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革”结束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党中央意识到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改变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必须对外开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在农业发展方面成果显著，而我党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性质的认同消除了学习借鉴其农业发展经验的顾虑。在学习考察中认识到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桥梁”，农业机械化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助力”，科学技术是“化”小农为现代农业的决定性动力，并积极在国内予以推广。由于改革起步阶段的复杂性，我国在学习借鉴南斯拉夫农业发展经验时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体现出改革开放的曲折性、渐进性。
[关键词] 南斯拉夫；“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企业；农村改革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0）06-0070-07
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已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内乱，国民经济处于非常困难时期。党中央意识到必须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改变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发展严重滞后的被动局面。当时，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先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施工人自治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农业领域也踏入到快速发展轨道，这引起了我党的高度关注。而此时我党对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性质的认同也消除了对其经济发展经验学习借鉴的顾虑，多个访问团相继前往参观考察，重点学习他们在农业发展方面的经验，为国内农村改革、农业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农村改革起始、农业发展历程以及成就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少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农业发展、农村建设经验的探究。本文尝试梳理与分析一二。
一、借鉴缘起：国内外现实形势促使下的对外探寻
“文革”结束后，国内经济形势严峻，全党全国人民迫切期待恢复国民经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目光投向国外，学习借鉴国外经济建设经验，加快国内经济发展。此时，党中央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认同消除了诸多顾虑，中南两党、两国交流开始出现正常、全面、深入的势头。国内农村改革已经启动，学习借鉴国外的农村发展是当时向外探寻的重要内容。
持续10年之久的“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 808，“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2] 86。国内经济据估算“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1] 290，“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边缘”[2] 86。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改善，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农民和工人的工资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3] 115。在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和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邓小平鲜明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来体现。”[4] 32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在世界的坐标体系中观察中国的发展，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他要求“走出去看看世界各国的发展面貌”“好的也看，坏的也看，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4] 305。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把引进世界上一些先进成果都谴责为‘洋奴哲学’”的错误观点[4] 200，反复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2] 91，发展经济要“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研成果作为我们的起点”[2] 129。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提出要组织好出国考察工作，派人“出去看看”以便“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5] 8，鼓励各级干部、经贸和科研团队出国学习交流。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掀起一股“出国考察”浪潮，其中同属社会主义阵营先行改革的南斯拉夫则成为重点访问国家之一。邓小平也曾表示“南斯拉夫有很多好经验，我们正在研究、学习，我们要参考这些经验”[4] 689。
邓小平关于“走出去”的观点代表了当时党内的主流思想，但“向哪走”“如何走”成为中央决策层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此时，国内对“洋奴哲学”的批判和“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进一步促使中央决策层将目光转向国外，探寻改革开放最佳模式的决心。从中央领导层到地方党政部门，从科教文卫体到财经、农业各类访问团纷纷走出国门，“兵分三路”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改革中的东欧国家进行“探路”。在对东欧国家的访问中，南斯拉夫则显得尤为突出。由于历史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特立独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引发争议和分歧。我党在20世纪60年代曾公开批评南斯拉夫自治改革是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邪路，指责其“由于铁托集团的叛变，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就一步一步的蜕化变质了……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了”[6] 32。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做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脱离了社会主义。