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和重要历史功绩与其所具有的伟大人格和崇高精神密切相关。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条件和因素综合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家庭家族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湖湘地域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土壤；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指导思想。
[关键词] 毛泽东；伟大人格；崇高精神；家庭家族文化；湖湘地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5-0023-10
毛泽东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一，功勋卓著，居功至伟，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壮丽诗篇。套用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的一句话“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1] 241来比喻毛泽东的崇高历史地位和重大历史功绩与其伟大人格的关系是再贴切不过了。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以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执着为灵魂，以伟大的爱国精神为核心，以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为基石，以人民至上的民本精神为根本，以勤学善思的学习精神、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无所畏惧的斗争精神、一心为公的奉献精神、争取力量的团结精神、积极进取的自信精神、严于律己的自律精神等为基本表现形式，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升华，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品格，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化身和体现[2]。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条件和因素综合影响、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起着最重要的根本性的作用。因为“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3] 7，而且“文化熏陶是形成人们的性格和人格的最重要因素”[4]。因此，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以飨读者。
一、家庭家族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础
家庭是社会组织结构中最天然、最基本和最稳定的单位，是人之初最基本和最关键的启蒙教育场所，家庭教育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也不例外。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农民世家的生活环境和毛氏家族文化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家，严父慈母恩难忘。“毛泽东的原始根基，在他的故乡韶山，在他的家族：毛氏家族，在他的家庭：上屋场，在他的父母：毛顺生和文七妹……”[5] 1。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典型的严父慈母型家庭。父亲毛顺生肯劳动，能吃苦，有头脑，善经营，性格刚毅倔强，精明能干，克勤克俭，同时又自私刻薄、吝啬苛刻，在强悍的同时也失之褊狭，态度专横而脾气暴躁，比较专制，妻儿对他只能言听计从。孩童时，毛泽东受父母的言传身教、提携训诲。培养了毛泽东吃苦耐劳、不怕艰难的品质和养成了做事勤快、仔细认真的习惯。青年毛泽东曾在笔记本上写下“人情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薮”藉以自警自励。因为父亲严厉的态度甚至“不近人情”的管教，使少年时的毛泽东就对父亲的自私、严厉、苛刻、暴躁、专制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从而滋长了他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反抗精神。例如“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在不断地发展着。”[6] 95等言词足以看出他对父亲的不满。从对父亲不满的增加，到据理辩驳，再到辩证斗争，父亲除了以势压人外常常理屈词穷，而毛泽东则不断取得“胜利”，如“生活中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7] 3。要知道，人在青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一些记忆深刻的事情往往会在潜意识中形成人格中的某一特质，其人格和行为也会经常受到这种“过去事件”的“指导”。可见，“毛泽东对父亲的反抗和叛逆 ,反映了他对封建伦理纲常的蔑视，同时也是天性中向往自由、不满压迫、反抗专制的表现”[8]，是对父亲压迫人甚至剥削人的不平等观念和做法的反叛与斗争，这也表现出少年毛泽东对平等、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才一步步走上了改造旧社会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对堂弟毛泽连说：“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我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拒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9] 15-17
相比父亲而言，对毛泽东人格影响更大更深的是母亲文七妹。作为普通的农村妇女，毛泽东的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待人忠厚、和善贤良，对子女充满慈爱，对贫苦乡邻充满同情，为人慷慨厚道，时常背着父亲接济别人。“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10] 23。不仅如此，母亲还非常虔诚，经常烧香拜佛，并把“积德行善”“因果报应”“各务为良”“夹着尾巴做人”一类的观念灌输给孩子。不仅如此母亲还支持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到外面去读书学习。母亲的嘉言善行在毛泽东幼小的心中播下了仁爱善良的种子，母亲的高尚风范像雨露般滋润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田，从而在他的心灵深处埋下了对劳苦大众深深同情的种子，锻造了他拯民于水火的高尚品质。“从父亲那里，他了解到权力、剥削和仇恨；从母亲那里，他学到了同情和仁爱，家庭于他就类似于社会”，而“这个社会是他日后的革命对象”[11] 3。因此，农民世家的生活环境是毛泽东人格形成的重要的“文化土壤”，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是毛泽东立身行事的准则，是毛泽东文化个性养成的关键，对早期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自古山川资俊杰,钟灵毓秀龙脉含。在论及家庭环境对毛泽东崇高精神影响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韶山毛氏家族文化对毛泽东伟大人格形成的影响和作用。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和家族制度普遍盛行，人们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族为中心，从小到老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族文化。家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以父系原则为主导，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 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以家族和家庭成员间的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身份制定行为规范，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家族文化通常包括宗法、族规、家训等行为规范，祭祖活动等仪轨，族徽、族歌、宗祠等相关标志物和物质载体，家族的气质、传统等精神特性。其中精神特性为其灵魂，它是千百年来一系列的约束与仪轨内化沉淀下来的相关特质，是区别不同家族的根本。家族文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族人自小耳濡目染自然会受到熏陶和教化。