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文化传播的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已成为民族复兴的短板。因此，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我国的宗教文化要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和建设的范畴，并确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地位。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大体是从文化传播主体、文化传播理念和文化传播手段等方面来推进的。

[关键词] 中华文化；文化传播；文化安全；宗教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12-0040-05

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决议。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要创新内容形式和体制机制，拓展渠道平台，创新方法手段，增强中华文化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会议重申了当前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根本宗旨，这对于我们今后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路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毋庸讳言，当前我国文化传播的进程滞后于经济发展，已成为民族复兴的短板。因此，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要拓展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

一、当前我国在文化对外传播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虽然通过一些举措促进了中华文化向世界各国的传播，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文化传播效果相比，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常常因遇到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不尽如人意，这些问题总体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3个方面：

（一）文化冲突问题

首先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渠道较为单一，导致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怀有戒心。如2014年6月，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呼吁美国近百所大学取消与孔子学院的合作或进行重新谈判，他们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有违“学术自由”。其次是以欧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裔人士在生活、学习、工作中长久以来的歧视性思维作祟使然。如华裔女演员汪可盈改掉中国姓氏才参演了美国大热电视剧，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用“chinaman”等词汇辱华等。最后，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以及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价值观、宗教习俗存在差异，加上语言翻译方面的误读，使得中国文化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在不断遭遇阻力。譬如《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形象与中国自古以来猪的传统形象，就不宜在中东地区进行推广传播等等，诸如此类。

（二）文化安全问题

在当代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毫无疑问应该有文化禁区，如根本指导思想、社会主流价值观等，都是不容受到外来思想侵蚀和挑衅的，因此要慎之又慎，以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在现今的文化对外传播领域，西方化的文化、学术、宗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当代文化的发展。在截至2017年9月国内总票房居前10位的电影中，国外大片就占据了7席之多。在学术研究中，也有很多地方将西方标准搬到中国，尤其在经济学领域，言必称西方× ×理论与× ×思想等。并且，《中国国家安全研究报告（2014）》明确指出：“境外宗教渗透势力已经把触角伸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渗透态势愈演愈烈。”而这一情况没有引起我国一些地方宗教管理部门的足够重视，有的地方甚至将新建的基督教教堂作为政绩加以宣传，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

（三）文化传播的定位与载体问题

美国输出美剧、好莱坞等代表美国英雄主义与国家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日本输出动漫、料理等代表日本武士道精神和传统文化鲜明特色的文化产品，形成了文化传播的合力；韩国输出流行音乐、韩剧等代表当今韩国文化发展主流与韩国思想的文化产品，在世界上形成影响力颇大的“韩流”。《大长今》因为有了韩剧作为载体，使韩国传统料理、传统服饰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也使得韩国料理餐厅在中国遍地开花。日本动漫形象因为有了电影和COSPLAY（英文Costume Play的简写，指利用服装、饰品、道具以及化妆来扮演动漫作品、游戏中的角色）的推广，才使得日本动漫在世界上形成区别于美国动画的经典形象和文化潮流，从而使日本传统料理、日本传统服饰、日本传统音乐等走向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播放的8分钟宣传片，没有出现日本的和服、艺伎及在世界米其林餐厅中占据众多席位、已被外国人接受的日本料理，而是出现了马里奥、动漫等代表城市新兴形象与文化特色的场景。而反观中国在传统文化对外传播中仍处于单纯展示文化特色、文化技艺的阶段，如书法、京剧、民乐等，没有将文化产品带来的效应与世界流行文化联系在一起，即尚未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和有效载体。抛开市场压力等因素，输出文化必然要输出能够与世界接轨、代表当今潮流与展现国家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

二、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果的若干对策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概括而言，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大体是从文化传播主体、文化传播理念和文化传播手段等方面来推进的。譬如，从文化传播主体的角度而言，就是从国家推广、民间交往和个体传播3个层面展开的；从文化传播理念的角度而言，又包含了文化精神的确立、文化符号的创设、文化制度的保障、文化产品的输出和文化服务的支撑几个方面的协调推进；从文化传播手段的角度而言，则大体囊括对外文化教育、对外文化贸易和跨国人口迁移等诸多方面的同步实施。

然而，除上述路径外，笔者认为，我国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进程中，还有如下几方面有待完善，需要今后认真加以研究并付诸具体改进。

