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隐性策略主要包括：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对外进攻和对内控制相结合、显性方式和隐性方式相结合、资本控制和技术控制相结合。美国国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路径及手段则主要集中在：教育、纪念日节假日庆典、宗教、图书出版、传媒业、影视业。且美国主要采取政治丑化、军事威胁、经济诱导、文化渗透等方式，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因此，要化解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我国应加强国家总体安全建设、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社会多主体协同治理社会意识形态，以构建切实可行、运转高效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有效防范、管理、处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 美国社会；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安全；国家安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都是在强调对外部经验了解和借鉴的重要性。西方国家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方面起步比较早，而且目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仍处于强势地位，不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攻击，妄图“消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们不断推出所谓的“普世价值”论等，企图扰乱人们的思想，从而达到对社会主义的“不战而胜”。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国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研究。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发达、霸权意识最强烈，同时也是推销“普世价值”最“热情”的国家，而且其一直对外宣称去意识形态化，反对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教育充满敌视。因此，解析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问题不但有助于我国在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问题上更好地抵御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活动，同时也可以揭露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欺骗性和双重标准。

一、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的几个隐性策略

在国际上，美国一直以反对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自由卫士”自居，这其实是一种欺骗。美国从其建国开始，就十分注重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尤其是对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捍卫。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上也早已形成了成熟的策略，只是对此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成文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基本上是被忠实地执行的，是隐性的。

（一）坚持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

美国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上，第一个重要的策略就是坚持稳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这里的稳定性主要是指其社会核心价值观方面，即美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一直是稳定的，没有发生过根本性变化，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是如此。从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美国宪法的历史变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美国宪法于1787年由制宪会议制定并通过，1789年正式生效，至今已有200余年，虽然其间经过多次修订，目前修正案已达27条，但其核心内容依然没变，一直被有效实施。由美国宪法所确认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主要有：以个人主义为本，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主张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等。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始终是其最基本的核心。

始终重视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捍卫，确保其稳定性，这和美国的特殊国情是分不开的。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移民国家，几乎没有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建国几乎就是其历史开端。年轻得没有历史和传统，又是一个移民国家，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因此要实现社会团结，凝聚社会与国家力量，就无法依靠历史和传统。基于此，美国的立国者选择了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而确保其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稳定性，就是确保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的稳定性。 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没有任何变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它又充满着灵活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所调整的。以“平等”为例，在美国建国之初，黑人与白人权利是不平等的，选举权就不平等；但是在南北战争时，实行废除奴隶制，逐渐赋予黑人以平等的选举权。不过，二者在社会地位上，依然是不平等的，种族隔离依然存在，比如白人和黑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接受教育方面等，均是人为设置隔离的措施，有色人种仍然被歧视。时至今日在很多社会福利和权利方面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Jr)于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发表的《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就充分揭露了这一点。

在对个人自由的理解上更是如此，西方自由主义的嬗变史在美国得以最清晰体现。美国建国之初奉行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对个人自由的保护，主张自由放任。其后，产生出现代自由主义，开始重视政府的职能和调控，对个人自由有所限制，随后又演变出新自由主义，要求重回古典自由主义。自上个世纪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其实就代表着美国的核心价值，是美国核心价值的重要思想载体。但无论怎么变，“自由”一直是美国的旗帜和口号，不过，这种自由的本质是资本逐利、占有社会剩余价值的自由。它的这一灵魂是没有变化的，而且也不会发生根本变化[1]。

（二）坚持对外进攻和对内控制相结合

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方面，美国除了注重对国内意识风险的防范，确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外，同时坚持对外进行渗透攻击，秉承“进攻永远是最好的防御”[2]的理念。在总体上，坚持不断对外渗透、传播美国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打击对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对内控制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并把两者结合起来。

美国在社会意识形态问题上对外的主动进攻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主动攻击、打击对立的意识形态；其二，不断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企图实现“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用“软实力”来征服世界。

