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1920-1927）中，以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胡鄂公等为代表的湖北籍革命知识分子，充分利用省内外的报刊、书店等媒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文艺理论等，积极推广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东方革命理论，极大地唤醒和促进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自觉，抨击了各种冒牌社会主义思潮，为建立中国共产党营造了强大的舆论，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和组织基础，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 湖北籍共产党员；早期革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著作；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列宁主义；列宁东方革命理论；建党100周年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8-0012-08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1920—1927）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伟大文化景观，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思想领域内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源头。由湖北籍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黄负生、陈潭秋、林育南、胡鄂公等知识分子精英组成的宣传队伍，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队伍的领军人物，谱写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辉煌一页。

武汉作为湖北籍革命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见证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图景。武汉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大致上分成了两段：一是建党初期，在湖北籍进步人士的有力宣传鼓动下，武汉地区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仅次于上海、北京的第三重镇；一是大革命后期，即武汉“赤都”时期，在全党政治家、思想家和湖北籍革命者的努力下，武汉地区成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中心。

一、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湖北籍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湖北籍革命知识分子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其佼佼者首推李汉俊。李汉俊（1890-1927），原名李书诗（书思），字人杰，号汉俊，笔名汗、漱石、先进、均等，湖北潜江人。他12岁东渡日本求学，1915年7月考入东京大学土木工学科，1918年7月毕业。在此期间正值日本大正时代，社会主义思潮涌起，使他深受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1918年底回国，一到上海即参加《星期评论》，全身心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到1922年的3年时间，发表了100余篇文章；他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开设唯物史观课程。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赞誉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①。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在他的影响下，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恽代英是中共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1895-1931），字子毅，又名遽轩，笔名有但一、天逸、子逸、英、FM等，生于武昌，祖籍江苏常州。恽代英1915年9月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毕业。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早年深受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后经过革命运动的洗礼和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了《我们的》《武汉星期评论》《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家、理论家。

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董必武（1886-1975），幼名乐益，辈名贤宗，学名用威，号壁武。“必武”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以号代名时，用号的谐音，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有其鲜明特点，其思想跨度较大，由一个追求封建士大夫仕途的旧知识分子，经过旧民主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而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1918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任秘书；1919年春到上海，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申冤。蔡济民是辛亥革命首义功臣，不是死于护法的战场，而是遭到“战友”暗算。他秉请孙中山主持正义，然而孙中山除了表示同情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使得董必武深刻认识到孙中山依靠军阀的老路不能走下去，更实现不了“民主共和”。革命要从头来，但新路何在呢？这时他结识了李汉俊。这位比董必武小4岁的湖北小同乡，向他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俄的情况，指出中国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救国的道路是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从此董必武“相信马列志不移”。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革命时期创办《武汉评论》《汉口民国日报》《楚光日报》等刊物，发表了《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等文章，从此战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前线。

还有一位鄂籍知识分子值得一提。胡鄂公（1884-1951），原名胡荣铭，字新三，号南湖，室名风雨楼，湖北江陵人。胡鄂公的经历波澜起伏，曲折丰富。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民国初年担任过第一届国会议员、湖北省政务厅厅长、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要职。1922年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其人员经过李大钊介绍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胡鄂公曾是中共红色特工的重要成员，直到1951年病逝于台北，其神秘面纱还没有揭开。他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的最大贡献就是创办了《今日》杂志，成为中共创建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张亮丽名片。

此外，武汉地区还涌现出刘伯垂、陈潭秋、黄负生、林育南、熊得山、李求实、钱介磐等一批鄂籍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他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天幕上群星灿烂，熠熠生辉。

二、马克思主义在武汉早期传播的媒介

基于比较发达的现代经济和交通条件，武汉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出现了200多种报刊以及书社、书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阵地。主要包括：

《武汉星期评论》：1920年3月创刊，恽代英主其事，最初宣传的是互助空想社会主义。随着恽代英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此刊物成为武汉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体，发表了李汉俊的《第三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第四阶级的妇女解放运动》、批判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中国思想界的寒暑表间晴雨的梁启超先生》、黄负生用唯物史观写的时评《军阀底下的自治》等文章，以及妇女专刊。1922年5月，它与《大汉报》等媒体创办纪念五一专号，集中发表17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章，向工人阶级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我们的》：利群书社主办刊物。1920年创刊，油印不定期，只出了8期，主要记载了利群书社的活动，特别是详细地报道共存社的活动，记载了恽代英、林育南等革命青年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历史过程。