随着我党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并修正政党交往的标准，使得中南双方交流逐渐广泛和深入，促进了两党两国关系的融洽，对南斯拉夫自治改革道路有了客观、公允、全面的认识。1978年3月，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央访问团前往南斯拉夫开展为期3周的考察，对南斯拉夫政治改革、经济体制、农业发展状况等方面进行广泛调研。在访问结束后提交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中指出“南斯拉夫不失为社会主义国家，南共不失为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党”“同样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7] 19。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这份报告后，肯定访问团对南斯拉夫国家性质和改革方向的判定，认为南斯拉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8] 38。这消除了我党在对南斯拉夫学习借鉴时因意识形态隔膜而产生的顾虑。在随后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的考察学习中，我党表现得更为积极。70年代末期，尤其是时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访南后，我国对南斯拉夫的交流访问达到了峰期，“在出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出访年平均增长率最快的是南斯拉夫（45%）”[9] 33。
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启动，这使得我国在考察南斯拉夫改革发展经验时，尤为重视对其农业发展经验的学习借鉴。受“文革”影响，我国农业遭到严重损害，农村基层组织较为混乱，农业基础相对薄弱，农民生活非常艰难。邓小平在和地方领导人谈话时也坦诚“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4] 80。面对农业发展既不能满足国民经济需要，更不能适应新时期总任务要求的状况，地方和中央“不谋而合”地开始探索加快农业改革发展的途径。安徽、四川两省率先从“普及大寨县”“农业学大寨”的模式中突破出来，结合本省农村发展实情“对症下药”，试行新的农村经济政策和农村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很快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逐步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进而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式微和各地对农业发展途径的摸索，改革的势头在农村蔓延。在随后开展的拨乱反正过程中，批判了“四人帮”在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方面散布的极“左”言论。《人民日报》连续刊登《狠批“四人帮”，发展生产力》《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不容破坏——批判“四人帮”破坏农副业生产和农村市场的罪行》等多篇文章，助力推动农业和农村改革，为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社队企业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做法正名。在1978年7月和11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农业问题作为第一大主题被集中讨论。中央决策层和农业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刻总结和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农业问题的这种严重性、紧迫性，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充分注意”[1] 178，必须对“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模式进行改革。其后在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指出，在落实农村相关政策，改革僵硬体制的同时要“认真学习国外的一切先进经验，精心作好全面规划”[1] 194，“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1] 193。在这一背景下，南斯拉夫农业建设经验自然成为我国对外学习借鉴的重点。
二、借鉴内容：综合考察下的南斯拉夫农业发展
恢复国民经济首先要把农业搞好。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农业必须有个更大更快的发展”[10]。因此，学习借鉴南斯拉夫农业发展经验成为出访考察的重要内容。通过多个门类访问团的全面考察，对南斯拉夫农业建设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尤其是感受到南斯拉夫组建农工联合企业，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通过科学技术改造小农经济并转化为现代化农业的重要性。
其一，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是改造小农经济的重要“桥梁”。二战后，南斯拉夫开展土地改革，没收大地主、银行资本家土地，其部分归全民所有，部分分给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归私人所有。由于个体农户耕地分布零乱，影响到农业规模化发展，农业产量难以满足南斯拉夫人民的生活需要。为此，南斯拉夫共产党下决心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填补个体农户和社会所有制农业之间的差距，推动农业生产一体化和社会化进程，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几经探索，南斯拉夫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找到一种既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又能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具有社会所有制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并随即在十几年内推广发展为现代化的农工联合企业。其中最为中国所熟知、印象深刻的是贝尔格莱德“贝科倍”（PKB）企业，因其规模较大，产出可观，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被誉为贝尔格莱德的“大厨房”。“贝科倍”等农工联合企业具有小农经济无法比拟的生产能力，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优越性。作为社会所有制的联合企业，担负着组织和带领个体农民，“使农民自愿地同企业进行‘联合劳动’，以提高生产、增加收益”[11]，使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任务。个体农户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同农工联合企业建立生产联系，“第一种是简单的购销关系，企业向农民出售优良品种，提供机械化服务，农民向企业付现款；第二种是企业向农户提供贷款和技术，签订合同，农户有义务把产品卖给企业；最后一种较高级的形式则是农民将土地、资金等生产资料部分或全部同企业联合，生产收益按投资比例来分配”[11]，合作农民（与农工联合企业建立生产联系的个体农民）在经济上享受优惠贷款政策、免交土地税；在政治上具有同联合企业工人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为避免因改造小农经济过快过激带来的消极后果，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采取“自愿、民主、逐步过渡和物质利益”[12] 18的方式对待个体小农经济，避免对农民强拉硬拽。虽然这样有一个过程，但实际上却是农户最乐于接受并且能够主动参与社会主义改造的最佳方式。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这种企业全国约有2600多个”[12] 19，“在克尼亚日瓦茨地区，几乎全部个体农民都已同农工联合企业建立合作关系”[12] 19，包括“贝科倍”在内的农工联合企业“在使小农经济最终过渡到社会所有制的长途中，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11]。
