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媒业开始进入快速而多向度的结构变迁和关系重构：媒体生态在变，新闻场景也在变；传统媒体信任度下降、影响力弱化，社交媒体迅速崛起，人工智能大举进入，假新闻四处泛滥，算法新闻喜忧参半……当互联网赋予人们传播信息的权利，既有的传播格局必然发生巨大变化。“大众传播时代正在向着公共传播时代演进和跃升，公共传播时代的媒体角色和新闻产制方式都将不同于大众传播时代”[1]。面对大环境的变化，全球媒体都在寻觅新的生存方式，探索如何在公共传播时代重塑新闻业的社会价值。其中，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正成为国内外新闻实践和学术探讨的焦点，它试图通过引入积极心理学的跨学科视角，绘制重建新闻业的路线图——即“如何从曝光揭丑、放大反常和冲突，转变为发掘新闻事件的积极意义和强化解决问题的报道导向”[2]。本文将以国内外建设性新闻的理念和实践为参照，考察公共传播时代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演变、媒介角色和实践策略，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重新思考新闻学。

一、建设性新闻的发展演变

建设性新闻是一种“将积极心理学技巧应用到新闻产制过程中，努力创造富有成效的、准确的、引人入胜的报道，同时又忠于新闻核心功能”[3]的新闻报道形态。建设性新闻打破了包括“冲突新闻学”在内的传统新闻理论和实践体系，为传统新闻报道带来积极因素，有助于人们获得满足感。虽然积极心理学在新闻学上的应用是新的议题，但建设性新闻并不是一个新近出现的理念，“建设性”有其传承渊源，这种以积极性、参与性和社会责任为核心的报道在历史上一直备受学界和业界的关注。如果将建设性新闻置于新闻业各种运动的概念系统中加以定位，不难发现：在历时维度，建设性新闻是对新闻社会公共责任的传承与凸显；在共时维度，它又是对传统新闻规范角色的补充，因为“好的新闻报道是用双眼看世界”[4]。

（一）历时演变：从行动新闻到建设性新闻

从19世纪末的行动新闻（Action Journalism），到20世纪末的公共新闻（Civic Journalism），再到当下的建设性新闻，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新闻业承担社会公共责任时的路径选择。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和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是19世纪末“行动新闻”(action-journalism)最著名的支持者。1885年3月16日，普利策在《世界》杂志发起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共捐赠活动之一——为修建自由女神像的公共募捐行动，超过12.5万人捐款，捐赠者多是普通公民。1897年，威廉·赫斯特将这类由记者“坐以待变”走向“起而变之”的社会问题报道和行动策划称为“行动新闻”，并在《华尔街日报》声称“行动新闻学”代表着“现代新闻学发展的最后阶段”。行动新闻兴起于美国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的过渡期，它以告知新闻的方式敦促大众参与行动，体现出商业报刊发展早期报人努力平衡理想主义与商业主义关系的尝试，同时也奠定了建设性新闻行动导向的公共责任意识。

20世纪末期的公共新闻是建设性新闻产生的重要基石。公共新闻最初是由对公众、新闻和政治之间关系的不满发展而来。它认为，“新闻记者不应该仅仅报道新闻，应该把人们作为公民、潜在的公共事务的参与者而不是受害者或旁观者，还应该关注公众之间对话和交流的质量，帮助人们采取行动，而不是仅仅了解其问题”[5]。它通过用公民参与取代犬儒主义和冷漠，从而减少两极分化，提高社会福祉。建设性新闻是公共新闻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新闻业追求的所谓保护公共利益、推进民主政治的价值观是一致的。

21世纪初的建设性新闻产生于社交媒体传播环境下，信息化、国际化、个人化和非官方化的社会环境带来公共领域中公众和媒体关系的深刻变化。建设性新闻把追求全面真相和准确描绘世界作为核心价值观，将媒体、记者如何以专业新闻的力量推进公众与世界的连接与对话视为这一新闻运动的突破点。它主张记者应该平等地报道冲突与合作、倒退与进步、挫折与成长，这种方法反映了对新闻界社会责任理论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看，建设性新闻与行动新闻、公共新闻一脉相承，都是新闻业在面临社会环境、新闻模式和技术发展等内外部因素变革时，对新闻业的职业文化、价值观和目标的反思与改进，即在促进透明、协商的基础上矫正新闻心态、内容及角色的建设之路。

