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某一个阶段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社会的物质财富。但是，“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一方面，作为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或劳动的资本家，凭借其对生产资料的绝对垄断，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实际劳动于物质生产活动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只能获得资本家购买自己劳动所耗费的微薄的仅仅能够勉强维持自己生存的工资而已。工人阶级每日从事大量的高强度的简单劳动（由于社会分工造成），使得自身彻彻底底地变成了“片面人”或者说“劳动的动物”。这种现状所造成的后果不是单个工人的个别贫困、相对贫困，而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普遍贫困、绝对贫困。对于工人阶级所处的贫困境遇，唯心主义哲学家往往仅停留于精神哲学视角，尚未触及工人阶级贫困的物质根源；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则停留于直观描述工人阶级贫困现状的基础上感性地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也尚未明晰工人阶级贫困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而国民经济学家则更多停留于“虚幻的原始状态”中，在理论上不厌其烦地论证工人阶级贫困的合理性。总之，哲学立场或阶级立场的不同，使得他们都未能发现工人阶级贫困的本质原因。相反，马克思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从工人阶级的唯一生活来源“工资”出发，进行艰苦卓绝的研究，最终得出了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不在于工人阶级本身而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论断。
一、抨击国民经济学掩饰工人阶级贫困根源的伪科学性
国民经济学家通常只做了两件事，第一，研究社会财富的最大化和最优化问题。如何尽可能地满足资本增值的本性，获得资本的最大效益，这是被国民经济学津津乐道的。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要么避而不谈，要么采取其惯用的伎俩——以这是“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来说明。第二，关注人也仅仅是关注能够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人”或者说是“抽象的胃”。正因为如此，“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的人物”[1] 62。也就是说，国民经济学的眼中没有“自然的人”或“社会的人”，而只有“做工的人”和“不做工的非人”。进而对于工人阶级的苦难境遇，国民经济学多以所谓的自然法或自然秩序加以歪曲解释，并把这种“人吃人”的生产关系描述成合乎规律的自然秩序和自然事实。
国民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庸，其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国民经济学要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就必须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的各种状况加以合理化的粉饰，这种粉饰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是对立的阶级，国民经济学是为资本家所服务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反工人阶级的立场，也就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根源进行洗白或模糊化处理。资本主义虚假繁荣的背后是工人阶级苦难的生活处境，谋求肉体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成为了活着的唯一目的和追求。至于所谓的追求精神生活便成了工人阶级想都不会想的事情。工人阶级=替别人劳动的阶级，资本家阶级=寻求别人替自己劳动的阶级，这两对等式成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事实。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就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深刻地揭示了这门理论的伪善性，揭开了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种种“人吃人”的秘密。
第一，国民经济学渗入骨髓里的是反工人阶级的立场。国民经济学认为，工人阶级贫困的悲惨境地是亘古不变的自然秩序，是社会“公正”的体现；工人是“劳动的动物”，不过是一种可以拿到市场上进行自由交换的“活劳动”而已，这种“活劳动”的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工人是“消费和生产的机器”，其所得到的应该是“过得去”的单纯满足肉体需要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通过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本应该由劳动者自己占有和享用，而作为资本人格化的资本家是不应该占有这部分社会财富的；但“当前的经济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劳动创造了物的世界但同时也失去了对物的世界的占有和支配权，进而又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困的深渊。国民经济学对此视而不见，而是仅仅将工人阶级的贫困归咎为工人阶级的懒惰或者说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从不去探寻深层次原因。
第二，国民经济学血液里流淌着的是“二律背反”的悖论。马克思《手稿》中时不时地提到自己采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以及规律来进行探讨和分析。这种独特的方式所取得效果是惊人的。其一，通过国民经济学的“正”命题来反驳国民经济学的“逆”命题。尽管这种“正”命题和“逆”命题是彼此对立的，但是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似乎都可以圆满地得到证明。马克思以劳动与价值的关系为例向读者阐述了这种“二律背反”。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是第一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由劳动购买，非由金银”[2] 24。即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可以购买一切财富。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又搬出了所谓的“工资定律”。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曾指出“凡依靠劳作而生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维持其生活。在许多场合，工资还得多少超过此种限度，否则，他将无从赡养家室，无从延续劳动者族类至一代以上”[2] 59。在这里，作为整个价值生产过程中直接且唯一贡献新价值的劳动自然载体的劳动力（工人）所得到的回报（工资）在量上仅仅表现为“多少超过此种限度”，在质上仅仅表现为维持生活，进而得以为资本家繁衍新的“雇佣工人”而已！
第三，国民经济学细胞里沸腾的是对私有财产永恒化的妄想。国民经济学将私有财产当作事实上的理论基础，并且把这个基础看成是先天的、永恒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国民经济学以这个需要论证其合法性但又从未论证其合法性的事实为前提，他们把资本主义整个生产过程当作规律，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来看待，当然也就根本看不到私有财产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看不到私有财产的暂时性特征，因而也就无法预见私有财产会被消灭、被扬弃。他们以这种短视的理论判断支撑着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达到了惨绝人寰而毫无顾忌的地步。
