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不断探求图强之道以期拯救民族危难。但基于历史条件和自身的限制，都不可能领导中国改变当时的社会性质和面貌。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开始逐步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的道路。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批判并辩证继承；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剖析与鞭挞；论证了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短板，抨击了无政府主义的虚无，坚决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各种非社会主义思潮划清界限，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最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建党100周年；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思潮；科学社会主义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不断探求图强之道以期望拯救民族危难。但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抑或是民主派还是实业派，虽然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思想和文化启蒙的作用，但基于历史条件和自身的限制，都不可能领导中国实现图强，更不可能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面貌。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以思想文化上的高度自觉，在民族危亡之际开始学习、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与继承，为选择马克思主义创造了前提条件；他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摆脱了受制于资本主义模式与道路的心理困境，营造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舆论氛围。他们经过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鉴别与实践，逐步划清了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非社会主义思潮的界限。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继承，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刻批判，并在多元化的思潮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立起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在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最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继承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早期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较为片面的。随着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树立了科学的传统文化观。这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创立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创造了基础。

（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

近代中国是一个中西新旧文化冲突融合的复杂阶段。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传统封建文化的消极影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来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整体性反思与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理性批判。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但袁世凯却迎合了封建复辟的逆流。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深感近代中国落后之根本原因在于传统文化的弊端，因而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意欲从思想文化上革除传统文化的弊病。

新文化运动爆发之初，陈独秀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礼教与皇权思想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和斗争精神，遏制了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人民意识的形成，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列强入侵软弱无能、难有作为的状况。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陈独秀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渐从激烈批判转变为理性批判，重点是批判儒家思想中的纲常名教，认为正是纲常名教巩固了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造成当时社会的腐朽堕落，但他并没有全部否定儒家思想。陈独秀指出：“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1]同时，陈独秀对于儒家纲常名教的批判也没有全盘否定其在古代社会的价值，而是指出了“以其不足支配今之社会耳”[1]，所以应当被社会潮流所取代。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是基于其不能够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认定，故其批判是基于理性而展开的。同样，李大钊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采取了理性的态度，集中批判了其糟粕部分。他极力批判传统文化中的大家族制度，提出：“我们可以晓得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2]并且，他认为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社会中的厌世主义、惰性、专制等陋习，都源自于传统文化中对大家族制度的维护。李大钊还指出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存在数千年，是因为适应了中国长期的封建农业社会形态，但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因而儒家思想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实的社会需要。可见，李大钊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家思想的历史价值，而是从时代的现实需要出发，指出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适应现实社会，这也是李大钊对于儒家思想进行理性批判的出发点。总的来看，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批判，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文化对人们的思想束缚，为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扫除了思想上的桎梏；同时以批判传统文化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也为全社会营造了较为宽松和先进的思想文化氛围，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自觉营造了环境。

（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继承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运用唯物史观，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并在理性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实现辩证地继承。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变化，他开始发掘传统文化的积极内涵与优势，逐渐认识到儒家文化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绝不能把儒家文化完全等同于传统文化。他认为阴阳家长于天文历算，法家主张法治，名家长于辩论，墨家主张兼爱等，中国古代不同学派都有自身的强项，“此皆国粹之优于儒家孔子者也”[1]。可见，此时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已然认识到不仅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强调其他非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对于内容众多的传统文化应当有选择地肯定，要在理性的前提下辩证地继承。与此同时，李大钊则更为强调要在重视儒家文化历史价值的前提下，充分发掘其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成分，主张从现实出发辩证地继承和利用儒家文化。李大钊认为，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诸如温良恭俭让、仁义等美德，是儒家思想留下的精神财富，对当时社会仍然有重要指导意义。他指出：“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吾人亦绝不敢蔑视。”[3]虽然传统文化有许多糟粕，但它在中国社会中仍然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力，李大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批判的程度，还希望能够寻找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以尽可能多地获得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从而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同于陈独秀曾对中西文化对抗状态的激烈态度，李大钊更希望能够对传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能够适应时代，以此来改变一些知识分子盲目推崇西方文化而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倾向。他认为要应对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文化侵略，就必须要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主与文化自觉，可见李大钊较早地看到了实现本民族文化自觉对中国革命发展的重要意义。

