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理而言，广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既包括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解，也包括意识形态本身。狭义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往往仅指意识形态本身。举例而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既可以框定为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解及其所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亦可以只界定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本文对“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理论”的阐析是广义层面上的。换句话说，本文的分析不仅包括对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的阐释，也蕴含其对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解。故此，本文的研究不仅要针对社会思潮与意识形态本身，还包含有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与路径。
结合实践来看，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文化相辅相成。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流派为代表的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现象。这正是我国多元意识形态的原始样态。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倡导“天人合一，君权神授”，至此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魏晋隋唐以降，“儒释道”三教合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常名教、佛家因果轮回理论以及道家刻苦禁欲的神仙崇拜理论深深地禁锢着百姓的思想。宋元时期，程朱理学为学界主要派别，倡导“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理是宇宙万物的起源”“格物致知”“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等为核心的新儒学。明清时期，以“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内圣外王、致良知、知行合一”以及“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为核心的陆王心学为主要派别；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以及“工商皆本”的思想，反对君主专制；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张；王夫之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统观来看，我国古代思想发展体系是古代各位有识之士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创新的基础上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是中国版意识形态生动的写照。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以后国门的敞开，中国的意识形态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二者在发展与变迁中相互碰撞与融合，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的进程。
一、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
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考察不能回避近代中国活跃着自由主义、文化保护主义和激进主义三大思潮[1]。
1. 自由主义。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传入中国，一些意识敏锐的有识之士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围绕“救亡图存”，尝试有选择地对自由主义思潮加以吸收和传播，出现了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国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流派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以“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和“自由主义之父”著称的严复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提倡进化观念和自由观念[2]；二是以傅斯年、胡适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胡适提倡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义，指明近代自由主义的意义分别是自由、民主、容忍反对党以及和平的渐进改革，傅斯年则推崇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的社会主义路线；三是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宣传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反对激烈的变革，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政治上进行温和、渐进的改良，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后来再有罗隆基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3]。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和清朝政府预备立宪的实施，反清和拒俄的情绪高涨，自由主义思潮淹没在民族主义思想的浪潮中。辛亥革命的爆发，自由主义思潮又席卷而来。五四运动前后期，中国知识分子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热情空前高涨，虽又将自由主义思潮推向另一个高峰，但实践证明西化自由主义的方案并不适用于中国。
2. 保守主义。近代保守主义主要受到西方文化的传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方面的反应影响，主张中西合璧，立足于在发掘、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文化以丰富和发展传统儒学，建设中国新儒学。文化保守主义主要发韧于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于1861年撰写的《校邠庐抗议》中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首次揭示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精髓，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响应[4]。康有为主导的“今文经学派”和章太炎主导的“国粹派”扩大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范围。民国初期，康有为主编的《孔教杂志》、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以及辜鸿铭著述的《中国人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发展[1]。而后，梁启超以及梁漱溟、陈寅恪、钱穆等一批学者着力弘扬中国优秀本位传统文化，逐渐发展成 “国学热”。直至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80年代末南派新权威主义的新保守主义，其核心话语为必须在尊重现存秩序（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才能推进现代化[5]。
3. 激进主义。激进主义起源于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对传统君主专制制度与儒学文化霸权的强烈批判，形成于辛亥革命浪潮中，以中国同盟会纲领和近代中国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以及社会革命三大主题的公之于众为形成标志[4]。在后来的思想变革启蒙的新文化运动中，激进主义势头猛进，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看到俄国十月革命绽放的新世纪的曙光，反孔教而对马克思主义心悦诚服，选择马克思主义并力行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客观具体分析中国国情，联系中国社会实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整合包括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新启蒙运动等各种价值资源，从而构建起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为人民服务”以及“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为重要核心价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价值观[6]。对此，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7] 697。毛泽东开始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占据指导地位，推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胜利。
