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认为：世界上一切现象和过程，内部均包含着两个相互排斥、相互关联的对立面，这两个对立面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转化与发展。人类社会也不例外，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有诸多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排斥、相互关联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因素存在。与自然属性不同，社会属性对立统一因素取决于社会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当制度设计科学，能够使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对立因素在平衡中实现统一时，就会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发展。对此，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为视角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践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使民主与集中两个相互排斥、相互关联的对立面在平衡中实现了统一，创造了长期政治稳定、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的政治运行模式，为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践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既实现了广泛的人民民主，又实现了反映人民意愿的高度集中，使民主与集中在人民群众层面上在平衡中实现统一

　　首先，人大代表角色设计科学。以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和美国联邦议员为例，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不是官职、不领政府薪金、不设专门办公室、不配备专职秘书，常年生活工作在所在选区人民群众之中，本质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代表，宗旨是反映人民呼声、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可与信赖。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均在各省级选区高票当选，高得票率体现了人民意愿的高度集中，民主与集中在选举中实现了平衡和统一。而美国联邦议员选举投票率长期徘徊在50%左右^[1]，且在此基础上得票过半数即可当选，因此当选议员只得到了约25%左右选民的支持。低投票率未能反映广泛的民主，低得票率未能实现人民意愿的有效集中，民主与集中长期缺失或失衡，得不到统一。为什么美国有近50%的选民放弃投票权呢？因为美国联邦议员是一种很高的官职，一旦当选就离开本选区成为“京官”，领取政府薪金（与部长相当）并设立专门办公室，配备众多专职助理（秘书），脱离了选区人民，成为名符其实的政客，并以国会为平台为各自的政党服务，选民们厌烦了这种政治运行模式。为什么得票率低呢？因为美国两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层或群体利益，长期的政党恶斗和政治操弄，使社会形成了巨大撕裂，当选人不可能获得高支持率。

　　其次，中国国家领导人由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决定产生，全国人大代表主要由有战略眼光和全局观念的社会精英组成，他们不仅有广泛的代表性，实现了众望所归，而且投票选举领导人一般都比较理性。这即是广泛民主延续的表现，又是集中后再集中的体现，使民主与集中再次在平衡中实现了统一。而美国总统和联邦议员通过普选产生，实践证明，这一选举制度不仅没有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科学，而且也不及君主立宪制和议会内阁制科学。一般来说，普选制是庶民政治，庶民政治下的一些选民基于各种原因缺乏理性思考，加之对竞选人的了解仅仅来源于媒体宣传和竞选人发表的一些踩选民尾巴的拉票演说，因此普选制具有极大的盲目性，通过这种盲目的非理性投票选举产生的领导人难以是最佳人选；加之过低的投票率和得票率，使普选制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此选举后往往游行不断、政客反目、法院诉讼、绯闻频出等，导致社会撕裂加深；在一些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中，因选举引发的暴力、动荡、民众死伤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再次，中国五年一届、每年一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表决“一府两院”工作报告（2018年起增加“一委”——国家监察委员会），听取代表意见并形成议案乃至决策，使国家重大决策在民主基础上实现了集中。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政客们常年在国会舞台上为各自政党服务，相互恶斗，难以集中，甚至因纠纷多次致使政府部门关门。同时国家已作出的重大决策或政策，总统不经正常程序可以随意否决，在这种权力相互制衡的体制下根本没有民主，导致两党长期恶斗、相互否决，严重阻碍着经济社会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践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既实现了广泛的政党民主，又实现了各政党政治主张、治国理念的高度集中，使民主与集中从政党层面上在平衡中实现统一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的选择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二战后，各民主党派在揭穿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广泛联系各界人士的一支重要力量。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并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1954年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大职权，但作为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交往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一种科学的政党制度，它将各政党、各界别人士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有效促进了我国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将一个贫穷落后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债权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一个工业全产业链国，这都与我们建立的一套科学政党制度、探索的一套正确执政方式密不可分。

　　其次，多党合作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创造的新型政党制度，也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政治主张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政治主张和合作基础，它不同于两党（多党）分别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不具备共同的政治基础，所以在政党层面上只有对立没有统一。