历经500余年之不懈奋斗，毛氏家族在韶山耕耘创业，开发了一方热土，繁衍了世代子孙，创造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蕴、具有其家族精神特质的家族文化。概括而言，韶山毛氏家族文化的精神特质主要体现为：一是不惧艰难、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韶山风气，自鸡鸣而起，至篝灯不辍，习以为常”，一代又一代的毛家人以此为发家兴族之本，硬是把一个陌生而蛮荒的地方变成了子子孙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韶山毛氏家族从自己的奋斗史中得出结论：“天下无难为之事，惟能不囿于难为之见，不生其畏难之心，审其难为之势而克分其难，酌其难为之理而克任其难，自便难为者转为不难，故有为之才，一生为人之所难为，而行若无事。旁观咤讶，鲜不叹为难之事，必得难得之人而后成也。”[12] 7韶山毛氏家族这种不惧艰难、勇于进取的奋斗精神在其后人毛泽东的血液中同样流淌着，这从毛泽东所说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的事”等足以看出其影响所在。二是劲直尚气、强悍好胜的尚武精神。韶山毛氏家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从军打仗的传统，尚武精神十分突出，毛氏宗祠大门门联的“捧檄家声”即体现了这种精神。有学者研究发现，“清代军职分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外委共10级，除总兵和游击外，其他军衔均被毛氏子弟获取过。”“毛泽东从家族中获得并在青年时代不断得以发扬的尚武精神，引导他走上了以枪杆子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半生戎马，‘九死一生如昨’，从几条破枪到拥有雄兵百万，实有赖于强烈的尚武精神和钢铁般的意志”[13]。 三是勤奋好学、刻苦向学的求知精神。韶山毛氏家族是一个十分重视读书和教育的家族，其立家兴族之本一为力田，一为读书。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韶山毛氏家族从未放弃过以诗书振家声的梦想，“奋志芸窗”“注经世业，捧檄家声”“正大传耕读”“耕读并重”。毛氏家族先贤们刻苦自励的求知精神、对子弟的殷殷训导和尊师重教传统，熏陶、濡染、影响着少年毛泽东，由此养成的酷爱读书、博览群书、嗜书如命、勤学善思的学习习惯伴随着毛泽东的一生，这也正是毛泽东智慧出众、胆识超群、才能卓越的重要原因之所在。四是砥砺品行、健全人格的修炼精神。浸染在儒家文化汁液中的韶山毛氏家族规定了颇为严格的家规、家戒、家劝和家训，规范着每一个族人的理想、伦理、道德、行为及人生追求。虽说毛氏族规家法不乏极端的封建礼法观念，但同时又有不少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精华，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子、婚丧从简，尤其是韶山毛氏家劝和家训以独具特色的教化功能和教化方式，推行进德修身、睦亲齐家、治家兴业、待人处世等伦理道德准则，充满哲理性，富有人情味。如毛氏家劝十则：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毛泽东在毛氏家族的‘文化场’中整整生活了17年，并负载着它的文化信息走出韶山，搏击时代风云，最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尽管毛泽东后来用阶级斗争这把利剑斩断了家族制度的锁链，但他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仍与毛氏家族的传统精神有着多方面的和切近的联系”[13]。毋庸置疑，韶山毛氏家族文化的启蒙教化，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塑造和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和至深影响。
二、湖湘地域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土壤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一方燕子衔一方泥。”任何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生活习性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生长地区的特殊地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历史伟人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虽生逢乱世，却有幸生于钟灵毓秀、地灵人杰的湖南，从小就受到湖湘文化这一浓厚的文化土壤的滋养、濡染和影响。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富有特色的地域性文化，湖湘文化是湖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社会意识、科学文化等的总和。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晚清以来，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下，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面临重大变革的时代大潮中，涌现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抱负、有才情、有个性的湖湘知识分子群体，造就了无数彪炳史册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转型，同时也使湖湘文化焕发出夺目的光彩。湖湘文化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湖湘知识分子群体的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勇敢尚武、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的人格和精神上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湖湘文化注重探求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思想对毛泽东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本源，实际上就是哲学家心目中宇宙生存和发展的终极精神实体。形成于两宋时期的湖湘文化一开始便以理学见长，并被誉为“理学之邦”。这种重视探寻“大本大源”的理学传统代有传人，特别是经王船山、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发扬光大后，对近代湖湘士子影响尤巨，这对正处于“三观”形成和确立阶段的青年毛泽东影响既深且巨。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20至25岁），上承于心学大师王阳明，下受于恩师杨昌济，津津乐道于大本大源，但他并没有局限和停留于此，而是将其与自己的人格理想和救国理想紧密地结合起来，呼吁“有大气量人”“今后……只将全副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并“从哲学、伦理学下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4] 85-86。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认识尽管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思想家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经之路。
第二，湖湘文化提倡重经世、重践履、重力行的务实学风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的思想与做事风格。湖湘学派的创立者胡安国以“强学习行，以圣人为标的，志于康济时艰”著称，其子胡宏也是以力行训导学生，反对学者“多寻空言，不究详实而高谈性命”。从王夫之提出的“行先知后”的著名论断，到魏源提出的“夫士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勤访问始”，再到曾国藩提倡的“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对此不仅完全赞同，而且强调知行统一和力行之重要，认为“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15] 365。显然，毛泽东知行观的形成深受湖湘文化力戒空谈虚浮、主张务实践履、倡导实事求是学风的熏陶与授业良师理念与思维方式的影响。为了实现知行结合和以行求知，毛泽东特别重视实地调查，研读“无字之书”。毛泽东青年时期形成的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的个性和思想，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等著名论断，到20世纪40年代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党的七大纪念册中题词“实事求是，力戒空谈”、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再到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重经世、重践履、重力行”这一湖湘文化传统的继承和超越，这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成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了。