（二）共时演变：从“问题聚焦型”报道到“方案聚焦型”报道

传统西方媒体以冲突和二元对立为框架的“问题聚焦型”报道（problem- focused reporting）加剧了公众的认知偏差，也威胁到民主政治的根基。学界早已意识到负面新闻产生的危害：减少帮助行为，降低容忍度和对社区善行的认知，降低对陌生人的评价并导致抑郁和无助，可能会导致对政治领导人的不信任。长期接触渲染暴力的电视节目，会培养出一种刻薄而危险的世界形象[3]。媒体社会学家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也指出，媒体的耸人听闻、不断的“坏消息”、缺乏背景、缺乏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导致“同情疲劳”的原因之一[6]。

越来越多的新闻记者希望挑战那些主要关注问题和冲突的新闻，推动“问题聚焦型报道”向“方案聚焦型”报道（solution-focused reporting）转变。2008年，时任丹麦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主管的乌里克·哈格鲁普（Ulrik Haagerup）在《国家政治报》上刊发了专栏文章《建设性新闻》，他主张“未来的记者应该用建设性的新闻标准来补充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关于死亡、破坏和社会苦难的故事，可以与关于解决方案和灵感的新闻故事，以及其他具有建设性影响的故事相平衡”。2012年，由他组织编写的《建设性新闻：为什么消极性摧毁媒体与民主以及未来新闻如何改进》奠定了建设性新闻的关键性概念。另一位建设性新闻的倡导者是凯瑟琳·吉尔登斯特德（Katherine Gyldensted），她认为新闻报道应该借鉴积极心理学等行为科学，以减少新闻记者对世界的偏见。当新闻信息带来更多的积极情绪，如希望和客观，减少负面情绪，如恐惧和愤怒，新闻将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她引导和启发凯伦·麦金泰尔（Karen McIntyre）完成博士论文《建设性新闻：积极情绪与解困信息在新闻报道中的效果》。她们发现建设性新闻是一个具有理念统摄力、现实推广力和理论建设力的“伞式”概念（umbrella term），包括方案新闻（solutions journalism）——“对人们如何应对问题的严谨报道”、预期新闻（prospective journalism）——“关注乌托邦、未来的社会场景”、和平新闻（Peace journalism）——“以非暴力方式应对冲突，是人类进步的挑战和机遇”和恢复性叙事（restorative journalism）——“涉及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原的故事”等四个主要分支。建设性新闻是对传统媒体“问题聚焦型报道”的一种纠正和补充，其中蕴含的核心理念是强调积极向上，主张新闻报道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仅仅只作为“旁观者”揭露社会问题。建设性新闻从关注现象到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从告知信息到参与对话、推动社会发展；赋予新闻信息以社会意义和公共价值，从而提升新闻媒体在公共传播时代的社会影响力。

二、建设性新闻的媒体角色

建设性新闻强化和挑战了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下的主流新闻规范和实践。通过注重准确性的实践来体现客观性的理想，一直是英美新闻业的主流价值，而这些主流价值正在为建设性新闻的理想——通过强调希望的实践来体现社会进步——腾出空间。由此，建设性新闻不仅是一种新闻类型，还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新闻规范角色。

（一）建设性新闻对传统新闻规范角色的补充

在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下，“记者认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具有合法性和可信性的五种理想-典型的特征或价值，包括客观性、公共服务、自主性、即时性和伦理”[7]。有研究者将新闻规范角色划分为四类，即监督的（monitorail）、促进的(facilitative)、合作的(collaborative)和激进的(radical)[8]，这为理解新闻规范角色之间的界限，以及新闻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指导意义的分析框架。其中，作为监督者的媒体，以提高透明度为导向，确保官员们不能在黑暗的权力走廊继续违规办事；促进性角色充当审议的主持人，为鼓励公众参与辩论搭建舞台；激进性角色积极谴责可能使统治永世长存的社会结构；合作性角色意味着媒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在对共同目标、承诺基础之上的伙伴关系；这四种角色在实践中并不相互排斥，却阐明了新闻业中独特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动机、理想和导向原则。

