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消费新格局与政策调整新聚焦
作者:张锐      阅读量:160      时间:2019-04-29

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2020年)》为指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日前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了《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内含的24项政策措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的供给催生创造新的市场需求为目的,立体性与系统性地勾勒出了形成国内强大市场的全新消费版图。

  

一、消费已成经济运行的“压舱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8万亿元,同比增长9%,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到了76.2%,同比提高18.6个百分点,而且消费已连续五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从横向上进行比较,我国38万多亿元的消费品存量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市场。

消费总量显著扩大的同时,我国消费结构呈现出连续升级与优化的趋势。由相关数据可知,2018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由5年前的31.2%下降到了28.4%,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服务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9.5%,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而更为重要的是,目前国内消费升级刚刚走完上升初始期,持续性的消费升级将成为我国消费市场的一个常态镜像。

然而,尽管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76.2%,但如果剔除政府部门消费,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其实不到50%,依然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70%甚至更高的贡献率。不仅如此,虽然2018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了9%的同比增长,但实际年度增速比2017年放缓了1.2个百分点,全年除了3月份因春节效应勉强实现了两位数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外,其余各个月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均是个位数,而且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2%的增速达到10余年增速的历史最低。消费疲软与后续乏力已清晰可见。

不过,如果就此作出国内消费已经落入“增长性陷阱”或边际效应将呈现继续递减趋势的判断,那就大错特错。且不论近14亿人口蕴藏的消费潜能,仅从一些具体产品的增量需求便可多方面观测到我国国内消费未来巨大的扩展空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每千人汽车保有量是170辆左右,与美国800辆左右的保有量以及欧洲、日本500~600辆的保有量相比,显然差距不小,若有充分的政策引导与刺激,未来汽车消费的市场潜力不可估量。同样,虽然目前我国已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和销售大国,销售总额突破了8000亿元,但绿色、高效、智能化的家电产品其实占比并不高,若辅之以相应的政策牵引与支持,仅2019年至2021年的三年时间,预计就可通过产品升级增加1.5亿台智能家电的销售量,同时产生7000亿元的消费增加值。必须指出,在民众基本生活必需品已经完全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汽车、智能化家电等硬件消费需求以及信息消费、文化旅游消费、健康消费等软性消费需求将会变得越来越强烈,顺应与迎合这种消费需求,不仅可以在短期内稳定和提振宏观经济预期,而且可以创造出长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恒久动能。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认识到,在出口半径与贸易顺差渐次缩小以及投资边际递减效应日显强化的背景下,消费扮演的推动经济稳定和良性发展的“压舱石”角色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替代。

 

二、消费市场的痛点与堵点

  

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8228元,同比增长6.5%,但增幅实际比2017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而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度增长幅度降至5.6%,这也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外,通过整理计算官方统计数据可知,2008-2018年,GDP年均增幅为8.87%,财政收入年均增幅为13.53%,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幅为8.21%。过去10年居民收入增幅低于GDP与财政收入增幅并呈现逐年减小态势,而这一时期正好是消费连续萎缩的时间周期,足以说明收入与消费的紧密因果关系与敏感共振效应。

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放缓的同时,住房价格的持续飙升导致了居民家庭的储蓄率不断下降、负债率大幅上升。统计数据显示,相对于过去10年城镇居民收入149%的涨幅,北京、上海、广州与深圳四个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幅度超过了400%,全国大中城市房价涨幅也接近300%。不断飙升的房价不仅掏空了居民家庭的收入存量,而且制造了居民必须为此加杠杆的恐慌性预期。五年前,国内居民买房还有很多人付全款,家庭房贷杠杆率大约只有19.75%,而现在已经上升至55%。由于中国家庭在金融机构的负债以消费性贷款为主,约占居民负债的2/3,而在消费性贷款中,以住房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占八成左右。商品房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不少城镇居民最大的负资产。受到房价快速上涨的驱动,我国城市家庭的负债率已由10年前的19%一路上升至目前的51%,同时杠杆率飙升至114%。不仅如此,中国人民银行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居民存款增速已经从10年前的18%下滑至目前的7%左右。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也可转化为消费,储蓄率的下滑必然引起消费增长的萎缩。同时,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的分析报告可知,债务收入比为1的家庭,收入每减少1%,消费会减少15%;债务收入比超过4的家庭,收入每减少1%,消费会减少17%。目前,我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庭成为了高债务家庭,消费所受影响不难想象。

