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湖北武汉度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华中科技大学位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心，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牺牲，得到了全国和海外各方面的大力关心和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召开以《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格局演变》为题的视频高端学术会议。参会的都是国际国内的智库高手，尤其是在国际关系、中美关系、中非关系、中马关系等方面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

从2020年1月28日开始，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一直在开展与疫情相关的对策研究。笔者在第一时间提出了10个课题，组织开展非常具体的疫情分析和对策性研究，并邀请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积极进行跨学科研究，先后撰写了108篇对策建议论文。2月25日，笔者被湖北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聘任为综合专家组成员，并担任“应急管理与城市安全运行专家组”组长，又提出了10个课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我们高度关注国际合作问题，撰写的第一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论文就是《强化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全球挑战》，发表在《国家治理周刊》。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定位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后，我们在2月1日专门撰写了《关于应对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的几点建议》，被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群言》内参采用。中国工程院也邀请笔者作为课题咨询专家，开展疫情风险溢出问题的评估与对策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中央和省里的要求，几乎每10—15天提交一份国际国内疫情风险分析和对策研究材料。在此期间，对疫情带来的巨大影响产生了新思考。结合这些思考在这次视频高端学术会议上，笔者围绕《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体系演变与价值观重构》议题，就三个关键词谈三点看法。

一、后疫情时代意味着什么？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20年本该是一个祥和的年度。中国人民正按计划奋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世界各个国家也都在按照各自的规划路径发展与进步，但疫情带来了新问题。首先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各个国家也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有的甚至出现了灾难。我们强调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会变向哪里？其变化的方向和路径是什么？需要我们保持哪些战略定力？需要积极谋划和应变什么？

在笔者看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三个方面具有时代性的作用。一是具有催化剂的作用，从生存危机的底线上把个体、民族、国家与人类内在地联系起来了。其实他们之间一直有着内在的联系，但这次被新冠肺炎病毒从生存危机上联系起来了，甚至比一般自然灾害更为严重，即便是全球变暖也没有达到如此严峻的程度和全球性影响。二是具有加速器的作用，在很短的3个多月时间内几乎将相关国家所有层面的社会矛盾都集中暴露出来了，从个体、家庭、社会、国家到国际，从生命、身体、医药、卫生、经济、政治、文化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等都汇聚到一起。三是具有牵引器的作用，各国疫情的抗击方式和是否有效表明了各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差异甚至展示着制度优劣，彰显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每一个人种的人性善恶、品性优劣，甚至也引领着特定国家的未来发展方向。由于疫情现在还在蔓延过程中，未来的走向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甚至存在着一些越来越不确定的因素。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时代性的标志，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看到四件事：

第一，它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大挑战。虽然历史上在100年前曾经有过像“西班牙大流感”那样的疫情，人们却似乎有所淡忘。但这次如此严峻的疫情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这代人以前很难想到还能亲身经历这样一次重大疫情。

第二，它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巨大挑战。日前笔者在朋友圈转发了在《哲学研究》2020年第2期作为头条发表的文章“认识的极限及其超越”，副标题是“认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前沿问题”。这么多年来人们关注认识论、社会认识论，关注认识的极限，而这次疫情恰恰暴露了人类的认识极限，人类的妄自尊大受到严重挑战。直到现在，人们对新冠肺炎病毒还没有认识清楚，它源自哪里？宿主是什么？有没有中间宿主？病死率如何？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无症状感染者？等等。直到现在人类还没有发明特效药，疫苗实验还在紧张进行，还没有在应对病毒方面获得主动。

第三，它对各国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构成了一个巨大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无论是发达与落后、现代与前现代以至于后现代，个体到群体到人类，从分散到集中都无可避免，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落后国家，疫情的挑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

第四，它对人类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挑战。从宏观来看，大到何为现代化、全球化，要否继续进行现代化、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主流？从中观来看，到底是经济至上还是生命至上，对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艰难选择。从微观来看，要否隔离，要不要戴口罩？人们都争论不休。美国已经有人为反对隔离而扛枪上街示威，英国政府仍然保持着“不推荐使用口罩”的建议。笔者认为，这次疫情有可能成为一个划分时代的标志，并以此为界带来一种可以称为前疫情时代和后疫情时代的变化，影响着世界体系的未来演变及深刻变革。

二、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体系以及演变趋势

（一）后疫情时代对于世界经济体系意味着什么？

现在看来，疫情过后世界经济的衰退是必然的。在近代经济史和美国发展史上，美国股市的熔断机制在10天里发生4次熔断，前所未有；前不久国际期货市场的石油卖到了-37.63美元一桶，这都是超出人们想象的。“经济主权”问题引起了各个国家的特别关注，很多国家可能会在疫后走向小而全的生产体系，全球经济链是否还会存在？相信还会存在，但可能会有相当程度的变异。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全球化是否会结束？相信不会结束，但一定也会产生一种变形。各个国家一定会把国计民生的关键项目、安全项目、民生项目把握在自己手上，因为以安全来带动的经济体系和以繁荣来带动的经济体系的价值取向是很不一样的。