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研究
意识形态是具有时代性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学者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关于意识形态理论领域围绕着诸多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研究，直面并积极回应“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泛化论”论调，丰富并发展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使其呈现多元而不失核心凝聚的局面。国内学者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独特的革命道路以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三条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以及中国式社会主义矛盾理论”这三大理论，从而形成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有学者指出，要重温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的观点，既要坚持改革，也要坚持社会主义，两者统一才能在思想上肃清正源[8]。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社会主义政治及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祖国统一、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社会主义国家军队和国防建设、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等理论，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的一系列理论确定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党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括了党和国家的重要理论活动、实践活动，成为指引党和国家的行动指南，其用先进文化理念引领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胡锦涛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历史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9]。从意识形态的先导性、决定性、人民性等方面深刻解读意识形态的特性，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全面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怎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和展开。形成以人民中心论、群众路线、权力道德、党德修养等要素组合而成的开放动态的具有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理性的有机体系[8]。
2. 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中国样态的批判研究。目前，国内学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研究更多是立足于对其基本内容的宣传与教育，来展开对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与驳斥。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中国样态，宏观层面上，有学者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于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社会福利政策、教育和就业等领域的消极影响（秦相平，王彩波，2013），批判其对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养社会主义集体观念起消解作用（杨恩泽，2018），批判其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制定和经济基础有重大影响和危害（朱安东，王天翼，2016）；个人层面上，有学者批判新自由主义异化了公民概念、社会理想和目标，掩盖了自由市场的阴暗面（何杨勇，2018），批判 “新自由主义”极端的效率追求与传统社会话语结构中的平等诉求之间的价值冲突使国家角色充满了内在的紧张（罗远航，2015），批判其“效率”和“公平”的失衡以及“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虚伪（张超颖，2018）；理论层面上，有学者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道路立场、文化立场、理论立场（魏崇辉，2013），批判其作为西方“舶来品”存在理论基础的依附性、思想定位的空想性、价值理念的欺骗性、实践方法的教条性的弊端（王岩，2018）；制度层面上，批判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市场主体立论，以私有产权制度取代社会公有制，以妖魔化国企的方式动摇经济制度基石，以“市场万能论”阻碍政府的宏观调控（曾琰，2016），追求全盘西化，经济上反对公有制，政治上要求摆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破坏中国社会稳定（杨晓渝，2015）。更有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论本身就是基于微观和中观的片面之见，犯了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必然要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的常识性错误（钱伟刚，2018）。而对于新文化保守主义的中国样态，有学者批判新文化保守主义完全是将马克思中国化等同于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儒化”过程，其质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缺乏人性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具有合理性，又转而采用所谓的“儒家议会三院制”（仲海涛，韩喜平，2016）。有学者不仅明确反对复古论，提倡文化综合创造，而且明确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和儒学复兴论，提倡以对孔子及儒学的研究和评价替代对立面的尊孔与批孔（邓松，刘金鹏，2013）。
3. 意识形态理论与安全预警机制研究。不同的意识形态相互激烈碰撞，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隐形战争，对不同人群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学者带着时代责任感在意识形态理论领域研究热情高涨，归纳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的类型与内容（任洁，2016；李俊卿，张泽一，2016），总结了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石云霞，2017）；从新媒体环境角度（路媛，王永贵，2019；郑洁，2017；刘娜，2016；宋丽丹，2015；王超，2015）、新时代论断角度（林建华，2018； 徐世甫，2018）、民族区域差距（宋才发，白永祥，2018；崔榕，2017）和全球文化渗透角度（何茜，2018；张榆，2017；刘建飞，2016；魏崇辉，2010）等指出我国意识形态所面临的风险。分析了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质、方式（王永友，史君，2017）； 研究了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严重后果（秦在东，靳思远，2019），提出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其中腐败因子、社会贫富分化因子、社会多元因子是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翼，2012）；总结了应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对策（韩庆祥，2019；段辉艳，蒲清平，2019；匡长福，2018； 史献芝，2018）。
