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具有较多变化特征的一个阶段，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五中全会制定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大决策，表明中国的战略规划能力、战略统筹能力、战略思维能力、战略执行能力正在不断强化和提升。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明晰自身历史方位，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抓住战略机遇期，发挥战略管理功能，提升战略执行力，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能力。
[关键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国家战略规划；“十四五”规划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10-0026-07
发展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也是解决一个国家和全球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国的发展根据其自身生产力水平和组织结构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其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实施路径也会呈现出不同特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的重大战略决策，突出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之要义。2021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国家战略旨归和政府工作大局，为今后5至1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擘画出宏伟蓝图，也为提升中国国家战略能力指明了方向。
一、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判断
2020年7月至10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企业家座谈会、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科学家座谈会、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等多个场合，对当前和今后一系列重大的国家发展问题进行开门问策，提出了中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明确了未来一个较长时期里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本文尝试从历史、理论、实践等不同维度予以解读。
（一）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维度来看，新发展阶段是新时代乃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积极主动创新的一个重要过程，即以自身变化深化发展认识，以自身变化解决发展难题，以自身变化适应百年变局。这既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由初级阶段向更高层面迈进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是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曾将1840年至今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总结为三次大转换：第一次转换发生在辛亥革命前后，表现为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自上而下的改良型现代化，封建帝制的崩溃和民族国家重建，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启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第二次转换发生在1949年新中国诞生以后，主要标志为由资本主义模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模式，但其特征是学习苏联模式。第三次转换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表现为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转向开放式的现代化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1]。时至今日，第三次转换仍在运行中。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动力，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使得国家实力连续性提升，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实现了从一穷二白到现代工业化体系建成的巨大飞跃。
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一阶段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变化特点。当前，中国已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工业化发展进入后期，但还面临着农业基础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发展滞后、投资与消费比重失衡、资源能耗偏高、环境问题严峻、部分产能过剩等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发达”特征仍在显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围追堵截，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进一步加大。因此，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在这一阶段必须清晰自身的发展理念，借助自身的发展优势，调整自身的发展格局，提升自身的发展质量。
（二）新发展阶段的理论逻辑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巨大成就，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一深刻变化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新时代人民群众的需要已经从“物质文化需要”发展到“美好生活需要”，从曾经“落后的社会生产”发展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2]。新发展阶段的提出建立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之上，正确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整体全面联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破除了孤立和静止地对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弊端，准确地把握了社会发展大势的根本内因。
首先，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新时期社会基本矛盾的反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总体上已由量变推进了部分质变，但同时这种部分质变又未能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标准限度；其次，这一矛盾的新变化，始终强调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人民既是发展的承受者，通过劳动获得必备的物质生活资料，同时又是发展的推动者，即不断积累经验，改进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和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革；再次，这一矛盾的新变化集中体现出中国对发展的深刻领悟，强调了发展的全面性、结构性、均衡性、动态性和包容性，既追求发展之量，更注重发展之质，为中国在实现小康社会之后的发展进程指明了方向和要求。
为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与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中国精准把握社会机制变革，将创新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瞄准前进方向，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视域下，提出了“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明确了新发展阶段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通过阶梯式的稳步发展，协调推进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
（三）新发展阶段的实践逻辑
新发展阶段的命题是立足于中国当下、把握未来的一种主动性、创造性、自觉性的发展战略决策，其主要依据来源于中国自身的伟大实践及其历史性变革。从实践进程来看，受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长期处于一种以目标为导向、以时段为节点、以能力为要求的追赶型、赶超型模式，对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具体实践具有较强的严密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推进了毛泽东时期的“四个现代化”目标（1950年代至2000年代）、邓小平时期的“三步走”战略（1980年代至2050年代）和习近平新时代的“两个阶段”战略（2020年代至2050年代）。这些战略方案和奋斗目标逻辑一致、环环相扣、与时俱进，丰富和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解和认识，从时间、任务、目标等诸多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和安排。
经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来的不懈努力和快速发展，中国在攻坚克难中奋勇前行，在风云变幻中顶住冲击，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基本实现了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伟大战略构想，为迈向工业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得到了增强，中国正在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将逐渐成为现实，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正焕发出强大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在“两个一百年”目标顺利接续之际，中国适时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从而更加清晰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明确党的阶段性中心任务、路线方针政策。既把握了实践发展的连续性，又体现出了实践发展的阶段性。
