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课将催生人类课程新时代
作者:刘雍潜 雷祯孝 张光富 雷霆 任涌      阅读量:732      时间:2019-02-28

 [摘 要]电影课是将经过严格筛选的电影引入课堂,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学科教学、电影观摩与行动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对学生开展以人格精神塑造、知行合一培养、生命文化感知等为主要内容,最终实现书本课程、行动课程、电影课程交相辉映的人类课程教育新模式。1994年中国开始将电影引入课堂,经过多年的实验实证,电影课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得到了中国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国内外业界人士的广泛支持。电影课实施主要包括:让学生每周观看整部好电影,将学科学习与相关电影一一对应,实现书本课程、行动课程、电影课程相交融。目前电影课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电影版权问题,要成立国际版权研究促进组织、电影课国际版权同盟等专门机构,承担界定和管理“学校版权”、协调电影课版权相关公共事务等工作,同时凝聚关心支持电影课的组织及个人力量,不断争取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推动中国电影课事业行稳致远,在世界上定格更美的“中国影像”、传播更多的“中国声音”。

 [关键词] 电影课;课程改革;行动课程;生命文化;课程融合;电影版权

[中图分类号] G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9)02-0061-12 

一、电影课是中国精神层面的积极成果

中国在前进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其中许多领域都来自经济技术层面。那么,有没有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成果呢?答案是肯定的。

最近20多年,是什么成果,让日本国会议员小野晋也三次会见?让日本电影大学校长亲自来华拍摄纪录片?是什么成果,让美国国会前参议员、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多德发出访问白宫的邀请?让美国驻华大使为中国的小学生颁奖?是什么成果,让英国的知名杂志把中国的学生作为封面人物?是什么成果,让教育部多次下文,将其列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是什么成果,让崔永元、顾明远、于蓝、刘道玉、张侃、钟志华等纷纷发声支持?

也许就是这一成果,很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课程,很可能培育出中国未来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也许就是这一成果,让中国未来的公民在人类文化遗产的富氧中,生长成为胸怀世界、学习世界、服务世界的国际公民。

这一成果叫电影课。

二、什么是电影课? 

电影课是将经过严格筛选的电影引入课堂,在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基础上,通过学科教学、电影观摩与行动实践相结合的方式组织教学,对学生开展以人格精神塑造、知行合一培养、生命文化感知等为主要内容,最终实现书本课程、行动课程、电影课程交相辉映的人类课程教育新模式。最简单的理念就是:好电影也是书,好电影也是饭,好电影也是药。不要让学生看所有的电影,要所有学生看最好的电影。我们无法把学生带到全世界,但是电影课可以把全世界带给学生。书本课程、行动课程、电影课程交相辉映,很可能形成未来人类课程的新模式。

电影课已经在中国实验实证了24年。电影课的教学内容是从全球30多个国家100多年生产的30多万部电影中反复筛选的适合学生观看的精品极品电影,这些电影的评选标准是经久不衰、百看不厌,值得每一名学生至少看一遍。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陆续有579所小学、中学、幼儿园参加了实验实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电影课实验在中国》,对这一实验实证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回顾[1]

近年来,机器人、人工智能、中国制造成为热点话题,它们引领了技术新时代和经济新时代。那么,电影课也有可能引领精神的新时代、课程的新时代。

笔者团队曾在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大会上给学生和老师们播放了一段电影纪录片:一只屎壳郎得到了一个大大的粪球。它欣喜若狂,准备推走粪球,将粪球作为它们全家的满汉全席。由于它倒推粪球无法看路,不知不觉将粪球推向了一个陡坡,然后稀里哗啦滚了下来。但它心态很好,没有气馁、没有低落,走错了,纠正过来就是了。这时,粪球被树枝插进去推不动了。面对这一情况,屎壳郎会怎么办?首先,它开始举重,不行。然后,它在粪球下面刨坑,看看粪球能不能滚下来,还是不行。最后,它到背面去调查研究了一下,原来是树枝插进去了。好了,倒推。出来了!台下很多博士生导师,情不自禁为屎壳郎鼓掌。

两分钟的纪录片,可能是摄影师偶然拍到的,但却反映了屎壳郎善于动脑筋想办法的特点。它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这一段电影可不可以当课文?是不是比文字更吸引学生?