第三，湖湘文化和湘士学风中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热情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湖湘知识分子不仅有才情、有思想、有抱负、有个性，而且有一种被陈独秀所称赞的“湖南人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杨度先生所言的“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强烈爱国精神，就是“忧国忧民，无私无畏”“救中国自湖南始”“济天下自我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与爱国主义传统一脉相承。进入近代，湖湘文化和湘士学风中的这种爱国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特别是晚清以来，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遭遇重大变革的时代洪流中，造就了从魏源到左宗棠、谭嗣同、唐才常，从陈天华到黄兴、蔡锷等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典范，赢得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无湘不成事”等盛誉。深受湖湘文化爱国传统影响的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激越的救世情怀。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写下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豪言壮语，大有“天将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气概。1921年1月，毛泽东将新民学会的宗旨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并与同学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号召人们以天下与国家为己任，因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14] 390可以说，正是在湖湘文化富有强烈爱国情感和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下，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精神源泉
“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16] 332，他将自己生命的根须深深扎入中国传统文化丰厚的土壤，他的灵魂深处始终存留着一条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脐带，不断从中汲取民族文化智慧的养分。从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文化渊源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有更深的烙印、更多的积淀”[17] 30。
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学习和认真研读，为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奠定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早在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就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教育和学习，“这就是毛泽东最初的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即中国文化按其传统方式注入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中的文化观念”[18] 82，同时培养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特殊感情。毛泽东不仅喜欢读历史人物传记（特别是那些曾经叱咤风云、成就江山社稷的一代伟人的个人传记）、中国古代传奇小说，以及表现底层民众反抗统治阶级的小说，而且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历代史实等均有精湛造诣。在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毛泽东仍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而且坚持一生。通过系统学习和认真研读，毛泽东具备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和修养，中华文明独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植根在毛泽东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毛泽东的思维、情感和行为。
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扬弃和合理吸收，使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要知道，“传统不是单一的，任何一个民族总会有自己的长处，否则不足以自立于世界，不足以缔造千百年历史。但也会有短处，难免会走曲折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民族有好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传统；有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也有只居次要地位，甚至长时间被埋没的传统”[19] 539。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指出：“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20] 225可以看出，毛泽东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同时又不抱残守缺，而是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辩证地扬弃。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辩证地扬弃，与他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革命实践密切相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新的思想内涵，做到既继承先贤，又超越先贤，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坚持批判地继承，辩证地扬弃，即“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从而使毛泽东能够系统全面地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合理地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的精髓，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提升自己的人格。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塑造了毛泽东的人格特质。“文化作为传统习惯留在人身上，创造一个民族特有的性格。文化在个人身上的遗留，形成一个人的人格，在一个民族总体上的遗留，则形成民族性格”[21] 64-69。民族性格像有磁力的磁铁，按照它固定的磁力方向把全民族的性格吸引成一定的“型”，然后人们都规规矩矩地按照这个“型”有意无意地塑造着自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根”与“魂”，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品质，并通过文化基因和精神脐带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概括起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核心思想理念。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脚踏实地、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民贵君轻、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思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二是中华传统美德。如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道德境界等。三是中华人文精神。