美国一向标榜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对待对立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美国采取的是高压政策，始终进行严厉打击和压制。在美国统治阶级的意识中，有两种社会意识形态被高度防范，是其重点防范目标。其一是共产主义；其二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美国对待共产主义始终没有宽容过，总是将其作为严厉打击对象，意欲除之而后快。美国的各类媒体不断地、不遗余力地对共产主义进行“污名化”，从前苏联开始，一直到现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均遭受其多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其视为“邪恶的”“独裁的”“专制的”制度。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17世纪初，来到新大陆的那批新教徒的伟大梦想就是建立一个“上帝之国”，完成“上帝的事业”，为此他们不断对外传教，一批批基督教教徒踏上其他国家的国土。美国历届总统均宣称是基督教徒。因此，在信仰上形成了与伊斯兰教的差异和对立。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主张要依照伊斯兰原始教义建立“纯洁”的穆斯林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甚至主张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包括“圣战”、制造恐怖主义。它一直用“目的的合理性”来为“手段的合理性”辩护。在美国甚至形成了长久的“伊斯兰恐惧症”[3]。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一轮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不但影响了美国霸权，也在美国国内带来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因此，美国一直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攻击目标。尤其是9·11事件以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了美国头号的意识形态“敌人”。

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方面，美国一方面不断对外进攻、渗透；同时，还对国内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进行控制，绝不允许危及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例如在图书出版方面，不断加强、加码对图书出版的意识形态审查。如《愤怒的葡萄》《奇异的果实》等，先后被禁止出版发行。《愤怒的葡萄》以20世纪30年代那场经济危机为背景，讲述了美国中部地区大批破产农民的遭遇，他们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只能被迫逃荒，然而在新的城市里，等待它们的依然是失业、贫困、失望，乃至绝望。这些农民不断遭受到各种势力，如农场主、资本家、政府的迫害和压榨等，于是他们愤怒了，团结起来，进行抗争。而《奇异的果实》则揭露了美国社会中种族主义的伤疤，触及到了一定的社会问题。

2013年，“斯诺登事件”曝光的“棱镜计划”，则充分证实了美国安全部门对社会民众实行了政治监控，对国民实施了监控和监听的事实。自2007年小布什时期，棱镜计划(PRISM)便开始实施，它是一项由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该计划的正式名号为“US-984XN”。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网际网络公司的中心服务器里挖掘数据、收集情报。根据斯诺登披露的文件可以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接触到大量的个人聊天日志、存储的数据、语音通信、文件传输、个人社交网络数据，等等，严重侵犯了个人隐私。

（三）坚持显性方式和隐性方式相结合

美国号称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甚至鼓吹“意识形态终结论”。但是如前所述，美国并不是不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渗透，相反它同样重视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治理，高度关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只是与社会主义国家有些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往往在对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治理上，采取显性的方式，即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进行。这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从不隐瞒自己的阶级属性，它是服务于无产阶级及劳苦大众解放，致力于实现人类美好生活的理论，其根本政治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方面，充满着欺骗性，更多地采取的是隐性方式，并坚持显性方式和隐性方式相结合。

以美国在各类学校里进行的意识形态教育为例，就可以发现这一策略的特点。美国各类学校里没有类似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也即意识形态教育的直接课程。但其开设了国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律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等课程，这些课程恰恰就是意识形态教育课程，这些课程与上层建筑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守护其经济基础的。国民品格、社会道德、国家法律、民族价值观等，就是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这些课程本身并不明确宣称其直接的阶级属性，但显然它们不可能违背其经济基础要求，更不可能违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但是，在美国的各类学校里，会尽量隐藏这些课程的意识形态属性，在这些课程的讲授上往往不是采取直接的“理论宣讲”方式，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尤其是会和具体情境相结合，去引导学生做出选择和判断。当然这种选择和判断最后毫无疑问也会被引导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上来。