总的说来，陈独秀与李大钊对于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态度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中国的独立富强之路既不可能简单移植某种外来文化来实现，也不可能固守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来取得，而必须要实现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兼收并蓄。陈独秀与李大钊作为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都经历了由理性批判到辩证继承的过程，都较早地建立了对传统文化的自觉认识，并且将这种“自觉”影响传递到知识分子群体。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辩证继承，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改造传统文化就必须吸收一种先进文化，实现两种文化的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了推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的最佳选择。辩证继承传统文化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如四海一家的大同思想、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朴素辩证法等思维方式，有助于知识分子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时易于吸纳和涵化。只有继承其中的优秀成分，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社会所认同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只有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才能发展出适应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产生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继承促进了早期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反思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一直以一种先进文化的定位“傲立”在中华民族面前。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一度认为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难就必须全盘学习西方，甚至要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屈辱外交，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看清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文化的傲慢和虚伪，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动本性，并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和深刻批判。在这一过程中，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逐渐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之独立与国家富强，因而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本性的反思

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运行和支撑基础，它们也曾是人类历史一定阶段上的文明成果。但是，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两面性，不能只看重其先进的一面而忽视其落后的一面。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贪婪、野蛮、自私等弊端暴露无遗，进而也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反思和警觉。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抢占殖民地，掠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给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带去了无尽的苦难，中华民族也深受西方列强的侵害。中国众多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国家落后必然受到欺辱的道理，纷纷设计各式各样的救国强国主张，期望能够富国强兵，提振工业，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命运。但他们的这些主张基本都是“西学”，学习西方国家的器物、制度、文化、甚至习性等，直至所谓的“巴黎和会”才使得许多国人如梦初醒。

中国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屈辱进一步引发了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思，他们逐渐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劣根秉性。陈独秀指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他无情鞭挞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性，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本性正是中国近代以来遭受深重苦难的根源。他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产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对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侵略、压迫与剥夺，给人类文明史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和罪恶，并激起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抛弃资本主义文化、创立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李大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激烈批判：“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哪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4]他无情揭露了“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毫不顾及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尊严、利益和权益，将弱小民族和国家当做西方世界的牺牲品的自私本质，表达了对资本主义国家掠夺行径的强烈不满。

蔡和森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既催生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破坏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世界资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崩坏之发端”[5]，撕下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假面具，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私虚伪本性。李达则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分析，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利用金融资本支配中国，使中国成为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政治上利用武力或阴暗政治来控制中国的本质[6]。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分崩离析，以利于继续掠夺和控制中国。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劣根性的深刻剖析，深刻洞悉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侵略本性的制度根源。在他们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开始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特质与侵略本性，进而促进和带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放弃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而转向马克思主义文化，加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建构与形成。

（二）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批判

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主要集中在科学技术、国家治理形态等方面。新文化运动爆发以后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这直接导致了一些早期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推崇。直至一战结束与“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以后，早期知识分子才察觉到西方文化中的劣根性，进而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开始了反思。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最早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西方国家对外侵略与殖民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发展本就是建立在掠夺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财富基础之上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渐渐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已经认识到西方的腐败社会现象是由于私有制所造成的。他认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事便是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压迫，而压迫的根源就是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器。陈独秀还特别指出，资本主义虽然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发达的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之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7]。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的劣根性正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是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无产阶级剥削与压迫的根源，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本质。李大钊则从经济上、政治上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在经济上，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榨取正是资本主义掠夺劳工生产的基本途径，并且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而广大劳苦大众只会越来越贫困。在政治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极端虚伪的，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经济命脉，因此也就控制了国家政权，无产阶级既无民主又无自由。李大钊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和剖析是极其深刻的。