（二）后疫情时代对于世界政治体系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疫情防控中，不同国家在抗疫模式上的差异其实展示出不同制度的特色，也展示出不同的治理特色和水平，尽管不同国家的抗疫方式是依据各自国家的国情来制定的。中国的抗疫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中国抗疫模式是全世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效仿的。笔者曾与英国朋友合写了一篇英文论文，介绍湖北武汉的抗疫，尤其是封城的情况，近千万武汉人全部宅在家中数十天，其他的国家真的无法照抄。面对疫情，不同制度之间有形无形地会进行一种比较和抗争，有的国家还采取牺牲一些人的生命或者利益的举措来保全经济发展。一百年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几乎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关上了自己的国门。这些都会对世界地缘政治带来非常深刻的影响和变化，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多极形态下会产生很多非常复杂的问题。

（三）后疫情时代对于全球治理体系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很大的挑战。甚至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都受到了某些国家的责难和质疑。美国以不断“退群”来企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也导致地域政治更加复杂化，这是否会产生一种新国际秩序？总的来看，多极化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无序，国际体系会以新的方式来重组。美国自己在很多方面放弃了自己的领导权，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在美国的推动下逐渐消解。

（四）后疫情时代对于美国意味着什么？

美国的疫情会发展到什么严重程度？很难预料（截至2020年9月23日，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超过709万例，累计死亡超过20万例——编者注）。伴随着疫情愈演愈烈，美国社会的内部撕裂愈加严重，特朗普政府没有展示出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的领导力。客观说，美国领导力的衰退会令美国价值观发生一些影响和改变，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通过特朗普的极端化方式和纷争也会对美国价值观做出必要调适。这些调适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哪些对未来的世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哪些会产生消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五）后疫情时代中国如何在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更好地走向未来？

现在看来，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大。中国已经被美国总体上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将对世界、中国包括美国的多边关系带来重大影响。无论如何美国难以回到疫前，中国也难以回到疫前，中美关系也难以回到疫前。这样的中美关系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需要认真观察、深入研究。

三、后疫情时代的价值观重构问题

前不久，笔者应约为《光明日报》写了一篇题为“疫情防控阻击战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升华”的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的抗疫精神。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先生就全球抗疫专门在推特上发文，涉及很多有价值的概念，如团结、人文、联合、爱、价值、庆幸、谦虚、勇气、坚持，等等。由于美国退群、断供和甩锅，WHO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困难和挑战。谭德塞先生在严峻疫情下重申这些概念，呼唤维护国际公共秩序的良知。在疫情背景下，世界不同价值观从普遍性到特殊性都面临很大的挑战，各种价值观重构不可避免，需要我们在以下几方面重新认识：

一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现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仍然处于非常有限的状态，我们对宏观自然和微观自然认识比较多，而对于宇观自然、渺观自然还有胀观自然的认识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是生命的意识需要前所未有地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讲的是生活幸福。公共卫生安全涉及到生命安全，涉及到身体健康，还涉及到生活幸福，没有前两者，后者就没有意义。

三是关于人性的善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把人性中最善良的东西表现出来了，我们看到了疫情中太多的“逆行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为肆虐的时候，中国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勇敢地冲到了湖北武汉的抗疫第一线，世界上很多地区也都出现了一些感人的场景。但同时，这场疫情也把有的国家、有的族群、有的人群、有的人的邪恶都暴露出来了。这些大善与大恶在疫情下通过国家体系甚至国际体系得到了极度的放大和回眸，让崇高者自豪，让卑劣者汗颜，让芸芸众生眼亮心明。如何让人类有一种更好的道义意义上的自我认知，已经变得非常紧迫。

四是关于个性自由与社会性合作。我们一直强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但这次疫情使人们深深感受到个性自由与社会约束之间需要有一个张力，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例如，相信在疫后口罩会作为新兴事物将逐渐被西方世界和民众所接受；如何在未来社会体系中建构起既能够保证个性自由，又能够让民众承担起自身的公民责任，使社会有更加合理的组织方式，需要人们思考。

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疫情中从底线上得到了印证，引起很多国家的共鸣，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涉及到很多方面，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如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单边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我们一方面要立足于高端，从谋求共同繁荣的角度来思考，另一方面也要立足于底线，从人类共同生存的角度来加以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尤其是中国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在我们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实现精神的自觉，如何更好地构建中华文明新形态？希望在既立足学科又跨越学科，既立足中国又关注世界，既立足当下又面向未来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并取得更多的积极成果。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原副书记、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国家治理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