《今日》：1922年2月在北京创刊，1923年8月终刊，目前看到的有3卷10号。该刊虽然是北京的刊物，但创办人与主要作者是鄂籍湖北人，刊物在湖北乃至全国影响较大，促进了湖北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今日》是五四时期唯一一份公开宣称“研究马克思学说”[1]的刊物，宣称“我们很相信马克斯（思）主义，是我们应该确定的主义”“马克斯（思）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看他（它）所采取的革命的方法，也确是有条理的。马克斯（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变更经济的组织，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2]。杂志每一期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主，刊发了《哥达纲领批判》《国家底（的）起源》《粮食税》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发表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马克斯（思）的唯物哲学》《无产阶级与文学》等诠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武汉评论》：这是一份周刊。1924年10月在武汉创刊，名为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实为中共湖北地区党组织所控制。共产党员钱介磐为主编，作者林育南、徐全直、秦怡君、任宣等均为中共党员，相继发表了《中国民众纪念李卢列的意义》《列宁主义概述》《列宁主义与中山主义》《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等重要文章。

《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11月20日正式创刊，董必武为经理，宛希俨、沈雁冰等先后担任主编，毛泽民负责行政事务。初为国民党湖北、汉口市党部的刊物，后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言论机关。它实际上直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是共产党办的第一张大型报纸。它用大量篇幅报道国内外革命运动，刊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是重点推荐大革命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如《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马克思其生平著作及其学说》《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等。

长江书店：这是中共中央继上海书店（1926年2月被军阀查封）之后，在武汉创办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由中共中央宣传委员瞿秋白主管，毛泽民筹办，苏新甫任经理。书店选址在汉口后城马路与济生马路交会处（今汉口六渡桥原人行天桥东北侧），后迁到汉口交通路。书店设立长江印刷所，设在汉口济生路福生里。书店于1926年11月开始试营业，12月1日正式开业。它为印刷出版发行三位一体。1927年7月20日，书店被武汉国民政府查抄。8月4日，书店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刊登“停业启事”。它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最重要的宣传阵地。据不完全统计，在9个月的时间里，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新书和重印书达50余部，经销的书刊达数十种。

特别要介绍的是1922年5月1～3日，武汉地区的党团机构组织武汉地区的《大汉报》《汉口新闻报》《武汉星期评论》等7家媒体，连续3天同时出版纪念“五一”专号，发表了《敬告劳动界》《我对于武汉劳动节的观察》等17篇文章。这是武汉地区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公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也是第一次集中向工人群众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造势，创造了红色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闻奇观。

此外还有《群众》《湖北农民》《湖北妇女》《汉口青年》等刊物，均从各自角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劳工运动理论、妇女观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三、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早期传播的代表性著作

印刷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基本、最集中、最可靠的途径，也是武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重要阵地的主要标识。其有影响的主要著作如下：

《劳农政府与中国》：在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十月革命的影响才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劳农政府与中国》是我国第一本诠释苏俄与中国的图书，1920年6月由汉口新文化共进社刊印。共进社在武汉党组织成立后，即成为党领导下的文化机构。该书由张冥飞编，小32开，共172页，有“劳农政府的由来和经过”等12节。特别是“劳农政府与中国的关系”“列宁的手段与奋斗精神”“列宁的谈话”等节，使中国人民对俄国十月革命和新俄罗斯文明有了真实的了解。

《马格斯（克思）资本论入门》：1920年9月，作为第二种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在上海出版，全书54页，共8小节，翻译者是李汉俊。该书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党著名的左翼领导人马尔西（Marry E. Marcy，1877-1922）编写的《资本论》通俗读本。它一面世，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欢迎，北京、武汉两地党的早期组织把它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材料。湖南文化书社在7个月内就销售了200多本，排在销售榜的首位。

