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人工智能（AI）方兴未艾。如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人类围棋高手、阿尔法元（AlphaZero）完胜阿尔法狗等，SpaceX公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甚至声称AI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否认，科技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由大数据、机器学习、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高新数字技术营造的全新世界已经在我们眼前展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会把人类带往何方？其前景是否可控？对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在认识论上涉及到一种较为盛行的思潮——“技术决定论”的认识和评价问题。

        一、技术决定论概述

        据考证，技术决定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仑在1904年提出，这种思想继而不胫而走，影响越来越大，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高潮。我们耳熟能详的思想文化巨擘如芒福德、海德格尔、马尔库塞、丹尼尔·贝尔、鲍德里亚、加尔布雷斯、托夫勒、奈斯比特等，均可视为技术决定论者。

　　所谓“技术决定论”，就是认为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技术可以解释或者解决人类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该理论有两个预设：其一，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因素，它的进化发展是自主的；其二，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发展决定社会变迁 ^{[1] 127}。从技术发展前景的态度方面来看，可以将技术决定论分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两种，前者相信技术能解决一切人类问题，是给人类带来更大幸福的可靠保障；而后者则认为技术在本质上具有非人道的价值取向，现代技术会给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带来灭顶之灾。从技术作用大小的认识方面来看，则可以将其分为强技术决定论和弱技术决定论。强技术决定论是一种极端技术决定论，只认可技术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拒不承认或严重低估社会制度等对技术发展的制约和规范作用；弱技术决定论认为技术与社会制度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前者产生于后者，并对后者有一定反作用。随着科学技术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在强技术决定论的信奉者中，乐观主义者有所减少，悲观主义者则有所上升。比如看到阿尔法狗（Alphago）击败众多围棋顶尖高手、阿尔法元（AlphaZero）完胜阿尔法狗的事实就担心将来机器人会夺走人类饭碗甚至会控制人类，看到克隆羊、牛、猴等动物实验就担心将来克隆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伦理道德困境等等。

        二、技术决定论的内在缺陷

　　技术决定论在当代社会有着日益广大的影响，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技术决定论进行深刻反思，以分析其内在缺陷。

　　第一，技术自主论的话语缺陷。广义来讲，技术主要指的是实践的技艺、对实践技艺的研究或实践技艺的总和。通常人们将其言及为机器、工具、工厂、工业、工艺、工程，而不将技术当作一个独立现象加以考虑。20世纪，这一状况发生改变，技术的内涵和外延都急速扩张。根据兰登·温纳的技术定义，它包括：工具、仪器、机械、用具、武器、小器件等物理技术装置；完成任务要涉及的大量技术活动——技巧、方法、步骤、程度等技法；某些种类的社会组织——工厂、车间、行政部门、军队、研发团队等组织；大规模的系统，跨越遥远距离将人与装置加以组合、联结的网络^[2]。如果按照兰登·温纳这种广义的技术定义，技术几乎囊括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涵盖了人类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技术自主几乎等同于人类自主。从狭义角度来探讨，技术主要指的是科学的应用形式，技术自主就是认为技术以某种方式摆脱了控制，独立于人的指导而沿着自身进程前行。这里技术具有了“拟人性”，具有了类似（甚或超越）于人的意志和行为模式。而且，这种观点进而设想，机器将逐步发展出自己的意志，不受其制造者的约束，并最终与人进行角色互换，使人们成为其奴仆。很显然，这样的观点反映出一部分人对于技术未来发展的恐惧和憎恨。对这一观点的有力反驳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于自己所创造的技术及其应用总体上还是处于有效掌控之中。以核武器为例，虽然曾经出现过“切尔诺贝利核泄漏”那样重大的“失控”事件，但总体上，核能的和平利用仍然处于人类控制之下。虽然我们不排除未来也许会出现重大技术失控事件，但相信人类的应对能力也会相应提升。

        第二，技术并非单向决定社会发展。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看，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根本原因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包括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者（体力、技能、知识、创造性等）。技术通过渗透于生产力的三个要素之中而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技术促进社会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技术与社会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而非单向决定关系。表面上看起来技术是自主的，实际上，社会对技术创新及其运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首先，在整体上，社会需要制约着技术进步的节奏和方向，恩格斯有一句评价很形象：“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 648其次，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决定着技术发挥作用的方式。比如举世闻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在西欧帮助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而在原发地中国，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却微乎其微。

        第三，当今世界科技发展及其运用仍然受到社会制度（特别是资本积累逻辑）的制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这些都与资本主义制度有着密切关系，都是社会制度规约技术作用方向的鲜活例证。因此，对技术发挥社会功能的历史的回顾，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认清技术决定论的本质。技术对于社会影响的加速是资本主义制度扩张所带来的，资本增值的内在冲动是技术进步最深厚、最持久的动力。