与过去10年房价日益创出历史新高的繁荣景象相比,从2008年新年开盘日5319的收盘点数到如今的2600点左右,A股10年收出了降幅为105%的长阴线,虽然期间还曾创出5178的次新高,但之后由于遭遇熔断机制、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等多重因素的剧烈冲击,市场表现最终差强人意,其中2018年A股1.45亿投资者人均亏损达到了10.06万元。尽管进入股市的资金可能是投资人手中的“余粮”,但的确有许多人采取了加杠杆方式,而且为了摊平杠杆成本、防止爆仓,他们势必会将增量流动性再度配置至仓位之中,A股牛短熊长的市场生态以及各种内幕交易力量作用下所创造出的“绞肉机”功能,导致绝大多数股民目前依然深套其中。当然,股市投资者不会将所有投到股票市场的资金用于消费,但是如果资金无法变现,其对消费增量所形成的“挤出效应”却是不可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手头资金越来越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人们只能做出减少消费或者降低消费层级的选择。于是我们可以发现,由拼多多平台用户激增、涪陵榨菜与二锅头等低端产品热销引起的消费降级声音不绝于耳,虽然这样的认知存在偏颇,但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象背后因股市重挫等因素而导致的居民实际可用消费资金越来越少的客观事实。

在关注消费支撑力这一重要因素的同时,我们还要正视消费市场存在的诸多其他短板、痛点与堵点。在供求结构上,低端无效供给过剩和中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城乡、区域市场培育和发展不均衡;在市场秩序上,一些消费领域的消费安全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保障,治理体系、诚信体系尚未健全;在市场竞争上,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仍需加快,审慎包容、对称中性的监管体系有待完善[1]。如此复杂矛盾与病症的叠加,最终都会形成一道道横亘在消费者面前的无形之墙,使得公众在因收入约束不能消费的同时,出现不愿消费和不敢消费的窘况与困境,最终也必然抑制消费扩张、消费升级与消费创新。 

  

三、激活新热点与强力补短板的基本思路

  

扩大消费空间的关键在于及时且充分的政策激励与驱动,同时政策的创新应当紧贴市场脉搏,精准选择市场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最大化效果。以此判断,紧跟消费模式多样化潮流、顺应消费提档升级的大趋势、切合消费创新的时代特色与突出高质量供给的基本主题可以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政策聚力赋能的运动轨迹。

1. 按照《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除了重点挖掘汽车消费这一重点板块(汽车消费2018年拉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8个百分点)的市场潜能外,还要有效激活养老托幼、绿色与智能新品以及高端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对此,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将从老旧汽车报废更新、优质特色农产品网络销售、家电产品更新换代以及新型绿色和智能化家电产品销售等多个层面进行不同程度的补贴。动态判断,激励消费的相关政策其实还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比如扩大政府采购范围,创设非补贴性激励杠杆,新能源汽车高速公路行驶减半收费或免费,绿色与智能化家电产品公共场所投放减免增值税等等。

2. 构建全面与持久驱动消费的政策体系。必须承认,从多年前的“家电下乡”,到至今还在持续的新能源汽车购买补贴,公共财政针对特殊市场与特殊产品施与的补助与激励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并且这种政策拉动机制未来可能还会延续。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消费最大的选择权与主动权应当掌握在市场手中,公共政策辅助市场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大程度地调动市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此,在启用与投放单方面可以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时,更应当从战略的高度构建出全面与持久驱动消费的政策体系。