留学法国的蔡和森亲身经历了一战后法国经济的凋敝以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冲突，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因生活极端贫困纷纷走上街头抗争资产阶级政府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情景。蔡和森评价道：“近世资本主义的社会，是建筑在‘以资本掠夺劳动’的根本冲突之上的。”[5]以资本掠夺劳动就是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劳动者的劳动力，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生产品。无论是身居国外还是国内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都已经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是建立在对广大无产阶级压迫之上的，西方资本主义宣扬的所谓自由、平等、民主等美丽的辞藻，只会给广大无产阶级带来苦难与贫穷。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抨击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激烈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向中国人民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以及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从而引导和帮助中国更多的知识分子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自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

三、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选择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追求公正平等的政治思潮，自近代传入中国以来便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的政治理想。与此同时，又因为知识分子对于追求社会公正方式的不同见解，导致了近代中国产生了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思潮。经过中国社会的涤荡，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科学社会主义以其理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在与诸多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当时最具社会影响力的革命理论，为中国社会和工人阶级所广泛接受。中国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选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的空想性，并通过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激烈论战后渐渐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与社会基础，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一）对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实践与反思

新村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由周作人从日本介绍到国内，主张通过和平改革的方式建立理想的“新村”，以真正实现人人平等、互相友爱，进而消灭阶级和国家，建立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工读主义则起源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主要以互助论为基本精神。以新村主义为模式，以工读主义为内容，在五四时期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过重要影响。工读主义主张以互助精神消灭社会差别，辅以半工半读的生活方式，因而带有浓厚的新村主义色彩。实际上，五四时期的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已然融为一体，成为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又因为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的政治理想迎合了许多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心理与探寻理想社会的需要，因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得到了认同与传播。

将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付诸试验的是“工读互助团”，最早的工读互助团则是北京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的团员们一面从事体力劳动，一面在学校听课学习，他们认为只要坚持工读，不断扩大影响，进而将各地的工读互助团联合起来，将来就有可能建成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工读互助社会。1920年1月，恽代英等发表了《武昌工学互助组织大纲》，宣布要创办一个独立的共同生活，推行工学互助主义，他所创办的利群书社起初便具有工学互助的性质。同年2月，毛泽东参观了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随后列名发起并参与了上海工读互助团。此外，还有湖南籍学生在上海创办了沪滨工读互助团，天津女子师范毕业生平莠英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女子工读互助团等。当时，工读主义试验在中国十分广泛，在全社会形成了较大影响。工读互助团成立之初团员们对工读互助还比较热心，读书和工作都很积极，但由于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和团员们的思想分歧等原因，导致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并没有维持多久便难以为继。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根源在于其本身的空想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采取这种改良道路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试图通过这样小型的试验去为新社会开辟道路也是不切实际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去利用旧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局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8]

工读互助团试验失败以后，以李大钊、恽代英、毛泽东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予以深刻反思，并对其进行了彻底否定。李大钊说：“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2]恽代英在工读互助团的实践失败之后提出：“我们要造历史，不可不注意历史进化的必要条件，不然我们造不出历史来。”[9]恽代英所说的要注意历史进化的必要条件，正是指明了要研究与运用唯物史观，这表明他已经从失败中认识到了工读互助主义的空想性，进而提出要以唯物史观来指导社会革命运动。一度痴迷工读互助团的施存统也从失败中获得了深刻教训：“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10]毛泽东也认识到了工读互助主义的空想性，进而赞成蔡和森“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5]的主张。由此可见，经过实践的检验，先进知识分子都基本认识到工读互助主义的空想性，想要通过部分的改造最终改变整个社会是无法实现的。通过反思，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渐渐把目光转向了俄国，主张运用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彻底改造社会。毛泽东将各种改造社会的理论进行了比较，认为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行不通，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11]。恽代英和林育南等成立共存社，明确宣布应当走阶级斗争和劳农政治的革命道路。总而言之，经过了实践的失败，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彻底放弃了新村主义与工读主义，进而坚决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完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性转变。

