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的百年历程与经验启示
作者:张 蓉 李斌雄      阅读量:1208      时间:2021-04-26

[摘    要]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探索中起步,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曲折发展,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实现历史性转变,如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新局面。百年党性教育史是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切入点,其留下的丰富经验启示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党性教育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长期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是党性教育的关键问题;以党的组织建设为根本加强党组织、干部队伍、党员队伍教育;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意识,是巩固党性教育效果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建党100周年;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D2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1)04-0013-10

治国必先治党,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党性这一概念开始广泛进入党的建设领域,《决定》明确要求应加强全党的党性教育。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才是一贯坚持严格的党性的”[1]。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实践始于建党之初,贯穿百年党史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深刻性、艰巨性前所未有。面临新的世情、国情、党情,党性教育承担着培养不改忠心、捍卫核心、不忘初心、坚守公心、长存戒心的高质量党员的重任。通过回顾梳理百年党性教育历史,总结经验启示,对推进新时代党性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党性及党性教育内涵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党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共产党人“不提出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实际上是明确了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本质的特征,即他们的无产阶级性质。就政党整体而言,党性是某一政党所固有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性,是该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是党“两个先锋队”性质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领导核心而与其他党派区分开来的特性,是党带领人民在中国社会不断进行伟大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路线、思想原则、组织纪律和党的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就党员个体而言,党性体现为党的成员通过不断的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将所属政党的党性内化为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并外显为行为追求,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体现,是共产党员以此区别于其他政党成员和普通群众根本属性的综合体现。亦正如刘少奇所说,“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2]。

坚持党性原则要求党员做到牢记党员身份,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使命为使命。归根到底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员的党性是否坚强,体现出党自身建设的成效如何以及领导能力和水平的高低。坚强的党性不会自发形成,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或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而需要接受反复的党性教育和党内生活锻炼。根据《中国教育百科全书》解读,所谓党性教育,是指用无产阶级的优良特性、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对每个党员进行本质的改造。党性教育是解决党内矛盾、提升党员队伍素质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途径,事关党的整体形象和国家发展大局。依照党章的根本要求和党内实际状况对党组织和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以锻造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百年来我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百年历史回顾

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以及为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而斗争,这是不可改变的中国共产党党性的基本要求,而在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和作风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则会出现内容各有侧重的情况。与此相应,党性教育也应是一个动态过程。党性教育史是研究中共党史特别是党内思想政治教育史的重要切入点,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史的历史分期与党史分期大体一致。建党以来的百年党性教育实践,是党能够带领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凝聚着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理论、目标和行为规范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系统回顾与梳理党性教育的百年历程,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迪。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性教育在探索中起步,着重解决党员尤其是核心领导集体的理论武装和思想纠偏问题

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明确的组织属性。但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非工人成份的人群占党员中的绝大多数,而工人也并非人人都具有先进性。这一尖锐矛盾的解决,是有效清除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键。

1921年党的成立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阶段,这一时期党面临着理论水平还不够高、党员成分较为复杂、组织建设十分薄弱、社会局面复杂等困境。在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中,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教条主义等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危害严重,党内存在的小资产阶级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也严重影响党的性质,妨碍党的工作。党内生活既无党内讨论也无选举制度,民主集中制不健全、纪律不严等违反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这一时期,党的一大、二大确立了党的最高纲领和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一大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确立了党要承担的革命任务,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统一的思想,表明党开始纠正“理论与实际相脱离”这一党性不纯的思想作风。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和克服了由于组织成份和长期处于艰苦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3] 85,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同时大会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为党和军队的将来发展确立了组织原则和无产阶级党性基础。为纠正党内错误,纯洁党性,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这一时期撰写了大量文献,如批判教条主义错误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这些文献成为肃清党性不纯的有力武器。

自“九·一八”事变开始,不到4年时间中国半壁河山已被占领。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中国共产党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联合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等一系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但从执行来看还是出现了“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4] 23倾向。刘少奇就曾提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学会领导群众的艺术,学会策略的运用,大胆放手地让我们的同志和干部到广大群众中去,把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4] 33,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

抗日战争爆发后存在于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中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行动上的冒险主义,严重妨害着党和革命团体的团结统一。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就指出,必须坚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反对这些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错误思想”[3] 295。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又把主观主义的学习态度及其工作方法看作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同年8月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进一步把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看作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指出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共产党员的起码态度。

基于抗战爆发后党员队伍迅速扩大、成分和思想状况相当复杂的情况,1938年在渑池会议中刘少奇对地下党工作作出开办训练班、训练党员干部、增强党性的重要指示。1939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党性修养的典范之作。刘少奇在书中指出:“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4] 99这就是说,共产党员作为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自己是完全必要的。他特别针对当时党内有些党员在胜利中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堕落的现象预见性地指出,不仅要在艰苦的革命实践中锻炼自己,“特别要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4] 104。

