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内涵。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建立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到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百年演进的每一阶段都体现了我党的伟大理论创见与实践，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我党统一战线的百年演进史启示我们：统一战线思想要有大统战格局，要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要加强对新生代统一战线力量（尤其是留学人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年轻一代、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培养；要以创新思维开展互联网时代的统战工作，开辟互联网时代统战工作的新局面。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国共合作；抗日战争；改革开放；治国理政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10-0013-07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国历史翻开了崭新一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事业的伟大成就。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研究我党自建党以来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历程意义重大，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推进提供有益借鉴。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主要指的是1924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建立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统一战线思想运用到革命实践，开辟了政党合作的新模式，取得了重要成果，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奠定了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2 年中共二大初步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统一战线策略。在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写道：“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1] 67遗憾的是，中共提出的“党外合作”方式没有得到国民党的赞同，由于共产国际的介入，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1923年中共三大决议体现了共产国际的要求）。虽然这种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却埋下了国共两党日后分裂的种子。

在孙中山的推动下，国共合作正式建立。自中共三大提出国共合作的积极主张以来，孙中山针对当时国民党内部混乱的现状积极进行改组。在看到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孙中山发出了“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2] 2的感慨，继而决定学习俄国的成功经验，“以俄为师”，不依靠军阀而发动工农群众参与革命。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国民党改组于1924年基本完成。同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3] 692由此，国共正式合作，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得以正式建立，并在全国人民的积极支持下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然而最终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信弃义而遭到破坏。1924年工人运动复兴、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国民党“二大”之后的北伐战争以及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都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给予了沉重打击。随着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开始排斥共产党，并于1927年4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同年7月，国民党右派实行“宁汉合流”，武汉汪精卫政府走向反动，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由此，孙中山主张的“新三民主义”完全被抛弃，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建立的统一战线正式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之后是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我党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建立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主要成员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者。由于这一时期在我党制定的《兴国土地法》中对地主、富农、手工业者等进行了区别对待，革命得到了根据地各阶层人士的拥护和支持。因此，土地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看起来似乎范围缩小了，但实际上凝聚力更强，培养了一大批坚决拥护党的人民群众，为根据地的创建和统一战线规模的扩大奠定了群众基础。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发轫于1935年的《八一宣言》，即《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颁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和全中国统一抗日联军的设想。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是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重大事件，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取消一切对立，无论什么派别、阶层的人只要抗日，都要加以团结，“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要团结一切力量，自觉做到“五出”（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专门技能贡献专门技能）和“五为”（为祖国生命、民族生存、国家独立、领土完整、人权自由而战）。会议第二天，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首次确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提法。

