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列宁“灌输论”思想强调，要以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灌输的宣传方式传播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队伍中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俄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当前，在我国思想界出现了诸如“意识形态终结论”“中国威胁论”和“社会主义失败论”等错误思潮，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列宁的“灌输论”思想启示我们要丰富灌输内容、提高灌输人员队伍素质，关注灌输客体的利益诉求，创新灌输媒介的路径选择，增强理论灌输的效果，共同捍卫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关键词] 列宁；“灌输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中图分类号] A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6-0041-08
一、列宁“灌输论”思想的形成
列宁“灌输论”思想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同时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和维护当时俄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论意义。
（一）时代背景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世界范围内社会矛盾尖锐，其矛盾在俄国尤为突出。当时的俄国具备相较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更成熟的革命条件，而建立能够指导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工作已是迫在眉睫。可是，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经济派”和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者否认革命理论及其政党的作用。他们认为革命思想可以自发产生，而在工人之中宣传并灌输革命理论及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都是多余的。然而，自发性会使工人阶级脱离自身的本性，而倾向于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之际，却排斥政党的作用、否认革命理论的指导性，主张放任自流、取消政治斗争，这无异于宣示取消革命，直接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于危险境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这一关键时刻，不少俄国革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要解决俄国的现实困境，就必须在俄国建立具备领导能力的统一的革命政党，列宁的“灌输论”思想便应运而生。
（二）理论背景
列宁的“灌输论”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卡·考茨基等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曾在《
恩格斯第一次将“灌输”作为一个宣传的途径进行了阐述。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恩格斯指出：“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这幅画在德国的好几个城市里展览过，当然给不少人灌输了社会的思想。”[2] 589-590恩格斯阐明了“灌输”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思想灌输给别人。然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灌输”名词，并且对灌输的方法进行阐述，提倡灌输方法的灵活性，但也并没有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
卡·考茨基在继承马恩对灌输的阐述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发挥。1891年，他在参加一些工作的讨论时，就特别强调使用灌输的方法，尤其是强调思想不会自发产生，从自觉性这一方面论述要将理论灌输这一方法运用于工人阶级的队伍中。1901年，考茨基在批判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思潮过程中，对灌输的思想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
列宁深思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境况，顺应革命实践的时代需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考茨基等人的有关思想，创立了比较系统科学的“灌输论”思想，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先进的革命理论，从群众的角度进行重新审视、整理，从外部以灌输的宣传方式传播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队伍中去。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3] 3111902年3月，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对“灌输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途径，批判了那些贬低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的机会主义观点，阐明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的指导意义。列宁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如此等等。”[3] 317列宁认为革命理论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不可能自发自觉地产生，这种思想必须从外面灌输给工人，一是充分考虑俄国当时的现状，避开经济斗争，从外边灌输先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是要让工人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境地，了解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属性。这种灌输不仅是指解答他们问题的现成理论，而且是引导他们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革命行动指南。
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以及自身发展状况的诸多新挑战。
（一）国外因素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这对我国来说不仅是发展的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首先，西方国家与我经济交往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和平演变”的企图，大肆宣扬“意识形态终结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及“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诸多谬论。他们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贩卖资本主义虚伪抽象的“自由”“平等”观念，希冀我国出现信仰危机，使马克思主义丧失指导地位，公然挑衅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再者，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与发展，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将“国强必霸”理论强加于中国，利用自身话语权的有利地位，鼓吹“中国威胁论”，挑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持敌对态度。事实上，中国自古以来就主张“合和”，而且一直秉持着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的理念，并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兼顾他国的利益，协助众多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为广大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提供便利。
最后，文化领域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战场。21世纪互联网迅猛发展，国际上各种思想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日益频繁。西方国家乘机利用互联网新媒体以及先进的科技优势，极力发挥文化的渗透与控制作用，用文化宣传、学术研讨等方式不遗余力地宣传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平等’文化交流的掩盖下，实现‘文化帝国主义’的价值主张，实际上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妄想通过‘文化交流’影响和改变异己国家人民的价值取向”[4] 68，尤其是要削弱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企图达到遏制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和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的目的。
（二）国内因素的挑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集中表现在：
第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市场经济带来的思想多元化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激烈。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依然存在，背离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毒化社会风气，污染人们的心灵。
第二，干部队伍中的贪腐现象引发的党群矛盾。由于部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水平不高，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放弃了思想阵地防线，导致出现了以权谋私、注重金钱而无视法律和道德，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现象，抹黑了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使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发生动摇，甚至产生逆反和抵触心理，严重影响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
第三，网络媒体所携带的负面效应。网络信息传播的公开性与直接性使意识形态渗透更具隐蔽性和诱导性，这就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受到挑战。
（三）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形式问题
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存在宣传形式的创新问题。那些着重于理论说教、照本宣科的安全教育方式，已与时代的进步不符。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路径，保障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已经迫在眉睫。近年来，传统的“你说我听，你打我通”的说教方式日益暴露出其不足，由于受教客体的多样性，一成不变的理论说教，会让民众望而不及，无法产生心灵共鸣，甚至会使民众对宣传内容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和厌烦，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麻木不仁，却对以“糖衣”新形式出现的其他错误思想之“炮弹”充满好奇，不自觉地沦为那些“新”的错误思想的“俘虏”。再者，由于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与客体的时代背景、知识水平、生活环境不同，使得对意识形态的表达因人而异，这也造成客体无法理解和接受主体所表达的思想，从而陷于一种似乎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困境。
三、列宁“灌输论”对捍卫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
（一）列宁“灌输论”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性