现在学校要求背诵的、强记的、考试的几乎全是知识,学者强调的几乎都是技术和能力。而笔者认为,在这两者之上,更重要的是精神。古人说:文以载道。其实好电影也载道,载的是人类文化遗产、人类精神之道。古人读古文,不只是学习语言文字、文法句读、修辞造句和作文技巧,更重要的是学习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学习做一个好人。精神就是贯穿于技能和知识之中的。

好电影也是书,好电影也是饭,好电影也是行。什么是行?旅行,研学旅行;行动,行万里路,行动课程,在做中学;行知,行动中求知、求良知,做到知行合一。这构成了电影课重要的三大方面。

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电影课教学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可,也得到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肯定和鼓励。2017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武鸿麟的提案《关于积极推进电影课教学助推学校素质教育的建议》提交到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2],提案摘要如下:

目前,电影课的研究和实践这一开拓性、有国内外知名度的教学事业,却面临诸多的问题、困难:电影课的日常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需要全职的人员。但作为电影教育专委会的日常主要负责人兼工作人员,都先后放弃公职,从事电影教育,没有工资,没有社会保险,没有医疗保险,完全为无私奉献。而且无专门研究经费,靠参与实验的学校分担“一点羹”。这种条件下,电影课研究和实践的传承、推广很受局限,已难以为继。

为积极推进电影课教学,助推学校素质教育发展,建议如下:

(一)充分认识电影课教学对于促进教学改革、助推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作用,给与专门的扶持。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派员考察调研,听取电影教育专委会及相关参与单位和专家及研究实验人员的汇报,总结经验,纳入教育规划,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和支持电影课的持续发展。

(二)建立电影课研究、实验、推广专项基金,资助电影课专题研究和各项实验活动。

(三)指导帮助健全电影教育专委会,以“官助民办”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充分发挥电影教育专委会在研究、实验、推广电影课的主体作用。

(四)对参与电影课研究、实验的学校,给与相应的政策支持和鼓励;及时总结经验,统筹教材,不断向其他各类学校推广,并组织电影课研究、实验的国际交流合作。

(五)积极创造条件,筹建专门的电影课实验学校、电影课教育研究所、电影课博物馆、电影课国际合作研究中心等等。

(六)引导和鼓励有志于办学改革的国内外基金会、学校、企业和社会人士,加入电影课研究与实验,合作发展。

2017年10月26日,教育部用国徽红头文件答复武鸿麟委员。部分原文摘要如下:

(一)教育部高度重视影视教育;

(二)电影教学是深受师生欢迎的教学方式。电影等教学资源,丰富了课程内容和形式,增强了课程的开放性和教学效果,提升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教育部积极鼓励和支持,一方面结合实际,在学科教学中采用电影教学;另一方面,结合地方和学校特点,开设电影赏析等特色课程,强化影视教育,增强育人效果。

(四)关于以“官助民办”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挥电影教育专委会的作用,以及鼓励基金会参与电影教学研究和实验的建议,民政部作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下一步,将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相关政策措施,配合教育部门做好从事影视教育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扶持工作。同时引导各地加强舆论宣传,对基金会等社会组织参与电影教学研究和实验的成功案例进行宣传报道,带动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推进教育创新和发展素质教育方面的积极作用。

教育部的答复函表明了重视影视教育的态度,对电影教学的积极意义予以了肯定,并提出了鼓励和支持电影教学发展的政策措施,为电影课的未来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电影课发展与课程新时代 

300年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发明了班级授课制,为工业化培养技术人才。今天,当新时代到来之际,人类的课程也进入新时代。

(一)把好电影引进课程,是许多中外学者的梦想和预言

19世纪末,人类发明了电影。1994年,人类开始实验将好电影引进课程。不少知名学者表达了实现电影与课程融合的愿望。《爱迪生传》第七部分《让电影走出实验室》里说:“大部分的教科书,只有30%的效率。”[3]“教科书绝对不能教我们的男女孩子们怎样去发展个人的天能,怎样得一个好的生活;那只有从生活的教育上着手,才能做到。要表现这种教育最有效力的方法,而且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用电影机”[3]。爱因斯坦在写给纽约罗里奇博物馆的信中说:“电影作为一种对人类精神幼年时期的教育方法是无与伦比的。”鲁迅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记载,“有一天,在一处筵席上,我随便的说:用活动电影来教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埋葬在一阵哄笑里了。”[4]席上发笑的人没想到,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鲁迅的预言和梦想已慢慢实现了。蔡元培于1932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自任主席。他号召“中国要有世界一流的电影教育”,他还支持自己的学生郭有守、孙明经做了大量将电影引进学校的具体工作。虽然由于种种原因,电影教育没能在当时普遍推行,但众多中国学者为之研究、宣传而付出的努力,却为电影课从中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二)中国大面积大规模长时间实验实证电影课

