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第４期 - 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当前新冠疫情的国际传播尽管还在继续，但本次疫情已经也应该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甚至成为一个时代性的主题。就全球的治理来看，疫情已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而且根据这一事件可以划分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而衔接两个时代的，是这期间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努力。前疫情时代有很多世界性的、中国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标志，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标志性的东西都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袭来而发生了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有的是颠覆性的变化。对于当前的中国和世界，一个非常紧迫的话题就是要深度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具有构成时代性意义的挑战，也要认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挑战中所展示出来的价值差异、理念差异、制度差异、行为方式等等。

针对这一问题笔者在2020年1月28日就提出以“新冠肺炎防治与公共卫生治理现代化”为题的重大研究项目，并提出了10个相关课题，现在来看仍然非常有意义有必要。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和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几乎每一个阶段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国家治理研究院”）都一直在持续进行关注和深度的研究，以提出对策和建议。现在来看，到2020年6月为止刊发在《国家治理参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辑）的117个建议案，可以说就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辅助历史，因为从WHO（世界卫生组织）将新冠疫情界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开始，国家治理研究院就开始研究如何应对，如早在2020年2月1日提出精准检测和分类隔离的建议。从建议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到后来应对社区防控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如心态问题、社区服务问题、老龄等困难人群关注问题，再到后来病人的殡葬服务、谣言处置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宣部曾直接向国家治理研究院下达指示，要求着重加大对“重大突发疫情对于社会心态和思想舆论问题”这一课题的研究力度，在极短的时间内研究院就完成了6万多字的研究成果，对问题进行了深度解读和分析。因此，对公共卫生安全的观察和研究思路一直以来都是从国家治理角度来的。

第二，通过总结和反思疫情我们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变化与进步。

首先，要将公共卫生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首次系统提出“11种安全”。但通过这次疫情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公共卫生安全是最基础性的安全，它可以颠覆其他一切的安全，所以应把公共卫生安全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定位。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时又明确提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人类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这就做出了非常准确的定位。公共卫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是全部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按照我们对于人、自然、社会历史进程的理解，如果没有人就没有了一切，在这个意义上公共卫生安全应当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既是对当前观念上的一个重大提升，也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的角度将我们的安全观加以拓展、充实和提升。

其次，我们需要更新的一个重要观念是，应把防疫与医疗内在结合起来。过去这两者分属两个体系，各自也都在加强建设，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都建设得不错，也很有成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我们发现预防和防疫有多么重要，如果防疫和预警做不好，不仅后面的医疗体系难以做好，还会给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只有建立起防疫与医疗内在结合、有机融汇的大防疫、大医疗、大健康体系，才能确保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再次，关于人的理解要更加全面和一体化。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根本宗旨。这次新冠疫情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警示，各个国家以致全球都将由以繁荣为目标的体系转向以安全为基础的体系，所以这样一个新体系的构建对全球化、对现代化都会发生影响，对各个国家的治国理政也会发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对每一个人也会发生影响。这也要求我们从新的更加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人和人的生命价值，目前看来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展开：第一个层面是低端的人的生命安全，第二个层面是中端的人的身体健康，第三个层面是高端的人的生活幸福。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要把一切人、每个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都全部纳入这样一个体系中来。当我们讲人民利益至上时就要从这三个层面来同时考虑，这才是全面的对人民利益的理解。而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也应建立在这样的基点之上。

第三，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强大公共卫生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

后疫情时代的医院如何建设？未来的国家重大医学中心应当如何建设？尤其是能够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应当如何建设？一个突出的感受是，现在不能就医学谈医学，就公卫谈公卫，最重要的是要把公共卫生体系提高到国家战略体系的高度，并且嵌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间去，让它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内在的有机有序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复工复产复市复学，笔者曾经给湖北省委写过建议案，从当时的防疫阻击战到复工复学复市战，然后是经济社会全面开放发展战，三战全胜才是胜。现在看来都总体上守住了。在这个背景下如果不是建立起来了一个内置于社会并有足够敏感性、足够应对力、足够隔离力、足够救治力的体系，我们很难夺取三大战役的完全胜利。

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思考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构建，一方面是疫后的中国需要一个什么样公共卫生体系，才能既保障人民需要，又能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二是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更新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作为依托和制度保障，这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变革。而且还有和全球治理体系和公共卫生合作体系有机衔接的问题。疫情初期原本以为把武汉的事湖北的事和中国的事做好了就万事大吉，可以走向世界了，没想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封闭程度超出了设想。现在看来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和当年我们设想的“一荣俱荣”很不一样，它更大成分是“一损俱损”，只要病毒还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传播，全世界全人类都不会得到安宁。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健康共同体这个理念非常重要。

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的革命性建构到底如何做？湖北省委是非常敏锐的，近来湖北也是全国为数不多把地方治理现代化、省域治理现代化提出来并以文件的方式来引领的省份。目前国家治理研究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是“以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现在看来全球全国全省各方面乃至各地市都要推进治理现代化。在疫情中，国家治理研究院做了一项武汉社区分级分类解封的仿真研究，提交给了武汉市委政法委，并在实践中加以采用，效果也非常好，还收到了感谢信。实际上这样一个体系就是从中央到地方到社区，社区的问题到全球的问题如何变成一体的解决方案。

第四，如何创造更多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

更新观念、构建体系，最后都要落实到创造更多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新时代的中国社会发展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实行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相结合，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产品。大家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卫生大会上作了很多庄严承诺，其中最打动非洲国家、落后国家的就是，我们承诺如果疫苗研制出来以后将其作为全球公共卫生产品。在2020年6月的中非合作防疫对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作出承诺。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分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包含很多的领域、很多的方面、很多的层次、很多的内容，我们要创造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公共卫生服务产品，确保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生活幸福，并由此而真正彰显出我们的制度优势，强化我们的治理效能。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湖北省协调创新中心主任、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