　　综上所述，技术决定论在方法论上存在片面性和简单化。具体体现为：一是还原论思维，将复杂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归结为最具颠覆性科学技术的进步，对于技术进步之外的制度、文化等因素，则选择性忽略。二是非辩证思维，在评价技术的影响及其后果的时候，技术乐观主义只看到了技术对社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结果，忽视或无视技术对社会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结果，因而对技术发展前景抱有简单的美好期待。技术悲观主义则看到了太多技术负面影响和结果，从而对技术发展前景感到悲观、恐惧，甚至认为应该限制技术的发展。二者都是非辩证的。三是屈从于一种后现代主义不断拉低“人的主体性”的哲学人类学。另外，有学者认为技术决定论暗藏着一个理论陷阱。由于近代科学技术是在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孕育、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因此，从表面上看，似乎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能够最好地适应、激发、促进科技的发展，这样技术决定论就存在帮助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嫌疑。

        三、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的内涵和本质

　　要想彻底厘清技术决定论的弊端，并正确看待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功能，我们就必须采用马克思主义技术观，用唯物辩证的方法来进行论证。马克思把技术置于社会的中心位置来加以考察，这导致很多技术决定论者把马克思奉为鼻祖，马克思的名言经常被他们引用：“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4] 222}马克思在谈到中国古代伟大发明时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也被当作技术决定论的重要论据，“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5] 338}。事实上，马克思并非技术决定论者，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具有更加深刻的内涵。

　　第一，在马克思看来，技术不是脱离社会而具有自身自主性的领域。技术决定论的第一个要点是“技术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因素，它的进化发展是自主的”。这在马克思著作中很难找到文本依据，也与马克思科技思想的整体观念相抵牾。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就源于社会需要。特别是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来，科学技术之所以得以迅猛发展，就在于它拥有了一台马力强大无比的发动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永恒渴求。在资本推动下，科学和技术直接运用于生产，一切科学和技术被用来为资本积累服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运用和促进技术进步条件的时候，马克思指出：“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做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5] 192}马克思是把技术放在社会有机整体的动态结构中进行考察的。在技术与社会关系上，二者相互之间并与其他要素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多维互动的整体。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所有制、分工、社会交往、科学技术等因素之间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技术本身的迅猛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对于社会的推动作用离开了这些因素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

　　简而言之，只有从生产方式上总体把握技术，把技术和现实的社会因素相结合，看到技术和人、技术和社会的内在关系，才能准确掌握技术的本质规律。马克思认为，社会与技术各自的独立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应该置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狭义）、生态以及科技等要素之间的整体性流动和进化之中加以考察。

　　第二，马克思并不认为技术发展决定社会变迁。技术决定论的第二个要点是“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技术发展决定社会变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变迁的经典表述如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 591-592}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指出技术决定社会变迁。技术决定论者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也持有技术决定社会变迁的观点，显然是一种还原论的观点，即将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还原为技术，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社会变迁还原为技术决定社会变迁。这样一种还原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

　　尽管马克思曾经论述过技术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对于生产的促进作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技术当作全部的生产力要素，他在《资本论》中明确地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 53}。在这里，马克思明确分析了劳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其中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视为等同于现在的科学技术概念。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它只是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要素之一而存在。科学技术本身并不能独自发挥作用，还需要其他要素的有效协同。当然，技术决定论者会说，在所有这些生产力要素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仍然可以说它具有决定性作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进步中最重要的、第一位的因素，但仍不能就此断言科学技术就是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也不能由此断言马克思主义就是技术决定论。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发挥受社会制度、文化观念的规约和限制。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发明对于欧洲社会变迁的重大历史意义。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帮助西欧资产阶级打败了封建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变成了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这是铁的事实，不容否认。但技术决定论者能否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火药可以把欧洲中世纪的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从而催生了资产阶级，而在它的原发地中国却不能帮助孕育出资产阶级？为什么指南针当时未能像帮助欧洲人一样帮助中国人打开世界市场？为什么印刷术变成了欧洲科学复兴的手段却未能帮助中国人挣脱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宰制？如果不能对这几个问题进行令人信服的回答，那只能说明技术不是自主的，也不可能独自发挥作用。必须营造相应的社会制度，培育相应的文化观念，才能有科学技术发展和发挥功能的土壤和平台。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3] 2。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只要细致地解读马克思的著述，就会发现他把辩证思维融入了古老的决定论观念，既看到了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又看到了因果关联的相对性、复杂性。这也是他与其他决定论形态的主要区别^{[1] 127}。他虽然继承了决定论的思想遗产，但是他并不是科学技术决定论者。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是以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的，既看到了技术的相对独立性、价值负荷以及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也看到了社会文化氛围、政治制度对技术进化的刺激与塑造作用。