《阶级争斗》一书是恽代英受陈独秀的委托翻译的。全书小32开本，198页，共5章。《阶级争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Karl Kautsky）对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作的诠释。该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成为促使毛泽东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3本书之一（另外2本是《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史》）。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以下简称《阶级》）：这本小册子1921年6月在汉口印发虽然字数不多，共9页，5600个字，但政治价值很高，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成果。首先，该书正确判断出中国当时特殊的社会性质为“公共半殖民地”。其次，它鲜明指出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要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就是共产党”，使共产党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再次，它指出共产主义的理想是行动的指南。最后小册子批评了各种阻碍中国革命前进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如教育救国论、无政府主义等。《阶级》具有非同寻常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价值，尤其是发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夕，是为党的一大召开而进行的一次重要文宣活动，为党的诞生制造舆论。

《列宁主义概论》（以下简称《概论》）：这本书于1927年1月21日，即列宁逝世3周年之际，在武汉出版。《概论》是根据苏共领导人斯大林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的讲演整理而成的，是迄今最深刻最全面阐释列宁主义的专著，是列宁主义研究的丰碑。《概论》一出版立即受到中国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最畅销的革命书籍之一。正如《向导》周刊在刊登《概论》广告上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部论列宁主义言简而意赅的书，读过《共产主义的ABC》后，必须读此书，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理论和实际才能有完全的概念；但亦必须读过《共产主义的ABC》懂得若干原则和术语之后，读此书才能懂得这一部走遍全世界的著作。”[3]后来中共中央重新翻译，以《列宁主义的基础》为再书名，列为“干部必读”的图书，成为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之一。

四、湖北籍革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特殊贡献

湖北籍革命知识分子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进程中，与中国其他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大体上保持一致性，但在某些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第一，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他们反复阐释“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李汉俊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一文，是继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又一篇全面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文章。他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普世价值，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对中国革命具有伟大的指导作用，“我希望我们中国底（的）同胞不要把现在先进各国所有的社会现象视为‘对岸之火’，取‘与我无关’的态度，也把彼底（的）由来、内容、结果，拿来仔细推究”。近代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先进发达的西方工业国，如要赶上去，首先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武器，进行社会革命。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实在是我们后进之中国的“天赐之幸”。“这天赐之幸只在等着我们中国人伸手去（接）受，我们如果连这手都懒得伸，就未免是太甘暴弃，恐怕终免不了要遭天谴呢！”[4]

李汉俊在与张闻天讨论如何彻底改造中国、改造世界的问题时，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适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要成为什么呢？现在还不晓得，这就要靠中国人底（的）努力了。我们努力底（的）结果，或者能够造出什么来。张闻天先生！我们大家来努力罢！”[5]

第二，重申道路决定命运。近代中国，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西方寻求各种救国的道路。湖北籍的共产主义者非常明确地宣告，中国要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董必武指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革命的先河，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民众解放的起点。它不仅给中国人民指明了自由解放之路，同时还从精神上影响了中国广大民众，一个国家要想从严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必须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和勇气[6]。在俄国十月革命8周年之际，《武汉评论》指出：“十月革命，使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得了一个最大的刺激，更与东方弱小民族一个绝大的暗示，所以我们应当热烈的纪念他（它）。十月革命，沟通了工业国家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成为一个整个的世界革命，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世界革命成功的第一声，所以我们应当热烈的纪念他（它）。十月革命后，苏俄以援助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求解放为职志，所以我们应当热烈的纪念他（它）。十月革命后，苏俄自动的放弃了以前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援助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继续侵略中国，揭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各种阴谋，所以我们应当热烈的纪念他。我们热烈的纪念苏俄‘十月革命’，应当取法苏俄十月革命的精神以实现中国的‘十月革命’，更应当发挥这种精神以成完全世界的‘十月革命’。”[7]

第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两大伟大发现之首。唯物史观的传播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序幕。《今日》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不可忘记。首先它翻译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等唯物史观的经典著作。其次，它发表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马克思的唯物哲学》《唯物的中国史观》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最后，《今日》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来透视中国历史。从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生产工具和劳动技术的变化作为划分中国社会的标准，中国之所以到近代落后，主要就是在生产力、生产工具等方面落后于西方，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生产方法必然使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也就是我民族起死回生的一点”[8]。