1980年8月2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336期刊载了《人才学研究会筹备组成员雷祯孝同志对大中小学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工作的建议》,其中一条是“编映课程电影”。《人民日报》1999年1月5日《历史档案》栏目重新公开发表了这一建议[5]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部或几部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带来巨大启示的电影。但人们初次接触这些电影时,却常常是在不经意间。大多数电影主要是以商业娱乐为主要目的。对于青少年来说,适合他们的、给他们带来积极影响的电影总是被淹没在浩瀚的商业电影的海洋之中。因此,开展电影课实验,有计划地选择适合青少年观看的影片尤为关键。

电影课的选片原则只有八个字:经久不衰,百看不厌。入选电影课的影片必须值得每一代学生至少看一遍。选片的范围是1895年以来的在电影院放映过的30余万部真人故事片和动画电影,以及不计其数的纪录片。

电影课实验非常尊重学生的反馈意见。从2012年起,组织发起了“学生奥斯卡”的评选工作。美国的奥斯卡被戏称为“成人奥斯卡”,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学生元素。所以,实验团队便产生了一个想法:由学生来评选自己喜欢的全球电影。到目前“学生奥斯卡”评选已举办了两届,每一届各评选出近两年全球电影中最适合学生、最受学生欢迎的电影。

从1994年第一所电影课实验学校诞生,到2017年11月底,23年来,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578所中小学和幼儿园,马来西亚一所华语学校,已陆续登记注册成为电影课课题实验学校。按照这一数字估算,约有近80万名在校学生和3万名教师,曾经或正在成为电影课的实验者和开拓者。历年来共有超过300万学生直接受益。正如主持人崔永元在2006年1月7日《小崔说事》节目中所说:“爱因斯坦的想法,鲁迅的想法,都没有实现。但是雷老师(指本文作者雷祯孝)把它实现了。他开了一门课就叫电影课,而且非常受欢迎。”

(三)电影课、书本课、行动课交相辉映的“交响课程”

人类课程经历了两个时代,正在走进第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行动课程时代,第二个时代是书本课程占统治地位兼有行动课程的时代,第三个时代是行动课程、书本课程、电影课程交相辉映的时代,简称为“交响课程新时代”。

人类在将文字引入课程之前,开展学习用的是行动课程。幼儿在识字之前、读书之前,进行学习也用的是行动课程。学生从学校进入社会后,仍然在继续学习,他们除了读书之外,更多地也是在行动课程中得益。

