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现代化是民族国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经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西方和前苏联的现代化范式，是导向“中国奇迹”、实现“中国之治”的成功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源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交汇融合，是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重托孜孜以求接续奋斗，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之维；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创造了中国化现代化理论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生成的理论之源；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回应时代之问、契合人民之需为指向，在现代化进程中实践拓新，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生成的实践之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D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2）04-0032-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事业全方位、持续性向前推进，现代化的目标蓝图更加明晰、现代化的进程更加平稳开阔，取得了举世瞩目、令人钦佩的现代化成就奇迹。这些成就的取得，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了正确的现代化方向，开创性地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契合人民意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不是简单嫁接在西方现代化模式之上的，其生成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理论渊源和实践根基。“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庄严宣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对标蓝图，继续坚持并不断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当今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引发世界格局的大变革，全球现代化面临诸多不确定性风险，中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也面临着诸多压力与挑战。在后疫情与全球化逆流叠加的今天，要想消除阻力突出重围，不断开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新局面，就必须追根溯源，深入研究新时代现代化理论，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历史之维、理论之源与实践之基，为应对现代化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凝聚共识、积蓄力量。
一、历史之维：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对现代化道路的接续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与历史使命。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步从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经济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饱受经济社会落后与长期战乱之困。毛泽东将近代中国社会之衰颓概括为“社会制度腐败与经济技术落后”[2]。这意味着，当时之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历史大任，就必须推动社会制度变革与经济技术现代化。在特殊社会历史背景下开启的中国现代化，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的现代化分析框架，涵纳了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3] 488。为此，中华民族开启了探寻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寻求救亡图存与摆脱积贫积弱的经济状况成为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理想和追求。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在内的探索，其目的都是要通过革新或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但由于指导思想、依靠力量及领导力量的局限，一系列的变革并没有取得根本性成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曙光。在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探寻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作为革命、建设与改革的重要使命。在当今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共产党正带领全国人民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也正是基于历史的逻辑与考量。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革命进程中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这是一个时间跨度近110年的艰辛历程，可划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这一阶段的现代化是以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政权制度为主题的，在寻求制度变革体制革新的同时，引进现代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发展现代交通运输事业，变革旧俗礼制均被提上日程。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现代化相较于封建守旧大有进步，但并未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决裂颠覆，表现为不彻底的革命与器物式现代化的结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有机结合，逐步探索出了一些适合革命时期的现代化经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指出：“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必须发展工业……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4] 1080-1081可见，这一时期的现代化是围绕实现彻底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而服务的，而在即将取得革命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已深刻认识到现代化之于新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重要性。
（二）计划体制下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后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5] 58。党在过渡时期采取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并明确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形成了“一体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现代化之路。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6]此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和中共八大的召开，为开启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道路做了很好的理论准备。尤其是中共八大明确提出要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论断后，现代化成为党执政的重要任务。1964年，周恩来再次提出，要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这一阶段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是在借鉴和改良苏联现代化道路模式基础上进行的，计划体制下国家成为现代化的单一主导力量。虽然中国共产党也开始认识到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弊端，但对如何开拓形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仍在曲折中摸索前进。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市场化改革与现代化建设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作出了正确表述和安排，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7]。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更加明晰了现代化道路的目标方向。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内容不仅包括经济现代化，而且将精神文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社会和谐等纳入到现代化建设的范畴，尤其是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地位日渐凸显，市场化改革与现代化建设齐头并进。随着“三步走”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在世纪之交实现了“解决温饱问题”和“总体小康社会”的现代化任务目标。党的十六大正式宣布“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8]。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一以贯之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原来单纯追求工业化转向了全面发展的提档升级，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发育成型。
（四）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转换
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目标更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与全国人民勠力同心的接续奋斗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了历史性变革与历史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日趋成熟。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情把握，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国情，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纵观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艰辛历程，可以说探寻中国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持之以恒、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阶段性和连续性的统一[5]，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如此，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建设现代化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担当承继，是顺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伟大创造。当前我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战略机遇期，这个历史机遇正是党领导人民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黄金时期，需要我们抢抓机遇，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真抓实干，以不负历史和人民的重托，把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坚持好、维护好、发展好。
二、理论之源：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创新发展
理论是道路的指南和行动的先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全球工业革命与现代化浪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奠基思想之一。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注的重要议题。现代化实践是人类社会由传统进入现代必经的大变革历程，具体表现为工业化大生产的普及，物质生产与日俱增、精神文化水平的日渐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思考论断，其价值旨归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一）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根源
