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共创建初期和大革命时期，高校基层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策源地。土地革命时期因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且受“左”倾思潮影响，高校基层组织被“边缘化”，其工作也被弱化。抗日战争时期，党调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分根据地高校、国统区高校、沦陷区高校，分别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其工作内容作出针对性部署，同时系统性发展干部教育工作制度（尤其党校制度）。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以干部培训为核心的解放区高校与以统一战线为核心的国统区高校这两种类型的基层组织，逐渐转向以训练党的干部、储备执政人才为中心，高校党组织及其工作逐步回到党组织的“中心”位置。

[关键词] 高校基层组织；高校党建；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党内法规制度

[中图分类号] D2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7-0024-11

中国共产党孕育于高校，它的发展壮大与其在高校中的建设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建设，也最先从高校开始探索试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建设虽然涉及包括农村、企业、军队、机关、高校等各个方面，但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始终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探索发展，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尤其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源泉和制度范本。包括高校基层组织在内的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建设，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组织性和制度性保障。民主革命时期的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建设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即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萌芽，土地革命时期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的“边缘化”，抗战时期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探索，解放战争时期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革新。

一、中共创建和大革命时期高校基层组织的基础性地位及其工作制度发展

　　高校基层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摇篮”和“策源地”[1]。其一，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从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开始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在高校中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依托各地学校（尤其是高校）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点和接收站，这就使得高校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摇篮和策源地[2]。其二，高校知识分子党员在中共早期党员中占绝大多数。据周良书教授查明，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都是知识分子，全国53名党员除1人外，其余也都是知识分子。其中35人有过高校的经历，且22人还是高校在校师生[2]。其三，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前，全国有案可查的38个党的基层组织或地方组织中，高校党组织仍占9个，另外29个党支部也由具有高校背景的党员建立或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建立[2]。其四，中国共产党人从早期便开始探索创办高校。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在船山学社的基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党的干部。1922年10月在原私立东南高师的基础上，国共两党合作创办上海大学，中国共产党人在其中讲授和宣传马克思主义[2]。

　　可见，高校基层组织在中共创建初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高校基层组织的早期形态及其党员身份，决定了高校基层组织早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便是宣扬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和工人，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和发展党员。

　　高校基层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中国共产党自始重视学校党组织建设问题，并在党章规定中将学校党组织列为与农村党组织、企业党组织、军队党组织等同等重要的党组织。自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学校党组织的设立、组织隶属关系、组织工作内容作出初步规定后，后续历次党章修订中，均会对包括高校基层组织在内的党的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内容，根据时代发展和形势需要，作出新的调整。《组织问题决议案》（1926年6月）特别强调了基层组织建设及其工作的重要性，提出“组织工作的意义，绝不止是技术性的，而是政治的。换言之便是：组织工作，即党组织群众运动的枢纽。……改造支部的性质，只许有两种性质之支部存在：（甲）工厂支部，农村支部，或学校支部；（乙）街道支部或区域支部；这种确定支部性质的作用，一为如此始能建立支部的工作，一为避免与党团的作用相混杂”[3] 281-282。

　　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建设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工作制度建设作出重大探索。1924年国共合作局面形成后，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迎来新的发展。首先是在高校基层组织层面，除国共合作前便成立的高校基层组织外，还在国共合作创办的高校里建立了党组织，如黄埔军校支部和广东大学支部。彼时的高校基层组织工作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校内党员教育，有自主学习、支部大会、个人谈话等形式，此外还针对高校党支部书记和有学习兴趣的积极分子，开办短期培训班；二是在团体外实行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在各种思潮、文化的包围中，宣扬马克思主义[4]。上述高校基层组织工作的探索经验，很快被党所总结并提炼成党的相关文件，启动了高校基层组织工作的制度化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二号——加强支部工作与组织统计工作等》（1926年1月29日）中专门对学校基层党组织的工作问题作出指示，该《通告》将党支部定性为党在学校的基本组织，并就编制及职责、地委的监督与协助、工作计划、会议议程、党费收缴人才培养、统计监督、费用决算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5] 75-76。《组织问题决议案》（1926年6月）提出“在组织工作上，从群众的支部或小组起，要严格执行：（甲）政治行动，（乙）发展工作，（丙）推销书报，（丁）缴纳党费诸种工作”[3] 281-282。《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针对当时党的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除了军队中的支部，“主要的还有在大工厂大商店之中建立并巩固党的支部的工作。学校中的支部当然也要注意”，“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6] 638。