在美国，直接的政治宣传口号和标语并不常见，它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往往通过隐性的方式来向民众进行传达。如随处可见的各种纪念馆、纪念堂、博物馆、历史名人故居等，甚至连国会大厦、白宫等，都有类似的意义，承载着美国的价值观、政治信仰；还有各种政治纪念活动、节日庆典、升旗仪式等，就连美国历任总统的就职演说，甚至竞选演讲，都是美国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载体。

（四）坚持资本控制和技术控制相结合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并且号称是“自由的国度”，因此在社会意识形态治理过程中，直接行政干预控制不是主要方式，而更多地是依赖资本和技术的双重力量，通过资本方面的扶持支持来控制媒体；通过技术垄断对传播手段进行控制限制来达到传播自己社会主流价值、实现对外意识形态渗透、抵制其他社会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

美国政府在新闻媒体信息传播上是非常舍得花钱的，因为其意识到，对于巩固国防安全，筑牢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来说，在新闻信息媒体花钱是十分划算的。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曾强调：“应当慷慨地支持美国新闻署和自由欧洲电台……在宣传上花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花五美元。”“美国政府每年都会在‘美国之音’等传媒和出版事业上花费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以便宣扬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掌控国际话语权和舆论导向权”[4]。通过资本运作，美国不仅控制了大量的电视台、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也占据很多国家的影视市场。

此外，作为目前全球学术强国和大国，美国每年还举办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都获得了美国政府、各类社会基金会的支持。学术会议虽然也起到了促进全球学术交流的作用，但是它们更起到了传播美国声音讲好美国故事的作用。不可否认，美国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目前在全球都起到领先的作用，因此在全球学术会议上，人们听到的往往是美国的声音，其他国家参会的科学家和学者们，也渴望听到美国的声音，美国的声音在学术上起着权威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很多学者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通篇引用的都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学者的观点，而不屑于引用国内同行、学者的观点，即使研究的是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也是如此，由此形成了一种不正确的学术偏见：认为多多引用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文献，论述才更具权威性和科学性。

随着互联网的推广和普及，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媒体也是如此，网络媒体基本上成了媒体的主流，传统媒体正在衰落。而美国在互联网方面，目前垄断着大部分的技术，因此在全球“互联网王国”中起着主导作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美国的政要和学者都普遍认为，互联网给了美国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控制的有利条件。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更是宣称：“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都无法征服的目的。”[5]

美国的行为也确实体现了技术即权力和技术即控制的命题。美国曾利用掌握根服务器的优势，多次肆意侵犯控制他国互联网以及互联网通讯，制造高压态势和威慑。2003年，美国就曾终止伊拉克顶级域名的申请和解析，使其互联网络瘫痪，从世界互联网中被“抹去”；2009年，美国政府又授权微软公司切断叙利亚、伊朗、古巴等国的MSN互联网即时通讯端口。

二、美国国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具体路径及手段

上文分析了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几个隐性策略，这是一种宏观的把握，是从整体上来分析美国是如何进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此处，我们拟从路径及手段具体分析美国是如何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灌输渗透到国民意识之中，建构本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

1. 教育。教育是各个国家传播本国主流价值观念，对国民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最主要、最便捷的途径。回顾人类历史可以发现，从古至今，教育一直是传播官方意识形态的基本路径。中国古代的教育，其核心就是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的教育，在展开对封建专制观念批判的基础上，向受教育者灌输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论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

美国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权。美国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资源掌握在各个州的手里，各州对其有控制权。这就造成了各个州在教育观念上有一定差异，在意识形态上也有一定差异，出现了多种意识形态并立，如正统宗教观念、进步主义、人文主义、理性批判主义、认知多元主义等[6]。但是，这种并立和多元都是表面的，无论什么样的主义和理论，都必须符合统治阶级利益要求，绝不允许触犯现有的统治秩序，否则就会被关停，甚至面临着更严重的惩罚。并且，在美国的所有学校教育中，无论中小学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国家的核心价值观都是必不可少的教育内容，并通过多种课程，如历史、道德、法律、政治、社会、文学等体现出来，维护国家安全，爱国主义、权力制衡、三权分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都必然会被接触到，都是相关课程设置的精神和灵魂。

