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2020年全球范围内飞出的最大一只“黑天鹅”，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类的杀伤力几乎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从中国武汉为抗击与阻断疫情做出封城决策开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全球数十个国家先后大面积封城甚至封国，民众生活链、企业生产链以及市场供应链因此被无情掐断，全球经济出现人类现代史上罕见的大收缩与大衰退。其中在2020年第一季度做出了深幅下蹲的基础上，进入第二季度后的世界经济又接连出现断崖式下挫，全球所有的经济体齐刷刷地掉入最黑暗的冰窟之中。躺下去有多长，站起来就有多高。2020年三季度成为了世界经济开始爬坡的重要时间窗口，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国家，期间GDP季度增幅创出历史纪录的不在少数。
然而，由于2020年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许多国家连续负增长，特别是第二季度跌幅太深，即便是接下来的两个季度出现上扬，但依然不能改变全年经济大幅下挫的结果。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4.4%，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也预计世界经济在2020年将萎缩4.3%。就单一经济体而言，IMF预测中国将是2020年唯一一个经济能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实际增长幅度有望达到2.3%，其他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都会大大跑输2019年的水平。其中美国经济全年将萎缩4.3%，欧元区萎缩8.3%（德国为-6%、法国为-9.8%、意大利为-10.6%），日本萎缩5.3%，英国萎缩9.8%，同期印度经济萎缩5.8%，巴西经济下降5.1%，俄罗斯与土耳其经济均会出现5%左右的萎缩。受到影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2020年的经济将分别出现同比5.8%和3.3%的负增速。在IMF看来，2019年全球233个国际和地区GDP总量约为86.6万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所造成的实际折损可能超过10万亿美元。
一、通货膨胀：体态与概貌
通货膨胀往往从三个维度反映一国经济的增长现实，如物价指数（CPI）上涨过快或者恶性通胀代表经济出现过热，同时也是资产泡沫破灭的前兆；如物价连续大幅下降两个季度或者通货紧缩说明经济景气度低迷，并暗示可能出现投资与消费的萎缩，进而出现经济衰退。而在温和型通胀环境下，企业的产品价格将得以在成本价格线以上运行，生产资料价格（PPI）在成品与半成品适度涨价因素的作用下向上提升，商业投资将被有效激活，民众消费也在通胀预期因素中被不断刺激出来，宏微观经济运行得以实现良性循环。正是如此，温和型通货膨胀是所有国家追求的共同调控目标。
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自本世纪初以来就一直锚定实现2%的通胀目标，而且金融危机后物价虽出现缓步抬升的迹象，但好景不长，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让稍稍转暖的通胀情势再度变冷，并重新拐头向下。按照IMF的判断，全球通胀因疫情倾轧在2020年总体持续疲弱，其中发达经济体的平均通胀水平由2019年末的1.7%下降至2020年年底的0.5%，下降幅度达到1.2个百分点，当然，在整个发达经济阵营中，物价疲软与脆弱程度以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更为典型。
美国往往以10年和30年期损益平衡值作为衡量通胀的预期指标，损益平衡值走高代表CPI会上升，反之则是下降。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美国损益平衡值一度创下1.2%的纪录低点，对应的CPI环比下降0.7%，创下12年以来的最大降幅，同比增长放缓至0.3%，为过去5年以来的最小增幅。随后自2020年8月开始美国核心CPI（除去食品与石油能源价格）和核心PCE（个人消费支出）逐月走高，至年底10年期损益平衡通胀率触及1.83%，与此同时衡量五年平均通胀水平预期的掉期利率升至2.25%，尽管如此，美国的CPI依然没有达到2%的目标水平。
如果说美国的通货膨胀正在艰难地向着设定目标迈进的话，那么欧元区的物价前行步伐则是步履维艰。虽然其域内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回升，但欧元区的CPI却并没有同样令人乐观的表现，而是伴随着疫情的蔓延不断走低，从2020年7月开始发生连续五个月的负增长。按照欧盟统计局的预计，2020年欧元区通胀率只有0.3%，核心通货膨胀率不到2％，而在所有的欧元区国家中，希腊通货膨胀的负值程度最大，为-0.6%，由此可以判断欧元区不仅不可能实现2%的通胀目标，反而已经陷入通货紧缩。
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CPI走势看，英国的物价涨幅在疫情最严重的月份一度负增长0.4%，创下5年来的最低，按年度推算，英国的CPI升幅不会高于0.2%；同样，一直试图摆脱通货紧缩魔影的日本因疫情的重压物价情势更趋严峻，月度CPI曾经发生0.2%的负增长，为该国过去5年来首次跌入物价负值区域。而据日本央行预测，2020年国内物价指数仅能上涨0.8%，为此日本央行下调了截至2021年3月的2020财年通胀预期；另外，虽然澳大利亚的物价上涨幅度在二季度以后开始转正，但全年CPI 涨幅只能维持在1.5%以下，加拿大以及韩国的物价升幅都也不可能触碰到2%的边缘。
与发达国家物价水平整体表现出万马齐喑的生态有所不同，新兴市场的CPI则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格局，其中南非通胀率创下过去16年来的月度最低升涨纪录，2020全年CPI涨幅不超过3.4%，同期印度尼西亚的通胀率跌至20年来的最低水位；而中国的物价同样在2020年创下了过去11年来的月度涨幅新低，全年CPI涨幅为2.5%。与此相反，印度2020年的通胀率则将突破7.0%，高出该国央行设立的通胀容忍上限1个百分点，同期巴西的通胀率升至10.74％，大大高出该国8.5％的年度CPI 控制目标，而且也是巴西连续第二年未能实现控制通胀目标；另外，俄罗斯2020年的通胀率将突破4.0%，巴基斯坦的通胀率将飙升至10.74％，土耳其的CPI将突破12%，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更会蹿升到37%。
综合并平均以上情况，IMF预测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通胀会从2019年的5.4%下降至2020年的4.2%，降幅为1.2个百分点。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因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里亚尔汇率不断走低，里亚尔在过去30年中贬值幅度超过3500倍，国内通胀异常剧烈，为此伊朗政府开始对里亚尔的“面值”进行改革，将官方货币由里亚尔变更为土曼（1土曼相当于10000里亚尔），而且伊朗议会投票通过《伊朗货币和银行法》修正案，要求监管机构重新估算新币之下的国内通货膨胀情况。
如果说伊朗政府基于通胀压力而不得不在本币上做文章只是一国货币管理行为的话，那么美联储对通胀目标管理态度所发生的鲜明改变则必然影响全球央行通胀政策的风向标。在2020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主题演讲中正式引入了“平均通胀目标”的提法，代表着美联储对先前“对称式通胀目标”概念的一次力度空前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美联储不再将央行视作遏制通胀的力量[1]。
按照传统理论，控制货币供应量并在此基础上防止和遏制通胀是中央银行的核心职能，为此，8年前美联储宣布了2%的“对称式通胀目标”，其中要害就是要将通胀控制在2%以内，也就是只要CPI超过了2.0%，美联储就会进行货币紧缩。然而，由于美国的物价水平始终乏善可陈，导致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平坦化，美联储根本无法按照物价走势来做出货币政策的决定，为此，“平均通胀目标”下美联储开始引入失业指标来引导货币政策，同时，虽然“平均通胀目标”对标的也是2%的物价上涨目标，但却允许“一段时间内”物价上涨幅度可以超出2%，代表“平均通胀目标”之下美联储关注的不是短期物价走势，而是长期目标状况，也表明美联储对通货膨胀在态度上显示出更大的实际容忍度，也就是说，只要通胀率不同时攀升，当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下降时，美联储也不会收紧货币政策。