　　高校基层组织始终将青年学生/工人的组织与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其一是通过党内决议或章程的形式，规范工人组织/青年团的设立及其工作内容。《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规定“工人学校”的“学校管理处和校务委员会应完全由工人组成”，规定“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应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指出“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5] 3-4。《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1922年5月）特别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应宣传社会主义于大多数青年无产阶级”，要求“社会主义青年应运动改革学校制度，……并极力运动建设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学生参加一切学务管理”[7] 75。《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1922年5月）第二章“组织”第6条规定“各工厂、各学校、各乡村及其他足资活动之机关中，有团员三人以上，即须组织小团体”[7] 76。《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决议案》（1922年5月）中提出“学生联合会——学生联合会为学生的联合，为我们在学生中宣传主义的最好场合。在未组有学生联合会及只有有名无实的学术联合会的地方，各学校的青年团同志应提倡组织，或改组之。学生联合会中的青年团体应不停的以活动在其中造成中坚势力，于学生的爱国及争自由等各种运动中得以指导一切”[7] 86。《青年运动决议案》（1923年6月）强调“第三次大会认青年运动为本党的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应极力加以组织上指导上之援助”，“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青年学生应从普通的文化宣传进而为主义宣传”[7] 265。其二是在组织和思想上确立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位置，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基于党团关系的建党思路，一是于体系内理清共产党与青年团的关系，明确二者在学生运动中的具体分工；二是于体系外各种学生团体中建立中共党团，开辟了学生的联合战线，以党团的模式在学生会、学生社团、学生联合会等各级学生团体中植下党基，从而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组织系统[4]。

二、土地革命时期高校基层组织的“边缘化”及其工作弱化

　　1927年国民党执掌政权后，严令清党以及在高校推行党化教育，使得全国各地高校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高校党组织的工作也被严重削弱。据周良书教授考证，在中共的发源地北京，虽保留了12个高校党支部[8]，但“因同志恐惧甚深，工作能力薄弱，甚少成绩”[9]，其中“以高校支部为基础而成立的中共北平市委还因此多次陷入瘫痪状态”[10]；据中共巡视员从上海沪西区发来的报告，该区党部仅有的两个高校支部也难以为继。其中大夏大学“同志七人，仅一人工作，不发宣传品，最近决定澈底解决，下警告或开除”，此外“南洋医大——同志六人，对问题注意，但不能工作”[11]。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转向农村，同时“左”倾思想及其政策影响高校党组织及其工作，使得高校党组织在党的组织体系中被“边缘化”，高校党组织的工作及其制度发展也受到严重弱化。在客观上，由于国民党清党政策导致城市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处于历史低潮，党的组织及其工作重心逐渐向农村转移，农村党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建设成为彼时党的中心工作，包括高校党组织在内的城市党组织及其工作自然会由建党初期的“中心”转向“边缘”。在主观上，一方面，“左”倾的斗争策略上只强调“斗争”而不重视“建设”，要求党团部要发动游行、示威、飞天集会，且公开提出“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等斗争口号[8]，在组织上更是制定面向工农的“冲锋”计划[12] 678，甚至取消学生党支部[13] 127，将学生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学上[14] 642；另一方面，党的中心工作由城市转向农村后，由于党的阶级基础被农民化而引发党内唯成分论者的恐慌，迫于党的生存状况，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党实行对包括高校师生在内的知识分子采取关门策略[8]，彼时党内充斥着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情绪，认为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完全是知识分子包办”，这种组织成分是党内机会主义的“策源地”[5] 146，这种对知识分子的关门策略和怀疑情绪，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前述情形下，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仍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并批判中国的教育状况，指出彼时的中国仅少数的地主阶级有文化，占比百分之九十的人民（其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没有文化，这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造成的，进而提出通过革命，确立教育的基本立场，即办符合农民需求的学校，而非地主阶级的“洋学堂”，进而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15] 39-41（《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的论述，实际已经涉及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性质和宗旨问题，这实际上为后来高校基层组织建设及其工作制度之基本立场和制度宗旨的确立，带来了初期的思想启蒙。周恩来注意到要区辨清楚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问题，不能因反机会主义而反知识分子，造成党内的工学界限[16] 10（《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造成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的对立[16] 180-181（《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在一二·九运动前后，高校基层组织的“边缘化”及其工作弱化现象，才有所扭转。在客观上，“华北事变”的爆发，使得平津危急、华北动荡，广大青年学生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中共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传入北平，学生们积极响应，遂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即一二·九运动，这为中共重启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奠定了良好学生基础。在主观上，刘少奇受中央指派到天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从思想上纠正党的“左”倾错误，加紧在高校中恢复和发展党支部，健全党对学生工作的领导体制，转变高校党支部的工作方式，使得高校党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建设，取得重大改观①。