二、新发展阶段国家战略能力的主要体现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行动纲领，也是对未来5至15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总体部署。不仅体现出中国国家战略能力正在不断强化和提升，也为未来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关于“国家战略能力”这一命题，最早出现在《2004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白皮书指出，中国紧紧抓住并充分利用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发展与安全的统一，努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运用多元化的安全手段，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谋求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综合安全[3]。随后，国内学界从安全、资源以及利益等视角，对“国家战略能力”的概念定义、构成要素、功能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4][5]，国外媒介和智库也作出了各种解读。
从概念上看，国家战略能力具有三层含义：一是要求国家能够筹划自身长远发展，设置相应的战略目标，而且还具备强有力的战略执行力，保证完成战略任务；二是要求国家能在非常状态下保持正常运转，生存不受到根本威胁，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对稳定，通过进行相关准备以防止国家发展被外界因素阻断；三是要求国家在维持基本的生存状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朝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面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新发展阶段的国家战略能力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战略规划能力
战略事关政党、国家、社会组织、集团的重大问题，属于大政方针的制定。譬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擘画中国重大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会议，其中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十四五”规划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五年规划，而是直指迈向2035年远景目标的规划，也是2020年到2035年之间3个五年规划中的第一个规划，事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制定五年规划与制定更长时间的远景规划或远景目标相结合，旨在实现与新三步走战略阶段性目标的衔接和融合，将每一步的战略目标具体分解到每一个五年规划的具体目标中，从而保持战略规划的连续性、整体性和统一性，进而增强国家战略能力。
（二）战略统筹能力
战略统筹能力，即从总体战略的全局和高度出发，不断推动各个领域、地区以及政策等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衔接、耦合和协同，在动态协调均衡中实现整体最优，共同达成预期战略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系统而又宏伟的系统性工程，新发展阶段加强战略统筹能力至关重要。《纲要》第三至第十四部分，按照新发展理念分领域阐述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重点任务和战略部署，这是对党的十九大“两步走”战略目标安排的进一步深化，突出了各项任务目标之间的整体性。在经济方面，《纲要》提出“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在人才评价体系方面，强调要“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在国民素质方面，要求“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6]，等等。这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注重战略统筹能力建设，坚持系统观念，深入把握各项工作任务中的重点及其内在联系，积极推动和凝聚各方面有利因素并形成最大合力的系统工程。
（三）战略思维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用战略思维去观察当今时代，洞悉当代中国”，“站在战略的高度，善于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观察和处理问题，善于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7]。《纲要》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思维能力的集中展现。一是前瞻性。十九届五中全会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对未来一个较长时期内出现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谋划，提出了今后发展的总体思路，明确了各项工作的主要方向和重点任务，把握了发展的主动权；二是全局性。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国内市场、深化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发展到文化建设、绿色发展、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安全发展、国防建设，等等。《纲要》从全局的高度全面展现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体现出全党全社会对未来发展的共识；三是针对性。战略思维既要有全局谋划，还要抓住每一项工作要点和方法。例如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纲要》提出“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方面，提出“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政策、规则、标准联通”[6]。
（四）战略执行能力
所谓战略执行能力，指在战略规划的指导下，其行为体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运用、优化和配置各种资源，落实战略规划并最终实现战略目标的综合能力，它涉及战略的各个层面和细节。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战略执行力立足于落实任务本身，要求战略制定之初必须符合实际，形成具有可操作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实施方案，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实施；二是在战略执行方面建立有针对性、可行性和严密性的制度，通过发挥制度作用产生一定的约束力；三是战略执行能力具有灵活性的特征，在执行过程中能够不断巩固、优化和校正战略目标和方向。70多年来，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一个显著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带给中国独一无二的组织动员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8]。《纲要》从执行体系方面，提出要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实，明确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提高党的建设质量[6]。这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战略执行能力的内涵，有利于不断健全权威高效的制度执行和监督机制，将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转化为全体党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三、新发展阶段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的基本路径
中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是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深刻认识的必然结果，是未来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的根本遵循，对中国今后发展国家战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未来中国必须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沉稳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不断强化和提升自身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赓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
2012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新兴大国出现必然带来国际格局调整，必然遭到守成大国遏制。这也是我国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将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要充分认识这种战略变化的客观必然性，把握好大国关系演变的特点，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9]。
所谓战略清醒，是指应对既定的战略意图和目标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性，在明晰自身实力和优势的前提下，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坚定自身的立场、原则和观点不发生动摇。战略定力是指把握大势中为实现战略意图和目标，所具备的宽阔视野、战略睿智和坚定沉着的行动能力，是基于全局性、根本性、长久性的稳定优势与实力。战略定力是谋求国家长远利益和实现发展目标的坚定不移的决心与信心[10]。
《纲要》为中国确定了长远而清晰的发展目标。面对新发展阶段中呈现出的诸多变化特征，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按照既定的发展方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是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一以贯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二是要始终强化忧患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清醒、理性认识到新发展阶段世情、国情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既要看到自身发展的优势，更要关注自身发展的不足，不断加强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主动直面和解决新发展阶段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做最坏打算和最充分的准备，以自身之变应对未来之变；三是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在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上统一国家意志，避免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干扰和误判，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在时空转换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