美联储对通胀管理的新姿态已经开始影响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其中欧洲央行开启了对货币政策的全面审查，包括通胀目标。虽然欧洲央行不会抄袭美联储的平均通胀目标制，但却可能与美联储一样可以暂时容忍通胀超过目标，也就是将2%视为中期管理目标而不是上限或可实现的目标；同样，日本央行也表示，通胀已经不再独占其注意力，与此同时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也明确表示，应当拓展对通货膨胀的观测范围。
二、货币政策：姿态与面貌
基于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显著改善，特别是美国国内失业率创出50年以来的新低，美联储开始迈动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脚步，不过，还没有来得及检验政策调整的成色，突袭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其强大的负能量裹挟着美联储不得不进行急速与猛烈的转身与变道。疫情发生后，美联储共召开了2次紧急会议，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降至0%～0.25%，超额准备金率也同期从1.1%降至0.1%，美国正式进入零利率时代；不仅如此，美联储还启动总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QE）计划，之后又发展成为无限QE，即美联储无节制地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支持证券，并且取消了存款准备金要求。
充当“最后贷款人”是美联储在过去一年中成色十足的角色扮演，这台金融大戏主要由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联袂合作完成，即由美国财政部提供资本金、美联储提供贷款，成立了规模在2.3万亿美元的信贷工具，为实体经济注入必要资金，其中主要包括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和货币市场基金流动性工具（MMLF），同时美联储将“最后贷款人”拓展至私人部门，由此形成了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和小企业贷款流动性工具（PPPLF）、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一级市场公司债信贷工具（PMCCF）、二级市场公司信贷工具（SMCCF）、“主街”贷款工具（MSLP）和市政债流动性工具（MLF）共9种融资工具。由此也不难看出，无论是从救市手段“花式”，还是政策投放频率以及融资规模，美联储的货币宽松都绝对是史无前例。正是受此影响，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已扩充至7.1万亿美元。
作为“全球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将联邦基准利率一次性沉降到0的水平，也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官方利率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英国央行先后3次降息，将银行利率下调至0.1%的历史最低水平，同时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从1厘下调至0厘；加拿大央行在过去一年2次宣布降息，基准利率下调至0.75%；同期澳洲联储也先后3次降息，银行利率降至0.1%的历史最低点。新兴市场国家方面，巴西中央过去一年中以每次25个基点的幅度8次降低商业银行利率，基准利率降至2.00%，创出该国自1999年采用通胀目标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期印度央行将回购利率降至4.4%，流动性借贷便利政策回购利率下调90个基点，存款准备金率下调至3%；此外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将官方隔夜利率从3％降低到最低点2.75％，泰国央行将基准利率调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实际上，包括欧洲央行（-0.5%）、日本央行（-0.1%）、瑞典央行（-0.25%）以及瑞士央行（-0.75%）等国中央银行在内，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在2020年的官方利率跌落到负值或者零值的范围，而在零利率与负利率对货币政策的宽松空间形成不小约束的前提下，为了维护与刺激被疫情侵害的本国经济，各国中央银行还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临时性政策安排。如欧洲央行将本地信贷申索的非统一最低金额门槛由先前的25000欧元调低至0欧元，以方便小型公司申请抵押贷款，同时信贷机构抵押品池中任何银行发行的无担保债务工具的最高份额由2.5%增至10%。另外，欧洲央行还全面降低抵押品价值减记20%这一固定操作利率，以提高银行信贷业务的风险承受水平。
效仿欧洲央行剑走偏锋的做法，德国联邦金融管理局将逆周期资本缓冲从0.25%调降至0%，日本央行将放贷操作的范围扩大到更多的银行，将每个发行人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券的最高限额分别提高到5000亿日元和3000亿日元，加拿大央行将定期回购操作增加到至少每周进行一次，爱尔兰央行将逆周期资本缓冲率由1%降低至0%，墨西哥央行干脆实施规模为20亿美元外汇对冲，以扩大流动性，而韩国央行则每周高频率展开1万亿韩元的回购操作。另外，印度央行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冻结股息支付，银行和金融机构在2020财年不再支付任何股息，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授权央行向金融机构发放抵押贷款，同时授权金融机构联合信用担保基金使用定期存款等特殊担保融资。
因为QE与无限QE使用起来简单方便，而且效果立竿见影，因此，如美联储大开货币闸门，全球其他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程度毫无疑问也将齐刷刷地进入快道。欧洲央行最初启动了7500亿欧元紧急资产购买计划（PEPP），三个月后资产规模又扩大至1.35万亿欧元；而日本央行在推出总额高达110万亿日元特别贷款计划的同时，还宣布购买无限量的日本国债，并出手购买总额为20万亿日元的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而且还加大了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购入力度，购入金额超过34.2兆日元。同样，英国央行除了推出一项3300亿英镑的贷款担保外，还总共实施了规模为8950亿英镑的的债券购买计划，澳大利亚中央银行在释放约3200亿澳元财政-货币组合措施的基础上，展开了规模高达1000亿美元的大规模资产购买（LSAP）行动，而新西兰央行针对本国国债的购买计划规模也达到了300亿新西兰元。当然，新兴市场国家的QE力度同样超乎历史，其中印度央行进行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规模高达1万亿卢比，历来保守的印尼央行购买的政府债券全年也超过了110万亿印尼盾。初步统计，全球跟随美联储展开QE操作的国家在2020年超过了40个。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倾轧之下的流动性短缺已经不只是一国与少数国家所面临的难题，而是一个全球性话题，因此，这也意味着美联储已将“最后贷款人”扩展到了全球。一方面，美联储首先联合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欧洲央行和瑞士央行宣布采取货币互换的协调行动，各央行一致同意将货币互换协议价格下调25个基点，同时美联储还将与上述五大央行的互换操作频率从每周提高到每天；紧接着，美联储又与澳大利亚、巴西、韩国、墨西哥、新加坡和瑞典等9家中央银行建立临时性规模不等的流动性互换安排。另一方面，美联储创设了临时性的回购便利工具（FIMA），该工具首次允许约170家外国央行和其他在纽约联储拥有账户的国际货币机构加入到一项称为回购协议的贷款安排中，即将持有的美国国债换成美元，时间至少持续6个月，以有效缓解全球金融市场上的“美元荒”。
三、财政政策：步态与外貌