三、抗战时期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探索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实现救亡图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重新定位文化与革命的关系，认为文化必须为革命服务，为民族解放的任务服务，并提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必须坚持和重视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这两条文武战线，除了依靠拿枪杆子的军队，还需要依靠拿笔杆子的文化军队，使文化与文化军队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组成部分，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并暴露敌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17] 847-848（《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立场问题上，文艺工作者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共产党员则必须站在党的立场，即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在态度问题上，必须区分三种人，对于敌人则暴露其残暴和欺骗，对于统一战线同盟者中的积极抗战者则予以赞扬，对其中的抗战不积极者则予以批评，对于人民（以及人民的劳动和斗争、人民的政党、人民的军队）则予以赞扬；在工作对象问题上，文艺作品在革命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在学习问题上，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17] 848-85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文化工作与教育工作息息相关，文化政策与教育政策有相当程度的重叠性，故在此文化政策背景下，提出要从根本上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教育和文化工作必须立基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18] 348（《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毛泽东指出，“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8] 706（《新民主主义论》），并提倡要发扬新民主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8] 706-709（《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国民文化和教育的方针，即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地位，“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18] 704（《新民主主义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18] 706（《新民主主义论》）；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18] 706（《新民主主义论》）。

　　在前述救亡图存的国防立场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方针指引下，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为达到最大限度统一战线，以及加快发展党组织与党员之目的，中国共产党逐渐改变其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策略；并区分根据地高校、国统区高校、沦陷区高校，依据此三类高校的实际情况，对高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其工作内容，作出针对性部署；同时，干部教育工作制度（尤其党校制度）也实现全面而系统的发展；这三个方面的有益探索，都为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转变及其政策化

　　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中，中共规定“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还强调用共产主义教育来达到“党在思想上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19] 59，由此驳倒了唯成分的论调。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知识分子态度的转变，对后来中国共产党在高等学校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17] 1082-1083（《论联合政府》）。毛泽东明确提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有两个原则：一是团结，二是批评、教育和改造[17] 1012（《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17] 1012（《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中共提出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态度上，应容许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根据地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军队、政府、学校工作；在策略上，一方面要注意团结他们，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对他们加以训练、教育和改造②。这种对知识分子接纳、教育和改造的提法，很快变为党从地方到中央的具体政策。《邓小平等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军政工作给所属各部的指示》（1941年3月4日）中提出“要各地特别是新地区应以各种方法（如军队教导队、政府办学校、文化团体等）大量地吸收知识分子与半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指出“对现任的军事政治干部知识分子应很好地在工作中斗争中培养，耐心教育，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长处，并应大胆地提拔”[20] 192。《总政治部关于部队中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1942年9月17日）提出了军队对待知识分子的“容”“化”“用”三策③。前述党的政策对后续中国共产党文化教育领域之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建设，尤其知识分子党员发展政策，具有方向性指导作用。