1941年,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严峻形势下,鉴于张国焘叛党等严重事件,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党性作为一个单独概念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定》列举了当时党内存在的政治上自由行动、组织上自成系统、思想认识个人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六条办法来改造党员,以使其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为解释宣传《决定》,任弼时于1941年和1942年分别发表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和《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阐明了增强党性问题的迫切性和培养坚强党性的五个路径。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根据当时中国社会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情况,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战胜国民党的根本办法——“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5] 1252我党在各解放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但党内尤其是农村基层党员中同时也出现了作风不纯、缺乏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工作理论的现实问题,成为“土地改革不彻底带基本性质的原因”。鉴于土地改革中党内存在的问题,各解放区结合土地改革进行了整党运动,这实质上是一场针对性极强的党性修养运动。通过“三查”“三整”将混入党内的地主、流氓、特务、蜕化变质等分子清查出来以纯洁组织,肃清地主、富农以及偏离党的路线的错误思想,清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贪污自肥等作风以树立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时期围绕土地改革,党性教育的重心放在了农村,以此增强党的战斗力,彻底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历史任务。由于国内主要矛盾和党内实际状况的差异,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集中在广大党员干部中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一基本方向,抗日战争中往往注重发展对象的抗日积极性,而解放战争时期党性教育运动主要集中在农村党组织和党员的党性修养,增强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性教育在曲折中发展,重点进行作风和党员阶级觉悟教育,干部轮训制度和党校系统初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从领导武装斗争为主到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任务转变,党性教育的重点也发生了相应转变。“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5] 1428,表现在党性教育和党性修养上就是,一方面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积极转换工作角色服务中心任务,更重要的是务必继续保持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认识到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加艰苦,防止党和政权的蜕化变质。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阶级觉悟,通过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动员群众参与建设。

1951年,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党加强党性教育,认为如果只顾埋头到实际工作中去,而不加强政治学习,“那就有危险性,就会脱离政治,脱离基本理论,使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发展起来”[6]。新中国成立初期贪污腐化案件也开始出现,刘青山、张子善就是被个人私利腐蚀了信仰的反面典型。1951年,党中央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7],随后“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有效遏制了党在执政初期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随后在全国所有城市首先是大城市中开展了大规模的“五反”斗争,打击腐蚀党员领导干部、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破坏活动。1964年底城市“五反”运动改为“四清”运动,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这是通过发挥群众力量整顿实际工作进行党性教育的生动实践,不仅重惩治,也重整作风,清除了党员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

这一时期,基于国内外的新形势和党情的新变化,毛泽东再三强调干部问题的决定性意义,认为只有提高党的各级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修养和思想觉悟,才能够适应全国胜利的新局面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要求。1954年7月9日,邓小平在《办好学校,培养干部》中指出:“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干部院校为党和国家事业培养出大量人才。为进一步促进干部党性教育规范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关于加强初级党校工作的指示》等一系列指示、规定,对中央和各地方、各部门、各级党组织的党内教育作出规定,对党校的培训目标、内容、方法和考核等作了详细规定。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已经初步形成由高级、中级、初级党校和城市夜党校以及新党员训练班构成的党校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了党的各级干部的轮训制度,初步建立党性教育常规化的体制机制。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党对党性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以党的八大为集中体现。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上说,“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8]。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上也指出,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9]。针对这些党性不纯的事实,八大提出党性教育的首要问题是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教育;增强党员党性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进行理论与实际统一的教育,二是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员提高党性的标准和宗旨;把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思想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任务。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于1957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主要整顿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由于党对阶级斗争形式的“左”倾认识与估计,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整风运动的目的也没有达成。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至1976年,我党进行过多次反对党内错误思想、错误倾向和错误行为的斗争,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偏离了正道,党性教育的成效甚微。“文革”期间又因错误理论的指导,吸收党员的标准和党性教育内容出现偏差,给党的工作、国家和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但这期间也仍有许多党员在长期的实际工作中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党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和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

为了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坚守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强调,重点“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组织和发展党员”,以此保证党员中有一定比例的无产阶级。同时注重在知识分子和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提出在少数民族中建立党组织和培养党的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方法,适当地吸收那些“历史清楚、政治可靠、忠心拥护党并愿为党积极工作”的人入党,通过开展党性教育和提供组织帮助,培养他们的坚强党性。195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再次明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党员的要求,包括“必须是成分好”“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等党性内容在内。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党员提出了更加严格、全面的要求。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突出要求党员必须从事劳动,不得剥削他人。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10],“大跃进”时期强调党员的阶级觉悟和社会出身问题,对党性的要求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主要内容是“又红又专”,强调“今后,党的根本任务就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党员必需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具有实现共产主义的决心和干劲”[11]。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性教育实现历史性转变,在解放思想中统一了思想,迈向制度化、规范化运行轨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也是党性教育实践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深刻反思前10年党内教育混乱无序的原因入手,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同各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党性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在思想方面重点展开党性教育。最终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使党性教育迈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良性运行轨道。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并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先锋战士”;党员要支持党性,拒绝派性。1982年,党的十二大党章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并且根据新实践、新形势对党员提出了九点新要求,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加强对全体党员党性教育的总规矩。根据十二大的安排,1983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一次以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为任务的全面整党。

