形成的关系网络成为规范村庄成员各种行为的准则^[20]。韩国明、李加龙在研究农村社区网络与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关系时，将农村社会网络分为了政治性子网络、经济性子网络和社会性子网络三个子网络^[21]。

根据当前农户社会网络以亲缘及地缘初级网络为主导的特征^[11]，从整体网络层面将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划分为情感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网络和经济关系网络三个维度。情感关系网络作为农户最基础且最关键的一种关系网络，是由农户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发展来的，包括亲属关系、宗族关系和邻里关系。政治关系网络，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实行基层自治，鼓励村民积极参与村务公开会、村委会选举工作等，村民与村委会、村干部长期互动所建立的一种政治关系网络，包含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由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乡要素之间交换频率加大，导致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变得愈发复杂，现代社会的村民不再仅限于地域因素进行互动，而是有了更多经济上的互动。村民相约一起进城工作和创业所形成的共业关系，碰上困难相互借贷而形成的借贷关系，以及生产生活相互帮忙形成的帮工关系，使得村民之间交往更加频繁，进而形成更为密切的关系。经济关系网络主要涵盖共业关系、借贷关系和帮工关系（见图1）。

（二）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测度方法

目前大多数学者针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测度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22]、结构方程模型法[23]、因子分析法[24]等。由于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多层次，复杂且无形，难以直接测量。因此，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进行测度，有效地把社会关系网络各维度的特征从整个网络进行分离，并通过降维处理得出相关指标。

提取公因子主要采用的是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再依据各公因子所包含的指标进行命名。利用旋转后的因子得分矩阵进行计算得出公因子：

Fm=βm1×X1+βm2×X2+…+βmn×Xn （1）

其中Fm为第m个公因子，βmn为第m个公因子在第n个观测变量上的指标值，Xn为第n个观测变量，得出各公因子得分。根据各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采用如下公式得出社会关系网络各维度得分值：

   （2）
借鉴已有文献[25-27]，选择观测变量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测量。此次问卷设计用李氏累加量表进行衡量，情感关系网络采用3个指标，即亲戚关系、同族关系和邻居关系，分别用“受访者与本村亲戚、同族、邻居家庭之间逢年过节相互拜访程度”进行衡量，根据走访程度从小到大分别赋值1~5，其中1表示从未有过（绝对不信任），2表示较少来往（不太信任），3表示一般，4表示较多走动（比较信任），5表示经常走动（绝对信任）。政治关系网络包含2个指标，即政治参与和政治信任，其测度问题分别为“受访农户参与组织会议情况”和“受访农户对村组织工作信任情况”。经济关系网络对应3个指标，即共业关系、借贷关系和帮工关系，对应以“受访者一起创业或务工情况”“受访者相互借贷情况”和“受访者相互帮工情况”进行度量。各指标情况详见表1。其中θm为社会关系网络各维度指标得分，ωm为第m个公因子的权重，Fm为各公因子得分。社会关系网络各维度指标得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网络内部成员的相互走动频率和网络之间的紧密性，将不可测量的社会网络简化为直观的可测指标。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研究数据来源于2020年8月至10月课题组对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进行的基础调研。余江区既是国家首批试点县级区域，同时也曾是江西省仅有的试点县[28]。截至2020年，余江全域所确立98%的改革试点村落均已基本完成宅基地改革工作，宅基地退出成绩在全国位居前列。同时，从各村实施情况来看，宅基地制度改革效果存在差异，甚至有些村之间宅基地退出成效显著不同。

选取余江区春涛镇的下腰埠与畔上胡家两个自然村作为研究区域，两村的地理位置相近，基本状况类似，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属于同批实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庄，且位于同一乡镇，政策力度相当。此次调研以家庭为单元，采用了入户访谈与电话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两村全体农户进行交谈式问卷访问，既避免随机抽样方法的缺陷，又能够完整测度农村社会关系整体网络。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受访者个人状况、家庭特征、宅基地退出情况、情感关系情况、政治关系情况和经济关系情况。其中，下腰埠村共有家庭130户，已发放问卷130份，在去除异常值、缺失值后得到有效问卷117份，问卷有效率为90%；畔上胡家村有110户家庭，已发放109份问卷，获得有效问卷97份，问卷有效率为88.99%。

从样本基本情况来看（见表2），在两个村庄的受访者中，男性居多；年龄主要集中在46~65岁之间；文化程度主要为小学文化。两个村庄均呈现出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的特点，符合当前农村基本特征。其次，两个村的家庭人口规模大多数为5口及以上，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5万元及以上，但人均年收入不高。畔上胡家村在人均年收入方面要稍优于下腰埠村，但差异不大。