（二）根据地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探索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大学教育发展很快，如在延安地区就先后扩建和新办各种新型学校10余所，其中尤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3所高校为代表。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在此类学校中获得重大发展。其一，高校领导体制方面的探索：在当时陕北公学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学校党组，直属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校内实行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总支在党组领导下专管党务工作，党组书记由校长兼任[21] 21。学校下设教务处、总务处和生活指导委员会（后改称政治部）具体负责校务。其二，在高校基层组织工作任务及其分工方面的探索：各校均把发展中共党员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抗大更是对高校基层组织的工作内容作出具体分工，宣传科负责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的教育，为发展党员打好思想基础，组织科和各党支部负责发展对象的培养、考察和政治审查工作[22] 289。其三，有计划地给学生上党课，对学生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为发展党员做好思想准备[21] 29。其四，强调党对国民教育的领导，提出在党的宣传教育部内组建国民教育科，负责开展国民教育以及深入群众、联合群众，并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④。其五，把教育事业当作党和根据地政府的中心工作之一，提出“改造机关党的支部组织，使各机关学校的首长（特殊者例外）兼任党的组织负责人，使党、政、学的工作一元化”[23] 470-473，并就小学教育建设的教育经费、学制、课程、教学原则、训育、师资等制度性内容作出具体规定[24] 654-657。

（三）国统区与沦陷区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探索

　　由于革命斗争，尤其是与国民党、三青团等党团争取和教育青年学生的需要，为在国民教育领域有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尝试组建党的关联组织，党在抗战时期调整了国统区高校基层组织的工作策略，并形成系列政策文件。其一，学校基层组织工作中心内容的转变，中共在发布的《关于目前国统区学生工作的几个决定》（1940年6月3日）提出“今后我们在国民党区的学生运动根本方针，应是长期的潜伏发展，积蓄力量，争取人心。故工作中心应自校外救亡工作，立即转为校内学生工作”[25] 519。其二，在全国教育界（尤其是国统区学校）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组织和选派党员积极参与教育界的活动，接近和争取对党的同情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⑤。

　　沦陷区高校包括：一是伪满和汪伪所办高校，二是未迁大后方的一些沦陷区高校。此类高校基层党组织的主要工作有三项：一是秘密发展党员，二是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展开地下工作，三是建立党的外围组织⑥。

（四）干部教育工作制度系统而全面的探索

　　干部教育工作制度（尤其党校制度）的系统而全面的探索，为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实践经验。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党实际缺乏领导建设高等学校的经验，“现在的教育，一个是普通教育，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26] 118，党对于学校基层组织的建设经验，就是从这两种教育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抗战时期，党在根据地对包括教育目的与任务、教育原则与方法、党的领导、教育内容与要求、教育制度与标准、教育管理、党支部任务等制度要素在内的干部教育制度（尤其党校制度）作出全方位探索。其一，在教育目的与任务方面，主要是培训党的干部，尤其注重其理论素质与业务能力的培养；其二，在教育原则与方法方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⑦，区分学生情况并展开针对性教育；其三，在党的领导方面，采取党和行政合一，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在党委内部进行具体分工⑧，对党校组织之政治管辖归属、政治指导、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等作出分工，区分政治负责人、组织负责人和管理委员会之职责，并规定由校长主持校务会议[5] 595-596；其四，在教育内容和要求方面，提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5] 592-593，明确“政治教育，以配合审查干部，坚定革命立场为主要任务”[26] 51；其五，在教育制度和标准方面，多份党内规范性文件分别对干部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教员、学习制度、学习时间、学习考核（检查）、学习作风、学员来源、文化要求、费用与奖励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⑨；其六，在教育管理方面，提出设立相应的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工作，并经常予以检查和指导10；其七，在党支部任务方面，明确提出校内党支部的任务是确保教学计划/任务的完成，了解学生的思想和作风，并对此进行监督和教育等11；其八，高校学生政治审查机制的建立，《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央党校学生入学与调动问题的规定》（1943年3月11日）即对学生之政治条件审查问题作出规定[5] 517-618，而此类政治审查后来成为高等学校招收学生、高校基层组织发展党员的一项必要工作。可以说，前述八项干部教育制度要素内容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尤其是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制度的规范化、体系化和制度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范本经验，后续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发展，相当程度上借鉴了上述制度结构及其经验。

四、解放战争时期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的革新

　　在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随着军事胜利的步伐，逐渐完成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其执政地位也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高校基层组织工作制度也由解放战争初期的解放区高校以干部培训为核心与国统区高校基层组织以统一战线为核心两种不同类型，逐渐转向以训练党的干部、储备执政人才为中心。基于建国执政人才培养形势的需要，高校党组织及其工作，也逐步从10年内战时的被“边缘化”返回到“桥梁”或“中心”的位置[27]。