在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箱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历来是珠联璧合的“组合拳”，彼此的搭配矢量既有同向关联性，也有异向共振性。比如在经济过热状态下，往往会选择紧缩型货币政策与收敛型财政政策，而在经济下滑趋势下，则启用扩张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同时在不同区域以及不同行业，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也会存在错位与差别，如对待高度市场化行业，货币政策可以放宽基本口径，但财政政策不可进入太深，以免产生“挤出效应”。对于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侵蚀与破坏的全球经济来说，无疑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同时开足马力赋能加速。
美国从最初设立第一轮主要用于支持医疗卫生部门抗疫的救助基金，到接着美国国会通过的主要用于对家庭支持的第二轮救助计划法案，再到向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提供全面资金支持的第三轮救助措施，及至最后一轮价值近5000亿美元的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经济危机的新纾困法案，美国财政部在疫情暴发之后共推出了四轮财政刺激计划，规模近3万亿美元，特别是第三轮2.2万亿美元的刺激方案创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一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同时四轮刺激方案的总规模也创出了美国财政史的最高纪录。
美国在疫情肆虐之下经济衰退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国库存量资金见底的状态下，财政开支只能依赖于对外借债，即发行国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常规的1年期、3年期、5年期以及10年国债品种，基于对财政还债能力的担忧，2020年美国政府30年来首次发售了规模为640亿美元的20年期国债，整个疫情下来，美国财政部年度共发行了规模高达7.7万亿新增国债，国债总规模超过30万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按照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20财年美国国债总量将达到GDP的102%，升至1946年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国债规模的膨胀同时意味着政府债务比（与GDP之比）和财政赤字（收入与支出之差）的增加，其中四轮财政刺激计划下来，政府财政赤字就激增了1.1万亿美元。按照美国国会办公室的估计，2020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将达3.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2%，是2019财年的三倍以上，也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政府债务比方面，2020年美国新增政府债务率16.4%，超过2009年的新增12.5%，创下过去74年来的新高，因此，按照惠誉国际的测算，2020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超过130%。当然，在2020年新增的庞大国债规模中，美联储无疑充当了最大的买家，其先后吃进国债1.8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操作规模也创出了历史纪录。
历来在公共财政赤字方面倍显矜持的欧盟面对疫情的冲击也完全放弃了先前的克制与约束。由于认为起初规模为54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不能对经济形成有效的提振，欧盟委员会经过反复讨论，最终推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欧盟下一代”全面复苏计划。按照该计划，欧盟拟发行7500亿欧元的联合债券，帮助欧盟成员国减小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下滑影响，其中包括向成员国发放3900亿欧元的救助金并为其提供3600亿欧元的低息贷款。另外欧盟向成员国拨款3100亿欧元，为发展“绿色经济”、进行数字化转型等提供财政支持，因此，该资金规模与2021—2027年欧盟1.8万多亿欧元的预算一道，构成了欧盟历史上最大的绿色经济刺激一揽子计划，也被外界称为当代版的“马歇尔计划”。
在欧盟整体“输血”与“供氧”的基础上，成员国也集体迈大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步伐，其中德国启动了总规模为1560亿欧元的史上力度空前的一揽子经济纾困计划，法国推出了总额约1000亿欧元的经济重振计划，即便是政府财政极度吃紧的希腊政府也不甘落后，推出了68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而意大利与西班牙的经济援助计划规模分别也达到了500亿欧元与2000亿欧元。债务扩张的结果就是赤字率的提升，据测算，疫情对2020年欧盟预算的总体影响近5%，赤字占比率提升2.75％，政府总债务将达到GDP的25％以上。当然，本已财政拮据的相关国家负债压力更大，其中意大利债务占GDP的比重突破150%，远超过此前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水准，同期西班牙债务占比逼近130%，希腊的债务比更是升至170%。
除了疫情暴发后英国政府在短短5个月内就发行了1737亿英镑的公债，超过了其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12个月里创下的1577亿英镑的纪录外，英国政府的借贷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迅速升至18.9%，抵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英国政府后来又发行了近3000亿英镑的国债，使其年度国债发行量超过了5000亿英镑。受到影响，英国政府债务超过2万亿英镑，推动公共债务占比突破100%，成为该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最重的债务负担。另外，英国财政部还将购房印花税的征收门槛从12.5万英镑提高至50万英镑，同时向酒吧、餐饮以及旅游业等提供200亿英镑的减税、补助和其他措施。
其他发达经济体的财政扩张方面，日本政府出台了史无前例的108万亿日元紧急经济救助计划，规模相当于GDP的20%，为此，日本政府将2020财年发行的国债规模从年初的152.8万亿日元提高至200万亿日元；同样，韩国政府在过去一年中先后4次通过召开临时国务会议的方式修改补充预算案，经济刺激规模从最初的11.7万亿韩元扩张到277.8万亿韩元，相当于GDP的15%左右；另外，新西兰联储在资产购买计划中增加了330亿纽元的地方政府融资机构债券，首先开启了南半球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纪录。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阵容中，印度政府推出了20万亿卢比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规模相当于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巴西政府实施了金额达882亿雷亚尔经济纾困计划。印尼政府开展了总额为120万亿印尼盾的刺激计划，规模相当于本国GDP的0.8%，印尼央行购买了110万亿印尼盾的政府债券，首开新兴市场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先河。另外，南非财政部针对南非储备银行向商业银行的贷款提供了2000亿兰特的财政担保支持。而在中国政府方面，除了增加财政赤字8.5万亿从而将财政赤字率升至创纪录的3.6%之外，中国政府还发行了总额为1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同时全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88万亿元，并且中国政府2020年为企业减税降费超过2.5万亿元。
四、股票市场：情态与容貌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同时也是货币政策的“感应器”。一般而论，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企业经营业绩会不断改善，财务报表也相对好看，更多的资金也愿意入场，股市由此会作出较为积极的反应；即便此时的货币政策口径会趋向收缩，而对股市构成一定压力；而当经济进入下滑通道，企业收入多少会受到负面因素影响，亏损公司有可能增加，这种情况下资金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观望，场内交易多为存量资金博弈，股市上扬力度也将受到制约甚至不排除开启下跌窗口；但是，为阻止经济的过分收缩，货币政策又会做出逆向选择，充分的流动性供给常常会构成对股市的推升之力，因此也不排除会出现阶段性的牛市行情。回望2020年全球股票市场，后一种市场痕迹似乎更为明显。