故而，国民经济学既是一门创造社会财富但同时又创造社会贫困的伪科学。其种种规律的现实表现就是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社会贫困也随之增加，且总是试图把无产阶级的贫困变成合理化的社会现象，总是企图掩盖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但这种掩盖却又显得非常拙劣。歪曲反映本质的最终结果反而会使得本质的暴露更彻底。
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
“贫穷是现代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离开这一点，只能找到贫穷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原因，但是找不到贫穷本身的原因”[3] 561。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社会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发生变化，工人阶级的贫困境况依旧会持续存在。无论尝试什么样的社会性的改革企图消灭贫困都是痴人说梦，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制度性”的贫困，而不是“社会性”的贫困。制度问题不得到解决，那么诸如救济法等社会性的改革仅仅是修修补补而已。由此，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开始探寻工人阶级贫困的逻辑根源。现在我们按照马克思在《手稿》的逻辑路向，即“工资——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的脉络来探寻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
（一）微薄的工资只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现实表现
在《手稿》中，马克思以工资为逻辑起点，直接表明工人阶级微薄的工资收入是其贫困的现实表现。马克思之所以以工资开篇，其原因有二：其一，工资是工人阶级得以生存的唯一来源。本应由工人阶级占有和支配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部分“返还”给工人，这种“返还”仅仅是工人所创造价值中的极小一部分。由于失去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只得靠出卖自己唯一的劳动力来满足肉体生活的需要，由于工人阶级的生存直接或间接地“依赖”资本家，由于工人阶级的联合会遭到来自法律和政府的镇压，故而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过程中，工人总是处于弱势地位，以至于工资总是维持在满足或稍微超过劳动者基本需求的程度；其二，工资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存在。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其劳动成果直接以工资的形式呈现出来，工资是与其生活紧密相连的一部分。通过对资本主义工资的挖掘，寻找隐藏在工资背后的秘密和工人阶级贫困的逻辑根源，便于工人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明晰自己所处的境地，实现由斗争的“自发性”向“自由自觉性”转变。
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在土地和资本私有的状态下，由劳动者直接占有和支配全部劳动生产物已然成为历史。因此，工资就变成为扣除地租以及利润之后的余额。工资的高低取决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程度以及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程度。工人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谋求提高工资，与此相对的则是资本家也联合起来谋求降低工资或至少不提高工资。这两种“联合体”的斗争只能起到整体上使工人的工资获得相对意义上的、象征性的提高的作用，仅此而已。此外，由于工人在某种意义上变成市场上可供交换的“商品”，因此，这种“商品”的价格就会受到市场需求的影响。比如由于产业后备军的大量存在，市场对工人的需求远大于工人的供给，所以工人的工资总是微薄的，生活总是贫困的。
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工资理论的分析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经济学所认为的工资就是维持工人“牲畜般”的生存状态即纯粹为了繁衍工人而不是繁衍人类所需的最低报酬，是维持其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的基本需要。无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工人的工资都会处于极端低的程度，工人的结局总是“劳动过度和早死，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1] 10。
（二）劳动的异化是工人阶级贫困的直接原因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贫困从现代劳动本身的本质中产生出来”[1] 13。因此在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之后，马克思的研究视角就转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就隐藏在这“现代劳动”中。
为了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本性，马克思使用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异化劳动”是一般劳动或者说对象化劳动的特殊形式，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整个劳动过程的变异表现。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因而也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般的人类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客体化的过程，是实现劳动者与自然界有机统一的过程，是对人的现实存在的肯定。但是回到现实，马克思发现“当前”的劳动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是“片面的、抽象的”，是“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阶级通过劳动为资本家创造的财富越多，为自己创造的贫困也就越多。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劳动在本质上并不属于自己，而是从属于资本家。这种劳动不是对自己本质的确证，而是对自己本质的否证；这种劳动使工人阶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空谈，使贫困苦难的现实生活成为常态；这种劳动使得工人越是勤劳，其所受到的束缚也就越大，劳动就越发无力，生活就越发贫困。
马克思在《手稿》中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的四种表现形式，即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自己的劳动活动、同自己的类本质、同自己相异化。劳动产品以及劳动生产过程本身的异化使得劳动者被迫地无奈“放弃”了劳动生产的乐趣以及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配。但到此仍未结束，劳动者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产物还进一步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支配和奴役劳动者。工人阶级贫困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此，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使得劳动者丧失了一切，彻彻底底成为了资本的附庸，成为替资本家劳动的劳动载体。
