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泽东的《矛盾论》开启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运用。然而，国外有学者在评价《矛盾论》时，在《矛盾论》的理论来源问题上，把其贬低为对苏联教科书的抄袭。通过对照《矛盾论》和苏联教科书文本，不难发现此说法完全是恶意抹煞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功绩。《矛盾论》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关键词] 毛泽东；《矛盾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A84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3-0027-08

在对《矛盾论》的诸多研究之中，争论激烈且褒贬不一的一个问题在于《矛盾论》的来源问题。其中，国外有学者恶意抹煞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把《矛盾论》贬低为对苏联教科书的生搬硬套。这种观点以“抄袭说”著称。如美国学者施拉姆就曾以“非常拙劣”和“简单抄袭”来评价《矛盾论》，他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中，认为《矛盾论》有相当大的部分,尤其是开篇那几章,几乎是不加掩饰地照搬苏联的教材,而毛泽东用自己的语言表达的地方，结果常常不甚理想[1] 82-83。波兰的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则宣称：“毛的哲学不过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一些平平常常的观点的简单重复。” [2] 149这些观点显然都有失偏颇。毋庸置疑，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仅立足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还创造性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而《矛盾论》的问世，也恰恰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突出贡献的体现。

一、《矛盾论》与苏联教科书的文本对照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矛盾论》形成之前，由于较少能够接触到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毛泽东就曾对苏联的哲学教科书进行过细致的研究。其参考书主要是在苏联盛行的三本哲学著作：西洛可夫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等著述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以及米定、拉里察维基等著的《新哲学大纲》。毛泽东从中整理出大量的理论资源，这在其哲学批注集中可见一斑。因此，苏联教科书是《矛盾论》直接的理论来源这一说法表面上看是有其根据的。

毛泽东在《矛盾论》开篇就提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法则。”[3] 299并补充道：“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3] 299可见，把矛盾法则视为辩证法本质的这个命题并非毛泽东的原创。对照《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可以发现，这个命题实则是转述了该书中第三章第四节的标题“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统一及斗争。”[4] 197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转述或是概括苏联教科书的内容还有以下几个部分：《矛盾论》的第一节关于“两种宇宙观”的论述，主要概括了米丁所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中的第二章唯心论与唯物论中的内容，并且文中关于“形而上学的见解”和“辩证法的见解”的解释则是转述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的表达：“依照第一种见解，所谓发展，是存在物之单纯的增减”和“第二种见解以为一切事物都由于对立的斗争、由于统一物的对立而发展”[4] 198；第二节“矛盾的普遍性”的内容则是提炼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三章第八节“自始至终的过程之矛盾的运动”[4] 212中分析《资本论》研究方法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内容；在第五节的“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中，毛泽东指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原理以及矛盾对立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特征，这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第三章第六节“对立的相互渗透”和第九节“对立之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双方的斗争是绝对的”这两节中也能找到相关的论述，例如“对立的相互渗透，一个对立向他一对立的转变，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同一性，带有相对的、一时的、有条件的性质。两者之间的斗争是绝对的，把同一性作为其动因而包含着”[4] 206-216；《矛盾论》的第六节“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也借鉴了教科书的内容，《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对“以对立的和解为基础”的修正主义的批判详尽阐释了对抗斗争在矛盾中的重要地位，米丁版教科书也通过抨击孟什维克主义论证了这一点。

通过文本对照，不难发现毛泽东所撰写的《矛盾论》确实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在一些特定的概念和内容上的确是转述或是概括了苏联教科书中的相应内容。但如果仅从这一点就把《矛盾论》归于是对苏联教科书的抄袭，难免有失偏颇。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5] 702-703且不说毛泽东借鉴苏联教科书的做法本身就符合理论建设的一般规律，即吸收前人优秀的理论成果，更重要的是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表达了很多同苏联教科书体系不同的、甚至是超越它的独到见解。

首先，从整个文本论述的结构上看，相较于苏联教科书，毛泽东对于矛盾法则的论述更具系统化和科学化。苏联教科书是在论述质量互变规律中穿插着对矛盾法则的论述，而《矛盾论》则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采取总分结构，对矛盾法则中的各原理的论述更加清晰和集中。例如在苏联教科书中对矛盾特殊性的论述基本是零散的，而毛泽东则集中阐释了矛盾特殊性——“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3] 317，并且毛泽东还以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详细阐释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也是他对苏联教科书的创新和超越所在。