另外，通过对村民委员会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到两个村基本特征及宅基地退出基本情况（见表3）。总体而言，两个村庄在总户数、总人口和宅基地总面积等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宅基地退出上具有显著差异。

三、结果分析

（一）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差异

针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测度，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探测性多因子分析，得到样本KMO检验值为0.791，Bartlett值为595.982（sig=0.000），说明数据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对因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旋转），主要为了求得3个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见表4）。

在因子旋转后提取3个公因子，分别为F1，F2.，F3。根据表4结果，通过探测性因子分析，分别对F1，F2，F3进行命名，Q1，Q2和Q3在F1上的因子载荷分别为0.893，0.874和0.700，因此公因子F1命名为“情感关系网络”；Q4和Q5在F2上的因子载荷为0.870和0.848，因此公因子F2命名为“政治关系网络”；Q6、Q7和Q8在F3上的因子载荷为0.804、0.731和0.705，因此公因子F3命名为“经济关系网络”。三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27.717%、22.910%和22.189%，总方差贡献率为72.816%，符合要求。

根据旋转之后得到的因子得分矩阵和公因子方差贡献率，由此计算出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综合分值。公式如下：

SN = (FN×V1+PN×V2+EN×V3)/CV               (3)

其中，SN为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综合分值，FN为情感关系网络得分值，PN为政治关系网络得分值，EN为经济关系网络得分值，其中FN、PN、EN均通过因子得分矩阵计算得出。V1、V2、V3分别为情感关系网络的方差贡献率、政治关系网络的方差贡献率、经济关系网络的方差贡献率；CV为累计方差贡献率。

根据调研基础数据的统计，得到畔上胡家和下腰埠两个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指标值（见表5）。

在社会关系网络指标值基础上，通过上述公式计算畔上胡家村和下腰埠村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分值（见表6）。

下腰埠村情感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指标值分别为2.887、2.270、1.567；畔上胡家村情感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指标值分别为1.791、1.428、1.280。相比之下，下腰埠村在农村社会网络三个维度的均值都要高于畔上胡家村。指标层面，除去借贷关系和帮工关系差异较小外，其他各项指标差异都比较明显。因子分析结果反映，畔上胡家村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总得分为1.521，远低于下腰埠的2.291。上述均反映下腰埠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总体要优于畔上胡家村。其中，经济关系网络相差不大，情感关系网络与政治关系网络差异显著。

（二）宅基地退出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效应

从实际退出宅基地户数比例来看，下腰埠为76.47%，远远高于畔上胡家的19.05%，表明了在同等政策和实施标准下，两个村出现截然不同的宅基地退出效果。同时，两个村的人口规模、经济状况、交通情况、区位条件和用地规模等条件接近。下腰埠农村社会网络关系明显优于畔上胡家，可能是其宅基地退出成效更显著的重要原因。

1. 情感关系网络效应。中国农村社会仍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由于血缘和地域的关系，农户之间长期在同一空间进行生产、生活，彼此之间相互交流和传递信息，从而构建起人际关系网络。农户之间来往程度往往要高于其他关系网络，情感关系网络属于 “强”关系网络，不仅可以给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持，还可以为农户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是农户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网络。下腰埠村的情感关系网络优于畔上胡家村，其中亲戚关系、同族关系指标值分别高出50.7%、72.1%。在走访调研中，发现下腰埠村农户之间走动程度要比畔上胡家村频繁，因为下腰埠村农户主要姓氏为“李”姓，时常举办宗族活动。而畔上胡家村姓氏构成较为复杂，亲属间交往不够频繁，农户之间在信息互换与沟通交流方面不足，使其在做出退出宅基地这一决策时，面临更高的经济风险。而下腰埠村由于时常举办宗族活动，农户参与度高，亲属之间时常在节日期间相互拜访，更有信心抵御宅基地退出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同时，下腰埠村邻居关系指标值比畔上胡家村高出55.4%，其在邻里互动上也更为频繁，使得邻里之间构建了信息传递渠道，有助于了解宅基地退出政策。并且农户在获取信息和交流意见方面的便利，也有助于提高农户对相关政策的认知，减少传统观念的阻碍作用[29]。