2020年初至2月末，无论是道琼斯还是纳斯达克，美股都延续了过去一年持续扬升的态势，甚至还创出了阶段性新高，距离历史最高点仅一步之遥。然而，高位盘整了20天后，美股还是未能抵挡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荡涤与撕裂，巨量资金蜂拥而出，投资人纷纷夺路而逃，道指出现一日约3000点的史诗级暴跌，为历史所未有。资料显示，从2020年2月24日-3月23日，一个月不到的时间美股先后出现5次熔断，期间虽然闪现过一日超过9%的惊人涨幅，但整个时段空头方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最终道琼斯与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被打到了18213和6631的阶段性低点，同时也是过去5年来的最低点，代表着特朗普上台以来美股的全部涨幅被悉数吞没。
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标普500指数若出现大幅下跌与震荡，可在“三个熔断门槛”处暂停交易，即以前一个交易日标普500指数的收盘点位为基准，暂停交易“门槛”分为三个级别，第一级是如果标普500指数下跌7%，则交易将会暂停15分钟；第二级是如果标普500指数下跌13%，交易将再次暂停15分钟；第三级是如果标普500指数下跌20%，则当天剩余时间全部停止交易，直至收盘。资料表明，美国证监会于1988年建立熔断机制之前，美股曾出现过一日暴跌22.6%的惨状，但熔断机制创建之后，美股再也没有发生过熔断险情，因此2020年的5次熔断可谓打破了历史纪录。
其实，遭遇熔断之殇的不仅仅只有美股。一天之内，除美国之外，巴西、加拿大、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韩国、印尼、墨西哥、哥伦比亚、斯里兰卡等11国股市均因暴跌发生“熔断”，而且意大利富时指数一日剧挫17%让美股根本无法企及，科威特股市开盘后30分钟内暴跌11%的景象更是美股不可比拟。然而，股市不仅是重要的融资场所，也是关键的投资场所。市场的暴跌不仅会让企业融资无法进行，也令投资者望而却步，最终股市会变成一潭死水，投融资功能尽失。
因此作为缓冲性举措，英国、意大利、西班牙、韩国、泰国相关监管部门及时出台了不同的限制卖空政策，其中西班牙市场监管机构要求禁止卖空69只股票，意大利证券交易委员会宣布禁止做空85只股票，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暂时禁止部分卖空工具和交易，泰国证交所临时调整卖空规则，对卖空交易实行报升规则，韩国宣布禁止股票卖空交易6个月，同时放宽公司回购股份的限制。特别是菲律宾，针对熔断干脆宣布暂停股市、债市和外汇市场交易，也因此成为第一个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关闭金融市场的国家。
值得庆幸的是，还没有等到各国监管机构对限制性卖空的解冻，全球股市便在经济回升与宽松货币政策的联袂推动下从低点出现躁动，并纷纷比肩攀高，而且美国道琼斯指数在接下来的一路上升中出现过日涨2000点的惊艳纪录。特别是受新冠疫苗临床推广的利好消息刺激，加之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消失令美股可以“空中加油”，最终美国三大股指在2020年末成功达到历史最高点，其中道琼斯指数全年上涨7.25%，纳斯达克则狂飙43.64%。
同美股一样一路攻城拔寨的还有日本股市。虽然日经225没有承受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覆压一度下蹲至16358的年度阶段性新低，但一旦站起后的日本股市向上大踏步行走的力度却格外猛烈，日涨7%以上司空见惯，同时一月劲升15%以上也刷新了过往30年的历史纪录，最终日经225全年上涨16.01%，登上30年的最高位置。不过，日本股市上涨的起步之日，正是日本央行扩大ETF买进规模之时，巨额的ETF购进规模成为了日本股市点火器，同时日本央行因此持有股票市值增加到了4000亿美元，账面浮盈超过560亿美元，日本国内为此发出的诟病不绝于耳。
相比于日美股市，除了韩国股市赢得了高达30.75%的上涨成绩外，欧洲与其他发达国家股市表现在整体上暗淡了许多，其中英国富时100收出一根带下影的长长阴线，全年下挫14.34%，德国DAX30勉强收出一根涨幅不到3.55%的小阳线，法国CAC40也是全年下跌7.14%，富时意大利MIB跌幅超过5.40%，西班牙IBEX45和葡萄牙PSI20分别下跌15.45%和6.06%，而且二者至今还在历史最低部位艰难爬行；另外，比利时、瑞典、奥地利以及冰岛等欧洲国家的股市均出现了6.00%以上的年度跌幅。其他发达国家方面，加拿大S&P微涨2.17%，澳大利亚普通股小幅上涨0.71%，墨西哥BOLSI全年仅上涨1.24%。
再看新兴国家市场，股市的分化现象非常明显。其中印度孟买SENSEX全年录得了高达15.75%的显眼涨幅，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股市创出历史最高纪录的第二个国家，同期越南胡志明上扬14.87%，巴西BOVESP上涨2.92%，富时马来西亚上涨2.42%；下跌阵营中，俄罗斯RTS全年下跌10.42%,印尼雅加达综合下跌5.13%，泰国SET下跌8.88%，菲律宾马尼拉下跌8.64%。总体看新兴市场股市是跌多涨少。另外，历来相对独立的中国A股市场两大指数均收出了一根阳线，其中沪综指全年上涨13.87%，深成指上涨38.73%。而综合世界各国股市的涨跌幅度，虽上涨国家并不占多数，但美国、中国两大市场所占全球上市企业的市值最大，因此，截至2020年年底，全球股票市场的总市值在历史上首次突破了100万亿美元。
五、汇率市场：仪态与身貌
汇率市场的货币价格不仅决定于一国经济增长的成色，也很大程度上为本国货币政策所左右，同时可以兑换的其他货币价格也影响着一国货币价值。具体说来，国内宏观经济表现愈强劲，预期越乐观，该国货币价格表现便较为强势，同时基础货币利率走低，也会拉低汇率市场的资金价格，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另外，国际市场上各国货币价格存在着竞争性，“跷跷板”效应非常明显，尤其是在投资贸易结算领域占据着优势地位的美元利率变动对各国货币价格的联动影响更为强烈[2]。
受到美联储零利率货币政策以及无限量QE的干扰，更因为美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总体不尽如人意，美元终于放弃了过去10年中一路攻城掠地的霸气，在创出了103的年度高点后径直向下，年度跌幅达到6.78%。理论上，美元价格的走低会危及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霸主地位，但从目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看，无论是欧元还是英镑亦或是日元，包括人民币在内，IMF货币篮子中的主流币种仍旧没有一个能够与美元抗衡，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另外，美元价格下降也可在美国国内有力拉动还在低位盘整的通货膨胀，对外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出口，进一步降低美国的贸易逆差。
从比较汇率来看，美元拐头朝下应当撬动非美货币的昂首向上，因此，从发达经济体的货币表现看，过去一年中除欧元和澳元兑美元分别劲升8.96%与9.63%之外，其他大多数货币包括IMF货币篮子中的主流货币行情均有精彩表现，其中日元兑美元全年上涨4.91%，英镑兑美元上涨3.05%，瑞典克朗兑美元上涨12.11%，丹麦克朗兑美元上涨8.61%，瑞郎兑美元上涨8.58%，加元兑美元上涨1.97%，之所以出现如此整齐划一的上涨现象，主要是相关国家在疫情之后经济也出现了一定的复苏，同时过去多年被压制的市场动能也存在释放的必要。
再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本应随着美元的贬值而升值，但遗憾的是过去一年中不仅没有看到新兴市场货币升值的曙光，它们反而出现了集体性塌陷。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对旅游业和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高，因此经济遭受疫情的伤害都比较重，像印度、巴西还是全球疫情的重灾区，而且这些国家的医疗基础设施落后，防止疫情扩散蔓延的力量薄弱，经济重启与恢复的效度也不明显，进而难以形成对本国货币的托举之力；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对外以美元计价举借了大量外债，同时，防控疫情以及提振经济的急需，新兴市场国家又必须增大财政支出，公共税收匮乏的情况下只能对外融资，形成老账不能还新账再压顶的恶性循环，违约风险乍现的情况下国际资本纷纷夺路而逃，乃至疫情肆虐期间短短两个月就发生了高达550多亿美元从新兴市场流出的景象，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年度的2倍之多。当一国货币遭遇市场“用脚投票”力量的联合打压，其很难逃脱损身折骨的劫数。