如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文以载道、以文化人的教化思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俭约自守、中和泰和的生活理念，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等[22]。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优秀成分都做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其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即使是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也并没有排拒本土优秀传统文化，而是继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融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于一体，兼民族优秀品质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品质于一身的伟大人格、崇高精神和革命情怀。当然，如同硬币有正面和反面一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毛泽东人格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君权至上观念、个人专断作风，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指导思想
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就其外在形式来看，毫无疑问属于西方文化，它的传入和被接受，和其他西方文化思潮一样，都是中国人为了延续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命，只不过其在内容上与其他思潮有根本的差异而已” [23]。与西方其他文化思潮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现代社会扬弃资本逻辑、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代表着一种更先进的人类文化潮流，是建设新社会的思想文化灵魂和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精华营养，以勇于创新、与时俱进的心态建构了唯物辩证法，以回归劳动、扎根人民的立场确立了群众史观，以服务人类、张弛有度的胸襟拥抱科技变革，以公平正义、自由全面的要求勾画未来社会。这的确是人类文化和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综合性创新，对于人类新文化、新价值、新具象的创造具有前瞻性引领作用”[24]。因此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便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并成为其一生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掌握和运用，是毛泽东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指导思想。从其文化渊源来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和升华了毛泽东人格的主体。
在反复比较后最终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升华的重要理论基础和根本内生动力。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信仰是一个人行为的强大内生动力，因为“人的行为直接受意识指导、影响，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状况、方式、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想、信念、信仰。信仰是指向更大目标、更高远的精神存在。它作为一种终极性的精神力量，对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追求、精神状态、理想信念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信仰是人经由外在感受和内在自省融合而形成的对社会、人生的某种应然性质和意义的判断与态度”[25]。毛泽东曾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自己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的大杂烩，对于“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毛泽东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方面的和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包括《共产党宣言》，这些书籍对毛泽东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并由此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可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建立在对各种思想主张和理论反复比较的基础上，毛泽东之所以摒弃以前的思想理论主张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26] 416；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人类思想的优秀成果，真实、客观、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先进、最科学、最严谨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天堂来到人间，为人类社会的美好前景指明了方向；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崇高价值追求，是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求解放、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学说，为无产阶级解放自己最后解放全人类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这一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让正在上下求索、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毛泽东豁然看到了真理之光，找到了奋斗方向和人间正道。从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对共产主义理想坚信不移，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追求中华民族解放与富强作为崇高使命，并为此不惜一切，奋斗终生，其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也由此实现了根本性提升。
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学习和运用，是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升华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这一从遥远西方引进的真理火种一经传入中国，便让毛泽东找到了认识世界包括认识中国、把握规律尤其是中国革命规律、改变中国社会和人民大众命运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对于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升华无疑具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因为，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和思维方式，立场、观点和方法直接作用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因而是构成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关键因素和重要因子。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贯穿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根本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核心所在。“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27]。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体现了对人民创造历史的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坚定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继承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并以此形成了毛泽东的思想和人格内核——伟大的人民观，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一切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奋斗目标——人民利益，为人民群众的解放与自由、生存与幸福、教育与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毛泽东一生的价值遵循、价值取向和价值观念。