马克思、恩格斯虽未专门论述界定过“现代化”这一概念，但“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政权”“现代工业”“现代生产力”等概念常见于其论著中，并指出大规模的工业化、商品化是现代化社会的显著特征。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描绘了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近现代化过程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造成的深刻变革，肯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与进步，认为现代化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诚然，这并不意味着资产阶级拥有了现代化的手段和盾牌，就能构建起一个坚不可摧、万古长存的帝国。相反，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并建构新世界，在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10]。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应该有与之对应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并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发展与变迁。上层建筑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但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调和过程是推动社会从低级向高级迈进的原动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机器工业化大生产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飞速发展，必将造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尖锐矛盾，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致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更替，这一规律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11]。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根本变革以及创造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的思想，强调人类不可能由资本主义一步跨越到理想社会[12]，而现代化就是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途径手段。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或是初级阶段，其首要任务和目的就是建立较资本主义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最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释放生产要素活力，彰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制度体系的优越性，而这些任务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现代化的方式手段。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现代化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型现代化道路，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是价值旨归明确、覆盖面广泛、涉及领域深入的新型现代化模式，有别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制约下以实现少数统治阶级利益为目的的现代化。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脱胎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新创造。
（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旨归
依靠谁、为了谁是任何一个现代化模式形成必须回答的理论问题，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价值旨归。马克思依据社会历史变迁与人的发展内在关联，将人的发展概括为对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个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和价值目标，是构建全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即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超脱了自然、社会和精神关系的奴役，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理想社会。马克思指出，未来社会中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取决于这一时代的物质经济基础、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和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的共同生活方式[13]。现代化正是通向这个“自由王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在生产力落后的社会形态下，人终身可能束缚于某一职能，人的发展受制于物、依赖于人，人们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也是极其有限的，人的发展受到自然与社会的限制，无从实现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是单指某个具体的人的发展，而是一个社会集合体概念，即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全面充分的自我展现。从内容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包括的才能与品质等多方面发展，是个人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协调统一发展[14]。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是建立在人的需求不断满足的基础之上的，这些需求既有物质层面的，又有精神层面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价值旨归[15]。人的需求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尤其是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与社会现实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这也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源流
现代化道路非一时一日能完成，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成型、成熟与发展，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对现代化探索的经验总结，汇集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思考与智慧。在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关于现代化的论述主要聚焦于军事尤其是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比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指出：“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16] 511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革命胜利之前，原来聚焦军事器物现代化的观念逐渐被以工农业生产为主题的经济现代化观念所取代[17]。比如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逐步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现代化理念。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四个现代化”的提出并不断优化完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现代化理论体系，现代化所覆盖的面更加全面宽广。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我国现代化的目标任务仍聚焦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对现代化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论断，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被视为现代化中同样重要的内容议题。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国式现代化，即建成小康社会。”[18]关于如何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还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三步走”战略等重要论断，认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循序渐进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有效路径。此外，执政党的领导水平、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被纳入现代化建设的内容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环境和新发展阶段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布局，将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经济体系现代化等纳入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范畴。党的十九大丰实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赋予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丰富的内涵。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再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框架愈加成熟、价值目标愈加明晰，这不仅是对马克思现代化理论的拓展延伸，更是对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现代化论述的接续发展和传承创造。
三、实践之基：从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到贡献现代化的中国实践方案
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活动，必须从实践中来并回到实践中去。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实践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一直坚持、努力实践探索的结果，是党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把握历史机遇坚持问题导向、化解矛盾危机的庄严承诺，也是融入世界现代化之潮流大势、贡献中国现代化实践方案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在建设实践中探索出来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基本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在新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19]。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首先要把工业化放在首位。“一五”计划启动之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之路开启，为中国工业打下了基础。但是在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工业化出现了体制僵化、结构失调等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总方针”。但是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坚持和落实，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工业化陷入了急躁冒进的“大跃进”运动之中。虽然这一时期也曾提出要突破苏联模式，分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但是主要靠强化政治手段与群众运动的赶超式现代化战略并没有取得最后成功[3] 501，中国工业化道路经历了艰辛曲折的实践探索。