其二，农业机械化是推动农业发展的基础“动力”。经过几十年的自治改革，南斯拉夫经济建设尤其农业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农业生产水平跻身于东欧国家前列。中国农业考察团在对贝尔格莱德、马其顿共和国等地区考察中，了解到“南斯拉夫农业获得如此迅速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原因是大力实现机械化”[13]，为农业“腾飞”插上“金翅膀”。二战前，南斯拉夫是个落后的农业国，为数不多的农业机械也在战争中被毁坏。到了战后，拖拉机等农机设备稀缺且零部件难以实现配套生产，使得恢复和发展农业基本靠人力，“直到1975年农业机械化问题才开始提上日程”[13]。虽然南斯拉夫在农业机械方面起步较晚，但由于国家采取多方有利措施，大大提高了国内农业机械水平。在工业起步初期，南斯拉夫一方面聘请外国专家指导本国工业建设，引进国外先进机器、改造旧设备，坚持自主设计适合本国国情的农机产品；另一方面，利用国内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大力发展炼铜冶金行业，为生产农具机械提供充足原料。在大力发展农机制造业的同时，南斯拉夫注意发展火电和水利行业，为农业发展提供基础动力支持。经过几年的推广发展，“南斯拉夫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已达70%以上”[14]，“从耕耙、播种、中耕、排灌、植保、收获、运输到烘干入库，已基本实现了机械化”[15]。农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和便捷化，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产量也迅速提升，“据报道，一九七七年，南斯拉夫小麦平均亩产提高到四百六十六斤，比解放初期的一九四六年增加了两倍多；玉米平均亩产提高到五百六十六斤，比解放初期增加了三倍多。玉米的总产和单产，均居欧洲各国的前列”[15]。南斯拉夫实现了从铁锹、锄头的小农耕作方式到机械化、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一家一户的传统畜牧养殖到现代化养殖农场的转变。新华社记者应邀前往贝尔格莱德观看甜菜地机械化收割时也不禁感叹：“‘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科学就是生产力。”[16]
其三，科学技术是“化”小农为现代农业的决定性动力。农业机械的普及推广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但这仅是在农业生产的“量”上实现了突破，而要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实现“质”的飞跃，还需要农业人员素质的高水平化和农业技术的科学化。为此，农工联合企业为提高农机工人的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采取开办夜校等方式开展技术培训。“据统计，仅埃姆梯拖拉机厂就自设农机院校，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五年，共轮训五千八百多人次”[15]。同时，各企业多渠道开展农业生产教学，在农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方面予以重点讲授，使农业生产人员能够增长知识和见识，更加有效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农工联合企业负责人向访问团介绍“贝科倍”生产经验时也多次强调，“科学研究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科学研究部门是农业发展的最强“大脑”[17]。在20世纪70年代末，南斯拉夫已拥有一批实力较强的农业研究所，培养了一批本领过硬、素质较高的农业科研人员，在良种的开发培育和化学肥料的研究创新方面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科研部门培育的杂交品种不仅供国内推广种植，还在国外进行注册登记，申请专利，占据了国际农业品种市场的份额。在南斯拉夫农业发展中，农业科研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使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平。优良的品种基因库、先进的农业科研机构以及高素质的科研队伍构成了颇具特色的南斯拉夫农业，推动南斯拉夫农业朝着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
三、借鉴指引：我国对南斯拉夫农业经验的学习与借鉴
南斯拉夫农业发展经验引起党中央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农工联合企业发展经验更是为我国当时农业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1978年8月，作为对铁托总统访华的回访，时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开展访问，并借此行程对南斯拉夫经济建设进行考察学习。期间，代表团对南斯拉夫利用国外贷款、开展对外合作贸易等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极为称赞，尤其对“农、工、商‘一条龙’”[17]的农工联合企业印象深刻，认为在中国四川也可以搞一个“背靠背”（即“贝科倍”），北京也可以搞几个[18] 73。代表团回国途经新疆时，特别强调了新疆地广人稀，粮食单产很低，潜力很大，“要学习南斯拉夫办‘PKB’农工联合企业的经验，农场可以开垦荒地，买机器，搞糖，搞食品加工，养奶牛，搞奶制品等”。时任新疆第一书记的汪锋听到指示后，表示“要大规模地开办商业、搞好服务业”[19]。我国随后派出农业代表团赴南斯拉夫开展专题考察，在回国后提交的《关于贝尔格莱德农业联合企业的考察报告》中提到“办企业，不能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只能用经济的办法”[20] 102。南斯拉夫农业联合企业在管理上由工人自治，自负盈亏；分配上，在防止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基础上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生产模式则采取生产、加工与销售“一体化”的方式；同时，“尽可能采用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成果”[20] 108。考察报告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对如何学习“佩卡贝”（即“贝科倍”）经验提出5点建议：第一，“佩卡贝”要依靠群众办企业的民主精神，维护核算单位的自主权；第二，国营农场有良好的基础，更适合学习“佩卡贝”“一体化”经验；第三，人民公社应在原有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加工厂，归公社经营；第四，鉴于中南两国的经济体制还不相同，对“佩卡贝”经验的学习需要先行试点；第五，除中央布置的试点省市外，再增加河南、河北、吉林、辽宁4个省的试办点[20] 108-109。