3. 不断优化市场供给应当是政策创新的永恒旋律。一方面,要在继续淘汰落后产能与减少无效供给的基础上,大幅削减行业进入壁垒和放宽市场准入,同时降低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增设进境免税店,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强化竞争机制,实现市场的自我出清与优胜劣汰;另一方面,要加快制造企业智能化的改造脚步,提高企业的产品定制能力与服务响应能力[2],实现企业产品与消费市场的精准对接。此外,还要充分利用5G商用化的契机,全力扩大与升级信息消费,推广超高清电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设备等高端优质产品的应用,同时优先发展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以期加快消费升级的步伐。

4. 针对城乡市场实施差别性的政策布局可以放大政策的落地效果。目前来看,城市消费约占整个社会零售总额的85.5%,维系城市消费的上升势头至关重要。为此,要在加快推进首批步行街改造升级的基础上扩大步行街的试点,并在一线城市与主要二线城市启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试点建设,打造中高端消费载体,同时进一步推动社区商业设施的改造与完善,提高居民消费的便利化程度。在农村,首先要通过税费减免、财政补贴等措施增加实体供销企业与电商企业的服务网点与渠道,其次是运用“以奖代补”的政策大力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的生产与供给,同时面向城市开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的宣传推介,持续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渠道。

5. 消费环境的改善与改良是一项永不停歇的系统工程。除了在宏观意义上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之外,微观上还要重点加强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尤其是要对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环保的产品实行强制性认证;同时秉持产品质量革命的基本理念,通过畅通投诉渠道,减少投诉成本,提高投诉便捷性,落实与推动产品质量终身咎责追偿制度;不仅如此,除了在线上消费实施七天无理由退货外,也要在线下进行购物无理由退货的制度试点;另外,基于信息消费与线上消费日益普及的趋势,应当大力推广区块链技术的落地与应用,以构造出针对消费者个人信息与银行账户安全的天然屏障,同时高纯度地净化消费环境[3]

6. 加速补齐支撑消费的基础设施短板应当是政策突破的重中之重。在城市,必须通过对道路交通的智能化改造最大限度地缓解出行拥堵状况,同时增加停车场、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的点网布局;在农村,一方面要重点拓宽与改造村级公路,彻底解决普遍性的“肠梗阻”问题,另一方面,要增加学校、医务、养老等物理设施在空间上的投放密度,提高村民消费的体验度,对农村旅游设施进行有规划的投资升级改造,打造出极具优良品质的特色旅游产品。当然,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网络设施的完善与健全都是共同的基础设施建设命题,而略有不同的是,城市要重点加快5G商用设施的布局,而农村必须全速提高网络宽带的覆盖率。

  

四、依靠政策创新夯实消费扩容之本

  

必须承认,无论是决策层面的战略认知,还是政策创新的持续赋能,消费都获得了愈来愈充分的定位与支撑,并且这样的思想感知力与政策驱动力还会持续强化,所需要强调的是,未来围绕消费所展开的谋篇布局,除了要在市场层面进行系统性的政策突破与创新外,更为重要且更具实质性的操作方向应当是促进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与家庭财富的不断积累,以牢牢夯实公民个人扩大消费的购买能力。

客观上判断,居民收入在跃上一个新台阶之后,未来继续实现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实现年均居民收入增幅快于GDP以及财政收入的增幅却是完全做得到的。同时,在收入增长面临瓶颈制约的情形下,我们还可以通过个税收入的改革与完善来壮大居民的购买力,而且政策倾斜的重点应当放在中等收入群体身上。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解读,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指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的三口之家人口,数量1.4亿户,约占总人口的28.5%,其中个人月收入在2000元至5000元之间,虽然这部分群体通过新一轮的个税调节已经享受到了免缴个人所得税的待遇,但同时也失去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住房租金,以及赡养老人等六大专项扣除的资格,因此,为了保证这部分人更加饱满地分享到改革红利,增强其收支与购买力,笔者认为今后有必要实施负所得税制。负所得税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个人的收入超过了最低生活保障数额,超过部分应向政府缴纳所得税,此为正所得税;如果个人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数额,便可得到政府发给的救济金,此为负所得税。在负所得税制度下,那些收入越低的个人与家庭从国家得到的补贴相应就越多,同时领取的补贴数额会随着其收入的增加而逐步减少,直至领取的补贴减少为零;而当纳税人的收入达到转折收入以后,他就不能再从政府领取补贴,而是要向政府缴纳个人所得税了,也就是从负所得税转向正所得税[4]。不难看出,负所得税可以最大程度地使个人所得税的红利覆盖到中等收入群体,而且能反映税收的公平性,相应群体的消费能力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加强。