（三）私有财产制是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是造成工人阶级劳动异化的内在原因，是导致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使得劳动与劳动产品成为互异的存在，使得劳动产品“属于谁”这个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 57。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建立在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私有财产丧失的基础之上，是工人对象化劳动变为异化劳动的罪魁祸首，是工人阶级生活窘迫和贫困的事实根源。与国民经济学家将私有财产永恒化不同，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不是永恒的不变的先天存在，而是历史的感性的存在，随着历史的发展，私有财产在自身的运动过程中既被保留，又被克服。保留的是私有财产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物质基础这个积极本质，克服的是私有财产所造成的人的非现实化和剥削的这个消极本质。
那么，为什么说私有财产是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按照马克思的逻辑构想，资本家通过土地占有等形式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原始积累迅速使生产资料等成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这种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使得失去生产资料的人“自愿”地但同时也是被迫地替资本家劳动，使自己的对象化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因为对象化劳动变为异化劳动，所以资本家可以通过微薄的工资购买工人的劳动，其最终结果就是资本家财富的山丘堆积得越高，工人阶级贫困的深坑也就越深。
因此，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就是国民经济学家一直当成自然范畴的“私有财产”。这种私有制造就了资本家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导致了工人阶级的贫困悲惨生活。工人阶级要摆脱贫困就必须彻底地对私有财产进行积极的扬弃。
三、明确实现共产主义是消灭贫困的实践路径
马克思发现工人阶级贫困的事实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因此，破解工人阶级贫困现状的钥匙就是打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这个牢笼，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这种积极意义上的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共产主义。那么这种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是以蒲鲁东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还是以巴枯宁为代表的具有政治性质或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建立在保存以往社会发展财富的全部基础上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1] 78。
（一）“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无法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主要包括三种形式，即粗陋的共产主义、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和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粗陋的共产主义具有浓厚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色彩，企图用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取代私有财产的少数人占有，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卑鄙性”的表现，是一种“倒退”的行径，是一种对“个性”的抹杀。政治性质的共产主义和经济性质的共产主义仅仅是形而上地理解私有财产，既没有认识到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又没有认识到需要具有的关乎人的本性问题。因此，这两种共产主义仍然无法摆脱私有财产这条锁链的束缚。因此，上述几种共产主义都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都无法真正解决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
（二）包含“历史的全部运动”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
由于马克思在《手稿》序言中提到“从费尔巴哈起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1] 4，并认为其所进行的关于对国民经济学和整个实证的批判的真正基础是费尔巴哈理论，费尔巴哈理论蕴含着“真正理论革命”。同时马克思在论述第三种共产主义时大量使用了费尔巴哈的术语，这种术语的借用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单纯意义上的使用，而应该理解为借用者对被借用者思想的一种肯定。因此，笔者认为，第三种共产主义在本质上或者至少在形式上仍然属于费尔巴哈理论的界限之内，只不过马克思赋予了这种共产主义以新的哲学基石即实践的唯物主义特征。也就是说，马克思并不是机械地停留于“费尔巴哈式的共产主义”，而是在肯定的基础上加以超越。肯定的是这种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超越的则是把这种共产主义看作是“最近将来”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也就为未来阐述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就对自己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了科学的论述，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是如何实现工人阶级的解放，实现工人阶级由贫困走向富裕、由禁锢走向自由、由异化走向复归？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合乎人的人的复归”，是“历史的全部运动”，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 78。
第一，“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1] 77。“尚未完成的”共产主义对私有财产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客体表象，也就是物的表现形态上，尚未认清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相反，这种共产主义不仅认识到了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感性的物质的表现，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了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是异化劳动，因而也就彻底地科学地弄懂了私有财产。扬弃了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就会“复归”于“一般的人类劳动”，成为真正属于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工人阶级的劳动也就摆脱了资本的束缚、摆脱了异化的束缚，劳动及其劳动产品就全部地彻底地为劳动者所拥有，工人阶级就会彻底地摆脱贫困，劳动创造幸福由不可能变为现实的可能。