其次，从论述的重点来看，苏联教科书更加侧重于强调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根本矛盾，尤其突出了生产力在诸多矛盾之中所起到的主导性作用。相比之下，毛泽东更多地关注矛盾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特殊性以及矛盾的各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交互作用。例如，在分析资本主义从自由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一历史过程时，苏联教科书着重突出始终贯穿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根本矛盾。而毛泽东则指出，虽然根本矛盾不变，但是由于矛盾的其他方面发生了变化，所以帝国主义相较于自由主义则展现出不一样的阶段性特征。不仅如此，在分析诸多矛盾中谁起主导性作用的这个问题上，毛泽东超越了苏联教科书中只局限于生产力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他不仅详尽地论述了在教科书中只言片语提到的主次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他还强调矛盾的主次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原理。对此，他认为如果始终把生产力、社会实践和经济基础视作诸多矛盾中的占主导地位的矛盾，必然会陷入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之中，“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3] 325毛泽东对矛盾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的关注，使他不仅避开了苏联教科书中“经济决定论”的片面性，还独创性地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这正是《矛盾论》超越苏联教科书的价值所在。

通过上述的对照分析，不难看出“抄袭说”这一论断的片面性，那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超越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原因何在呢？根本在于毛泽东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矛盾论》绝不仅是对苏联教材的简单摘抄，而是在取其精华的改写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加工与升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6] 81苏联教科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同苏联的实践背景和理论发展背景紧密相连，明显带有“苏联化”的色彩。其中关注根本矛盾和生产力因素占主导地位的这一倾向，正是受到第二国际时期的“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并且也是苏联理论工作者在批判德波林学派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与苏联理论工作者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是立足于中国复杂且多变的矛盾环境中，将具体且深刻的中国革命实践经历融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中，并且毛泽东还利用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创造性地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起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中国化见解。

二、《矛盾论》与中国革命实践

哲学家罗素在撰写《西方哲学史》的过程中指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独立的思考，而是曾经各种体系盛兴过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和成因。”[7] 5可见，对于哲学或是某思想家的观点与著作的探究，不应只关注哲学家的哲学思想本身，更应从其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的影响中去评价其哲学成就。那么，将《矛盾论》置于中国革命进程来看，就不难发现，毛泽东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既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革命实践，又对实践得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加工、总结和升华，使其上升为系统化的哲学理论。因此，《矛盾论》不仅是中国长期以来革命经验总结和升华的产物，更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强大理论武器。

更加不可否认的是，《矛盾论》深深根植于中国革命实践的土壤，这与毛泽东丰富的革命经历有关。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亲自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使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矛盾和中国革命斗争情况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和认识。他在《矛盾论》中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并非单纯源自苏联教科书的启发，他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与运用始终贯穿于整个革命实践过程中。《矛盾论》以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为出发点，提出了真正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而早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就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3] 109-115的颇具辩证法思想的论断，并且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 112就此而言，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只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转述和解释，而是更加注重将基本原理同具体实践的融合创造。早在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已经初具轮廓。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曾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矛盾特点进行过深入细致的分析。除此之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他之所以能够论证中国红色政权必然存在的客观依据，是因为他深刻领会了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矛盾现实。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与深入，丰富的革命经历成为《矛盾论》更加深层的理论来源。《矛盾论》中毛泽东所结合的中国革命实例一共有14处，例如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诸多矛盾来论证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又如利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呈现的阶段性特征来论证矛盾的特殊性原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反“围剿”等革命实例,都是毛泽东以中国化的视角解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钥匙。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所得出的结论：“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8] 65。将《矛盾论》置于毛泽东先前的理论和实践中来看，就不难发现《矛盾论》的诞生不仅是毛泽东对以往哲学思想的总结和升华，更是深深根植于中国革命实践之中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矛盾论》的基石，那么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就是《矛盾论》的灵魂。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6] 113《矛盾论》不仅是从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的，更是进一步推进中国革命进程所需要的理论指南。在前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熟，最突出的表现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上的短板。这就给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以滋生和传播的空间。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留苏派”常常以马克思主义专家自居，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只局限于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照搬苏联模式经验而忽略了具体的中国实际。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中寻章摘句，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攻击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将其贬低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将中国革命引向歧路的做法，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程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其中以瞿秋白为首的“盲动主义”错误，以李立三为首的“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错误，就是最好的例证。相较之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扎根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理论、建设理论,并不断总结经验,发展和升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纵观党的历史，遵义会议虽然严厉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左”的错误，并在党内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上恢复了毛泽东的指导地位，但不足之处在于其并没有从根本上肃清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已经证明:教条主义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既有碍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对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更难以在理论上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果实。因此，在抗日战争的历史条件下，为了从理论高度上批判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从思想根源上全面肃清教条主义，奠定党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矛盾论》应运而生。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矛盾论》既不是书斋中的产物，也不是对任何书本的生搬硬套。它的诞生凝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更满足了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需要。 