1936年３月，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地区举行扩大会议（即晋西会议）。晋西会议是瓦窑堡会议的延续，它贯彻了瓦窑堡会议精神，使全党全军更加明确了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与奋斗目标，进一步统一了全党政治和军事战略思想。这次会议对于我们党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经过共产党的不懈努力，红军首先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共识。随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有力斡旋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蒋介石也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由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幕开启，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践上取得了诸多创新，为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首先，“三三制”政权的建设是抗日统一战线实践的重大创新。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明确了抗日根据地的统一战线策略，1940年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策略获得重大发展的一年，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实行共产党员、非党员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保守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三三制”政权建设在陕甘宁边区实践成功后逐步推广到其他根据地，掀起了统一战线工作的高潮。其次，明确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指导方针。1941年6月28日，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不仅要团结贫下中农和进步人士，而且要尽可能团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但是对他们要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一拉一打”政策。在打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同时要以“拉”为主。最后，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总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工作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形象地描述了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总策略、总方针，对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对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有着重大意义。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成为具体的工作原则，有理指的是工作要获得人民的坚定支持；有利指的是工作要有成效，有利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节指的是把握好斗争的程度。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但又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这一时期我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国共合作虽然没有共同的革命纲领，但是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合作），国内外形势极其复杂（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进行），中华民族遇到了严重危机。即便如此，中国共产党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先，放下一切恩怨，克服重重困难，以高超的智慧和高明的策略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主要通过两条战线展开。一条战线在解放区（革命根据地），另一条战线在国统区。两条战线的展开使得“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方针得到了良好贯彻。在解放区，由于区别对待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以及小工商业者，并严格区分了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两个概念，从而得到了广大农民和中间阶级的积极拥护。在国统区，随着爱国民主运动的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和有识之士汇聚到了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来。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统区的统一战线开展愈发顺利，不仅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更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是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大宪章，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体现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实践的辉煌成果，也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大团结的政治基础和奋斗纲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进入到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工作覆盖面广，内容丰富且复杂。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总结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党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统一战线新道路的探索。1950年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在《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与新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统一战线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主要目标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实现《共同纲领》；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在经济和政治上加强合作；虽然民族不平等已经消除，但是民族间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应当施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于民主党派而言，要以《共同纲领》为准则团结他们，同时也要尊重其组织上的独立性，必要时进行适当协商和批评建议；要加强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在加强统战工作的同时要克服关门主义和敷衍主义、迁就主义倾向。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前线，抗击美国侵略者。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联名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表达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支持抗美援朝的决心。1952年第三次全国统战会议召开。着眼于整理经济领域乱象的“五反运动”在这一时期已经结束，整个社会的国民经济恢复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因此此次会议的主要工作是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对于这方面问题的处理，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着立场不坚定的两面性，因此对其既要团结又要斗争。这次会议对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明确判断，并将统一战线的重点放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1953 年 6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三改”），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也转移到社会主义改造上来。1954 年 3 月第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我党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对统一战线内部各界人士进行了妥善安置，并制定了港、澳、台相应政策。统一战线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广大人士。1956年11月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是一次学习、贯彻中共八大精神的会议，学习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1958年12月第十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主要讨论了有关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问题。1963年5月第十三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召开，就中央统战工作几年来的政策策略进行了检查总结。

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文革”（1966—1976）期间遭到了重大挫折。但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关怀下，统一战线没有被取消，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有关统一战线的组织也没有被取消，并在“文革”后期得到了部分恢复，为改革开放以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恢复和加强，随着1979年8月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召开，统战工作全面铺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特色，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下，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取得进步。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起着奠基性和开拓性作用。关于统一战线的性质，邓小平提出新时期统一战线建立的基础是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将统一战线的对象明确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爱国者的联盟。对于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任务，邓小平认为就是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对象有10个方面，即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非党知识分子、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爱国宗教领袖人物、去台人员的家属和亲友、台湾同胞和香港同胞及澳门同胞、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对于多党合作问题，邓小平提出“同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4] 205。随后的党的十二大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并将知识分子归入工人阶级，改变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对于非公有制经济，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坚持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大目标，在这一前提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加以支持和引导。在民族、宗教问题上，邓小平主张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要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在祖国统一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祖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可行性。

江泽民将“大团结，大联合”作为统一战线的本质，强调在建设四个现代化、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目标指引下，团结所有人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任何阶层、党派或集团都应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内。在对待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方式上，要在维护祖国统一的立场上给予他们政策引领并最大限度地关照和团结他们。在多党合作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这一制度写入宪法，为统战工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胡锦涛指出统一战线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法宝，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下，要团结一切爱国人士，为社会和谐、民族复兴服务。对于新出现的社会阶层，胡锦涛主张要将他们列为重要的统战对象。这些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主要指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者，这些新社会阶层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关，也与新社会组织的出现有关。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将他们团结起来，让他们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形成上下一致的爱国阵线。在台湾问题上，胡锦涛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决反对“台独”。

习近平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团结了海内外各界人士，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大旗，为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稳定和谐、促进祖国统一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我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最大限度地团结各界人士，利用一切积极因素，为党和人民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对于人才，尤其是党内外知识分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将人才工作作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常抓不懈；要在支持留学、来去自由的方针下，鼓励留学人员在学成之后回国工作或者以多种方式直接或间接为祖国服务。对于非公有制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要一手抓鼓励支持，一手抓教育引导。对于新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在坚持党的领导下的各种指导思想。

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回顾历史，继往开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百年演进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第一，构建统一战线大格局。统一战线要有大局观、全局观，要构建大格局，这样才能将统战工作不断推向前进。纵观中国近现代史，能够深刻理解和运用大局观的中国共产党，运用自己的高超智慧，在大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时期构建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了重大成果。譬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强烈反对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指出了建立国内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通过“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广泛团结了全国进步力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央统战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我党要更加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巩固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100周年大会上强调的那样：“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广聚天下英才，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5]