习总书记强调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5] 153坚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理论，如果没有“灌输”这一方法，是不可能有效地被无产阶级所学习、掌握和运用的。因此，研究列宁的“灌输论”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性，对我们搞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从时代背景分析其契合性。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各种异质文化相互碰撞，各国之间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西方国家包藏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鼓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诋毁马克思主义的普适性，宣扬西方所谓“普世价值观”，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与安全面临挑战。反观列宁提出“灌输论”的背景，也是在俄国国内经济斗争激烈、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泛滥使得人民群众无法摆脱被奴役压榨命运的背景中，列宁拿起批判的武器，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著作，澄清事实，捍卫真理，主张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疾苦，将正确的思想“从外面灌输”到人民群众的队伍当中去，形成无产阶级的理论，用来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列宁提出“灌输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时代背景下仍然适用，是指导我们捍卫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宝。
其次，从客体与主体方面分析其契合性。列宁“灌输论”的客体主要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一切劳动阶级和人民群众，而进行灌输的主体是掌握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和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思想和政治自觉性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组织一个和自发工人运动有紧密联系的革命政党”[3] 285。在当代中国，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在中国担任这一历史任务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队伍，这与列宁“灌输论”的主体和客体不谋而合。
最后，在路径选择上，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主张“不是光靠书本来教这种学说，而是还靠无产阶级……的阶层参加日常生活中的斗争”[6] 336（《谈谈政治同教育的混淆》）。灌输的方法不能局限于理论说教，更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大的体现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因此，列宁的“灌输论”与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多方面契合性，这就决定了“灌输论”能够帮助中国捍卫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二）列宁的“灌输论”对捍卫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启示
列宁指出，先进的理论推进先进的运动。在我国当今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下，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科学运用列宁的“灌输论”，对灌输的主体、内容、客体以及途径进行创新。
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丰富灌输内容。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新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断发展，在国际上也赢得了地位。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依然不容置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7]其根源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地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彻底的科学真理性。在新时代，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群众、掌握群众。要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融入他们的生活中，使其内化为人们心中的坚定信仰、外化为人们的正确行动。
2.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高灌输队伍的整体素质。中国共产党97年的奋斗历程，从一叶红船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承载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承担着将先进理论灌输到人民大众队伍中去的历史任务。但是，自身不硬，怎能打铁？部分党员干部的失德行为以及作风问题，平添了灌输的阻力。中国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灌输的主体，必须不断地全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党的宣传思想理论战线工作者也要担当好灌输主体这一角色。首先，灌输主体队伍要始终与党中央的意志保持一致，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灌输者。其次，灌输主体应时刻谨记自己的使命和职责，提高自身的素质，接受信仰的洗礼，敢于批判错误思潮，勇于同错误思潮作斗争。最后，要将思想与信仰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动力，深入人民群众，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同时也要坚持创新思维、创新路径。
3. 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关注灌输客体的利益诉求。列宁始终把无产阶级作为理论灌输的重点，指出“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体性”[8] 58。人民群众是社会的重要力量，必须始终兼顾人民的利益，从人民的需要出发。理论的灌输不能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必须抓住事物的根本，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这种学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的理论升华。因此，从外部给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采取恰当的方式促使他们清楚明白地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代表着无产阶级根本利益，自觉转化为无产阶级自身的意识形态。
4.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创新灌输媒介的路径选择。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写道：“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9] 109毛泽东强调了从实际出发的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也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习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国家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人民不仅仅对物质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愈加注重精神生活质量。在精神生活领域，必须始终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首先，要扩大意识形态的宣传范围。在我国，意识形态的宣传不仅局限于高校、党政部门，必须涵盖整个社会。每一个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都应该成为这一理论的宣传者。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做到真信、真懂、真用，更好地开展意识形态观灌输。其次，在灌输过程中，要按照列宁提出的注意受教者层次的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阶层，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方法。再次，要注重灌输方法的多样性，提倡软性灌输、间接灌输以及隐性灌输，将主流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灌输到群众头脑中。在大数据时代，人们的交流沟通方式多样化，因此灌输的方法不能简单地局限于说教，必须创新灌输方法，实现方式的转变与转化，利用新媒体、网络等，加强宣传的新颖性、创新性、亲民性。在掌握新媒体的方式例如微博、微信、视频宣传的同时也不应该放弃传统媒介，电视广播、报纸依然是人民大众欢迎的消费方式，所以应将传统媒介与新媒介有效结合，共同实现灌输方式的创新，切实增强灌输的效果。
总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借鉴列宁“灌输”思想，有效应对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挑战，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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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兴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沈阳：辽宁大学,2012.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N].人民日报,2017-09-30.
[8]中共中央党校经典著作选编组.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编辑：胡 梁
Enlightenment of Lenin's "Instillation Theory" Thoughts on Defending China's Ideological Security
Guo Fenglong, Dai Chunqin
Abstract: Lenin's "indoctrination theory" emphasizes spreading the Marxist stand, viewpoints and methods in a popular language to the proletariat and people through instillation,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ssia’s ideological security. At present, there have been erroneous thoughts such as "the endism of ideology", "China threat theory" and "socialist failure theory" in China's ideological circles, which seriously threaten China's ideological security. Lenin's “Instillation Theory" enlightens us to enrich the content of instillat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instillation personnel,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instilled objects, innovate the path of the instillation media, enhance the effect of theoretical instillation, and jointly defend the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 Lenin; "Instillation Theory"; Marxism; Ideological Security
[作者简介] 郭凤龙（1996-），女，甘肃宁县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戴春勤（1968-），男，甘肃泾川人，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逻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