　　在以延安为代表的老解放区，党员教育与干部培训一直是高校基层组织的核心工作内容。如《中央关于建立高级党校（马列学院）的决定》（1948年7月24日）提出建立高级党校，并对党校学习计划与内容、招生条件等作出规定[5] 662-663，其中关于中外史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共党史等教育内容的规定，为后续党校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继承。同时，随着新解放区的扩大，尤其是平津等城市的解放，党进一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妥善处理城市高校，团结知识分子12，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加以思想改造，以为建国执政储备人才。如《中央关于地主、富农、知识分子入伍后改变成分的决定》（1948年5月14日）提出了允许入伍一定年限、表现良好、精神获得解放的知识分子可改变成分，脱下地富帽子[5] 650，此种改变成分办法的原则，对后续学校党组织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产生了直接且持续的影响。

　　在国统区，高校基层组织以建立和完善组织体系、发展/教育和训练党员、推广统一战线工作为核心工作内容。在组织体系上，以北京地区为代表的高校基层组织把高校中的各种学生组织分成外、中、内三线，而党自身处于最内线的核心地位，充分体现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法外斗争、群众运动与日常细致的群众工作相结合的各项原则，并以三层组织形式，形成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网络，为开展党员发展、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28]。在党员发展和教育/训练上，以“通过党员进行个别考察”“通过学运在斗争中考察”“通过组织做侧面调查”三种方式，确认发展对象并予以积极发展；通过思想理论教育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与党的政策的理解，通过社会实践教育以密切联系群众并锻炼自己；经常性地选派党员到解放区轮训，进行个人的“三查”整风和思想总结，并由专人进行个别辅导13；同时在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和学习计划方面健全了党内学习制度，提出“以个人学习为主要基础，以集体讨论为主要内容，有步骤有秩序的完成学习任务”[29] 55，并制定周密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则涉及党建的各方面，包括马列理论、党的纲领、形势政策、群众路线、组织纪律、领导方法等[28]。在推广统一战线工作上，注意区分反动分子、落后分子、中间状态分子、进步分子四种成分，打击反动分子，了解落后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发展积极分子，并通过学生联系教职员，开辟校内各阶层的联合战线，逐步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以及夺取国统区高校学生运动的领导权[10][28]。

　　在解放战争时期，为适应学生运动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开始重建青年团组织，并将青年团组织的建立及其领导，作为高校基层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首先，明确提出要将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建立青年团组织，以满足青年工作和学习的要求，教育和提高青年14。其次，理顺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关系，提出“党的任务就是团的任务”，指出“团的性质，是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知识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在团内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30] 415。再次，强调高校基层党组织对青年团组织的领导，“在基层党支部内，划出一部分青年党员，发展团员，即可开始成立团支部，靠党支部去领导。基本上采取由下而上地建立组织，但上面要有一定数量的领导骨干”[30] 415，新的青年团“在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接受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政治领导，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青年团内的党员，则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青年团应该是解放区党政军民工作的忠实助手，而不允许成为他们的对立者和妨碍者”[30] 530。最后，通过党内规范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1949年1月1日）正式确定在中国普遍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并对青年团组织的性质、基本任务、具体工作、对少先队/儿童团的领导、建团方式等作出具体规定[31] 1-6。

注释：

① 关于高校党建局面在一二·九运动前后的转变，请看周良书：《1927年—1937年：中共在高校中党的建设》，《北京党史》，2006年第3期。

② 如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针对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提出要区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并提出“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愿意抗日的比较忠实的比较能吃苦耐劳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们在战争中，在工作中去磨练，使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第763页]；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再次强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705页]；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年10月30日）讲演中提出，“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判、教育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第584页]。

③ 所谓“容”者，就是争取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能够容纳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优秀干部。所谓“化”者，就是转变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使他们革命化、无产阶级化。所谓“用”者，就是正确地分配他们的工作，使他们有适当的发展前途。见《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第610页。