2. 政治关系网络效应。村委会作为农村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农村事务中具有领导力和权威性，而且也是宅基地退出工作的直接执行者。良好的干群关系不仅可以使得村庄更为和谐，也能提高农户在参与村庄治理方面的积极性和村庄实行政策的信任度，从而使得农户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宅基地退出工作的科学性[30]。下腰埠村的政治关系网络优于畔上胡家村，其中政治参与度指标值高出54.9%。下腰埠村农户参与村委会事务活动比畔上胡家村更为频繁，既能够更充分了解宅基地退出政策的相关情况，也能及时向村委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诉求，有利于村委会工作的推进。同时，下腰埠村在政治信任度方面高于畔上胡家村。农户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越高，意味着对政府因宅基地退出而做出的相关承诺和补偿更为信任，从而降低农户因其宅基地退出所带来的感知风险。由于余江区属于全国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第一批，并无成熟的参考方案，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因此提高农户的政治信任度就显得尤为必要。

3. 经济关系网络效应。在城镇化背景下，经济关系网络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拥有更多的“异质性”，新型农村经济关系网的构建带来农户理念的冲击与理性的选择，促使农户进行更加深层次的思考，从而影响农户的行为。下腰埠村经济关系网络优于畔上胡家村，农户借助生产互助、经济往来，以促进资源流通的方式达到双方合作共赢。而且，下腰埠村共业关系和借贷关系均优于畔上胡家村，指标值分别高出41.8%、29%，农户不仅可以更多地借助外出务工和创业中的合作、提携或信息共享来增加经济收入，也能够在农户遇到经济困难时及时借贷，更有效地抵御经济风险。另外，与畔上胡家村相比，下腰埠村帮工关系指标值高出33.7%，有着更为和谐的社区关系，虽然村内生产主要以机械化为主，但农户依旧按照传统习惯进行互帮互助，以此提升农户之间亲密度，并期待能够在遇到困难时获得“互助”。虽然经济关系网络在农户社会关系网络的地位不如情感关系网络，但在市场化的冲击下，农户经济理性愈来愈强化，对宅基地退出的促进作用已开始显现。

四、结论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从整体层面出发，将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分为情感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网络和经济关系网络。三个网络维度均对研究区农村宅基地退出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情感关系网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最为突出。在中国广大农区，虽已由“熟人社会”过渡到“半熟人社会”，但传统小农经济烙印及社会结构影响依然深刻，农村家庭之间长期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作为桥梁来进行各种活动[31]。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情感关系网络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情感关系各维度越紧密，情感关系网络的团体内部越和谐，信息资源在团体内部的传递和共享效率就越高，在农村宅基地退出中表现为退出效果更好[32]。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户家庭逐渐走向原子化，应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倡导家风建设、组织传统佳节活动，提升情感关系网络紧密度，维系农村社会信任关系，降低资源与信息搜寻成本，提高集体行动能力。

政治关系网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具有显著影响。政治互动更加频繁和政治互信程度更高的村庄，其宅基地退出效果更佳。应通过国家政策的及时准确传达、各式各样的会议和党团活动、村庄公共事务公共参与的落实，积极推动农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提升农户的“主观阶层”意识，提高农户政治参与度。村级组织要加强干群关系互动，提高农户对政府的信任度，打消农户对相关政策的疑虑，提振农户退出宅基地的信心。

经济关系网络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经济关系网络作为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新型关系网络，以理性而非传统惯例为指引，且具有更多的“异质性”。为更大发挥宅基地退出中经济关系网络的作用，应鼓励农户之间在生产生活方面互帮互助，逐步引导农户扩大交友圈，进而增加收集信息的不同渠道并获取更多的“异质性”资源。

社会网络分析主要分为结构主义视角和关系主义视角[33]。关系主义视角关注的是网络中的行动者之间的社会性粘着过程，以及各节点间的关系属性或强度对于各自行为决策的影响，更适用于整体网络分析[15]，研究正是从关系主义视角构建包含情感关系网络、政治关系网络和经济关系网络的农村社会网络体系，并通过其强度的测度结果与宅基地退出效果之间的联系，表征农村社会网络与宅基地退出之间关系。本研究仅依据典型村庄数据对比，分析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与宅基地退出之间的联系，仍属于探索性研究。今后可拓展样本数据，通过计量分析获得更准确的宅基地退出中的社会关系网络效应。再者，由于时间和条件限制，仅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分析，并未考虑农村社会网络随时间变化带来的影响，若能持续跟踪，采集动态数据，将更有利于深入剖析农村社会网络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机制。另外，本研究虽全面分析了农户宅基地退出中情感关系、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网络效应，但对于三者之间的协调作用机制尚未涉及。

 

[参考文献]

[1]  郭贯成,戈楚婷.推拉理论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研究——基于南京市栖霞区农户意愿调查[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17,(6).

[2]  上官彩霞,冯淑怡,吕沛璐,等.交易费用视角下宅基地置换模式的区域差异及其成因[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4).