2. 纪念日、节假日庆典。为了纪念某段历史、本民族伟大的人物、某些特定事件等，现代民族国家都尽量会设定相应的纪念日，并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这些纪念日庆典的最主要功能就是铭记历史、追念英雄，从而从情感上、意识上增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节假日的设定也是如此，是为了民众更好地庆祝，也是为了民众更好地铭记、追忆。

美国也是一样。美国的节日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宗教性的；二是政治性的。宗教性的，如复活节、万圣节、圣诞节、感恩节等；政治性的，如林肯诞辰日、华盛顿诞辰日、总统日、烈士日等。宗教性的节日传达一定的宗教意识，这种节日的主题基本上就是“感恩、赞颂”，将对上帝的感恩，同时延伸到对国家和社会的感恩。政治性节日，主要是为了增强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像华盛顿是美国的缔造者，领导了独立战争，林肯是美国的“再造者”，领导了北方对南方的统一战争，废除了奴隶制。他们的诞辰都成了整个国家的纪念日。

3. 宗教。宗教是美国意识形态治理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主体之一。宗教在美国具有特殊的地位。美国民众大都信仰宗教，或者至少宣称是信仰某种宗教的。在美国存在的重要的、具有影响力的宗教有基督教、天主教、摩门教、犹太教、佛教、印度教等。同时，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旗号下，美国也是各种邪教的天堂，是邪教的“避难所”。

在美国，宗教信仰虽然已经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基督教外，其他宗教，在美国民众中也有一定的信徒。但是，宗教信仰对维护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方面的重要性却是没有改变的。它“在增强民族认同和自豪感、进行社会整合、传播和扩张意识形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

可以说，美国的宗教对于稳定美国的社会秩序、人们的心理方面具有着重要作用，也是其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所在。在美国众多宗教中，基督教是最主要的，基督徒大约占美国总人口的70％。美国的宗教开办学校教育，掌握着众多的教会学校。在美国，大约90％的私立中小学是教会开办的，有着教会背景。在这些学校里，肯定会学习一定的宗教教义。尤其是犹太教会开办的学校，宗教内容在总课程占据着主要地位，学生每天学习时间的60％，都要用来学习宗教课程[6]。美国很多知名高校也都有宗教背景，最初也是教会兴办的。

4. 图书出版。图书出版与发行，是美国对外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对内进行意识形态治理、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从而构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途径。这种路径的开辟和发掘主要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在战前，美国已经有一套出版物出版、发行、传播的管理系统，但是由于整个国际环境以及美国国内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这套管理体系在实践中并没有被重视和认真实施。它的点燃点是二战期间纳粹主义的焚书活动，由此开启的“胜利图书运动”。在二战期间，希特勒领导的纳粹组织为了禁锢人们的思想，赢得战争的胜利，在国内，乃至整个欧洲大肆焚书。美国图书管理员闻讯后，为了对抗这种焚书，组织了“胜利图书运动”，在短时间内募集了2000万本精装书，送往国内外军事机构。然而，这些图书数量和种类，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为此，美国图书协会与美军合作，开展了一个非比寻常的项目，就是印制出版“军供版图书”。“军供版图书”小巧、轻便，便于士兵们携带、阅读、传阅，相当于“口袋书”。美国作家莫里·古皮提尔·曼宁(Molly Guptill Manning)曾写过一部名叫《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的著作，讲述的就是这一事件。该书运用一定的事实和数据，分析了图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也充分揭示了图书对社会意识形态传播、拱卫的重要作用。