4. 意识形态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科学的理论是话语体系的重要指南，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切实增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话语体系的“四个自信”，融入群众生活鲜活事例[10]。国内学者概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李彬彬，2015）、本质（叶方兴，2010）、理念（郭瑞，2017），建立高效意识形态安全机制（黄美娟，2017），梳理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的变迁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逻辑（李群山，2009），研究了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张智，2018；王炳林，郝清杰，2017；郑永廷，2015；许华，2010；张华，2009），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杨晓，2018；刘甜甜，邓福庆，2018；曹金龙，2017；陈扬，2011；李辽宁，2006）和必要性（孙百亮，2009），挖掘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李少斐，2016），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探寻正确的意识形态理论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路径（邹绍清，2014），重建意识形态教育（王占魁，2017）提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方式，实现国家、社会、高校等相关领域治理的实践互动（蔡如军，金林南，2018）。
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最新发展研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博大而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从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发展、深化与升华。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大重要理论论断上：
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强调利益抱团，独立排他又约束统一，以“和而不同”走向世界“大同”（毛崇杰，2019）。有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陈积敏，2018）、核心内涵（周安平，2018；曾荻，郭开强，2019；王义桅，2017）、要义（朱玲玲，将正翔，2019）、特征（任思奇，邓若玉，2016；卢德友，2016；）、生成逻辑（谢俊，2019；熊杰，石云霞，2019；刘方平，2018）、认识维度（梁树发，2018；崔晓丹，2018）、法理诠释（陈金钊，2018）、文化理念（赵学琳，2019；郑永和，方兰欣，2019）、伦理审视（张殿军，2018；陈光莲，尹剑，2019）、政党功能（韩喜平，张霜，2019）、议题设置（刘社欣，古晓兰，2019）、历史定位和价值（何志鹏，2018；秦龙，赵永帅，2018）进行了一一阐述。这是中国从意识、概念、内涵到方案，逐渐向世界推出并日渐成熟的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对我国政治外交有重大指导作用[11]。有学者提倡中国与联合国及其附属和专门机构合作，利用“南南合作”的框架和平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合作关系（张贵洪，2018）。尽管具有中西方价值观差异（丛占修，2016；林伯海，2016）、国家利益冲突主体困境（陈相光，2018；赵汀阳，2011）、国家实力规则困境（龚柏华，2018；冯光，2017；陈相光，2013；朱恒鹏，徐静婷，2016），通过外交路径、发展路径、综合路径这三种路径（赵可金，赵远，2018），在理念层面推动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共享发展（匡列辉，张明，2018）；文化层面促进国家间的相互交融、战略层面加强区域多边合作（梁昊光，2017）；模式层面打造富有活力、开放共赢、平等协商的发展模式（何绍辉，2018）；全球视野层面则促进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民心相通（丁工，2017）。
2. “中国梦”思想研究。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提出“中国梦”的内涵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梦，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12]。中国梦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热议，对于中国梦的内涵，有“二元说”（张维为，2013）、“三位说”（叶再春，2013；陈晋，2013）、“多维说”（林培雄，2012；周天勇，2012；汪金友，2013）。有学者对中国梦的历史脉络（肖瑞峰，2017）、特征（梁丽萍，2013；汪玉奇，2013；王瑞华，2017）、目标、主体和本质（贺祥林，肖细明，2019）、人权意蕴（吴家庆，卢爱国，2017）、中国哲学基础探究（韩丽华，2018）进行了解读。特别在突出历史地位（徐艳玲，秦秋，2019；洪永淼，张兴祥，2017；贺耀敏，2018），提出“中国梦”明确了中国现代化的价值目标，催生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布局，构建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韩喜平，巩瑞波，2018）。强调对“中国梦”传播策略（俞瑾华，2018；曹胜强，2017）、坚强支撑（郝永平，赵慧，2017）、创新意义（曲青山，2018）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与解读；还有学者解读了中国梦的文化向度（唐开鹏，2017），从文化自觉向度阐述了对中国梦的认同（詹小美，张晓红，2018），解读了中国梦的三层理性向度（胡军良，李亚玲，2017）、时空维度（汪青松，2017）、话语建构（王贺，2016）、四重属性（胡雪莹，2017）。有学者认为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宪法保障（鞠成伟，2018）以及由“需要促进、思想引导、制度保障、创新驱动、主体能动、继承借鉴机制”构成的多维动力系统提供动力机制（王丹，熊晓琳，2017），总结了中国梦的实现途径（吉炳轩，2018；安睿颖，2018；李玉明，2018），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发展生产力，提高硬实力和软实力，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个自信”（何梦飞，2017）。
3. “一带一路”倡议理论研究。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分别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和行之有效的区域平台，实现共赢。这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学者就“一带一路”的理论内涵（杨国桢，王小东，2018；陆大道，2018）、文化内蕴（张枫，2018；刘晓丹，2018；张海燕，2019）、实施前景（胡必亮，2018；林永亮，2019）、战略意义（谢剑南，2018；王义桅，2018；阮中泽，2019），及其是顺应、引领时代潮流的新理念与新载体，创造了超越西方经济学和价值观的新理论（陈文玲，2017）与老挝（张海冰，周太东，2018）、泰国（颇钦·蓬拉军，李冰，2018）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协同合作（韩璐，2019）机遇和挑战（王义桅，2015；张梦露，惠春玲，2019）、构建路径（陈曙光，2017）进行阐述。还从理清价值理念与实践机制、广泛合作与国家权力、对外开放与国内联动之间的关系（徐蓉，2019），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制度化，化解阴谋论，建立约束获得更多的信任（张发林，2019），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治保障（李丹，2019）进行了研究。
4. 五大发展理念研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开创性地提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理论的新的境界，集中体现了今后我国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着力点（韩振峰，2016）。有学者论述了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内涵（唐任伍，2016；王淑琴，2016；姜建成，2017）、形成逻辑（王钰鑫，周利生，2016）、思想创新（袁祖社，2017）、价值追求（张荣华，陶磊，2017；张全胜，2018；贺常余，2016）、伦理价值（陈翔，2017）、历史地位（张乾元，谢文娟，2017；孙代尧，张艳萍，2017）以及具体落实方法（马红梅，2017）。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进城乡一体化、关注绿色生态、消除贸易壁垒、推进社会保障，实现公平发展（成龙，2016）。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符合要求的体制机制，提升领导干部的素养和能力（宋勇刚，旷爱梅，2016），同时还要统一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坚持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激励领导干部创新改革的热情（牛先锋，2017）。