时间行至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剧变。党自身建设也面临着一些党员干部丢弃初心、腐化堕落的问题。进一步培育坚强党性和保持党员的先进性成为稳定局势、经受考验的重要前提。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这一历史课题,对加强党性教育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1993年,江泽民在纪念党成立七十二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员增强党性修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新的时期、新的任务、新的环境,要求共产党员更加自觉地加强党性锻炼。”[12]

根据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的部署,党中央分别展开了:1995年起在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中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2005年1月起以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2008年9月起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2010年5月起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入开展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当优秀共产党员活动。旨在加强党组织和党员的党性修养,增强党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并将党性教育和集中教育活动的成果与基本经验凝练升华,先后出台《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意见》《关于加强党员经常性教育的意见》等制度性规定,为党加强自身建设和领导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进一步规范和保障。这是新的发展形势下加强党性教育和党的建设的创造性探索和成功实践。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性教育开启新局面,专题教育活动全面展开,教育内容更加鲜明具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党内党性不纯、不坚定等突出问题,在继承与发扬党性教育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不断加强对全体党员党性教育力度和党员违纪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着力培育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文化,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到了新高度,开启了党性教育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党性教育。在党内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题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通过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活动,解决党性不纯等突出问题,以专题教育的形式加强对党组织及党员的党性锤炼,增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战斗力。除了开展长期性的主题教育活动以加强党性教育之外,201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别推出“学习强国”PC端和手机App,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的理论和知识,自主进行党性修养的综合性官方软件,开创了网络时代党性教育的新方式。App中内容时效性强,形式上采用视听结合的方式,兼顾理论性与生动性,极大满足了全媒体时代广大党员的学习需求,提高了党员自我教育的积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13]。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邓小平曾指出要做几件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14]。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首先纠正党内“四风”严重的问题。出台“八项规定”,根据“八项规定”精神开展了以抓作风建设为切入点的反腐败斗争。任何人只要触及党纪国法,必将受到严厉惩处,表明了国家对于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有效地打击了党内存在的各种作风不良现象,加强了党员作风建设,纯洁了党员队伍。在坚决打击腐败行为的同时加强顶层设计,不断扎紧制度的笼子,充分发挥制度的约束和教育功能。

新时代党性教育在内容上突出“四个意识”教育,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底色。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15]新时代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意识作为党性教育的首要任务,教育全体党员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一心一意跟党走。突出“四个自信”教育,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弄懂学透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对我国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坚定信心和理想信念,坚定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突出底线思维和共产党人价值观教育,强化遵守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制度的“底线”教育。倡导和培育共产党人价值观,引导和帮助全体党员以“底线”为基础,不断探寻“高线”。

三、中国共产党党性教育百年历程的经验启示

党性教育是党的建设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必须从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认识其重要性。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党性教育百年历程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启示。

(一)党性教育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16]。指导思想问题是关系教育成效的根本性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教育应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而进行的实践。在党性教育史上曾出现过偏离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错误,一度给党和国家带来损害。

1. 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1921年,党成立伊始就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回望历史,延安时期的党性教育成效显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弄清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做到了科学区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而能够在党性教育中坚持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思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党的建设经验的凝练和升华,是当下乃至今后进行党性教育需要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2. 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党性教育实践。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基础上,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飞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百年。党性教育是践行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生动示范,党性教育的内容本身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加强党性教育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同时也要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3. 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时代党性教育实践。时刻保持理论创新,才能指导发展着的新的实践。党性教育目标必须与党的历史使命相契合。立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远景目标,只有准确把握改革发展所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对党性教育提出新的要求,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深入研究和回答党性教育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同时不断把党性教育的成功经验上升为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中产生新成果,才能真正在党性教育实践中贯彻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创造性发展。