中国古代有深厚的行动课程传统和实践(如图1)。《易传》解说《易经·蒙卦》云:“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倡导以“果行”作为课程。“果行”就是生产果实的行动,包括勇敢捕猎的行动,英雄救人的行动,捕猎、驾车、酿酒、弹琴等,都是最早的行动课程。荀子说:“学莫便乎近其人。”古代学者几乎没有不带学生出游的。宋代有一名被欧阳修称为“教学之法最备”[6] 697(《胡先生墓表》)的胡瑗先生,跟随他游学的“尝数百人”[6] 697。学生跟着胡瑷登泰山,诵读前人登山的文章诗词,弹奏山的音乐,欣赏山的绘画,品味山的人格象征,再来创作关于山的作品。胡瑗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7] 157王阳明《传习录》说道:“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8] 57(《答顾东桥书》)古人总结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成为行动课程时代的格言。如中国武侠,提三尺剑走天下,拜师交友,惩恶扬善,荟萃百家,自成一体;清代文学家彭端淑写一个穷和尚游南海的故事,题目却是《为学》,足见学与行的互通与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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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欧美国家同样重视行动课程的理论与实施(如图2)。英国哲学家培根提出了感觉论和归纳法,他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唯一源泉”,奠定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基础。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受其启发,写了《大教学论》和《泛智学校》,提出“直观教学”,认为“一切知识都是从感官的感知开始的”。他是班级授课制的发起人,在设计班级授课时留出了暑假和寒假,目的主要是给学生设置行动学习的时间。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认为,儿童智力的发展起源于动作。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在做中学”,就是在行动中学。他的学生改名陶行知,就是表示特别注重在行动中求知。21世纪初传入中国的华德福学校也特别注重行动课程,鼓励学生自己动手建设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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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讲的实践教学、活动课、体验教育,都属于行动课程,但它们大多过于零散,既没有课程标准,也没有课程体系,更没有学分。因此,根据不同的课程内容,笔者团队尝试将行动课程划分为6大类:劳动性行动课、观赏性行动课、训练性行动课、旅游性行动课、社会性行动课、实验性行动课,6类课程之下又具体包括36门课程(如图3)。系统化、精细化将是新时代行动课程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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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呼唤课程的变革和融合。书本课程已经出现了2000多年,如果将行动课程、电影课程与之融合,形成交响乐一样的新课程,将会使人类课程大变样:将行动引入课程,成为行动课,简称“课行”;将文字引入课程,成为文字课,简称“课文”;将电影引入课程,成为电影课,简称“课影”。电影是行动课程的延长,文字是行动课程的桥梁。今后的课程,一定是“课行”“课文”与“课影”交相辉映、相辅相成、携手并进。

行动课程时代的口号:君子以果行育德,学莫便乎近其人;

书本课程时代的口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新时代课程的口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万部电影!

四、电影课实施三部曲

(一)第一部曲:整部好片周周看

1. 必修电影课:不要让学生看所有的电影,要所有学生看最好的电影。电影自问世以来,影片不计其数,其中既有代代传承的百年经典,也有风光一时的应景之作。要发挥电影教学的正面作用,就必须做好把关,遴选最经典、最深入人心的影片进入电影课名录。要从严掌握必修电影课入选的标准,在必修电影课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每增加一部就要退出一部。在世界上评价电影的两个主要标准——奥斯卡等评奖和全球票房之外,形成第三个评价标准:入选电影课。从电影课的遴选实践来看,89届奥斯卡奖评出的89部最佳影片,只有31%入选必修电影课。一部电影是否经久不衰、百看不厌,要看过了20年、80年,那时的学生还愿不愿意把它当做书来读。满足这样标准的电影才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极品。那些主要依靠新技术冲击票房的电影,如《阿凡达》,很有可能被时间淡忘;反而,如1937年美国迪士尼拍摄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1961年拍摄的中国动画《大闹天宫》等影片,却永远不会被遗忘。

2. 选修电影课:没有办法把学生带到全世界,却可以把全世界带给学生。选修电影课主要选取神话传说、世界历史与文化、名人传记、世界名著等题材,是学生了解世界、内化修养的重要窗口。如《电影中的世界文明史》包含了远古神话和传说、古希腊罗马神话、古犹太神话、阿拉伯神话、原住民、三大宗教、世界战争、种族变迁、美法德俄日等国历史、重大灾难等等。《世界大名人传记电影》《世界大名著改编电影》等更是凝结了人类文明的精华。

3. 电影课自助餐:弱水三千,取一瓢饮。电影课自助餐是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自主开展电影观摩活动的电影教学形式。天天电影课,处处电影院。电影课自助餐既是一种特殊的阅读,也是一种阅历和人生启迪。在此基础上,按照学生兴趣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增强和巩固这种启迪。多年来,不少电影课学校结合学生社团活动,在开展电影课自助餐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第二部曲:学科电影课对课

将学科学习与相关电影一一对应,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学习与现实理解相融合。按照教育部的课程标准和各地教科书,笔者团队着手进行了课文和电影“课对课”的整理,对语文、科学、历史、道德与法治、心理健康、生物、地理、自然、音乐、美术、体育等进行了学科电影整合,或直接对应,或触类旁通,完成了90-96%学科的“课对课”。同时通过开展“开发一课,共享百课”活动,激发电影课实验学校的创新积极性。目前全国获奖的电影课课例已达到600多课。我国语文课程中,已经完成了6种教科书版本1000多课的96%的课文与电影对应分类打包;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课程中,93%完成对应打包;电影班会“道德的界限”40期。所有约20万GB的“课对课”资源,可用3种方式瞬息检索:一、主题分类浏览;二、课文名搜索;三、关键字搜索。这些数以千计的电影资源投入学校试用后,为学校电影课教学带来了丰富的资源。然而,教师使用电影片段上课,仍是电影课的初级阶段。现在,一些学校开始建立海量本校电影课资源库点播系统,逐渐进入电影课的中级阶段。