这些图书对于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影响国际舆论、甚至对整个战局都有着重要影响。通过对美国士兵分发图书，鼓舞其士气，坚定其为“自由”而战的信念，使其充当了战争先锋，拱卫美国国家利益。通过向战俘分发图书，向其宣扬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瓦解其斗志，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志愿”宣传员。向其他国家输送图书，燃起其人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向往。

5. 传媒业。美国的新闻报纸杂志等传媒业，虽然一向宣称秉承客观公正、学术自由等精神，但是如前所述，这种报道的客观公正以及学术自由等，都只是在一定限度内的，它们本质仍然是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的重要途径。重大的传媒集团是资本运作的战场，其背后都有一定的资本财团在扶持和支持，另外国家和各类基金会也都会给予支持。从根本上说，传媒业是政治的载体，现代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传媒政治，政治观念和政治决策通过传媒业进行宣传，获得认同。

众所周知，美国在政党政治上实行两党轮流执政，因此美国的媒体业大部分都会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支持某一政党的政治。美国两党虽然有施政原则的差别，但是在根本利益、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都是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大决策上，所有的美国新闻媒体基本上都会“褪掉”党派的外衣，露出政府“咽喉”的本色。如9·11事件爆发后，美国的新闻媒体业几乎都是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是总统政策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在战争期间，美国传媒业也会出奇地一致，在二战、越战、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期间，新闻传媒中的美国，就是“自由世界的拯救者”“维护世界和平的卫士”等。

6. 影视业。在美国，影视业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与汽车、钢铁等产业媲美。尤其是以好莱坞大片为代表的影片，时常占据全球票房的榜首，美国的影视业不但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是美国对外输出其价值观念的重要途径和传播美国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人们通过影视，既在观念上感知了美国的强大，也逐渐养成了把影视中的美国当作真实的美国。同时，不能忽视的是，美国的影视业更是向美国国民宣传美国国家观念、美国价值、美国精神、美国梦的重要载体，起着重要的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的作用。

美国影视剧的一个常见主题，就是超级英雄，这也是好莱坞影视的主打类型。超级英雄电影以动人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特征、炫幻的视角效果，为许多人所追捧，尤其是广大青少年。但是这种英雄叙事是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传达的是美国的英雄观、英雄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超级英雄电影传达的往往是个人英雄、个人主义、爱国主义等，忠实的是美国文化。美国在这些影视中被塑造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是世界的拯救者，唯有美国及美国价值观才能引导人们走出灾难，实现自我拯救。

总之，从美国国内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具体路径手段来看，美国并非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反对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的“斗士”，“去意识形态化”只是美国用来攻击他国的一个幌子、一个借口、一种手段。美国对民众进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灌输的手段非常齐全，花样也很多。因此，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别的国家进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每个国家维护其治理需求，凝聚国民力量，捍卫其主权，都需要进行社会主流价值观教育。

三、美国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的主要方式

美国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中，不仅注重对国内进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灌输，做好社会意识形态治理，确保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等。在对外方面，基于绝对安全观和霸权主义，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和进攻。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颜色革命”，无疑就是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攻击的重要恶果。

（一）政治丑化

意识形态和政治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两者往往密不可分。美国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攻击的首要方式就是在政治上攻击对手，从政治上丑化其他国家，削弱乃至瓦解其政治认同。

从历史与现实来看，受到美国严重政治丑化的国家至少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当然这三种类型的国家有一定的交叉，此处主要是从美国对其进行定性攻击来说。其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如前所述，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极大差异，美国一向视社会主义国家为对手，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展开攻击和渗透。美国的媒体在20世纪，尤其冷战期间，不断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污名化”攻击。其二是伊斯兰主义国家，在美国政界和媒体眼里，伊斯兰主义国家就是落后、愚昧、反现代化、狂热好斗、思想极端的象征，他们还曾一度把恐怖主义和伊斯兰主义划上等号。像福山和亨廷顿等学者，都明确把伊斯兰主义视为美国的“真正敌人”。其三是所谓的“无赖国家”，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一极”，经常会给其他国家扣上“无赖国家”的帽子，如朝鲜、伊拉克、伊朗、古巴、叙利亚、利比亚等，先后都被美国扣上过这顶帽子，进而受到凌辱。