5. 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研究。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需要很多力量来推动，核心价值观是其最持久最深沉的力量。”[13]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方位多维度的解读，大批学者对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来源（高艳杰，2015）、核心阐析（陆卫明，2015；张乾元，朱倩倩，2018）、特征（黄蓉生，2018；包心鉴，2018）、文化联系（肖贵清，2015；蔡国英，2015；艾菲，20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刘旺洪，2017），及核心价值观认同的伦理研究（江畅，陶涛，2018）。更提出了要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教育的引领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14]，体现其战略价值（张智，2015；孙伟平，2018），是文化自信的灵魂[15]，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弘扬正价值与摒弃负价值、科学性与合理性、价值观念与价值实体、事实性价值与规范性价值的有机统一[16]；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道德建设“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个人层面”三大维度[17]，及践行方法论（董静，2015；蒋翠婷，石书臣，2018）。对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认为，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为新时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18]；探索对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方略（赵波，2016）；从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这五大实践维度着力构建习近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19]；然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也存在其凝聚、感召和教化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困境[20]；要培育时代新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14]。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使其融入生活并转化为人们的心理认同和行为习惯[21]。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22]。
6.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研究。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研究蔚然成风。学者就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重大意义、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蕴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做了一系列梳理研究[23]。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探索并且明晰了国家战略目标、理论方针、发展路径、制度保障、组织依托、动力源泉以及外部条件等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根本性问题[24]。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治国理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国防外交、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25]。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括国家发展的根本方向、奋斗目标、发展动力、工作中心和总布局、国防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内容[26]。还有学者提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括十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自信思想、实现中国梦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市场与政府思想、打铁还需自身硬思想、依法治国思想、文化软实力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进行伟大斗争思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论[27]。
结语
总的来说，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展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毅力，从多重角度和维度对意识形态理论作出了深层次的解读，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我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横向领域的创新和纵向深度发展。然而，某些方面依然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首先，非常关键的是，学理上，对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理论等基本概念及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的基本界定不清晰，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削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说服力的风险，这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其次，需要关注点的还有：重复研究多，创新性研究较少；未能有效区分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别。这都是需要引起后续的关注和跟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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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汪智力]
Academic Research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Thoughts and Ideological Theory
Wei Chonghui, Su Ling
Abstract: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thoughts cannot be done without consideration on three major trends in modern China: liberalism, cultural protectionism and radical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rxism is an ideology system that is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In a broad sense, ideology theory includes both a basic understanding of ideology and ideology itself. The researches on social thoughts and ideology theory is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 thoughts and ideologies and their practical research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thoughts and ideology has been the focus of academic debates. We have carried out rich and far-seeing researches on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of the ideological theories in practice, of which, some are outstanding fruits, but some others are restricted by existing research patterns and themes, lacking of thorough research. Taking the overall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 thoughts and ideology theory as the foothold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i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s of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s.
Keywords: Social Thoughts; Ideology Theory; Marxism in China; Xi Jinping's Thought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作者简介] 魏崇辉（1979-），男，江苏徐州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与公共治理研究；苏玲（1995-），女，江苏扬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