④ 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18日）中提出“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是当前深入动员群众参加与坚持抗战，培养革命知识分子与干部的重要环节”[《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12页]，“为了加强党对国民教育的领导，党的宣传教育部内应该有国民教育科。它应该经过政府的教育厅或科及其他国民教育的社团去领导国民教育。党委与宣传教育部应该经常检查、讨论、督促、帮助并总结教学等经验”[《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14页]，“应组织各种帮助国民教育的社会团体，如小学教员联合会，社教促进会，或国民教育研究会等”[《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14页]；李维汉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作的《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1944年11月15日）的报告中强调：“特别重要的是要加强领导，绝不能减弱领导。领导的作用，首先在于使民办文教的内容能够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的文教工作方针，既能密切联系劳动生产，联系卫生工作，并适当地适应家庭的需要，又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解放他们被封建文化残余束缚着的脑子，转向民主文化迈进”，指出“领导的作用，又在于能够发动群众的创造性，照顾民办形式的多样性，既不机械地限制他们的手足，又善于选择最可靠最能持久的形式，加以提倡”[《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第619页]。

⑤ 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积极参加国民党区的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的指示》（1940年2月18日）即特别提到“各级党的组织特别是县区委，必须认识小学教育与社会教育是密切和巩固党与群众联系的主要关键之一，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积极参加进去”，强调“努力争取小学教师的位置，因为小学教师是小学教育、壮丁教育、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主要环节，为此目的须选择一些适宜而且可能当小学教师的党员，使之固定在小学教育的战线上，同时努力去接近和争取小学教师中的同情分子在党的周围”[《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144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推广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1940年10月30日）提出为“争取教育与学术研究的民主自由，为逐渐推广新民主主义教育的影响及其研究，我党必须向全国教育界各小派别、小团体以至个人，推广统一战线的工作”，并对统战对象、统战方法等作出论述，其中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应该尽可能的动员适合的干部和党员，去从事教育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可能时并须参加到各种派别、派系和集团中去，对于能够实际参加教育界活动的党员和干部，必须注意使他们能够长期的保持自己的活动地位”[《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621页]。

⑥ 关于抗战时期沦陷区高校基层组织及其工作的一个梳理分析，请看周良书：《1937年—1945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北京党史》，2006年第4期。

⑦ 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提出“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页]；《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针对当时延安干部学校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的毛病”，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的革命的实际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第583页]。

⑧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明确规定“党校内部的领导组织可采取党与行政合一的制度，校长由党委的负责人兼任，校长下设一总支委管理校内一切日常工作，总支委可分设教育科（管理教务）、组织科（管理党的组织工作）、总务科”[《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141页]。

⑨ 详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139-141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22-224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17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596-599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0年10月20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604-607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25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608-611页]、《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1日）[《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第714-719页]、《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第584-586页]等党内规范性文件。

⑩ 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1940年1月3日）明确规定“各级党委和政治部的宣传部下应设立干部教育科，负责管理干部教育的工作”“各级党的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的地位上来，经常给以检查、指导和帮助”[《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3月20日）规定“学习的领导属于各级宣传部。各宣传部应经常检查学习情况，并指导之”[《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223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1940年10月17日）规定“各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必须把支部教育工作放到重要地位上来，给予经常的检查和指导”[《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599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1940年10月20日）指示“责成本部教育科，政治部宣传部及边区中央局宣传部迅即协商具体办法以执行本决定”[《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607页]；《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1941年12月1日）指示“一个机关、一个团体、一个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及各个次要负责人，就是该机关、团体、部队一切在职干部的学习的校长和教员”“各部门党的支部的宣传教育干事，应推动党员在职干部学习中起模范作用”[《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第719页]。

⑪ 如：《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年2月15日）明确规定“党委须派一得力干部担任总支书记。各班可成立一个支部，支委人数可依班的大小决定之，总支委及支委的基本工作，均为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主要的要从党员的学习生活中，在对于各种问题的了解中，在思想上去考察他们的党性”[《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第141页]；《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规定“学校内党支部的任务，是在保证学校教育任务的完成，纠正支部与行政并立的不正确现象。支部对学校的建议，可经党的路线提出，但不能出于干涉。在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内，应纠正党员包办一切的党化作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第585-586页]。