（二）军事威胁

当前，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军事实力，是军事超级大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与美国在军事实力上直接相抗衡。因此，当其他国家对美国表现出强硬态度，拒不服从其利益安排时，美国除了在政治上进行丑化外，可能还会直接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军事威胁。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曾遭受过美国的军事威胁，伊拉克、伊朗、委内瑞拉、叙利亚，乃至中国等，甚至一些国家还遭受到美国的军事进攻，如伊拉克、利比亚等。

美国对外军事威胁往往是在意识形态的名义下进行的，打着“道德旗帜”，扮演“解放者”的角色，对伊拉克、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无不是如此。美国宣称这些国家推行暴政和专制，没有民主和人权，要对其进行民主化改造，共享西方的“普世价值”，虽然最终也确实导致伊拉克、利比亚原有政权瓦解，开始按照美国的意识意志对社会进行改造。然而，由于美国的真实意图是获得利益，控制这些国家政权，再加上不顾及这些国家的传统文化，受到损害的最终还是这些国家及其人民。

（三）经济诱导

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长期以来都以经济援助、开展贸易合作等为诱惑手段，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使其逐渐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与经济规则，如经济自由化、贸易市场化、金融自由化、财产私有化等。在整个世界贸易体制中，美国利用主导国际贸易规则的优势，往往以其他国家不够民主化、市场化，乃至违背贸易规则为借口，对其进行经济制裁。

美国通过经济诱导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进攻的最典型例子莫过于拉美国家。20世纪80年代，由于油价暴涨带来的过剩流动性和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石油出口国储蓄，拉美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不得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与改革。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提出对这些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但附加的条件是，这些国家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新自由主义由此成为拉美各国主导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从而，新自由主义也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嬗变，达到鼎盛时期。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的代表参加,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这就是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包括利率市场化、贸易市场化、国企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放宽对外资的限制等。造成的结果则是，这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在改革之后都陷入动荡与混乱。

（四）文化渗透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年代，美国对外进行社会意识形态渗透的政治、军事、经济途径等，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否则会引起强烈的反抗和抗议。而文化的较量，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较量，便为美国所青睐。基本上从美国建立以来就有这种心理冲动和行动。当年那批清教徒来到美国，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宗教，是为了信仰，他们才来到新大陆，把新大陆视为“希望之乡”，要把美国建成“山巅之城”“上帝之国”，光辉上帝的事业。他们还要不断地把基督教传播到那些非基督教地区，为此派出大量传教士，其中一部分还来到中国，在中国传教，开办教育，等等。

前苏联的解体和美国的文化渗透也有着密切联系，美国不懈地对前苏联进行文化渗透，是前苏联解体发生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前苏联解体后，美国非但没有停止文化渗透，反而变本加厉地对独联体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如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最后演变成轰轰烈烈的“颜色革命”。近些年来，美国更是打出“普世价值”论，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推销，妄图用美国的政治观念、文化价值观实现对其他国家的“不战而胜”。

美国对外文化渗透的方式可以细分为以下三种：其一，理论征服，以强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基础，向世界推出带有美国价值观的各种科学理论，包括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占据学术话语权。其二，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包括报纸、杂志、网络，向其他国家展示美国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先进性”和“优越性”，逐渐燃起这些国家国民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向往。其三，通过与这些国家国内的反对势力相勾结，对其进行资金资助、战略指导、系列培训，培养代理人，来实现分裂、分离，逐渐实现对这些国家的“美化”和“西化”[7]。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美国作为意识形态大国和强国，其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上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警惕的。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警惕的态度认真对待美国对华的意识形态渗透进攻。毕竟在当今世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又被美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对我国进行打压，妄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阻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是当下，中国是美国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进攻的最主要对象之一，由美国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以及由美国支持的“港独分子”不断制造事端等，都是其打压中国的重要手段和外在表现[8]。