当然,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要通过公共财政支出的增加才可以实现,美国、日本等国的国内消费能力之所以能够持久旺盛,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一个非常活跃且赚钱效应显著的资本市场。目前看来,算上基民与股民,国内参与股市交易的投资人至少有3亿之众,虽然投资者不一定会将股市交易所得全部拿来消费,但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的观点,人们通过股市等博弈场所获得的盈利更容易倾向消费。为此,在股票市场方面,我们必须矫正“重融资,轻投资”以及“上涨就是产生泡沫,下跌就是价值回归”的管理理念,将资本市场置于经济发展的战略层面予以充分重视。为了真实营造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一方面要放宽保险机构、银行理财产品等投资股票的比例限制,让更大规模的战略资本进入股市;另一方面,要加大股票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在扩大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规模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二者投资股票市场的资金比重,从而为股市引进更丰沛的“活水”;不仅如此,要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手段对市场的干预,将投资权利与选择权利交给市场,以培养与造就出应有的市场活跃度;另外,针对股市的长期疲软不振,有必要取消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尚存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一旦股票市场回归本位,并且产生了相应的投资红利,居民家庭便可获得自我减轻债务负担的有效路径,其消费潜能将得到显著激活。

要吸取持续飙升的房价无情吞噬居民财富的历史教训,在坚持“房住不炒”以及“因城施策”理念的基础上,中央及地方政府今后应当始终将坚决控制房价上涨作为政策的火力点,不能因为经济一出现波动就放松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必要情况下可以明确房价热点地区的房价下跌目标,并将其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标准予以约束。另外,要大力发展以长租公寓为主的住房租赁业,一方面将城市建设用地与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更多地投放到租赁住房建设领域,另一方面要在将住房租赁纳入专项扣除的同时,采取税费减免措施刺激更多的资本进入住房租赁业。只有房价稳定下来,居民才可以将更多的增量收入分配到实际消费过程之中。

 

[参考文献]

[1]王青.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稳定和扩大消费需求[N].中国经济时报,2018-12-31.

[2]毕夫.为有效而精准地扩大内需赋能[N].中国财经报,2018-07-31.

[3]张锐.促进消费政策还有更大发挥空间[N].经济日报,2019-02-14.

[4]张锐.负所得税制:收入分配公平尺度的强化[N].证券时报,2018-10-09.

 

编辑:张  舸

New Domestic Consumption Patterns and Policy Adjustments

Zhang Rui

Abstract: Compared with investment and export, consumption has risen to become the primary engine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has become the “ballast stone” of economic operation. At the same time, consumption growth has shown a trend of slowing for many years, and there are still many pains and stagnation points at the market level, such as rising housing prices that have led to a decline in household savings rates and a sharp rise in debt ratios, poor performance in the stock market, useless oversupply in the low end, and insufficient supply in the middle and high end. To expand consumption and maintain consumption potential,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ate new hotspots, make up for shortcomings, keep up with the diversified trend of consumption patterns, conform to the general trend of consumer promotion and upgrade, and make systematic policy innovations and commitments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 innovation; and firmly consolidate the economic basis of support through taxation policy adjustment, capital market improvement and other measures to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Keywords: Consumption Expansion; Market Pain Point; Product Upgrade; Resident Income; Consumption

 

[作者简介] 张锐(1964-),男,湖北孝感人,广东技术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市场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金融创新与制度变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