总体上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贬值幅度虽略低于上一次经济危机时的水平，但代表性国家货币的损伤程度却格外惨烈。数据显示，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平均汇率为5.28，较上年贬值超过30%，成为2020年全球范围内相对于美元贬值幅度最高的货币之一。同样，由于受到美国财政部的制裁，伊朗的里亚尔兑美元创下了1:32.2的历史新低；另外，由于海外银行对土耳其的债权总额高达1660亿美元，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土耳其的债务评级下调至垃圾级，国际资本对土耳其避而远之，由此带动了土耳其里拉的阴跌与连挫，整个2020年土耳其里拉大幅下跌40%，不仅兑美元创出了8.3的历史最低纪录，而且还是过去一年中全球贬值最为剧烈的货币，土耳其央行行长也因此被撤职。
作为全球少数成功阻挡与隔断新冠疫情的国家，中国经济的提前强劲复苏构成了对人民币强大的支撑，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6.25%，同时中国外汇储备稳定而殷实，2020年年底外储规模超过3.1万亿美元，较前一年末增长超200亿美元。虽然漂亮的经济基本面与厚实的外储家底垒起了人民币可以继续升值的底气，但为了减轻升值对出口造成的压力，同时促成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中国人民银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这种对逆周期调节工具的使用也容易形成市场对人民币的稳定预期。
六、大宗商品：事态与全貌
观看国际市场原油期货K线图很容易发现，2020年开市后仅仅在前一年的位置维持了3天后，无论是纽约NYMEX原油期价还是伦敦布伦特原油期价都开始出现大幅跳水，而且动辄近10%的日跳水幅度让原油产品的投资者惊慌失措和面如土色。公开资料显示，过去一年中原油市场价格日跌最大幅度达到了35.78%,为历史所罕见。
2020年开年不利的行情源于OPEC+成员国在原油减产协议上的巨大分歧。出于阻止过去几年油价持续走低的目的，沙特阿拉伯提出在原有170万桶/日减产协议的基础上再额外减产150万桶/日，但该建议随后被俄罗斯断然拒绝。遭遇甩脸的沙特随后不仅作出了大幅降低售往欧洲、远东和美国等市场原油价格的过激反应，而且扬言要将既定的970 万桶/日的原油计划增加到1200万桶/日的纪录水平。作为硬气回应，俄罗斯决定将每日原油产量再增加 50 万桶。“骆驼”与“北极熊”公开对仗之下，市场闻风丧胆，原油价格遭遇多次暴击[3]。
让好斗者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到双方决出胜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并在全球快速蔓延。由于国际和国内旅行线路被疫情打断，全球范围内许多交通工具歇菜与停用，服务性用油大幅下降；与此同时，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几乎停顿，生产性用油急速锐减；另外，随着不少国家因疫情全国性与局部性进入紧急状态，当地许多炼油厂开工率大幅下滑甚至不得已关停作业，提炼性用油空前收缩。当然，更重要的是，因全球经济大步倒退形成了对原油需求的强大压制，反映到市场，纽约NYMEX原油期价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价分别被推到6.5美元/桶和15.98美元/ 桶的历史最低点；现货市场上，油价出现一日重挫300%的惨淡景象，并在2020年4月20日跌落成负油价，日结算价格为-37.63美元/桶，世所罕见，闻所未闻。
当然，随着全球经济在2020年第三季度开始出现回升，原油需求也变得逐渐旺盛起来，加之OPEC+成员国痛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油价跳水对自己造成的超级别杀伤，不得不重新坐下来谈判并达成了自OPEC+机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国际油价借此展开力度不小的日级别反弹与上攻，直至出现OPEC历史上最大单日涨幅的暴力拉升。多空平衡之下，截至2020年底，纽约NYMEX原油价格下跌20.70%，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下挫21.64%，分别吞并了前一年的所有涨幅。
天然气与石油是同一连体，但相比原油，天然气的储存成本更高，即液化天然气通常必须冷却到零下160摄氏度，且有一部分天然气储存在岩洞之中，而岩洞基础设施的修建以及天然气的注入都需支出不小的成本；运输上，原油可以储存于油罐、卡车或火车向外运输，但天然气只能通过管道运输，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天然气只能选择直接烧掉，或者寻找特殊的装备存储，甚至不排除重新打回地下。因此，在原油因需求压缩导致库存猛增以及运输成本陡升从而形成负油价的结果牵引下，国际市场的天然气现货价格同时也跌入负值区间，负油价与负气价一起加入到了2020年由负GDP、负利率以及负收益率组成的价格“负”家族阵营中来。不过，与石油价格呈现出年度大幅收低完全不同，国际市场上天然气期价的后续表现则格外坚强，且全年录得了15.85%的不错涨幅。
作为大宗商品的重要成员，避险资产黄金面对经济的萧条具有对冲意义，即越是经济不景气，投资者越会增加对黄金的仓位配置，需求力量从而构成对黄金价格的拉力。因此，从年初的1500美元/盎司开始起步，金价便在疫情的风声鹤唳之中不断逆行走高，突破2000美元/盎司的关键价位后最终升至年度纪录也是历史最高纪录的2069美元/盎司位置，全年涨幅达到了24.85%，为连续第二年的价格劲升。紧追黄金价格，白银也是一路走高，虽然没有突破历史新高，但却升至过去七年的最高点，COMEX白银价格全年上涨48.01%，为近十年来的最大涨幅。
与黄金价格伴随全球经济增长在2020年三季度出现恢复从而开始阶段性回调的走势不一样，作为纯黄金的附属品种，铂金却在过去一年持续攻城拔寨，最终纽约商业交易所铂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创出过去5年的新高，全年累计涨幅超过25%，而且是铂金连续第5年上涨。资料显示，铂是一种天然形成的白色贵重金属，与铱、铑、钯等矿物同属于铂族金属，主要可用于首饰制造、投资、化工原料的催化剂，汽车尾气净化器的催化剂以及燃料电池的催化剂等应用场景，其中伴随着全球为满足更严苛的排放水平，全球汽车业对铂金需求在2020年同比增加24%，加上其他方面，2020年全年铂金需求净增幅度超过32%，再考虑到铂金供应方产量的减少，铂金价格的不断冲高应属顺理成章。
从其他大宗商品的年度表现来看，虽然铜、铝、锌等主流金属品种因疫情之压起初出现了幅度不浅的下挫，但全球经济复苏多少还是形成了感受得到的牵引力与托举力。最终，铜价全年上涨25.85%，创出近8年的新高，同时铝、锌、镍的价格均出现了20%左右的涨幅。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铁矿石期货价格在需求拉升力的作用下持续出现井喷，全年大涨51.74%，并创出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格，同时铁矿石也是2020年涨幅最大的大宗商品。当然，登上历史最高价格部位的铁矿石身影也不孤单，其中国际期货市场上玻璃价格强劲上扬25.44%，一举跃上历史价格的最高点，聚氯乙烯期价也是奋力高飞，以全年上涨9.36%的成绩登陆历史顶部点位。
七、数字货币：时态与新貌
从2020年3月的4000多美元开始起步，比特币一路冲破1万美元、1.5万美元以及随后的若干重要关口，直至在年底冲破2.9万美元的历史新高（注：发文时已突破51000美元），比特币成为货币系列中2020年升值最为猛烈的币种。简单地测算，一年下来比特币的升幅超过420%。作为主流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强劲上涨也带动了其他币种的接续上扬。统计数据显示，包括火币、以太币和BNB等在内的加密数字货币年度上涨幅度都在60%以上，且涨幅超过100%的币种也不在少数。
比特币价格不断走高的直接推动力量来自于过去一年中全球法定数字货币的风起云涌。按照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66家央行中，80%的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10%的央行即将发行本国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这种阵势既是过去几年中所少见，也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