（一）基于文化规律编制文化冲突预案

当今世界，激烈的文化冲突影响着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交流。历史上也曾大力进行对外文化传播的唐宋时期，文化冲突看似杂乱无章，实则大有规律可循；有些问题看似流星即逝，实则反复出现，如文化冲突、贸易通道畅通、文化安全等问题。既然这些问题一再出现，那么，也就具有编制文化冲突预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该预案可以通过建立资源库，为遇到文化冲突问题的团体或个人提供查询服务。

首先，可以从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进行，国家层面的资源库主要供政府和涉及文化安全的相关部门参考和进行内部决策；社会层面的资源库则面向广大公众开放。

其次，资源库的运营方式可采取收费、个别板块收费，甚至免费方式。如果国别文化研究成果丰富，还可以将其中一部分对境外开放，形成世界文化交流共享平台，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譬如，该资源库具体条目可以包括国别文化宝典、常见文化冲突应对方法和补救大全、相关法律法规汇编、文化安全风险评估、文化安全商业保险等内容板块。

最后，还需要由国家以“一带一路”名义牵头组织建设，需要广大专家学者加强各国文化研究，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其中，积极助力献策。这样不仅可以防文化冲突于未然，甚至还可以有效化解、补救文化冲突，增强广大民众的文化安全意识。

（二）发挥宗教院校的文化交流作用  

不可否认，唐宋时期的一些高僧们饱读群经，琴棋书画、吟诗作赋样样精通，从而成为文化的传播者，而留学僧取经则成为当时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今天，我们应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发挥宗教院校的文化交流作用，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

首先，现今世界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们大多信仰宗教，宗教领域成为文化传播无法回避的重要领域。

其次，世界三大宗教历经千年，早已是根深叶茂。因此，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其文化资源均十分丰富，完全可以借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再次，国外敌对势力一直都试图通过宗教对我国进行“文化转基因”。因此，宗教文化要纳入国家意识形态管理和建设的范畴，并确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指导地位。

最后，佛学院等宗教院校已是育人疆场的一匹黑马，近年来捷报频传，继2006年国家宗教事务局通过《宗教院校设立办法》后，2012年又通过了《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和《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特别是2017年8月，李克强总理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其中第3章专门对宗教院校的设立和管理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这标志着我国宗教院校的管理更加规范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截至2016年7月，经国家宗教局批准恢复设立的宗教院校共86所”，培养人才达数万人。然而，相比其他国家，仅巴基斯坦2007年宗教院校的数量已达13500所。这些宗教院校招收本硕博三级学生，还聘请国外教师，并与各国的宗教组织、研究组织相互交流，同样扮演着文化传播使者的角色。因此，笔者呼吁，我国不能忽视宗教院校的文化传播价值和作用。

爱国不分民族，更不分宗教，这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职责和所担当的使命。在国外（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主）建设宗教院校的具体实施步骤是：可在东南亚国家开设华夏佛教学院，在中亚地区重点开设华夏伊斯兰教学院，在西方国家开设华夏基督教学院。建设不求快，但求稳，即依托丝路建设稳扎稳打，按照以点到线再到面的方式辐射开来——首先分别在东南亚、中亚、欧美3个框架下布点，每个框架内再依友好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立国家、敌意型国家的次序布点。在此过程中不能同时布局，特别是对中国误解级别高、程度深甚至怀有敌意的国家要适度延迟。亦即等到前几种类型国家基本认可后再进行布点，这样就可以初步形成“宗教院校一带一路”的大格局。

（三）加强文创产品的亲民化开发

应找准中华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目标定位，努力发掘中华文化符号中具有鲜明特色和商业价值的文化符号，使之趋于精品化、特色化、商品化，特别是亲民化，从而使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商业名片，进而促进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实际效果。譬如故宫文创产品的开发与推广，就是将故宫特色与市场效应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因此，我国应尝试以商业发展模式来促进对中华文化的挖掘和研究，以文化产品的研发与创新来促进对外文化市场的建设与完善，以文化自信带来的经济繁荣来促进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总而言之，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我们要适时主动出击，打通文化交流通道，拓展教育交往渠道，同时编制文化冲突预案，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以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编辑：邹立鸣，杨一帆

Countermeasures Proposed for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ffect of Chinese Culture

Yang Wei

Abstract: Currently, the course of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s lagged behi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ing it a weakness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refore, we have to expand the pat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further enhance actual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build a powerful country of socialist culture. Also, religious culture in China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agenda of national ideology administration and construction, with Marxism religious views established in guiding position. In general, current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is facilitated by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ubjec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ncep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eans etc.

Keywords: Chinese Culture;Cultural Communication;Cultural Security;Religious Culture

[作者简介]杨 威（1970-），男，辽宁昌图人，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德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