李汉俊于1922年1月发表的《唯物史观不是什么？》一文，指出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不了解唯物史观就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误解了他底（的）唯物史观，就要误解他底（的）主义”[9]。文章最可贵之处，在于传播了唯物史观中的辩证法。文章直接引用了恩格斯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指出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的哲学，乃是具体的科学”。但唯物史观又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近代德国哲学的“后继者”，它很“巧妙”地将黑格尔哲学里面的辩证法的思索法（今译为思维方式）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观察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因此唯物史观亦叫作“辩证法的唯物论”[9]。这比瞿秋白传播辩证法要早2年②。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两大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伟大成果。李汉俊的《马格斯（克思）资本论入门》与《马克思经济学说》成为我国第一批《资本论》的通俗诠释本。《今日》高度重视马克思的经济学，曾指出：“要研究马克斯（思）科学的社会主义，都不可不研究马克斯（思）的经济学说，因为经济学说，就是大家所谓的科学。所以不把他的经济学说十分了解，说是懂得马克斯（思）科学的社会主义，简直是欺人的话。”[10]正因为如此，《今日》先后刊载出《绝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绝对的相对的剩余价值研究》等《资本论》原著第1卷的若干翻译段落，并刊发《马克斯（思）经济学说》《资本底（的）本质是什么？》《资本的利润》等文章对资本、价值、雇佣、剩余价值等经济基本概念一一诠释，充分论证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精髓和价值，对中国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普及教育。

第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这是湖北籍共产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一个亮点。首先，他们应用唯物史观给文学以正确的社会定位。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将道德伦理的觉悟视为最后的觉悟，改造国民性成为改造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今日》反复宣传唯物史观，指出社会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结果，物质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也就是说改造社会的根本之途不是在精神世界而是在物质世界。以往的一切特权阶级都是力主精神来支配物质的，于是他们利用科学、法律、政治、文艺、宗教等上层建筑“来瞒蔽大多数人民，而自握其统治的权力，其唯一借口物，就是说：精神可以产出物质”[1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好将世界颠倒了过来，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学艺术只是上层建筑的重要部分。

《今日》刊发的《无产阶级与文学》一文指出：现在的社会是有产阶级独占的社会，他们不仅操有经济的要素，握有政权，而且“把全人类精神上共享的艺术和文学，都刮到他们的私囊中去，当做他消遣散忧的奢侈品”[12]。无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且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所以自生至死，并不知道文学的性质作用有什么兴味，那里去懂得文学的价值呢？”[12]现在的第一步是解决经济问题。所谓经济问题就是铲除私有制，把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机关归民众。第二步是劳动民众有了政权，才能设立公共学校，使劳动民众有研究文学的机会，能够享受文学艺术所带来的美的精神[12]。

其次，阐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使命。《今日》高度重视文学艺术的反作用，认为革命文学是改造社会的工具。革命文学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对旧社会的批判，现代文学家“唯一的职务，也就在以深刻的观察，锐利的笔锋，把人生的苦痛，社会的罪恶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使人读了惊心动目，引起无量的同情，流出真挚而悲悯的眼泪来”[13]。文学是以人生为背景的，因此革命文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启蒙人的思想，承担指导改造社会的责任。劳动大众是人类最大多数，革命文学首先就是要启蒙他们的思想，唤起他们的阶级觉悟起来与专制社会进行斗争，去改造社会。所以革命文学是供给革命事业的“滋养料”，在劳动大众中“播下革命种子”，“革命的文学，是冲决网罗的文学，是生命流动的文学，是真的文学，是活的文学”[13]。

最后，所谓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读者的认同上，革命文学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面才有价值[12]。文学艺术所谓美的精神——滑稽美、天然美、壮美、想化美、优美等只有被平民所享受，才有价值。因此，革命文学家的一大历史使命就是使平民能够享受文学艺术这些天籁的美，鼓励和援助他们进行社会运动[12]。

第五，重点传播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东方革命理论是列宁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是列宁对马克思的东方革命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思想来源。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就是传播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并用之于大革命实践。长江书店再版、重印的《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共产主义的ABC》等文章，突出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成为当时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石。