也许很多人不会想到，地处波罗的海的立陶宛会走在全球国家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最前面。据悉，在2020年7月，立陶宛就发行全球首枚央行CBDC，即LBCoin；与立陶宛比速，亚洲国家柬埔寨也发布了用名为Bakong的央行数字货币，同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表示，新加坡已开发出基于区块链的支付网络，可以实现更快、更便宜的国际结算，并正在进行下一步的商业推广计划。
其实在CBDC 领域做得风生水起的亚洲国家并只有柬埔寨与新加坡。2020年初，泰国中央银行就宣布在央行数字货币项目“ Inthanon”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年中，泰国央行表示，数字货币进入第三阶段，并且数字货币已应用于与大企业之间的金融交易中。与此同时，韩国中央银行审查了引入数字货币的技术和法律，并宣布成立央行数字货币法律咨询小组，而且相关的试验系统研究也已启动。菲律宾央行成立了本国法定数字货币委员会，开始研究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和政策意义。
在南美洲，委内瑞拉在发行与使用数字货币方面一直走在前面。从3年前推出数字加密货币石油币（Petro）作为该国的国际记账单位开始，委内瑞拉政府就倡导并支持国内工资和商品、服务定价要以石油币为基准，而且所有委内瑞拉人可以用法币主权玻利瓦尔购买石油币，同时可在6家主流国际虚拟货币兑换所交易和流通。数据显示，2020年中委内瑞拉近15%加油站已使用Petro进行支付。
同许多小国在研究与推行法定数字货币中的积极性相比，发达经济体的总体节奏似乎慢了半拍。按照美联储的最新表态，美国正在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与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相关合作；而欧洲央行虽在3年前就启动了数字货币研发，但当时只将目标设定为“创建一个实时支付系统”，不涉及银行间清算和结算，2020年在评估了推行数字货币的成本和收益后，欧洲央行发布了一份长达50页的全面报告，承认了数字欧元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欧洲央行理事会设立了央行数字货币专门委员会以及CBDC高级别工作起草组，实质性加快研究数字货币进程。与欧洲央行一样，日本央行最初对国家数字货币也是漫不经心，但进入2020年后，日本感到了压力，不仅对CBDC研究小组进行改组，还将其升格为正式的“数字货币组”，专司中央银行数字货币推进之责[4]。
当然，发达经济体也有少数国家的法定数字货币开发不落人后，其中法国央行宣布汇丰银行、埃森哲和法国兴业银行等8家公司被列入央行数字货币（数字欧元）测试的候选人名单，同样开展测试的还有瑞典。资料显示，瑞典央行所测试的数字货币名为“e-krona”，其会通过数字钱包等首先应用在付款、存款和取款等银行日常业务中，而且瑞典央行提出了“e-krona”运用外币清算的四种路径与模式。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英国、瑞士、加拿大、瑞典、日本、欧盟还在2020年成立了“六大央行数字货币工作组”，决定就发行CBDC展开跨境合作。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竞速，中国的法定数字开发与推进显然走在了前面。按照设计，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采取双层运营体系，即央行是数字货币发行人，商业银行负责储存与保管数字货币，其他机构与用户通过商业银行存取与兑换数字货币，这样，存放在商业银行的数字钱包中，数字货币在性质上被认定为是央行负债，受到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保护，安全性极高。作为CBDC的落地成果，中国央行还于2020年在深圳、苏州、雄安、成都及未来的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苏州已有公务员领取用数字货币形式发放的部分工资，雄安新区麦当劳等19家公司已开始试用数字人民币，深圳面向5万名中签人员发放总额高达1000万的数字货币红包，此外支付宝、美团、滴滴、B站、字节跳动等均已与央行数字货币项目银行展开了合作。
八、投资并购：势态与品貌
与全球经济在2020年第二季度跌入谷底相映衬，受到疫情的严重打击，国际范围内的资本并购市场也在当季受到重挫。根据富而德律师事务所（FBD）发布的《2020年第二季度并购市场观点透视》报告，在截至2020年6月底的前3个月，全球并购交易额仅为3460亿美元，创下过去17年来的最小交易规模。即使算上第一季度并未受到疫情冲击的并购交易，2020年上半年全球并购交易量也只有区区1万亿美元，同比大幅跳水50%，创下过往1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不过，接下来经济的有力提升也强劲拉动了并购交易。FBD发布的最新并购报告显示，2020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并购交易额在本年度首次上升，7月至9月间公布的并购交易额达到了7860亿美元，超过了去年同期，比前一个季度环比增加78%。算上接下来的10月份并购交易量，2020年前10月全球并购交易总额逼近2万亿美元。但是由于前期杀伤太大，国际范围内投资并购的年度表现依然不容乐观。初步估计，2020年并购交易规模将大幅低于2019年的2.9万亿美元，交易成交量约为2.3万亿美元。
从地区来看，并购交易受到疫情冲击影响最大的是美洲地区，年度并购交易规模下降近一半；其次是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并购活跃量分别下降43%、36%和34%；而亚洲国家的投资并购交易总体活跃程度仅下降23%。不过，尽管美国处于疫情肆虐最为严重的地区，但得益于宽松货币政策造就出的强大资金推动，美国国内的并购依然在全球首屈一指，全年前50大交易有近一半发生在美国，总体交易量达到2000亿美元，占全球之比约10%。。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疫情让美国国内的并购速度慢了很多，但以微软、亚马逊、Facebook、谷歌和苹果为主阵的美国五大科技巨头在并购市场表现却格外地亢奋与活跃，抓住一切机会展开大规模商业豪赌的投资和收购交易接连不断。其中Facebook在出资4亿美元拿下了国内的动画公司Giphy之后，又将商业脚步迅速迈出境外，斥资57亿美元收购了印度首富阿巴尼（印度信实产业集团）旗下的互联网平台公司Jio的部分股权，而且这也是Facebook自成立以来对一家外国公司实施的最大规模投资；与此同时，苹果在2020年至少收购了4家公司，微软收购了3家云计算公司，亚马逊也将一家自动驾驶汽车初创公司收入囊中，而谷歌则出资收购了移动聊天和视频服务领域的多家初创企业。
互联网巨头搅热了全球科技行业的并购潮流。在芯片行业，美国半导体制造商ADI出资210亿美元收购竞争对手美信（Maxim），由此造就了ADI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收购，合并后公司的市值约为680亿美元，直接可与德州仪器叫板，不仅如此，ADI还吃进了FPGA（现场可编程逻辑阵列）龙头赛灵思，交易规模达到350亿美元。几乎同时，英伟达与日本软银集团达成协议，以出资400亿美元现金+股票的形式收购了后者名下Arm的全部股权，由此产生了有史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半导体收购案。粗略统计，2020年全球半导体行业并购规模超过900亿美元，成为年度交易居第三的商业年份。
当然，传统商业领域的并购同样在疫情中逆势而行。在能源行业，康菲石油公司出资97亿美元收购了专注于Permian盆地的钻探公司康乔资源，成就了2020年最大的页岩行业交易案；法国能源巨头达道尔从本国Bollore手中收购了伦敦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美国第二大原油生产商雪佛龙斥资50亿美元收购了油气生产商诺贝尔能源公司，雪佛龙不仅由此获得诺贝尔在地中海东部最大的天然气田，而且成为第一个进入以色列的原油巨头。在金融行业，摩根士丹利拿出13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收购了亿创理财，使这个华尔街巨头增添零售经纪业务的同时，手中管理的客户资产也在2.7万亿美元的基础上再增加3600亿美元。与此同时，全球第二大保险经纪公司怡安保险集团以换股方式收购了业内第三大的韦莱韬悦，造就了全球保险行业迄今为止最大的并购交易。