(二)党性教育的关键问题:长期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

党性本质上是世界观的问题,无产阶级政党是同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党自成立起就“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意味着共产党人要“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面对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特别是长期处在农村环境的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自身所处环境出发,着重于思想建党。党性教育着眼于教育全体党员从思想上真正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和模式,更关键的是为党自身的长久建设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从纵向上来看,党自成立伊始就和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和行为展开坚决的斗争,在不同阶段对党组织和党员展开党性教育的内容侧重有所变化,但思想领域的斗争从未停止。在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同“左”倾机会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外局势更加复杂多变,思想领域的困难和挑战日渐增多,对党员党性的侵袭和腐蚀也日益增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愈演愈烈,我们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社会上存在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党组织和党员既要抵御非马克思主义的侵蚀,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善于明辨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本质,又要善于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帮助人民群众抵御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袭。在这样的情况下,党性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从党员个人来看,党性锤炼永无止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伴随党员政治生命的全过程。一方面,党性本质上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思想认识问题一时解决了,不等于永远解决”[17],如果说党员干部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18]。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承担着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对党员思想、政治、价值追求上的要求更加严格,而党员实际党性状况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对党性提出的要求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加之中华民族漫长封建社会历史的残留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给了非无产阶级党性思想和行为以可乘之机。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导致的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与党的建设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落后的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与对党的先进性要求之间的矛盾的解决,都有赖于党性教育“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期锤炼出更加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和党员队伍。

(三)党的组织建设为基本遵循: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党员队伍党性教育

1. 党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政党,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中最先推进的方面。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是充分发挥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保证。首先,健全的组织结构是有效进行党性教育的组织基础,必须进一步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强大的组织优势。其次,在以民主集中制原则整顿好各级党组织的基础上,党性教育应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党组)、各领域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功能和教育功能,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在组织生活中营造良好教育环境。党的六大明确把教育新党员作为党支部的三项基本任务之一。党支部必须坚持在“三会一课”中突出党性锻炼,不仅要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更要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这是加强党性教育,促使党员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重要措施。

2. 干部队伍党性教育。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党员干部教育向来是我党全部教育工作中的重点。在关键历史阶段或重大转折点上,我党都格外重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延安时期尤其注重党的高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就指定了12本干部必读书籍,号召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为建设新中国而学习。改革开放时期确认把干部教育好是“最重要的问题”。新时代同样强调要奋力开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这启示我们,党性教育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推动以上率下的示范教育,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形成上行下效、整体联动的教育格局。

3. 党员队伍党性教育。事业是靠人干出来的。党员队伍的纯洁和先进是党永葆生机与活力的基础,教育党员是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环节。党的形象在广大党员身上展现,党性教育效果也最终通过广大党员思想观点和实践行为体现出来。党员队伍的党性教育必须常抓不懈。对广大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应当坚持集中教育和重点整顿相结合,坚持以正面教育和自我教育为主,同时注重问题导向。针对党员队伍中突出的、专门性的问题广泛展开集中性、专题式教育,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同时持之以恒推动经常性、持续性教育,促进问题的真正解决和巩固教育效果。要重点教育青年学生党员“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充分利用拥有大量学习时间的阶段,帮助青年学生加强党史、党的理论知识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四)巩固党性教育效果的长效机制: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增强制度意识

1. 增强党章意识。“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19]。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是“党的根本大法”。同时党章作为“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为加强全体党员党性教育界定了标准、提供了参照,是我们进行党性教育的根本遵循。作为新时代党的根本大法,党的十九大修订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就鲜明体现面临新情况、新问题的条件下对党组织和党员的党性要求。新时代党性教育必须坚持和完善以党章为核心的新时代党性教育内容体系,健全党内法规,规范党内生活,为党性教育提供基础保障。

2. 增强制度意识。教育整顿可以提供道德约束和行为指导,但其作用有限。用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提供规范和保障是新时代党性教育的必由之路。将百年党性教育的经验上升为党的制度可以巩固教育成果,使党性教育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增强教育持续性、科学性。当前,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如火如荼开展之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20]。这一做法将教育的超越性、预见性与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制度本身的教育功能。既有助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形成坚持党性锤炼的思想自觉,又为教育活动的持续展开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制度化供给,将新时代党性教育推进到新高度。总而言之,进一步总结提炼百年党性教育经验教训,坚持实践导向,探索党性教育科学化制度化,是新时代党性教育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刘少奇.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3]  习近平.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能力[N].人民日报,2013-09-26.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6]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1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5.

 

                                      [责任编辑:李利林]

The Hundred Years of the Party Spirit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ZHANG Rong, LI Binxiong

 

Abstract: Party spirit is the inherent nature of a political party. The party spirit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arted from explor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experienced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achieved historic changes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Now it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pened a new situation. The century-old history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entry point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rich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left by it include: adherenc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t scientific theories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long-term insistence on putting ideological education first is party spirit education The key issue is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cadres, and party member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with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s the core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system is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consolidate the effect of party spirit educ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spirit education; the 100-year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rxist scientific theory

 

[作者简介] 张蓉(1997-),女,湖南长沙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李斌雄(1964-),男,湖南岳阳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副主任,武汉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党内法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