　　再次，中国共产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自身建设勇气与民主党派的监督愿望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能够自我认识错误、纠正错误，使党不断朝正确方向前进的政党。从上世纪纠正大跃进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错误，从学习前苏联经验到创造性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惩处到对周永康、薄熙来等大批腐败分子的查处，都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宝贵实践。党的纠错能力和反腐败能力在世界政党中独树一帜，其自我纠错结果与民主党派监督愿望实现了统一。

　　（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践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使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央集中领导在平衡中实现了统一

　　首先，纵观人类发展史上的国家分裂案例，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单一民族国家因政权更迭不成，意图挑战中央政权的政治集团另立中央造成国家分裂；二是多民族国家因民族管理体制及民族政策缺陷导致极端民族主义泛滥造成国家分裂。从现代国家民族构成情况看，除韩国、朝鲜等国是单一民族外，绝大多数都是多民族国家，如以美国为代表的从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国家，民族众多但都混居在全国各地，这样的国家种族岐视问题突出，但不大可能出现少数民族独立的现象。而众多的原住民多民族国家由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原因，如果国家的政治制度存在缺陷，就会给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制造国家分裂，如前南斯拉夫、现乌克兰、俄罗斯车臣和格鲁吉亚南奥塞梯等。不仅如此，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英国的苏格兰也因独立公投问题备受瞩目。因此，多民族且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家，其政治制度科学与否，决定着国家能否实现民族团结与统一。

　　其次，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民族区域自治与中央集中领导实现了统一，比一些多民族且少数民族聚居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联邦制或邦联制更科学。资本主义联邦制或邦联制领导人由普选产生，在普选制条件下有着民族分裂主义倾向的分子更容易利用政治制度的缺陷上台执政，进而挑动民族情绪，鼓吹民族独立，造成国家战乱和分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区域自治，党通过对地方的思想、政治、组织等方面实现领导，将各少数民族地区紧紧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之中，其中组织领导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一是将党的组织延伸到基层，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位；二是强化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教育管理，确保其在思想上、政治上合格，保持党和国家肌体健康。

　　再次，中央对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支持和内地兄弟省市的支援，带动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一是中央加大对民族自治区、州、县的转移性支付，确保经济发展落后地方财政收支平衡；二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按全国总体规划投入。人口稀少地方的供电、公路、铁路投入成本高收益低，但全国一盘棋，该投入的地区一个也没有落下；三是兄弟省市坚持对口支援，各省市还设立了援藏办、援疆办，从人力、财力等方面不断支援投入，有效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实现了民族团结与统一。

　　（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践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使基层群众自治与党和政府的领导在平衡中实现了统一

　　首先，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包括农村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工商企业职工代表大会3种主要形式。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农村有69.16万个村民委员会，10万多个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国家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农村普遍实行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开展村务公开、财务公开、民主评议等活动。在城市普遍建立起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居民评议会、社区听证会等城市基层民主形式^[2]，组织载体日益健全，内容不断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基层群众自治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的。一是农村和城市社区建立党的基层党支部，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农村和城市基层群众自治，是在政府相关部门指导下开展相关工作的，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受上级民政部门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受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指导，村务公开、财务公开受上级财政经管部门指导等等；三是农村乡镇政府和城市街道除了发展经济外，完善基层群众自治也是工作的重点之一。在城市社区大部分都配备了社区工作人员，在农村也配备了第一书记和大学生村官，加强对村委会和城市居民自治的领导。

　　再次，基层自治组织有力解决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矛盾和纠纷，基本实现了小矛盾不出村，大矛盾不出乡镇和街道的社会管理体制，使社会稳定机制不断完善、不断提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践结果符合马克思对立统一规律，使公有制、非公有制这两个相互排斥、相互关联的对立面实现了统一，创造了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相互分工、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发展能量和发展活力。