⑫ 如：《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9月会议通过）就解放战争过程中，各区文化教育上的宏观职权作出划分，“全区文教事业出版计划，对专科以上学校以及著名的学术机关和历史文物之处理”“各区直属的党校、大学的教育方针和计划”“各区办理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和计划”等，“由各地事先请示中央批准后，决定执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第675页]；《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1948年7月13日）中提出“收复城市后对于原有大学的方针，应是维持原校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现在必须宣布我们对原有大学、中学的方针，就是维持原校加以改良。维持原校的好处是学校可以很快办起来，不至过久中断，高级知识分子可以安心，便于争取，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国家的重要财富之一。再则我们自己办教育的力量还不够，与其采用急进而冒险的政策，不如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册），第359页]。

⑬ 关于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高校基层组织党员发展与教育/训练的一个梳理分析，请看周良书：《1945年—1949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北京党史》，2006年第5期。

⑭ 如：任弼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座谈会上的讲话》（1946年8月26日）中明确提出要建立青年团组织，“组织起来既便于教育提高他们，发挥积极性，又可以通过他们去提高广大一般青年的积极性。我们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还要在战后的各项建设中教育他们，提高他们。通过他们去带动广大青年，现在就应该这样去做”[《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三册），第414页]；《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给董必武等的指示》（1947年1月6日）中针对党对学生运动及学生组织的领导，提出“在这次运动中已产生大批新的积极分子，我党应帮助这些积极分子组织起来，作为核心，才能使运动长期坚持下去。其组织方式，除继续加强与有步骤地扩大原有的核心组织外，应依据实际情况，在学生组织多的学校，加强其政治领导与联系；在学生组织少的学校，发展与巩固其组织；在没有学生组织的学校，设法建立适应当地当时环节的组织”[《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四册），第22页]；《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1946年11月5日）针对当时青年组织工作的新形势，总结党过去的青年组织工作的历史经验，提出“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并成为党团结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三册），第529页]。

[参考文献]

[1]  周良书.中共高校党的建设百年历程和经验[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

[2]  周良书.1921年—1923年：中共在高校中党的建设[J].北京党史,2006,(1).

[3]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三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  周良书.1924年—1927年：中共在高校中党的建设[J]北京党史,2006,(2).

[5]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八卷[Z].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四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7]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8]  周良书.1927年—1937年：中共在高校中党的建设[J].北京党史,2006,(3).

[9]  北平行委关于五月工作报告（1930年4月25日）[A].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1936年[C].北京: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1991.

[10]  周良书.1921年—1949年：中共在高校中党的建设[J].北京党史,2006,(6).

[11]  巡视沪西工作报告（一）（1929年10月26日）[A].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上海市委文件），1927年3月—1934年11月[C].南京:中央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1986.

[12]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十册[Z].北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60.

[13]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六册[Z].北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58.

[14]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九册[Z].北京: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1960.

[1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1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  张闻天.张闻天文集:第2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20]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八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1]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22]  李志民.革命熔炉[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23]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4]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5]  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Z].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26]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一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27]  周良书.1937年—1945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J].北京党史,2006,(4).

[28]  周良书.1945年—1949年：中共在高校中的建设[J].北京党史,2006,(5).

[29]  厦门大学党史资料:第二辑[Z].厦门: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1988.

[30]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三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1]  建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二十五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胡   梁]

The Exploration of the Work System of the Primary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1921—1949)

PANG Yuanfu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ere in a basic position in the party's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ir work system was the source of the party's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due to the shift of the party’s work focus from the city to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eft” trend of thought, the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universities were “marginalized” and their work was also weakened.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party adjusted its attitudes and strategies towards intellectuals, divided into base colleges, colleges in the Kuomintang-ruled area, and colleges in the occupied areas, and made targeted deploy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ts work cont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the cadre education work system ( Especially the party school system).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the two types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 Liberated Are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cadre training as the core and the Kuomintang-ruled Area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ith the united front as the core have gradually shifted to training party cadres and reserve governing talents. His work gradually returned to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Keywords: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arty build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orking system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gulations and systems within the party

[作者简介] 庞远福（1988-），男，广西玉林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