(三)第三部曲:交响课程新开发

电影课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让学生增长智慧,更重要的是通过课程共融、交响,让他们领悟生命的真谛,灵魂得到升华。开发电影课学材正是实现电影课交响共融的重要途径。近年,一些电影课实验学校围绕电影课教学终极目标,总结教学实践经验,组织开发了一批成功学材案例。如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开发了一门《生命文化》校本学材,共8个单元40课,将原有的小学科学、语文和思想品德课本中与生命相关的课文和课时单列出来,用高清纪录片作为课本,用书本作为课程的菜单和目录,使学生了解和体验多种生命的艰难和精彩,从而激发自身生命的正能量,焕发生命的活力。

1. 为什么是学材,而不是教材?电影课将“学”作为中心,开展教学的主要依据不叫教材,而称为学材。现在的幼儿教育大多被称为“幼教”,而古时叫“幼学”,如《幼学琼林》;荀子写了《劝学篇》,就不再写《劝教篇》;“督学”一职,为何不叫“督教”?这都表明学生应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当学生可以直接自由点播学习资源的时候,教师讲课这种形式就不是唯一的方式了。因此,这本书不再称为教材,而是“校本学材”。

2. 为什么是生命文化,而不是生命科学?什么是“生命文化”?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所长、协和医科大学教授陆莉娜为《生命文化》作序说:“生命文化与生命科学是有区别也有联系的。生命科学更多研究物质的生命,生命文化则更多研究精神的生命。如果说生命科学是普遍如此,那么生命文化就是个体选择。人类惊讶地发现,原来动物也有生命意志,也有生命艺术;有生命的智慧,也有生命的情怀。”

“如果法布尔还在世,他一定会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的摄影技术,来续写他的《电影昆虫记》。BBC的大卫·艾登堡禄就是现代的法布尔的总代表。他解说的片名里含有‘生命’的纪录片已经有很多套集。有无数的摄影师,守望在我们去不了的地方,凭着坚持和运气,拍摄下来以前人类并不知道的自然界的生命奇迹。”

“我们以前认识的生命,或许有些看法要有所改变了。这些高清的纪录片,是人类对世界的进一步发现。以前认为使用工具是只有人类才有的,现在看来要质疑了。以前认为文化只是人类才有的,现在看来也要质疑了。”

或许有人质疑:不能把本能当作文化。诚然,捕食是动物的本能,但是捕食的智慧并不在于每一只狼有同样的智慧,或是同一只狼在不同状态下有一样的智慧,而在于有选择、有个人情感因素。例如织巢鸟必须将巢穴织得又牢固又美观,才能获得雌鸟的爱情;相同种类的天堂鸟,布置出来的婚房各式各样。除了受环境条件的制约之外,更有自己审美价值的具体体现。可见,它们的欣赏也有个人因素,它们的挑选就是文化。

五、电影课效果、反响、版权及展望

(一)电影课受益学生大放光彩

多年来,电影课培养并影响了数百万学生,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逐渐成长为各自行业的优秀人才。武赫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武赫在山东青州电影课实验学校上小学。她9岁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唱《电影课之歌》,由CCTV6播出后,被电影课组织发现。之后,武赫一直受到电影课组织的培养与呵护,直到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录取。武赫现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唯一的亚洲籍演员。由她扮演第一女主角林黛玉的英语歌剧《红楼梦》在各国演出。2015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夫人访问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参加欢迎演出的武赫受到主席夫人的亲切接见。

(二)中国政府、美国和日本对电影课积极关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统计研究认为:电视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负面大于正面;电影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则正面大于负面。电影课实验实证得出结论:电影课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极度正面且零负面。