　　综上所述，马克思确实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的基础上讨论了技术对社会的强大影响。但是马克思并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四、辩证对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马克思是辩证看待科学技术及其社会功能的。马克思肯定技术对于生产力的促进作用，马克思的技术思想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背景下对于工人生存境遇的反思下产生的。他看到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机器正像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4] 241}。并且高度肯定了科技对社会历史发展变革的作用，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所评价的那样，“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9] 1003}。技术作为生产力并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发挥作用的，马克思明确指出，人们对技术的运用是受到他们之间的生产关系所制约的，这种生产关系像生产力一样，也是人们自己生产出来的。在技术决定论者为证明马克思同样是技术决定论者而经常搬出来的那句名言之前，还有一句：“人们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制造呢绒、麻布和纺织品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4] 222}两句联在一起就不难看出，马克思认为作为制约技术运用的因素之一的生产关系同样是由人类自己确定起来的。

　　马克思在肯定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批判了技术沦为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工具，描述了技术发展对人类生存造成的负面影响。“它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愚蠢变成明智，把明智变成愚蠢”^{[10] 155}。马克思指出技术的发展使人沦为机器的奴隶，工人的命运被资本家通过机器掌控，深刻批判了由技术发展带来的异化现象。由此可以证明，马克思本人对技术发展坚持辩证和批判的态度和实践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辩证的方法论，也不可能对某一事物持有绝对论断的观点。

　　因此，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技术观，以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来看待技术的社会功能。具体而言，就是要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立场。技术与社会是双向互动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对技术有着刺激与塑造的作用，同时，技术也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的价值负荷，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近些年，我国科技研发资金投入屡创新高，新的科技成果层出不穷，除了“新四大发明”之外，“天眼”“大飞机”“歼20”等也相继问世，夺人眼球、催人奋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策上的引导使得多种高新技术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社会进步对科技促进作用的体现。全国高铁网的建成改变了中国人的出行模式，促进着城市交通设施的完善；VR虚拟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足不出户就可玩遍全球；技术既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是技术对社会进步推动作用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既要看到国家对技术研发的重视和投入使得高新技术得以迅猛发展，又要认识到技术的社会功能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改善人居条件和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作用。

　　第二，要认识到社会制度对于科学技术社会功能发挥的规约和限制。科技正面社会功能的发挥，首要的就是要有合理的社会制度来保障科技的正确运用。在现今世界，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被资产阶级用作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同时，由于对资本的盲目追求而出现的对科技的非人道利用现象也屡屡出现。如某些公众人物为了提高知名度或者为了改变对自己不利的舆论而购买由算法技术得出的实时热搜，操纵大众关注的焦点、混淆视听、控制和引导舆论走向；电脑黑客利用技术攻击别人的数据库以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甚至窃取国家机密进行售卖；利用生物科技进行反人类实验的组织，等等。因此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工具和手段作用，运用合理的社会制度去规范、限制、监管技术运用的领域、对象和方法，使技术的发展以人为目的，保障科技始终服务于人类。只有守住技术运用和开发的制度底线，才能消除某些技术悲观主义论调营造的恐怖氛围，避免掉入技术决定论者的陷阱，正确看待技术的强大功能，准确把握技术发展的方向，使科技真正地为人类造福。

　　第三，要坚持对待科学技术的正确原则理念。一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原则。自然不是人类无止境索取和利用的对象，而是人类的伙伴。凭借技术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开采和榨取，最终受害的还是人类本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 [9] 998。我们要怀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之和谐共生。二是可控性原则。一些新的科技发明和创造，在没有充分认识其运作机制和后果、或者尚未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利用，例如不可降解塑料、转基因食品和克隆技术。政府在管控新技术发明的同时，要引导大众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避免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由于使用不当对人类造成危害。三是法治化原则。现代科学技术应全方位纳入法治轨道。要正确认识到法律法规对技术运用的限制和规范，使制度成为技术发展的保障。四是人类尊严原则，科学技术的运用推广，归根结底是为人类谋幸福和保障人的尊严。人通过努力把技术推向前进，技术发展以人的幸福为目的。如果盲目地、片面地追求物质利益，忽视了人文情怀，人们只能沦为技术的牺牲品，不再有任何尊严和幸福可言。

        结语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得越来越快，以至于人们还没有很好适应既有科技成果，新的科技成果就已经扑面而来。恐惧和退避没有出路，我们需要的是更大的包容能力，更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现今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革命，像以往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历次技术革命一样，正在或即将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甚至思维方式。但是我们无需过分担忧恐惧！只要我们不断推进社会体制合理化变革，始终把握住技术运用的正确方向，使之始终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服务，所有的担心必然将灰飞烟灭，技术终将为人类的尊严和幸福服务。

　　技术决定不了人类的命运，决定人类命运的是我们人类自身！

[参考文献]

[1]王伯鲁.马克思技术决定论思想辨析[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7,(9).

[2]兰登·温纳.自主性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失控技术[M].杨海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李利林

[作者简介] 周金华（1968-），男，四川奉节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张玉洁（1997-），女，河南信阳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