（二）划清了与基尔特等冒牌社会主义的界限

基尔特社会主义于五四运动期间传入中国，其代表人物是张东荪。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社会主义，它虽然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反对集产于国家，而要推行产业自治。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主张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通过行业联合管理的方式，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条件，并以渐进改良的方式达到人人平等与自由。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事情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实业，实现中国社会的发展，然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简言之，这种主张就是企图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调和起来，促进国家复兴。张东荪的主张引起了李汉俊的高度重视，他敏锐地看出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改良主义本质。李汉俊于1920年发表了《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意见》，不久又发表《自由批评与社会问题》，开始了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李汉俊揭露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没有实质内容而只有一个虚幻趋向。同时，基尔特社会主义本质是改良主义，它既希望工人有组织，又担忧工人阶级觉悟后反对资本家，因此是走投无路的。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随后也对其展开了全面的批判。陈独秀认为，张东荪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以增加国家的富力，是打着发展实业的名头来发展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中国要发展实业，并非一定要依靠资本主义与资本家，而是可以学习苏俄采用社会主义的方法。陈独秀还强调，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有制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导致了资本主义有“必然崩溃不可救的危机”，如果中国要“采用在欧美已经造成实业界危机的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实业，未免太无谋了”[7]。李大钊指出，世界经济已经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中国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之外，中国要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2]。李达则认为资本主义是绝对坏的制度，现实社会中万恶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他主张社会主义者应当将资本主义视为仇敌，因为资本主义是没有国界的，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资产阶级，他们剥削劳动者的性质也没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外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应该反对，本国资本家所行的资本主义就不应该反对”[6]，想要依靠资本主义开发实业以进入社会主义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以后者在中国的破产而告终，也标志着包括基尔特社会主义在内的众多改良主义思潮渐渐为中国早期先进分子所抛弃，促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促进了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和信仰马克思主义。

（三）论证了无政府主义的虚无

无政府主义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主要观点集中于自由、国家、生产和分配以及组织方面。首先，无政府主义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为人的互助、性善本能决定了人人都能自治，而不需要外力来约束。其次，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强权，包括国家、政治、政权和法律等，主张无限制的自由。再次，在生产上，无政府主义反对集中生产，主张由自由人的自由联合来管理生产机关；在分配上，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需。最后，无政府主义主张极端民主，反对一切组织纪律和集中领导。1920年2月，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朱谦之、易家钺等人连续发表了《我们反对布尔扎维克》《为什么反对布尔扎维克》等文章，竖起了反对苏俄的旗号，实质上也就是竖起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挑起了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但此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极具影响力的社会革命学说，吸引了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以陈独秀、李达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立即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论战。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一文，运用唯物史观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批评了无政府主义的纲领，提出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够推翻压迫，而只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维护革命的成果，如果采用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自由组织，那么资产阶级必然马上要恢复势力。陈独秀认为，国家是政治统治的形式，本身并非是可恶的，只是统治阶级将其作为了剥削劳动者的工具，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7]。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够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不平等的制度彻底废除，改变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陈独秀还对无政府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指出：“个人或小团体绝对自由，则生产额可以随意增减，有时社会需要多而生产少，有时需要少而生产多。”[7]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生产过剩或不足现象，而只有统一机关去调节生产才能克服这一问题。李达在《社会革命底商榷》中指出，无政府主义不顾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具体情况，未等到产业发达而主张立即实行客观的消费平等是不切实际的。如果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水平，那么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固然是可行的，但是新社会承继旧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必然是有限制的，“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6]。针对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个人绝对自由思想，李大钊在《自由与秩序》中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并不冲突，强调极端的自由而离开社会环境，那这本身也就没有什么自由而只能选择孤立。李大钊指出：“真实的自由，不是扫除一切的关系，是在种种不同的安排整列中保有宽裕的选择机会。”[2]许多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虽然都曾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经过这次论战，无政府主义的本质被彻底揭露，推动了他们逐步转向马克思主义。同时，通过论战进一步区分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给早期先进知识分子指明了改造中国社会的正确道路，即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才能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进一步促进了越来越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引用信息：吴向伟,吴伟.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选择[J].决策与信息，(2021),(6):5-12.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2]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  蔡和森.蔡和森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6]  李达.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  施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N].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1920-05-01.

[11]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 吴向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吴伟，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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