　　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对立，是对社会主义制度全面理解的基础上建立的。这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公有制，非公有制属于资本主义。其实，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公有制经济也发挥过重要作用。上世纪70年代，英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公有制占到了一半以上，法国的公有制比例也达到了42%以上，联邦德国的公有制份额有47.3%,美国的公有制成分在30%以上，日本的公有制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也有25.3%^{[3] 112-125}。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实践证明，公有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非公有制难以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型发电工程、远距离输变电工程、公路、铁路以及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建设等需要巨大投资，而非公有制企业刚开始既没有投资能力，也没有投资意愿，只有公有制才能在上述领域投入，为经济社会发展打基础。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向发达国家迈进过程中，公有制的基础性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也是其他所有制不可代替的。

　　其次，从传统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和在苏东剧变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看，它们在经济社会发展起步或起飞阶段就排斥公有制、推行私有化，致使公有制出局、缺位导致了国家基础设施投入能力不足和重点产业发展缓慢，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边巩固和发展必要的公有制经济，一边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行业领域以及重点服务行业和第三产业在极短的时间里赶上或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极大地增强了国家实力，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从而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统一。

　　再次，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历史看，中国目前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以其巨大的调节功能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据统计，截至2017年，中国修建公路、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铁路总里程13万公里，改革开放以来新增城市建成区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共征用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约1亿亩。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人口大国，如果没有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巨大调节功能的优势，大规模征用土地不可能顺利进行，也不可能有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发展以及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因此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制度与非公有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统一。

　　二是城市国有土地通过出让，一方面使非公有制经济顺利获得了优惠的土地使用权，不像一些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因土地私有而导致工商业发展用地障碍重重。据统计，自公有制企业改制以来，新增的工商业发展用地90%提供给了非公有制企业；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出让国有建设商住用地使用权获得巨额城市发展资金，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配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增约6万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面积，共投入数十万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仅为非公有制工商业主提供了工商业用地，而且大规模建设了住宅、学校、医院、商场，为非公有制企业员工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城市国有土地制度与非公有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统一。

　　三是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据统计，上述公有制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近1亿的熟练员工和经营管理人才，同时使民营企业家获得了相应的资本和销售网络。可以说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是在借助公有制强大支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改制后的非公有制又给中国经济增添了巨大活力。因此，公有制改革与非公有制共同发展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了统一。据统计，2018年民营中小企业创造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专利技术，8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全国90%的企业主体是非公有制^[4]。

　　四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有效带动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从中国经济现状看，众多非公有制企业为国有大型、特大型企业生产配套设备，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产业链上实现了统一。仅东风汽车公司公布的410个配套企业中，95%以上属于非公有制。可以说，在一些重要的传统制造领域业，大型、特大型公有制企业为龙头、中小型非公有制企业提供生产配套，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重要生产模式，在全球独一无二。近年来，国家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也有助于建立公有制与非公有制配套的产业链生产模式。因此，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工业全产业链国，与公有制的龙头作用和非公有制的配套作用是分不开的，这种生产模式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产业链上实现了统一。

　　五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能源、交通、电讯企业以其巨大的投融资、设计、装备制造、施工安装能力使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飞速发展，发电、输变电、公路、高速公路、铁路、高速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水准均世界领先，形成了世界一流的经济高速公路，而非公有制经济依托和凭借这样的经济高速公路实现了快速发展，使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在经济发展中实现了统一。而绝大多数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缺乏公有制发挥基础性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没有像中国这般幸运，仍然在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中艰难爬行。

　　纵观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没有公有制基础性作用难以实现。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众多的行业和领域，当一些公有制完成历史使命后，也应适时改制成非公有制。而那些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如土地、交通、能源、国防科技、城市公共设施等公有制则应该巩固、发展、提高。目前中国正在推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将使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统一与融合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的科学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实践结果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使市场作用与政府作为两个相互排斥、相互关联的对立面实现了统一，创造了市场配置资源、政府搭建平台招商引资的防控风险、积极作为的经济运行模式，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可靠保障。