中国电影课受到美日等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赏。2014年,在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活动中,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克里斯·多德(前美国国会参议员)和美国驻华公使等会见并与“爱电影,电影课公民外交小使者”学生代表合影。北京的小学生代表雷镕逍用英文发表倡议书并提出,优秀电影可以帮助学生增长知识和扩大全球视野,成为推动美好世界发展的核心力量。倡议得到出席嘉宾高度赞赏。美国电影协会中国区总裁冯伟先生特别向美国嘉宾介绍了电影课20年来在中国开展的情况。

2002年以来,日本多次邀请电影课组织成员、本文作者雷祯孝先生访问日本,在日本七大城市演讲,并受到日本国会议员小野晋也3次会见。日本电影大学校长千叶茂树曾来华拍摄48分钟电影课纪录片《电影课在中国》。日本《致知》杂志发表关于电影课的长篇对话。在此推动下,日本童梦电影教育基金会获准成立,并聘请雷祯孝先生担任最高顾问,邀其为日本电影课制定规划并输送电影课师资。

中国电影课的对外推广也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在一些华文教育较发达的国家传递“中国影像”和“中国声音”。据了解,马来西亚现有2000多所华文小学,60多所华文中学。所有的华文教育办学经费,基本上都是由当地华人自筹。因此,中国电影课组织基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在尊重相关电影原有版权拥有者权益的基础上,针对马来西亚华文课本中涉及中华文化的课文,一课对应一课地进行了电影汇编,并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向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免费捐赠了这些电影课汇编作品的使用权。此后,还委托马来西亚行知文教发展中心向全马来西亚的华文学校捐赠这些汇编作品。

随着电影课理论和实践的不断丰富,电影教育日益受到中国政府部门和相关行业专家学者的肯定和关注。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先生在长期考察的基础上,为电影课题词:“学校开设电影课,教育史上第一遭。”中国科学院将电影课确立为“知识创新前沿科学项目”。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并展出了全国电影课研究团队编写和出版的113种图书。2008年,教育部、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同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通知》(教基﹝2008﹞15号),要求“将影视教育纳入中小学教学计划,充分发挥优秀影片的育人功能”[9],为电影课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从电影课上升到办新学,从办新学上升到精神新时代

电影课有可能改变学习的模式。仿生学启示我们,刚孵出的小鸟,张着大嘴,吞食妈妈从嘴里吐出来的咀嚼过的食物。只要能走能飞了,小家伙们就在妈妈的带领下到地上水中空中寻找食物,不再向妈妈要食物了;过去,教师仅靠阅读文字图片而反刍给学生的教学模式,可能会逐渐被淘汰。直接面对学习资源,将是人类学习史上的一项新突破。

电影课有可能改变教师的角色。电影课帮助实现了学生为主体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式学习,这就使得教师将变成学习服务员,在电影课教学活动中,学生将成为真正的主体。这一观点得到许多专家的赞同。美国教育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托克利认为,电影课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全球意识。一位日本朋友说,中国这批在成长过程中上过电影课的孩子,今后在联合国、奥委会、国际经济组织等各种领导席位的竞选中,可能具有更多的优势。因为他们的全球意识是从小养成的,他们也许更能胜任领导各种世界事务。

电影课不仅使孩子能在轻松愉快中受到全人类宝贵思想文化艺术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为不同文明在全球共同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直接对话提供了平台,促进整个人类的沟通和国际合作。有人说,电影课在国际和平上的意义,说不定能胜过英语,因为它不仅帮助人们实现了语言互通,更重要的是沟通了思想,沟通了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沟通了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果真如此,电影课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善莫大焉!

(四)电影课版权之困

怎样才能让全球的学生都能上电影课?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就是电影的版权问题。美国是电影产业大国,办学实力雄厚,学生学习具有很强的主体性和研究性,但在美国却没有组织和个人把电影大规模地用于课程学习并向全球推广,原因就在于严格的电影版权保护制度;日本受版权保护的电影录像不得在学校和班级放映,因为涉及到公共场合放映权。且公共场合播映权拥有者也不明确,即使有意放映付费电影也很不方便。可见,不少国家版权法律并不细致,而且许多环节都不尽方便合理。