建设性新闻打破了新闻反映世界的传统前提，为新闻界贡献了第五个规范性角色，即建设性角色（见表1）。传统观点认为，在我们之外存在一个可以通过客观报道反映的可识别的现实，记者的角色是一个超然的观察者和监督者，新闻业的主要目的是传递信息、环境监测和社会控制。然而，建设性新闻记者在构建新闻现实中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他们负责选择问题、来源和角度，从而使事件具有可见性和意义，同时为社会如何向前发展提供一种远见。作为建设性角色，记者不再是坏消息的传播者，他们通过调查、解释、记录和制定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方案，将焦点和注意力转向（可实现的）社会变革的前景，培养更有生产力的公共话语和公民意识。

（二）对建设性新闻角色的自反性思考

建设性新闻角色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于积极参与可能导致的新闻偏见。有人认为它“缺乏客观性、准确性和塑造共同公众意识的能力”“有可能削弱新闻质量、削弱记者的问责作用”，甚至认为，建设性报道不再是新闻，而应该被归为宣传[9]。

划清新闻和宣传之间的界限一直是新闻学研究争论的焦点。因为客观性的支持者认为，新闻的单一性使它与宣传不同，而批判的学者则认为，新闻与战略传播是不可分割的，新闻业的宣传是不可避免的。费舍尔（Fisher）认为，“即使是在不经意间，记者简单对某一来源的评论或观点，也可能会为报道注入一定程度的宣传”[10]。魏斯伯德（Waisbord）也认为，“‘客观性’规范成为宣传现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托词”[11]。费舍尔建议将宣传视为一个连续体，“从一端尖锐的观点或活动家报道到另一端直接的新闻报道”，其中包括“从‘公开’到‘微妙’”的宣传者。

因此，建设性新闻记者成为克鲁格（Kruger）所称的“变革代理人”（change-agent），因为他们试图不以超然的姿态记录问题，而是通过呼吁关注已经在起作用的社会变革的前景来推动社会免于停滞。记者们并不是倡导或提出特定的模式或想法，他们的独立性表现为提供真实的、基于数据的证据并解释潜在的解决方案如何可能成为现实。建设性角色比合作性角色更加独立，比监督性角色更加忠诚，比促进性角色的不可知论更具内容针对性，比激进性角色更加公正。对于新闻界来说，建设性的新闻报道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规范性角色，它并不排斥负面信息和社会问题，而是要求“记者以社会共识和公共利益为导向，为公共议题的解决寻找有效出路，同时为社会进步和公共美德的形成提供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的正能量叙事”[12]。

三、建设性新闻的生产实践

建设性新闻是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闻报道，是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立足于公共生活的一种新闻实践或新闻理念。如果新闻业仅仅报道一个“病态”的世界，就违背了准确描绘世界的核心职能。新闻业应该增加一个与“幸福”模式有关的维度——积极心理学，它为更准确、更全面地报道现实提供了一个起点。新闻报道的建设性元素可以应用到新闻信息搜集、制作和故事生成等若干环节。2016年，荷兰温德斯海姆应用科学大学（Windeshei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新闻学院将建设性要素分为六类，每类都与积极心理学相关，同时也为新闻业实践建设性新闻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叙述策略。

（一）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新闻框架

早期美国解决方案新闻学的试验者包括2013年上线的解决方案新闻网(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该网络扩大了与全美各地新闻编辑室和新闻学院的联系和合作。《纽约时报》的“修复”（Fixes）博客，其核心议题是探求 “社会平等问题”“生活质量问题”“发展中国家与社会发展”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BBC世界新闻制作的六集系列节目“我的完美国家”（My perfect country），主要聚焦于世界各国在民生、经济、文化、健康、科技、环保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并定期对各国经验及其相关案例进行汇总与讨论，设法改善未来。研究表明，接触以解决方案为重点的新闻故事，可以合理地促进更大的社会进步，或有助于人类繁荣的条件，包括社会凝聚力和赋权的特征[13]。

探索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想法符合新闻界的社会责任理论，该理论主张记者在做出新闻决策时有义务考虑社会的最佳利益。记者可以按照“解决方案新闻工具包”[14]中描述的技巧来编写一个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故事。这个工具包中的三个关键方法包括:

1. 寻找积极的异常。许多记者只是寻找冲突或突出负面的异常。寻找积极的异常，或显示进展的故事，可以产生有价值的新闻片段。

2. 用数据支持故事。一个好主意并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解决方案新闻故事。这些报道本质上是调查性的，所强调的进展必须得到可靠数据的支持。

3. 解决方案故事中的冲突并不构成人或政客之间的冲突，而是回答问题时的紧张感，比如主角如何解决一个难倒了很多人的问题？他们如何坚定而严谨地克服这些障碍？

（二）未来导向：加上一句“现在怎么办？”

支撑未来导向元素的相关研究来自我们通过在头脑中模拟未来并“预先体验”未来的能力。这些模拟允许人们“预览”事件并“预感”这些事件将产生的快乐和痛苦。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基于目标的行为可能比基于习惯的行为更有效。

建设性新闻在报道新闻事件的过程中，需要在传统新闻报道5W1H的基础上加入“现在怎样”（what now）这一元素。建设性新闻记者在报道时应当“聚焦于未来，公开地加以追问：‘下一次我们如何能做得更好？’由此将公众的论争引至问题的解决和未来”[15]。2017年，荷兰《记者》新闻论坛（De- correspondent）宣布以面向未来和充满希望的报道作为新闻编辑部的指导原则。英国《卫报》以“脚踏实地”为口号，旨在推动社会在全球问题上建设性地向前发展。未来导向可以通过记者采访问题的“现在怎样”来实现。比如，记者可以询问他们的消息来源如何解决问题，人们如何合作，或者他们的消息来源设想的进展如何，等等。

（三）去极化：加强报道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去极化”主要应用在政治报道中。建设性新闻力求在报道中包含多元声音，摒弃传统报道中“施害者—受害者”“官—民”“贫—富”这类极化的二元对立框架，调和新闻事件中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冲突。

以非洲国家为对象的新闻报道为例，中国媒体和西方媒体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报道框架。实证研究发现，“CGTN（原 CCTVNEWS）的涉非议题报道中，超过三分之二的报道框架是建设性的，特别是‘非洲面貌’（Faces of Africa）栏目对于其发展现状的报道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富于建设性的立场。这与西方媒体长期以来对非洲贫穷、战乱和冲突的负面报道框架形成了鲜明对比”[12]。BBC和CNN的报道集中于自然奇观（稀有黑豹、大象“皇后”）和社会奇观（富可敌国的西非领主）等内容，仍然没有摆脱东方主义的“他者化”倾向。CGTN 的非洲报道将非洲置于一个存在社会经济问题但不断发展和进步的框架内，直面非洲民众所面对的困境和发展的前景，并讨论中非合作对于非洲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呈现出建设性新闻所强调的包容性、多样性和解决问题的路径。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去极化因素引入国际新闻报道中，有利于改变全球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状，推动国际传播秩序走向公平，从而提升公共传播时代新闻传播的品质。

（四）建设性采访：阐明可能的资源、合作、共同点和解决方案

建设性采访让人们有机会了解那些经常被蒙在鼓里的领域，通过发布消极和积极的事件和问题，更准确地描绘世界。吉尔登斯特德认为，可以将积极心理学中的家庭治疗采访框架用于建设性新闻采访[16]。这个框架提供了四种类型的问题，可以从被采访者那里获得建设性的答案。

1. 线性问题(linear questions):了解谁、在哪里、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为什么做等基本调查问题，获取事件或问题事实层面的信息。

2. 循环问题(circular questions): 从与事实相关的背景提问。比如: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对 A或 B的解释是什么？”

3. 反思性问题(reflexive questions):采访者对特定主题提出新的观点，从而促使被采访者思考问题的建设性解决方案，这些问题是面向未来的。 比如: “你认为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会相信什么？”“你会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以及“为了做 A或 B应该采取什么行动？”

4. 策略性问题(strategic questions): 引导被采访者承诺其提出的解决方案。 这些问题也是面向未来的。比如: “应该做什么？”“你愿意吗？”“你什么时候做？”