　　纵观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发展史，自1857年世界经济危机到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150年间共发生了14次经济金融动荡，基本上每10年左右发生一次经济金融危机。研究表明，影响经济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纯自由经济的无序性。而中国经济在几十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不仅没有像西方鼓吹的“中国经济崩溃论”那样崩溃，反而始终保持健康发展势态，其经验之一就是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政府的积极作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政府积极搭建平台招商引资使政府的积极作为与市场配置资源实行了统一。从最初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到1986年设立14个沿海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截至2018年，全国共设立国家和省级经济开发区2543个，建成面积约30000平方公里，其中国家级经济开发区552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991个^[5]。经济开发区从改善硬环境（七通一平）和软环境（优化行政服务）入手，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使投资者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投产运营，发展壮大。有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平台，各地各级政府大规模走出去招商引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2017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12.4万亿元，占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的44.8%，缴纳税收2.9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8.7%^[6]。

　　其次是政府积极治理整顿不健康经济现象，使政府的积极作为与市场配置资源实现了统一。如上世纪90年代全国统一清理“三角债”行动。“三角债”本身并不是经济病态或金融病态，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间相互拖欠的债务，是从速度过热、结构不合理到调整速度和结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从通货膨胀到货币紧缩出现的一种金融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导致经济或金融危机发生，因此政府有必要介入进行清理整顿。当时国务院开展全面清理“三角债”工作，各地主要领导亲自挂帅，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使全国“三角债”得到了有效解决，确保了中国经济沿着正常轨道发展，为中国经济20多年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再次是科学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为市场经济服务，使政府的积极作为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实现了统一。

　　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为市场经济服务。过去常讲的中国经济出口导向、投资拉动和消费驱动三架马车都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关系极大，出口退税导向使中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大贸易国，出口额占经济总量的20%，且推动出口产品由低端的服装鞋帽等日用生活用品向机电等高端产品转变；投资拉动是一个国家从发展中阶段向发达阶段过渡所必需的。投资过热产生通货膨胀，投资不足则会制约经济发展，所以不仅合理的投资，建设高水平的基础设施也可以带动经济发展，特别是电力生产、输变电网络、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消费驱动促进经济发展，是高收入国家追求的最佳目标，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个税起征点和三农补贴等政策不断促进或激活消费市场，有效地促进了资源配置。

　　二是运用货币政策为市场经济服务。主要手段是运用存款准备金调控、利率调控、信贷调控，特别是对房地产领域进行宏观调控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使中国的房地产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美国式的次贷危机。

　　三是运用产业政策为市场经济服务。一方面，中国每五年制定一次（至今已制定13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用产业政策指导或扶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政策指导不仅使中国有序承接了世界传统产业转移和推动传统产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第一个工业全产业链国家；而且在水能、风能、太阳能发电、新能源汽车、高铁、特高压输送电、核电、港口建设以及通讯制造业等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另一方面，近年来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企业。如河北通过政府介入支持企业转型压减钢铁产能4000万吨、平板玻璃2300万箱、煤炭2700万吨等，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左甜.专家：2018美国中期选举投票率可能是50年来最高[EB/OL].环球网,2018-11-07.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8-11/13475666.html?agt=15438.

[2]李学举.我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地位的重大提升[J].求是,2008,(3).

[3]迈博罗达.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管理和权力[M].周恒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4]刘鹤主持召开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EB/OL].中国政府网,2018-08-20.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8/20/content_5315204.htm.

[5]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EB/OL].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2018-03-02.http://www.ndrc.gov.cn/gzdt/201803/t20180302_878800.html.

[6]对外经贸跨越发展 开放水平全面提升——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2018-08-30.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8/t20180830_1619861.html.

[责任编辑：胡  梁]

The Scientific Features of Sociali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 From Perspective of Law of Opposites & Unity of Marxism

Liu Jintang

Abstract: The law of opposites & unity of Marxism believes that: all phenomena and processes in the world contain two mutually opposite and united aspects, which are both opposite and unified, thus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ngs. The socialist politic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achieved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wo mutually opposite and interconnected aspects of democracy and concentration. The socialist economic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unified the two mutually opposite and interconnected aspects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non-public ownership. The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unified the market effect with the government acts. The practical results are in line with the law of opposites & unity of Marxism and reflect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System; Macroeconomics; Marxism; Opposites & Unity

[作者简介] 刘金堂（1953-），男，湖北仙桃人，湖北碧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仙桃市阳光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