保护合法版权是毋庸置疑的正当行为,但是可以通过细化和调整,使之更加合理便捷。

按照目前电影版权的价格,选入学生电影课的近2000部电影,任何一家企业都无力全部购买。因此,必须探索一条既保护了电影版权,又能让学校普遍开设电影课的新路。比如就利用目的而言,可尝试把“学校放映权”同一般的“公共场合放映权”区别开来;把学校开设电影课程,同学生自愿到电影院买票观影区别开来;把学校为了丰富教学资源而剪辑电影片段整合使用,同影视开发商为了赢利而剪辑利用影视片段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可以把区别出来的版权定义为电影的“学校版权”,在对其使用进行严格界定后,给予其政策优惠,应该是电影版权法规体系中应该补充的一条重要原则。

为此,特提出如下建议:

1. 成立电影课国际版权研究促进组织,充分号召学校师生和相关学者代表参加,进一步明确哪些电影拥有“学校版权”;

2. 由电影课电影版权拥有者代表和电影课国际研究促进组织代表组成电影课国际版权同盟,对电影的“学校版权”进行管理;

3. 电影课国际版权同盟负责接受电影课版权的有限捐赠、让价出售、保底分账,根据电影课学校需要投资拍摄填补空白性质的新电影,或老片重拍,对开课电影进行年度评奖和颁奖;

4. 呼吁一切关心下一代成长的组织和人士积极协调财力、人力等优势资源,加速推进电影课的研究和推广组织工作;

5. 呼吁30多个电影大国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促进国家政府就电影课电影版权等问题的研究,制定电影课国际合作章程或者公约,支持电影课国际研究促进组织的运作与发展。

如果电影课版权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不管多么贫穷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条件开设电影课,全人类的素质会大大提高,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也会大大加深。

(五)现在还是电影课的初级阶段,200年后将实现普遍使用电影课、书本课、行动课交响学习

随着电影课理论与实践的日益成熟,一批批电影教育培养的人才被社会欣赏和认可,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个人了解、理解到电影课的意义所在。但是从总体看,中国电影课还处于初级阶段,今后的发展既面临着挑战,也充满了机遇。只要政府重视、社会关心、组织得力,中国电影课事业一定会行稳致远,越来越多的学生将有机会在电影课、书本课、行动课的交融中逐渐成长,中国电影课也将在人类教育史上绽放异彩,定格更美的“中国影像”、传播更多的“中国声音”。  

[参考文献]

[1]王珠珠.电影课实验在中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电影课”上了2017年两会提案[EB/OL].励志院线,2019-01-02.http://www.lizhifilm.com/default/dashijiIndex.action?pagination.pageNo=2&pagination.bigPage=1&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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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胡  梁

Film Class will Give Birth to A New Era of Human Curriculum

Liu Yongqian, Lei Zhenxiao, Zhang Guangfu, Lei Ting, Ren Yong

Abstract: The film class introduces the strictly selected film into the classroom, and organizes the teaching by subject teaching, film watching, and practice based on fully respecting the subjective status of the students, thereby carrying out the shaping of the personality and spirits, and combination of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the students, and awareness of life and culture, and finally forming a new human curriculum educating model integrated with textbook teaching, practice educating, and film class. In 1994, China began to introduce films into the classroom. After years of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s, the film class has achieved ric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ults, and has received great attention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extensive support from industry professional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lm class mainly includes: letting the students watch the whole good movie every week, and correspondingly matching the subject learning with the related movie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ook course, the action course and the film course. At present, the biggest bottleneck in the development of film class is the issue of film copyright.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a special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Research Promo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eague of Film Festival to undertake the defining and managing the “school copyright” and coordinating the copyright affairs related to film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care about the film class shall be well organized to keep striving for the governmental policy support to promote its development, thereby freezing more beautiful "Chinese images" and spread more "Chinese voices" in the world.

Keywords: Film Class; Curriculum Reform;Practice Course; Life Culture;Curriculum Integration; Film Copyright

[作者简介] 刘雍潜(1952-),男,北京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政策和培训研究;雷祯孝(1944-),男,四川宣汉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教授,主要从事人才学和电影课研究;张光富(1966-),男,重庆万州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轮值主席,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实验小学校长,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研究;雷 霆(1975-),男,四川宣汉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副编审,主要从事电影课研究;任 涌(1968-),男,河南安阳人,中国教育技术协会电影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电影课和生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