[3]  朱新华.户籍制度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10).

[4]  许恒周,吴冠岑,郭玉燕,等.宅基地确权对不同代际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影响分析——基于天津24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研究[J].资源科学,2013,(7).

[5]  黄贻芳.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重庆市梁平县为例[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6]  范怀超,王粞,崔久富.农村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利益主体博弈行为分析[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8,(7).

[7]  祁伟彦,杜欣蔚,任育锋,等.中国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政策的演变路径和政策选择[J].农业经济,2022,(2).

[8]  胡银根,张曼,魏西云,等.农村宅基地退出的补偿测算——以商丘市农村地区为例[J].中国土地科学,2013,(3).

[9]  杨瑞鑫,吴婧.传统农区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路径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21,(31).

[10]  吕军书,李茂.土地发展权转移视角下我国农户宅基地有偿退出的路径选择[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6).

[11]  Rainie Lee,Barry Wellman.Networked: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M].The MIT Press, 2012.

[12]  喻登科,周荣.农村社会网络的情境化特征及情境下的农户间知识共享机制研究[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8,(2).

[13]  王蕾,杨晓卉,姜明栋.社会网络关系嵌入视角下农户参与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意愿研究[J].农村经济,2019,(1).

[14]  Yurong Yang,He Yucheng,Li Zhaoliang.Social capital and the use of organic fertilizer: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Hubei Province in China.[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20,(13).

[15]  刘军.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6]  袁小平.多维视角下的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研究[J].学习与实践,2007,(11).

[1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18]  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2).

[19]  李光勤,李朝柱,朱倍颉.山区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能降低风险预期吗?——基于浙江四地山区农户的经验研究[J].林业经济,2019,(4).

[20]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1]  韩国明,李加龙.三种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农民合作行为研究——基于一个乡村社区社会网络现状的分析[J].青海社会科学,2014,(4).

[22]  苏岚岚,彭艳玲,孔荣.社会网络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创业资源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分析[J].财贸研究,2017,(9).

[23]  薛姣姣,刘天军,朱嘉林.社会网络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来自苹果主产区1086个农户的实证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9,(11).

[24]  石志恒,崔民,张衡.资源禀赋、社会网络与农户参与农业绿色发展——基于甘肃省228份农户调查问卷的微观实证[J].贵州商学院学报,2020,(1).

[25]  王秀然,林飞,于英.农村社会交往特点调查研究——以山东省为例[J].安徽农业科学,2012,(30).

[26]  王毅杰,丁百仁.社会信任分异: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2).

[27]  赵燕,朱玉春.组织支持\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8,(2).

[28]  艾文琦.祖业观视野中的农户闲置宅基地退出意愿研究——基于江西省余江县(试点县)的调查[J].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29]  孙鹏飞,赵凯.社会资本对农户宅基地退出行为的影响——基于安徽省金寨县的调研数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

[30]  许琪.“混合型”主观阶层认同:关于中国民众阶层认同的新解释[J].社会学研究,2018,(6).

[31]  John-Yueh-Linda Knight.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ur market in China[J].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8,(3).

[32]  Jiang Chunya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s social capital on knowledge transfer in Chinese high-tech firms: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bsorptive capacity and guanxi development[J].Int.J.of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5,5(3/4).

[33] 罗家德.社会网分析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甘小梅 胡   梁]

The Influence of Rural Social Network on Abandonment of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Overall Network Analysis

 

ZHANG Xiaoping, QUE Haibin, LIU Jiahao

 

Abstract: The rural social network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 of farmers, and it is boun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farmers' abandonment of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in a survey at typical villages in Yujiang District, Yingtan City, Ji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analyze social connections within the vill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sidents' abandonment of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It is found that abandoning the right to use rural homestead triggers a significant social network effect, and a close social network exerts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adandonment of this homestead right. An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high degree of political trust is conducive to the work regarding to farmers' abandonment of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 the ' heterogeneity '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 network can help deal with the economic risks occuring in the abandonment. It is thus concluded that active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rural areas,  farmers ' deep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ust, and promo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farmers in lif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 provide social capital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farmers  while in the process of abandonment of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Keywords: rural social network ; social relationship ; political relations ; economic relations ; abandonment of the right to use homestead

 

[收稿日期] 2022-07-29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村宅基地退出冲突形成机理及缓解研究：基于传统农区的考察”（编号：41961

032）、2021年度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宗族网络、产权认知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编号：21JDJL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晓平（1982-），男，江西吉安人，管理学博士，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资源利用研究；阙海彬（1996-），男，江西吉安人，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嘉豪（1993-），男，重庆人，东华理工大学测绘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