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

当前，国际社会需要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笔者身在澳门，也算是“境外”，我们看到习近平主席就全球合作抗疫提出了“各国应该要携手抗击疫情”的中国方案，体现中国担当，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再次彰显。这次全球抗疫，一方面国际开展联防联控无疑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尽管各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但是可以借鉴中国的做法。中国主动向各国分享经验、提供帮助，这是以实际行动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另一方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力挺世卫组织发挥疫情防控的领导作用，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致力于消除治理赤字的理性选择。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生产要素在全球的配置以及各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定位更加清晰，“谁也离不开谁”的格局业已形成。疫情在全球暴发以后，许多国家不得不采取封国的极端做法，让世界变成一个个的孤岛。如果人员、货物长时间不相往来，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所有国家也会深受其害。所以各国应该联手自救，既是救世界，也是救自己，必须出大招和硬招来提振世界经济复苏的士气。基于此，中国前些年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具有前瞻性的，最起码在关键时刻发出了挽救世界经济的最强音。

二、全球抗疫应该回归到保障人民生命的福祉上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经过这次疫情发现，中国的抗疫方法更有效率、更能拯救生命。从两周以内建好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到迅速提供几千张床位的方舱医院都是西方国家难以复制的。让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全国一盘棋的动员能力，可以让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医护人员迅速地驰援武汉，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包括武汉及湖北其他重灾区实施的网格化管理，这都是值得研究疫情防控的专家学者们关注的。网格化管理有点像中国古代的“保甲制”和“闾邻制”，在危机的时候发挥了细胞的作用，在封城和健康管理上做到上下一心，足以让政府的政令落实到最基层。对比起来，西方国家却无法落实这些举措。非常讽刺的是，恰恰是被西方国家长期诟病并不堪闻问的所谓“威权体制”，才可以组织这样的抗疫力量遏制病毒，拯救更多的生命。被西方自视为政治典范的欧美社会在疫情防控方面应对无能、荒腔走板，导致了更多的人命折损，让人情何以堪。抗击疫情最后的成败取决于谁最后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制度受到了西方政客的污蔑和西方学者的抨击，认为中国专制独裁、剥夺人权、没有自由。但是从这次防疫的考验中可以发现，中国是逆势而上、先弱后强，而欧美国家却在浪费中国抗疫所争取的黄金窗口机会期，判断频频失误，使得很多应急措施滞后。通过对西方学界这几年的仔细观察，笔者认为，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和高低，首先要跳出意识形态对立的模式，关键要看具体的治理能力，最近美籍著名学者福山也谈到了类似观点。任何国家要想平稳健康地发展，都要在权力制衡和政府能力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不少西方民主选举国家都有着糟糕的治理情况，但是有些被视为“不民主”（不认同所谓普世价值）的国家却有着良好的治理能力。所以，国际政治的认定和发展首要是超越意识形态的羁绊，回归到人民的基本福祉，而保障人民的幸福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三、在世界新秩序中，面对权力的新结构，中国应该如何抓住机遇

一个时代的世界秩序应该由权力结构、权力规则、公共产品三部分组成。二战以后，世界权力结构是“一超多强”，即美国是全球的领导者，权力的规则是美国通过美军霸权、美元霸权、美债霸权来主导国际社会。同时美国也提供了其公共产品，一方面是美式标准的、专供其他国家抄袭的国家治理模式，另一方面是通过其能力和意愿来引领国际社会对抗共同危机。然而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整个西方世界的表现可谓灰头土脸。以美国来看，不但其引以为傲的国家治理体系破绽百出，而且其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格局和风度也被它的自私、狂妄和霸道所诋毁。作为对照，中国的表现再一次让世人刮目相看，为其他国家足足争取了一个月以上的应变窗口时期，而且在基本控制疫情以后，对内积极推动复工，努力恢复中国经济，对外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纵观世界新秩序中的权力新结构，中国能否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为决策者、引领者、组织者，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实现现代化，逐步消解其他国家对中国发展的质疑，并产生效仿的意愿；二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应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除了先前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之外，应该逐步有更加丰富的新内容；三是中国能否抓住机会把一贯主张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推进为广泛的国际共识，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四海一家、以和为贵的“王道主义”来替代美国的“霸道主义”。

（作者系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