第二，这种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 78。扬弃私有财产是通过共产主义这个手段来实现的，但是共产主义并不仅仅只是扬弃私有财产，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这种扬弃实现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实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呈现出一种显著的“割裂性”的特征。在从事劳动（异化劳动）时，表现为“纯粹的机器人”；在吃穿住时，又表现为“自然的社会的人”，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本质的占有。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是作为整体性的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这种占有是对贫困的感觉的彻底解放，是人对自己生命本质的一种确认，是自然的人与社会的人的合一，即属人的人。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就被彻底地消灭了。没有了劳动的异化，没有了私有财产压榨人的消极本性，人与人之间、人与劳动产品之间以及人与劳动之间就变成了一种自然的直接的关系。工人阶级通过劳动获得幸福成为真正可实现的途径。
四、《手稿》中的贫困问题对精准扶贫实践的启示
尽管马克思所阐述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即工人阶级的贫困根源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所面临的部分地区和部分群众的贫困根源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贫困的思想对当前正在推进的精准扶贫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在劳动报酬方面体现人文关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行的精准扶贫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救济式扶贫，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开发式扶贫，而是两者的有机融合。精准扶贫旨在通过“帮”和“扶”来突破自然环境限制，激发贫困群众的主体性意识，也就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摆脱贫困现状。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帮助贫困者就业是解决贫困问题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办法，一人就业全家脱贫。在这里，我们需要明晰两个问题。第一，贫困群众不是因为贫困而就业，而是通过就业来摆脱贫困。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必要的，贫困这个“因”和从事就业这个“果”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劳动就业的被迫性和强制性，而通过就业这个“因”来实现摆脱贫困这个“果”则充分体现了劳动就业的自愿性和主体性，体现了社会对劳动者劳动的尊重。第二，国家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在贫困地区投资建厂，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贫困群众的就业问题，帮助贫困群众脱贫致富，而不是单纯地因为国家的优惠政策以及贫困地区劳动力价格较低等原因。也就是说，企业在贫困地区投资建厂要明确目标定位，要将经济效益置于社会效益之后，但绝不是不谈经济效益，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惠及贫困群众。因此，企业在劳动报酬统计方面要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充分考虑贫困群众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规定劳动时间，而不是采取简单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日制。
（二）在劳动过程中感到幸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但这种“谋生”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谋生”。也就是说，当前我们“谋”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资本主义制度下“谋”的是基本满足肉体生存的需要。因此，两种“谋生”目标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在精准扶贫实践过程中，我们主要不是为了谋少数人的利益，而是为了谋所有贫困群众的整体利益。不可否认，任何劳动都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损耗，但也绝不能仅仅因此而断定劳动是不幸福的。劳动幸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劳动是自觉自愿的活动。第二，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是符合人性的。第三，劳动是有盼头的。只有做到以上三点，才能让贫困群众在劳动过程中感到幸福。这正是我国精准扶贫实践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责任编辑：汪智力]
Research on Poverty Issues in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Jin Sunlei, Wang Shengyu
Abstract: The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Manuscript") is an early work of Marx on poverty, in which, Marx profoundly expounded the categories of wages and labor alienation under the capitalist system by criticiz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s that intentionally ignore the poverty situ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thereby scientifically deducing that the capitalist private system is the logic root of the working class poverty. No matter what kind of development status the society is in, as long as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does not change, the disasters and poverty faced by the working class will not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Marx made it clear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is the practical path to eradicate poverty and the way to achieve the return of "Retainment of human nature".
Keywords: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Poverty Problem; Labor Alienation;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作者简介] 金孙磊（1993-），男，安徽合肥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汪盛玉（1970-），女，江西彭泽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与研修基地（安徽师范大学）研究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