建设性采访是开放与探索性的，记者通过循环问题和反思性问题，引导受访者在思考中重新评估、审视与发现看待问题的视角。这种开放与探索性并不会消解新闻的核心价值，而恰恰是遵守客观、公正、中立等信条，避免落入强势控制与过分简化的两级分化叙述框架。

（五）罗斯林：使用数据让人们了解是否正在经历挫折或进步

这个元素是以瑞典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的名字命名的，他的核心观点是利用数据来探索问题、解释新闻。以《经济学人》透视“欧洲难民危机”的《形成整齐的队列》报道为例，全文使用四个可视化图表：《横跨地中海失踪、死亡人数》，用柱形和折线图表现死亡人数及走势；《欧洲难民数据指南》，用饼图展示寻求庇护难民数与接受比率；《难民逃往路线》，用橙、红、蓝、绿标注登陆流程图和难民来源国比例；《难民登陆欧洲后的去向与选择》，用波浪图呈现难民流动数量和走势。这篇报道以数据及图表的方式解释难民危机的由来，展示各方的回应（欧盟及成员国对难民涌入的政策回应）以及“管理难民危机”的相关解决方案，增强报道的可信度与说服力。

数据化呈现显示出从报道事件到报道背景的视角转向。与这一因素相关的心理学理论涉及到新闻消费者接触到关于社会进步的故事时所受到的影响。希望是一种重要的积极情绪，麦金泰尔认为，给本质上负面的新闻故事增加一线希望，会让读者明显比只读负面新闻的读者感觉更积极[16]，更有动力去参与故事。

（六）共同创造和赋予权力：与公民共同创造新闻内容

传统媒体时代，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各自独立。但是，新媒体时代通过社交媒体的连接，传播网络正日益与社会网络重合。线上线下的积极互动，传播网络与社会网络的交织，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汇聚民意的便利条件。在公共传播时代，单纯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已经远远不够，建设性新闻媒体应该有更积极的角色定位。它不仅是信息传播平台，还是发起项目与交流解决方案的平台，为记者、组织、企业与受众建立社会联系，促使他们围绕创新项目开展头脑风暴，通过全面沟通促使方案变为现实。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荷兰《记者》新闻论坛在其报道中运用建设性新闻元素，与读者共同创造内容。与传统媒体以议题为新闻聚合形式不同，《记者》围绕每名记者展开垂直主题新闻聚合，主要分为全职记者、每周或隔周写稿的自由职业者及两名创始人。记者通过设立“热线”板块征集素材，各领域的读者会参与到新闻内容制作中并贡献各自的专业知识。这种联合创作类似于参与式新闻、公民新闻或更广泛的用户生成内容的实践。当用户贡献内容时，他们更有可能提交更富人情味的材料，而不是更有信息性的新闻内容。通过共同创造将读者带入新闻生产过程，可能会使读者感到被授权，从而形成一个成功的共同创造过程。

结语

建设性新闻是以积极心理学为重要特征，以公众—方案—未来—行动为导向，致力于提升社会福祉的新闻理论和实践体系的一种新型新闻。它并非要取代西方主流媒体所倡导的冲突与对立，也并非局限于报道正面新闻，它强调的是好的新闻报道可以激发公众的对话和参与，能解决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推动全球新闻业在公共传播时代的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建设性新闻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方式，鼓励公众共同参与新闻制作及线下方案活动，培养更有成效的公共话语和公民意识，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变化与进步，开辟了公共传播时代新闻业务发展的新思路。全球新闻业通过纳入积极向上、面向未来和解决问题的理念，扩充盎格鲁-撒克逊语境下的传统新闻规范角色边界，以建设性的媒体角色和价值取向不断提升新闻品质，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社会进步贡献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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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苗.建设性新闻：一个“伞式”理论的建设行动、哲学和价值[J].南京社会科学，2019,(10).

[16]  McIntyre, Karen, and Cathrine Gyldensted. 2017.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An Introduction and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 [J].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 , (2).

　　　　　　　　　　[责任编辑：李利林 朱苗苗]

[作者简介] 徐锐（1982-），女，湖北宜昌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电视理论与实务、视听新媒体研究；陈剑（1965-），男，湖北蕲春人，湖北日报传媒集团高级编辑，主要从事融媒体传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