跨国并购无疑全球商业并购矩阵中最吸引人眼球的看点，其中正大集团斥资106亿美元收购了英国最大的零售商Tesco在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全部业务，法国阿尔斯通吃进了加拿大庞巴迪轨道交通设备公司的子公司庞巴迪运输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期，加拿大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反手投资27亿欧元买进了阿尔斯通约18%的股份，并成为后者的最大股东；另外，美国消费品巨头金佰利克拉克以约12亿美元现金的价格从第三方股东手中取得了印尼快速增长的个人护理市场领军企业Softex Indonesia的控制权。统计结果显示，属于跨国并购的交易量占到了2020年全球商业并购交易量的15%。
九、金融整治：常态与地貌
鉴于金融机构极其容易在内部形成系统性风险与道德风险，同时也更会向外部传染负外部性，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主要经济体就从来没有放松过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管，除了对违规行为罚款成为家常便饭而且罚金不断创出新高外，许多国家还成立与完善了新的监管机构，同时健全相应的制度与机制，监管范围覆盖了从传统金融到互联网金融等各个领域[5]。
美国老牌银行花旗银行应该是被监管机构施以处罚的常客。按照美联储的说法，花旗未能改善自身风险管理系统，在系统的基础架构上出现缺陷，而且该系统又不能精确识别潜在风险，可能使银行犯下成本高昂的破坏性失误，为此，花旗在2020年接受了美联储开出的一张高达4亿美元的罚单。而在此之前，花旗银行闹出大乌龙，该行将一笔本应为150万美元的客户转账，“手滑”转成了1.75亿美元，由此也印证了美联储有关花旗银行风险管理缺失的说法。
摩根大通在华尔街历来是“模范生”，但2020年也因产生丑闻而被课以巨额罚款。因涉嫌在超过8年时间里对金属期货白银和美国国债交易中对市场的操纵，摩根大通被美国司法部提起诉讼，最终在2020年同意支付超过9.2亿美元的罚款了却这桩官司，其中包括4.364亿美元的罚款、3.117亿美元的赔偿金以及超过1.72亿美元的非法所得，受罚总额创造了美国对单一金融机构处以罚款的最高历史纪录，同时也是美国司法部多年来对操纵市场行为打击中最为严厉的制裁措施。
与花旗、摩根相比，欧洲的瑞银集团在历史上吃到的罚款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来自美国证监会（SEC）的权威说法是，瑞银集团在长达4年时间里将一些面向散户投资者的债券优先认购权分配给被业内称为“炒家”的人，后者即刻将这些债券转售给了其他经纪交易商以谋利，而这些操作又主要由瑞银集团旗下的瑞银金融服务公司来完成。违规行为被查后，瑞银同意支付超过1000万美元的罚金，以了结有关部门的指控。
与以往更多地是以欧美监管机构对违规金融机构展开铁腕行动有所不同，2020年金融监管风暴之声也有不少来自非欧美国家。其中因3年中进行5.3万余次的可疑转账，澳洲规模最大的银行澳洲联邦银行被澳洲金融管理局处以高达7亿澳元的罚款，等于该行2019年7%的净利瞬间蒸发，同时本次罚金是澳洲企业中有史以来的最大一笔罚金。而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监管机构对金融违规行为作出的罚款额共计超过40亿美元。
马来西亚监管机构对政府基金被盗丑闻的处罚震动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华尔街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在马来西亚通过3次发行债券筹集到65亿美元，且该笔融资贴上了马来西亚政府基金的标签，高盛据此公开宣布融资将用于对发电厂和石油钻探企业的投资。但实际情况是，其中超过45亿美元流向了由马来西亚和阿布扎比腐败官员控制的欺诈性空壳公司，而且主要被马来西亚政府顾问Jho Low窃取，最终大量资金用于豪华游艇、豪华公寓、高端奢侈品以及一系列高端派对的支出上。对此，Jho Low在2019年向美国当局上缴了超过7亿美元的资产，马来西亚的监管机构接着在2020年展开了涉案价值最高的执法行动，监管机构与高盛达成了和解，后者同意支付25亿美元的罚款，并保证退回14亿美元的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框架》以及金融稳定理事会出台的评估标准已经在2019年底正式生效，至2020年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结合自身实际建立起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政策框架与评判标准。中国人民银行在发布《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也推出了《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明确了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认定依据与标准，从而构筑起了中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大而不能倒”的坚实屏障。
不过，与全球许多国家在制度层面不断收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有所不同，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则在2020年批准了对沃尔克规则的修改，允许银行增加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同时还取消了银行在与其关联机构交易衍生品时必须持有保证金的要求。沃尔克规则旨在禁止银行自营交易，包括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基金等，而美国监管机构放宽对银行的限制措施，在为华尔街银行创造更多盈利空间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小的风险因子。
十、相关指标预测：动态与面貌
对于2021年全球经济的动态预测，IMF设定了两种不同疫情情景：一是悲观情景，即如果2021年初或者稍晚大规模暴发第二轮疫情或者病毒发生变异并大面积传播从而导致再度行政性“封城”和“封国”，到时即便有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刺激政策的进一步对冲，甚至各国采取逆周期政策规模是2020年2倍，但疫情同样会造成长久的“伤痕”效应，包括企业破产数量增加、生产率放缓、失业率趋势上升，2021年全球GDP将继续收缩4.9%。二是乐观情景，即疫情随着全球目前采取的防疫措施得到有效控制，全球金融条件持续宽松，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并未出现收敛，由此市场信心明显提升，经济“伤痕”效应显著减少50%，带动2021年经济加速复苏，当年GDP可完成5.2%的扩张。
比较来看，IMF预设的第二种情景出现的概率较高。截至目前，美国辉瑞公司、德国BioNTech以及美国阿斯利康和中国医药企业研发出的疫苗已经在不同国家开始接种。按照辉瑞医药团队的预测，其研发的疫苗在2021年底之前可以供应13亿针、供6.5亿人口接种。到2021年底，全球可以有30亿人口接种疫苗、18亿人口免疫。在这种情形下，2021年全球疫情数量持续下降，并在2021年底清零，同时实现群体免疫。因此，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判断，随着疫苗的陆续投放与使用，全球经济有望从2021年3月起开始一轮上升周期。
不过，从增长结果看，2021年的全球经济可能带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是相对于2020年而言，世界经济在2021年会显示出“V”型增长模式，而且力度不小；另一方面，2021年世界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大幅增长，并不是该年度的绝对增长速度，而且因为2021年预期的高增长是建立在2020年低基数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是2021年世界经济能够实现预期增长，但依然还是一种“弱复苏”，当年的全球经济总量也或许只是恢复到了2019年的水平，由此也很难界定整个世界经济增长节奏是否真的进入到上升周期。立足于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笔者对2021年主要金融指标作出客观性预测。
第一，美元指数方面。按照美联储2020年年底最后一次联席会议所作出的决策，0~0.25%的联邦基准利率至少将维持到2023年底，而且继续坚持每月至少1200亿美元的债券购买力度，由此势必给美元构成进一步的压制；但是，已经主政的拜登政府决定启动高达1.9万亿美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因此2021年美国经济的超强复苏是大概率事件，从而对美元的下跌空间构成封堵；更重要的是，从货币竞争力的角度看，在组成美元指数的货币加权平均值中，欧元权重为57.6%、日元权重为13.6%、英镑权重为11.9%，而这三大经济体在2021年的经济复苏强度肯定要弱于美国，其主权货币并不具备大幅升值的空间，由此带给美元的后拉效应也就不显著。因此，综合来看，即便美元在2021年继续下贬，但超过10%的跌幅将是市场的极限。