在农业访问团的建议和中央领导层的批示下，国务院于1978年9月22日召开“人民公社、国营农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座谈会”。会议要求“根据我国的特点，总结自己的经验，汲取南斯拉夫农业联合企业的一些经验，在人民公社、国营农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21] 46。鉴于商业在农业发展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会议决定将我国农工联合企业命名为“农工商联合企业”[18] 74。与会人员认为开办农工商联合企业“要用经济的办法管理企业，按经济规律办事；联合企业实行民主管理，拥有经营自主权；要认真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21] 47-48。这些革新性观点体现了我国当时对学习和借鉴南斯拉夫农工联合企业建设经验的态度，也表明了党中央开始对计划经济体制做出相应改革的初衷和尝试。会议结束后，新疆、江苏、山西等10个地方陆续开展试点工作。据统计，“截止到1980年10月，农工商联合企业增加到698个”[18] 76，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
在当时我国经济体制还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开展农工商联合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创新的尝试，既有着同南斯拉夫“贝科倍”相似的方法，也反映出我国当时特定时期的“本土特色”。一方面，在组织机构上，我国农工商联合企业借鉴南斯拉夫联合企业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联合劳动组织、联合劳动复合组织”[20] 100综合体管理经验，结合各个农场特点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分工明确，相互合作，民主管理；在生产经营方式上，按照“把农业、畜牧业同食品加工业、商业密切结合起来”[22] 123，按 “农、工、商‘一条龙’”[17]的生产方式开展专业化、现代化生产；在核算和分配方式上，“企业内部各核算单位之间应实行严格的合同制”[21] 47“职工和社员的劳动报酬，不论实行工资制或工分制都必须体现多劳多得，有奖有罚”[21] 49。另一方面，与南斯拉夫“贝科倍”的形式也有不同，我国农工商联合企业更多的是在国家政策的倾斜扶持下得以“生根发芽”。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试点工作得到快速推广，对“加速农业现代化，逐步缩小三大差别”[21] 46起到了一定的促动作用，同时城镇商业网点的增多也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资供应，活跃了市场，也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
但是，由于受当时特定的经济体制、社会环境、思想观念等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引进与试办并不十分顺利，遇到了不少实际困难，也招致了许多非议。以新疆某垦区为例，当地商业部门不时以文件、规定为由，为难和排挤联合企业的运营，阻碍其原材料和商品运输，导致产品堆积滞压，加大了损耗，使得企业效益并不理想。在经济利益分配时也存在各个部门的“争利”现象[18] 75，这些情况在其他试点地区也不同程度的存在。尽管政策指令中的农工商联合企业拥有经营自主权，生产经营也理应以市场为导向，但当时经济体制的限制和计划观念的束缚迫使农工商联合企业在现实生产中不得不“退一步”以图生存，使得开办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初衷及其成效大打折扣，甚至难以为继，不得不重走老路。这也反映出我国农村改革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新生体制、新生事物与旧有体制、旧有事物的比较、较量和扬弃中前行，在改革和创新的渐进中发展。改革开放初期对南斯拉夫农业发展经验的学习和借鉴，虽然在特定的环境下走了一段弯路，甚至“水土不服”，但符合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要“敢闯敢冒”的思想，给时代留下了一段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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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立鸣]
The Study and Reference of Yugoslav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China in the Early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KONG Ruixue, HUANG Zhigao
Abstrac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national economy was in a very difficult period.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realized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explore new development paths to change the passiv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national economy, especiall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seriously lagging behind. Must be open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learn advanced foreign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Yugoslavia, located in the Balkans in Europ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our party ’s recognition of the socialist nature of Yugoslavia has eliminated the concern of learning from its experience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tudy and inspection, I realized that the Yugoslav agro-industrial complex is a "bridge" to transform the economy of small farmers,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e is a "helper"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the decisive driving for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mall farmers into modern agriculture, and actively promotes it in China .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initial stage of reform, the phenomenon of "unacceptable soil and water" emerged when China learned from the experience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Yugoslavia, reflecting the tortuous and gradual natur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Keywords: Yugoslavia; "Bekobe"; agricultural and industrial joint enterprise; rural reform
[作者简介] 孔瑞雪（1995-），女，安徽淮安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黄志高（1977-），男，安徽怀宁人，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