（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搞好国家总体安全建设

如前所述，美国对外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进攻的方式是全面的，有着总体的策略设计，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应对美国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我们也必须立足于国家的总体安全观，单独依靠某个方面是难以解决问题的，如单独依靠军事力量，立足于领土安全，就难以应对其政治丑化、经济诱惑、文化渗透等，因此就需要总体设计、统筹兼顾、多面着手，全面应对。

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九大对国家总体安全已经做出明确的规划和要求，即“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都是直接关涉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总体安全虽然离不开各个方面的安全，但总体不等于这些方面的简单相加、求和，而应是一个系统。总体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概念，必须从相互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视角去思考，形成完整的应对体系。

（二）坚持文明交流互鉴

撕开美国意识形态渗透攻击的“幕布”，揭露出其“普世价值”的非真理性，最好的方式就是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让人们意识到文明本身的特性，如多样性、平等性；同时也要学会尊重其他文明、欣赏其他文明。人类的各种文明，都是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都是人类创造交流的结果。一种文明，“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9]。同时，“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10]。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首届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谈到，“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9]，也即是说，各种文明之间是具有差异性的，是不同的，但这些不同的、具有差异性的文明在地位上和价值上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优劣之分。对于不同的文明，我们要抱着欣赏的态度、而不是挑剔的目光，多看到别家文明的长处，看到自家文明的不足，从而丰富和完善自家的文明，尊重文明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才是对待文明的正确态度。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平等的文明观，是有针对性的，反对的就是一些“文化霸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一些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具有莫名其妙的傲慢，总是认为自己的文明高人一等，是最好、最先进的文明，其他文明都是落后的，注定要被淘汰的。于是到处推销“普世价值”，要取代或改造其他文明。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9]。

（三）坚持社会多主体协同治理

社会意识形态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逐步变革，由过去的“管制”方式向现代的社会治理方式转变，立足于形成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社会意识形态治理，也必须向现代化方式转变，不能像过去一样，仅仅靠党和政府，主要靠直接教育灌输来实现，而必须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协同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社会治理方式改革与创新，本身就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全和国家安全。社会治理与国家总体安全密不可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便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在社会治理主体问题上，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就规定了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职能，主张社会协同治理。党的十九大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共治”，就是社会各主体共同治理、协同治理。过去我们重在管理，一切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管理，这已经跟不上形势。要开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需要我们各方面的社会治理现代化跟上。社会治理注重“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是每一个人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治理需要各方面的参与。

五、结语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要，做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与命运，必须认真对待。2020年春季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搅乱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一些西方国家借此浑水摸鱼，不断在国际上对华发起舆论攻击，妄图扰乱我们的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企图借此打压中国。对此我们更应该警醒，进一步做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工作，构建切实可行、运转高效的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有效防范、管理、处理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实现整个社会的长治久安。

引用信息：葛宇宁,张文嘉.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设问题透析[J].决策与信息，(2021),(6):63-73.

[参考文献]

[1]  葛宇宁.新自由主义正义观批判[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9,(6).

[2]  金家新.美国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与策略[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12).

[3]  何健宇.美国霸权的演进与“伊斯兰恐惧症”[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4).

[4]  杨竞雄.当代美国意识形态治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5]  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刘江,陈方明,张毅军,等,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6]  赵蒙成.美国中小学课程的意识形态述评[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2,(8).

[7]  佟军.美国文化渗透战略及其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08,(9).

[8]  葛宇宁.中美贸易摩擦的意识形态考量[J].社科纵横,2019,(12).

[9]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EB/OL].新华网,2019-05-15.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15/c

_1210134568.htm.

[10]  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J].求是,2019,(9).

[作者简介] 葛宇宁，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河南理工大学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哲学博士；张文嘉，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