第二，加强对“新生代”统一战线力量的培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百年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要注重对新生力量的关注，新时代更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 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要重视对三支“新生代”统战对象的培养。三支新生代力量指的是留学人员、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年轻一代、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这也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开展对象。

留学人员是新生代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近百年的中国发展史也包含着爱国青年前赴后继出国求学、回国建设的“为中华之崛起”的奋斗史。在21世纪人才竞争激烈的今天，留学人员是重要人才，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留学生将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自己的理想抱负与民族复兴大业联系起来，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建设或以各种方式支持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所以要加强对留学人员的重视，是因为他们大多掌握着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创新能力较强，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因此，将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中，教导他们不仅要有深厚学识还应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愿意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年轻一代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对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做到爱国、敬业、创新、守法、诚信、贡献”。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年轻一代主要指家族企业的接班人或新的创业者，他们往往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还有过国外留学、工作、生活的经历。但由于受成长、教育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他们的爱国情怀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强化。因此，统一战线工作应加强对他们思想动态的了解，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和引导，培养出一批素质过硬、精通业务的统战干部队伍，以优良作风和踏实工作赢得党外人士的尊重，并引导他们为爱国统一战线以及民族的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新媒体代表人士是统一战线的新对象。“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这一说法在 2015 年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第一次被提到，“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已经成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应重点团结的人群。“新媒体”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鲜事物，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新媒体注入了不同于以往的时代特色，对传统社会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因此，应加强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团结，引导新媒体群体爱国爱党，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具体来说，应建立完善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平台和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网络交流平台；应引导新媒体代表人士成为有影响力的网络意见领袖，以引导和规范网络舆论的良性发展。

第三，以创新思维构建和完善互联网时代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百年演进启示我们，每一时期的统一战线都可能面临新的挑战，但是我们要以无所畏惧的勇气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统一战线工作遇到了以往从未经历过的巨大挑战，这需要我们要有创造性的思维和工作方式来推动统战工作的开展。具体而言，互联网时代统战工作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首先，网络信息的复杂化、多元化使得民众的政治参与倾向非理性化，即受不良信息及各种违反道德或纪律言论的影响，使得民众对社会形势（或事件）产生误判，有的甚至失去理性。其次，爱国统一战线面临西方敌对势力的挑战。互联网的存在使得西方国家传播不良信息的渠道比以往更多更广，西方国家有意识地通过互联网传播西方价值观，公开或隐晦地鼓动民众反对党和政府，因此统战工作面临着比以前更大的挑战。最后，统战工作的实际任务比以往更加复杂和繁重。互联网时代，统一战线已经超越了原有的范围，其统战对象、工作任务、设计领域等都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有着极大变化。领域无界、地域无界、身份无界是当前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新挑战，统战思想工作也不像以前那样有非常明确的工作对象或指标任务，这一切都使统战工作的任务难度大大增加。互联网一方面给统战工作带来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因其广阔时空、无限受众，也有利于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如今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带来了巨大冲击，面对这一冲击，统一战线工作要紧跟时代发展，面对挑战但无惧挑战，不断加强和改善网络时代统战工作的开展力度和工作方式，使互联网时代的统战工作得到良好发展。

综上所述，自1921年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新时代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各项规定要求，充分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广泛力量支持。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责任编辑：李利林]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XU Qiwei, GAO Letian

Abstract: The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notations. From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united front established during the first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establishe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to th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established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very stage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united front thought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y all embodied the great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e of our party, and achieved great victories in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100-year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front of our party enlightens us: the united front should have a grand united front pattern, strive to find the greatest common divisor, and draw the largest concentric circl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united front forces of the new generation (especially the overseas students and the non-public economy). Cultivation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of people and representative people in new media); it is necessary to carry out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Internet era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open up a new situation in the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Internet era.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nited front think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reform and opening up; governance of the country

[作者简介] 徐绮蔚（2001-），女，湖北蕲春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学生；高乐田（1964-），男，山东曲阜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