第二，股票市场方面。宽松货币政策造就的充沛流动性将令美股继续获得“空中加油”的机会，加之经济强劲复苏的托举，美股极有可能在2021年再度创出历史新高；但是，美股市盈率在2020年底已经达到33.71，相当于历史长期中值16.72的大约两倍，其中标准普尔500指数市盈率升至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纳指市盈率也达到15年最高位置，企业的盈利空间收缩或许对美国构成压制，因此全年美股的基本走势是涨跌幅度一般为±4%。与美股不同，欧洲股市将在域内经济向上引力以及本币升值的作用下不断走高，各主要国家的股指突破前一年新高极有可能，同时日本股市只要政府干预力度不减也存在创出历史新高的可能。在新兴市场，得益于美元贬值，国际资本会持续进场加码相关国家的风险资产，尤其是巴西股市将在大宗商品强大需求的拉力下得到有效提振，不过，印度股市由于受到政府财政疲软以及主权信用度不佳的影响将出现回调，而中国股市由于投融资的失衡，上证指数在突破3500点的阶段性高点后极有可能在全年横盘震荡，出现大幅拉升的概率微乎其微。
第三，债券市场方面。理论上看美联储维持零利率对美债收益率会产生压制，但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明显改善又会对一级市场债券价格构成提拉上引力量，因此在2021年中，美国国债收益率将出现整体改善的局面，其中至当年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将升至1.3%；与此同时，像日债、欧债收益率尽管在负利率的作用下难以大幅走高，但同样域内经济的上扬会不断抬高债券收益率上行的底部，负值区间的下限也会随之垫高；而在新兴市场，市场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极容易形成对相关国家债券收益率走高的预期。因此全面地看，二级市场上的全球债券很难出现过去一年的风光局面，且各种债券品种价格日渐走低是一种大趋势。
第四，黄金市场方面。虽然全球宏观经济的大力度复苏构成了对黄金上升的负面预期，但地缘政治等“黑天鹅”随时可能为黄金价格插上翅膀，即便排除这种风险推升力量，按照历史上出现的三轮黄金牛市行情，一般平均名义涨幅要达到20%，对比之下，本轮黄金升势显然还没有完结；另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庞大规模以及全球负收益债券的巨额数量也是支撑金价的两大关键因素，即投资者持有黄金这一不生息资产的机会成本很大程度上因此消失了，一些新的投资资金会接续进入黄金市场；不仅如此，按照花旗的预测，2021年全球珠宝需求预计将飙升35%，同时各国央行在中长期内会继续扮演黄金净买入者的角色，从而对黄金价格上行形成推动。动态看来，2021年黄金价格将再次突破2000点并刷出历史新高。
第五，大宗商品市场方面。世界经济的强劲复苏将显著加大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以及铜、钢铁等金属产品的需求，尤其是OPEC+达成的自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构成了对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有效托举，并且不排除该组织针对市场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减产行动，因此新的一年原油价格一改过去一年的阴霾是极有可能的事实，并带动其他大宗商品一起走高。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扬会向下游消费品形成传导，通胀的加速令人忧虑，特别对于新兴市场阵营来说，部分国家在过去一年本已遭受通胀的煎熬，如果进一步恶化，势必最终吞噬民众财富与经济增长成果，使得经济复苏过程变得更为艰难[6]，某种程度上也会对全球金融市场构成不小的扰动。
[参考文献]
[1] 刘艳玲.平均通胀目标定调 美联储“碎步慢走”[N].国际金融报,2020-09-14.
[2] 张锐.美元的强势可能已埋下风险变量[N].上海证券报,2020-03-28.
[3] 张锐.低油价没有完胜只有多输[N].证券时报,2020-03-
25.
[4] 张锐.菅义伟的经济考卷如何作答[N].国际金融报,2020
-09-21.
[5] 张锐.WTO改革必须坚守多边自由贸易立场[N].证券时报,2020-05-21.
[6] 张锐.新兴市场债务危机一触即发[N].国际金融报,2020
-06-08.
[责任编辑：汪智力]
Forecast of World Economic Trends in 2021
ZHANG Rui
Abstract: The world economy, hit hard by the new crown pneumonia epidemic, will undergo a major retreat in 2020. In addition to the rapid rise in unemployment and the continued downturn in price levels, negative interest rates, negative yields, negative oil prices, and large stock markets have also appeared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Extreme phenomena such as area "fuse". In order to contain and resist the epidemic’s deep bite and damage to the economy, the Fed has unprecedentedly reduced the US dollar interest rate to zero, and has rarely initiated unlimited quantitative easing. Dozens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followed the Fed to initiate and increase easing. Monetary policy; In additio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emerging market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large-scale fiscal stimulus plans uniformly. The issuance of national debt and credit bonds has reached a record high, various tax reduction measures have been launched for the first time, and multiple policies have been combined. Finally, the world economy began to show signs of recovery from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0. Looking forward to 2021,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new crown vaccine, the epidemic will be further controlled, and the public's immunity will be effectively strengthened.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continuous support of loose monetary policy and proactive fiscal policy, the world economy will be very strong. Growth,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face disturbances from uncertain factors such as debt default, inflation and trade frictions.
Keywords: global finance; fiscal policy; monetary policy; negative interest rate; negative rate of return
[作者简介] 张锐（1964-），男，湖北孝感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市场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国际金融与服务贸易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