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认识，是对自然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中，涵盖面非常广泛。这主要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形态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观点；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观点；关于商品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观点；关于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观点等等。这些基本观点科学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正确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道义性。
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相统一的方法论，它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世界观中包含方法论，方法论中渗透着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有机统一的[28]。马克思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形成了矛盾分析法、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等科学的思想方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的形成，实现了人类思维方式和方法的历史性变革，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人们处理一切问题的最强有力的理论工具。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和研究的方法，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和纯粹解释世界的学说，而是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科学理论，是在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丰富和发展的；毛泽东深知“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29] 534，“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以，毛泽东从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为满足，而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30] 801。为此，毛泽东不仅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用，更注重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运用，注重“依据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具体环境及条件，对马克思主义作独立的创造性的补充和发展，并用中国人民的通俗语言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条件和新的历史环境，从而为中国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自己的战斗武器”[30] 20，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遇到过的难题，创造出适合中国情况的新思想、新论断、新道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引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富起来、并正在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不拘泥书本、不迷信权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前夕，毛泽东满怀深情地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7] 151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以毛泽东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真经，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智慧和力量，它们深深影响着毛泽东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和人生轨迹，成为其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主体因素。
上述四个方面的文化因素对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的形成作用，从时间顺序上虽说有先后之别，内容上也各有不同，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融，并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伟大斗争实践的锻炼、锤炼和历练，塑造成毛泽东独立完整而崇高伟大的人格与精神。毛泽东崇高伟大的人格与精神作为一种独特鲜明的文化符号和精神符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将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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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李利林]
原文引用：张学俊.毛泽东伟大人格与崇高精神形成的文化因素分析[J].决策与信息,2021,（5）：23-32.
Analysis of Cultural Factors in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Lofty Spirit
ＺHANG Xuejun
Abstract: Mao Zedong's lofty historical status and important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his great personality and lofty spirit.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lofty spirit is not accidental, but the result of the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and effect of certain conditions and factors, in which cultural factors have played a vital role. This influence mainly includes four aspects: family and famil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Hunan regional culture is the spiritual soil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The spiritual source of formation; Marxist theory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for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great personality and noble spirit.
Keywords: Mao Zedong; great personality; lofty spirit; family and family culture; Hunan regional cultur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arxist theory; socialis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 张学俊（1963-），男，陕西合阳人，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信息通信训练系政治理论教研室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