邓小平在总结前期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道路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一条从封闭到开放、从计划到市场、从单一经济结构到多元经济组成的新型现代化实践道路逐渐成型。在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三步走”战略等理论指导下，取得了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在总结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十四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20]。进入21世纪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将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纳入现代化建设之中，开启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党的十八大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八大以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稳步推进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审时度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创造性地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范畴，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二）中国式现代化聚焦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问题指向性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现代化的直接指向。不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执政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逻辑主线。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中国的生产力与现代化水平十分落后，人民的需要得不到有效满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以解决物质短缺、满足人民的急切需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生产关系对物质生产的分配调节，离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阶段都还有很长的距离，需要艰辛探索、不断前行。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将实现，落后的社会生产得以改变，人民的需求也已上升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成为现实短板。人的全面发展有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回应人民新的需求、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就必须开创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期待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宏大目标的确定，具有很强的问题指向性和现实价值。首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首要任务就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入剖析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问题，通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断提高应对考验、战胜风险的能力[21]。针对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伟大事业的有序衔接。要将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社会文明程度、共同富裕水平等作为着力点，培育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长点，凝心聚力促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宏观环境，这就需要把握历史机遇、找准方位坐标，在危机中育先机，在变局中开新局。在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上，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东西，要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贯穿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之中，要顺应发展规律，构建起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还要明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循序渐进分步推进现代化建设方针。
（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模式
现代化乃世界发展之大势，人类之共同文明。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以及数字智能时代转型的过程，有着一般规律和共性趋势，比如生产力从低级向高效的梯级升进，社会结构由单一向复杂的层层演进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是历史自觉，也是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创造[22]。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23]。历史文化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决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而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与实现现代化的方式各不同，社会变革顺序与发展模式也就各异[3] 131-132。与西方现代化和苏联模式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始终坚守本色特质，有着显著的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现代化是与世隔绝、格格不入的。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充分吸收融汇了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汲取了西方发达国家及苏联现代化过程中的教训。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提出既要向苏联学习又务必坚持走中国工业化道路。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危机、苏联现代化模式的折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前车之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以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推进现代化，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原则始终没变，这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坚定了实践立场。
另一方面，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24]。从世界意义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发展中国家、世界社会主义和全球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很强的实践参考价值，用中国实践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世界之问、时代之问[25]。比如，就现代化中如何处理好内生动力与外部环境、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物质富有与精神文明、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等多重关系，避免资本逻辑与对抗式崛起等霸权现代化模式横生等问题给出了中国答卷。
总之，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多阻力，中国的现代化也历经坎坷曲折。但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实现了对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和前苏联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人民需要、回应时代之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我们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关于现代化理论的认知与实践探索正处在螺旋上升、不断深化之中，中国式现代化尚在前进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也并非完美无缺，其理论创造与实践创新都需持续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回应时代呼唤、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既要在宏观历史中把握现代化的规律，在实践历程中总结经验形成理论体系，也要善于运用理论指导现代化实践，有序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创新，为中国现代化事业谱写新篇，为世界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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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利林]
On the Generating Logic of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ANG Xingjun
Abstract: Modernization is a necessary development stage for a nation-state to transform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urpasses the modernization paradigms of the West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is a successful path leading to the "China Miracle" and realizing the "Ruling of China" .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tems from the fusion of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i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history and reality,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arduous exploration of the road of modernization by the Chinese n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the continuous strugg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is the historical dimension of the new road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Marxist modernization theory,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It has creat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ch is the source of the theory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or a hundred year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led the Chinese nation to solve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times,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practic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nnov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practice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th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xist modernization theory; scientific socialism; Marxism in China;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收稿日期] 2022-01-21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度湖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深度学习专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生成逻辑、比较优势与话语建构研究”（编号：2021347）、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湖北省社科基金前期资助项目）“新时代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编号：21ZD228）、湖北师范大学课程思政教改项目“四个自信视域下《公共行政学》的育人功能与效果提升研究”（编号：KCSZY20210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唐兴军（1984-），男，土家族，湖北鹤峰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校聘教授，主要从事政党政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