（二）抢抓并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
战略机遇期的命题，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事物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其性质主要取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尽管大变局之下不确定风险和挑战日益增多，但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纲要》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6]。这是在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战略机遇期是指有利于战略实施的历史阶段及其环境和条件。与一般的机遇期相比，它具有时间的长期性、空间的开阔性、影响的全局性等特点[11]。党的十六大提出的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主要是在一个国际格局和力量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不断融入世界，抓住了全球化深入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发展遭遇了一系列严重危机，各种问题不断累积叠加，进而酿成了时下正在持续加重的乱局与变局。
中国国家战略能力需要在危机和变局中进一步历练。具体来说，一是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发展观，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危与机的互变规律，认清当前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尤其是要关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演化、全球治理体系调整给国家未来发展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加强自身定力适应新变化，在变化中创造机遇、把握机遇、利用机遇；二是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国内和国际各方面优势和有利条件，因势利导，积蓄力量，以高质量发展解决各种复杂问题，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三是要强化创新意识和机遇意识，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推动创新体制机制建设，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核心项目、核心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创造发展新机遇。
（三）发挥战略管理功能
战略管理源自于企业管理。原意是指企业确定其使命，根据内外部条件谋划企业战略目标，并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诸实施的动态管理过程[12]。从国家的角度而言，一国的战略统筹能力不仅体现在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还要体现为对整个战略的实施过程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战略管理的核心在于统筹规划，实现战略资源与战略目标的高度匹配，这是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也是国家战略能力不断向科学化、精细化、立体化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纲要》着眼于统筹国家安全和发展两件大事，在完善“四个全面”新布局的基础上，以五大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明确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以及各领域的主要任务和战略重点。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一部整体性、系统性、战略性的国家发展纲领。
提升国家战略能力，就是要发挥战略管理的功能，坚持以全面的、发展的、系统的观点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根据形势发展的轻重缓急，制定科学、合理和完备的实施方案，不断推动协同发展。具体来说，一是要坚定做到“两个维护”，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二是科学编制和实施好各领域、各地方的“十四五”规划纲要和专项规划，特别是要加强“十三五”既定的各项任务与“十四五”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按照改革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的要求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一任接着一任干，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三是要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深入研究新发展阶段各领域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找准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结合点和落脚点，实现包容性的发展。
（四）加强战略执行力
战略执行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综合反映，强大的战略执行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从实践过程来看，国家战略实施中最大的难点在于战略规划与战略执行之间存在差距，致使战略规划难以有效执行和落地。尽管《纲要》完成了新发展阶段总体规划的制定，但规划的制定并不等于规划的实施，最终还要看战略实施的效果，能否将蓝图变为现实。强化战略执行力是确保战略实施的根本保证，甚至也决定着中国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执行力，其核心在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主要表现为：在复杂变化的环境中以战略目标为方向，加强战略规划的可操作性，做到精准施策，实现战略规划与战略执行的无缝对接；在战略实施中，发挥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建立一支政治素质过硬、具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管理队伍和人才队伍，为战略执行提供充足的人才保证。
具体来说，一是要明确战略执行部门的组织结构和职责分工，制订科学系统、权责分明、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强协同合作，推动总体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工作任务和战略目标的层层分解和有效落实；二是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立健全动态的监测、预防、监督、评估和处置的长效机制，及时对重大风险问题进行科学预判和处置决策；三是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领导力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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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立鸣]
Judgment of Historical Posi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and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Strategic Capabilities
XIAO Yang
Abstract: The convening of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rked China's entry into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is a stage with many chang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China's socialism, and it has a milestone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major decisions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and 2035 long-term goals formulated b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show that China's strategic planning capabilities, strategic coordination capabilities, strategic thinking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execution capabilities are continuously being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In the face of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 needs to clarify its historical position, maintain strategic sobriety and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seize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exert its strategic management functions, enhance its strategic execution, and continuously enhance its national strategic capabilities.
Keywords: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new development stag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14th Five-Year Plan"
[作者简介] 肖阳（1987-），男，湖北武汉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湖北省行政学院）政法教研部讲师，法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