1927年4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辑录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等《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等论中国、东方革命的15篇经典。正如《向导》介绍的那样： “《马克思主义论民族问题》等著，（说明）中国民族问题无疑是革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对于民族问题本有特殊的革命的见解，自列宁以后尤形成整个的理论。本书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达林、萨发洛夫、卜罗衣杜等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运动的论文而成。本书的出版在中国目前自然是很重要的。”新青年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图书广告中，指出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之根本问题，此问题必须拿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分析，然后能够得到正确的解决”，此书“对于解决中国革命之种种问题将有很重大的理论上的帮助”[14] 。后来此书以《马恩论中国》的书名，列为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必读之经典。

恽代英说：列宁“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是一个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奋斗的人。他不但是俄国平民的英雄，亦是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革命的前驱者”“东方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的联合革命，以促成大英帝国的瓦解，以促成全世界被压迫国家与阶级的解放，这亦是列宁未尽之志呢！”[15]

林育南说：“我们知道列宁主义的最大特点而且与东方民族有最大关系的，就是‘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国家的’社会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的国家的‘国民革命’联结起来，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实现‘世界革命’的主张’”“因此，我们对于列宁主义的需要了解，亦是十分明显的事理。少年国际杂志传播列宁主义于中国革命的生力军——一般青年工人和农民群众，真是为中国遍地撒下了革命的种子！”[16]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艰难探索下，将列宁主义的东方革命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于1927年在武汉这片赤色的土地上，结出了第一个理论成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初步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萌芽。这是武汉的光荣，为武汉这座英雄的城市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注释：

① 马林致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1923年5月31日），摘自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7/3060号。

② 学界曾认为，我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辩证法的是瞿秋白。他在1924年撰写的《社会哲学概论》和《现代社会学》中第一次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唯物辩证法。

[参考文献]

[1]  卷头语[J].今日，第1卷：第4号，1922-05-15.

[2]  马克斯主义研究会宣言[J].今日，第2卷：第2号，1922-08-15.

[3]  《列宁主义概论》出版[J].向导，第201期，1927-07-18.

[4]  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N].民国日报，1922-06-06.

[5]  汉俊.读张闻天先生底《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N].民国日报，1922-02-06.

[6]  《董必武年谱》编纂组.董必武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7]  任宣.纪念苏俄革命[N].武汉评论，1925-01-07.

[8]  邝摩汉.唯物的中国史观[J].今日，第2卷：第1号，1922-07-15.

[9]  汉俊.唯物史观不是什么？[N].民国日报，1922-01-23.

[10]  邝摩汉，译.马克斯经济学说[J].今日，第2卷：第2号，1922-08-15.

[11]  林可彝.唯物论与唯物史观[J].今日，第1卷：第4号，1922-05-15.

[12]  胡南湖.无产阶级与文学[J].今日，第1卷：第3号，1922-04-15.

[13]  樊晓云.革命文学[J].今日,第1卷:第1号，1922-02-15.

[14] 《资本主义的稳定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广告[J].新青年社，1927，(2).

[15]  代英.列宁与中国的革命[J].中国青年,1924，(16).

[16]  林根.介绍《少年国际》杂志[J].中国青年，1924，(51).

[责任编辑：邹立鸣]

On th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f Hubei-born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1920—1927)

TIAN Ziyu

Abstract: In the early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1920-1927),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from Hubei, represented by Li Hanjun, Dong Biwu, Yun Daiying, Hu Egong, etc., made full use of newspapers, bookstores and other media inside and outside the province to vigorously promote Marxism. Efforts to spread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urplus value theory, literary theory, etc.,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Russian October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Lenin's Eastern Revolution Theory, which greatly awakened and promoted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working class and the masses and criticized them. It created various counterfeit socialist thoughts, created a strong public opin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id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and made a major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Keywords: Hubei Communist Party Member; Early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 Early Marxist Dissemination Works; Marxist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Leninism; Lenin's Eastern Revolutionary Theory;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作者简介] 田子渝（1946-），男，四川泸州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嘉兴学院红船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与中共创建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