三、《矛盾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从文化的传播史上看，外来文化要在本土生根发芽，不仅要满足本土的现实需要，还必须吸纳本土文化的优秀成果。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有效地指导中国实践，真正被中国人民所接受、认同、内化，不仅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还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诚然，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撰写《矛盾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毛泽东并非生搬硬套其中的原理，除了立足于中国的革命实践之外还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去加以归纳和解读，这也正是《矛盾论》相较于其他言语晦涩的哲学著作而更具有较强可读性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深刻把握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思想，这在《矛盾论》中大量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例子可见一斑。《矛盾论》全文中引证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传说的地方一共有9处。例如引用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和魏徵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两句中国古代箴言，来阐释辩证法中的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在强调了全面客观地认识事物不仅要深入把握事物的内部规律和相互联系，还应当了解矛盾的各方特点。对此，毛泽东还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3] 313，并引用“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充分论证了辩证法原理在军事战术中运用的优越性所在；除此之外，在论述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毛泽东也引用了“夸父追日”“羿射九日”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来加以解读和论证，特别是在论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的原理时，毛泽东充分结合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原理说的是，处在对立面的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依赖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其实，中国古代哲学先贤们早就洞见了相互依存关系的矛盾双方，例如在中国典籍中常常出现的这些字眼：天地、阴阳、否泰、刚柔、进退、是非、曲直、攻守、祸福、生死等，都指出了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并且中国哲学更侧重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原理，即矛盾的同一性。阴阳作为简朴而博大的中国道家哲学思想，其中所展现的阴阳互体、阴阳化育、阴阳对立、阴阳同根这四对关系正是矛盾同一性在中国哲学中的最好诠释，北宋欧阳修撰写的《易问童子》中提到的：“乾坤一元，阴阳相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同样中国典籍《老子·五十八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典故说的也是“祸福”这对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道理。

正是因为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使得毛泽东在解读矛盾的同一性时不仅没有停留在苏联教科书的概念和定义当中，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充分融合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其更接地气。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先是列举了生与死、上与下、祸与福、顺利与困难等一些通俗易懂的概念来诠释相互依存的矛盾双方，而后以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来解读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他指出“‘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3] 333毛泽东利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反相成”的思想来说明矛盾同一性原理时，并不仅仅是把中华民族的智慧当作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注解，而是将其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将中华民族的智慧融入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之中，丰富并发挥了矛盾双方相互对立又相互转化的思想。并且，在此后的实践当中，毛泽东也充分运用了这一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转化思想，这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分析中日双方优势与劣势相互转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出场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的应有之义，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做到了这一点，这不仅仅使得《矛盾论》超越了苏联教科书体系，同时也启示着之后的理论工作者，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要注重同中国传统优秀理论成果相结合。

顾海良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主要是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实践上升到理论的过程”[9] 1。毛泽东所撰写的《矛盾论》确实做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创造性地将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以精炼准确、通俗易懂的语言阐发出中国化的矛盾学说。 

[参考文献]

[1]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M].田松年,杨德,等,译.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叶卫平.西方“毛泽东学”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西洛可夫,爱森堡.辩证法唯物论教程[M].李达,雷仲坚,译.上海:笔耕堂书店,193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8]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董乐山,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

[9]顾海良,丁俊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第一卷·1919-1949[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编辑：汪智力

On the Achievements of Mao Zedong in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 Refutation of the "Plagiarism" View

Chen Renfeng，Pang Hu

Abstract: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of Mao Zedong started the application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in China. However, some certain foreign scholars degraded it to be the plagiarism of Soviet textbooks when evaluating the theoretical source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By comparing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and the textbooks of the Soviet textbook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is statement is completely malicious to erase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of Mao Zedong. As a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actical experienc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is a demonstrative model for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words: Mao Zedong;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Marxism in China; Chinese Revolu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作者简介] 庞虎（1978-），男，山东聊城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发展研究所副所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