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丝绸之路（简称“数字丝路”）是2017年5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时提出的。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1]。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7年正式提出相关概念，并在2018年对相关建设工作如何开展做出了进一步指示。2018年4月22日，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开幕式的贺信中指出，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2018年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贺信中进一步强调，要围绕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全面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助力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上指出，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合作建设面向沿线国家的科技创新联盟和科技创新基地，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机遇和平台。深入认识“数字丝路”的发展过程，是学习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发展“一带一路”新动能的重要方面。

一、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与 “数字丝路”概念雏形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指出，要加快全球网络基础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此次大会举办了重要的分论坛“数字丝路·合作共赢”^[2],分论坛围绕如何建设“数字丝路”、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拓宽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和空间、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展开了讨论。在专家的资源整合模式创新环节，26家机构和知名公司发起并签署了“数字丝路”建设联盟意向书。中科曙光总裁历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数字丝路’建设联盟就是希望营造一个更加开放、和平、安全和创新的网络空间，给全球发展带来新的‘中国机会’，建设一条通向共同富裕的‘网上丝绸之路’。”^[3]至此，“数字丝路”这一概念雏形作为国际性议题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被提出。综合当前媒体和互联网舆情，“数字丝路”已被默认为“数字丝绸之路”的简称，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建设内容，已被广泛接受。为了更好厘清这一概念，我们有必要对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相关概念前的概念演变过程进行梳理。中国科学院是首个开展“数字丝绸”国际性实践的国家组织。

二、“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DBAR）的提出与发展

（一）DBAR于2016年被发起后，很快成为广受全球关注的地球数据科学项目

2016年5月16日至17日，为期两天的“一带一路空间认知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 40 余个“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地区及学术组织的专家学者围绕 “丝路认知-更快、更准、更广”主题，就空间信息基础设施与能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空间观测、海上丝绸之路空间观测、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世界遗产地保护、空间减灾技术与共享平台、全球环境变化影响与适应等问题展开了研讨。此次大会主席、著名遥感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华东提出了基于空间观测的“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倡议（DBAR）。郭华东指出，空间观测具有动态性、连贯性、全局性等优势，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发挥重要作用。该计划旨在通过跨国界的空间观测科技创新合作，更快、更准、更广地认知“一带一路”，推动“一带一路”空间大数据建设和发展。计划共设立了空间大数据、农业和粮食安全、海岸带、环境变化、世界遗产、自然灾害和水资源等7个工作组及城市环境、高山和寒区2个任务组，共同为“一带一路”的科学实施提供科技支持。DBAR计划一经提出，便很快得到国际科联（ICSU）、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芬兰、俄罗斯等22个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支持与响应^[4]。

2016年12月6日至7日，第一届“数字一带一路”国际科学计划会议召开。此次会议正式明确将“数字一带一路”简称为“数字丝路”，英文缩写为DBAR。来自中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共同发布了《数字丝路科学规划（V1.0）》，明确了DBAR的愿景、目标、实施方案等。

2017年12月6日，第二届“数字丝路”国际会议在香港召开。会上，《数字丝路科学规划书》正式向全球发布，明确DBAR将围绕地球大数据平台的构建、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未来10年持续开展“数字丝路”研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决策支持，推动“一带一路”的健康、持续发展^[5]。该项目的各项科学工作迅速展开，并很快发挥了作用。2017年11月，伊朗、伊拉克边境发生7.8级地震，DBAR空间大数据工作组和其他项目组合作，第一时间向全球科学家和减灾机构开放和共享震区数据和灾情信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重视。这也是全球首个针对此次地震的数据应急行动^[6]。

2018年1月30日，郭华东院士受邀在《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构建数字丝路”的评论文章。这是《自然》杂志首次就“一带一路”议题刊登中国科学家文章，反映了国际科技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认可及对科学技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作用的高度重视。截至2018年初，DBAR计划已得到26个国家与国际组织的支持。

（二）DBAR计划实施总体架构

据DBAR官网公布的《“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简本）》，“数字丝路”科学计划致力于建立地球大数据平台，运用地球大数据提供科学决策服务，为“一带一路”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支撑。DBAR计划由郭华东院士牵头，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负责主要管理工作，设有科学委员会（决策机构）、秘书处、工作组（负责重点研究）、任务组（面向新兴学科问题）、国际卓越中心（在各国的合作中心）等。

DBAR主要是以地球大数据为抓手，围绕“一带一路”农业与粮食安全、气候与环境、海岸带与海洋、灾害风险、高山与极地寒区、自然与文化遗产、城市与基础设施、水资源与水安全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开展研究，服务于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DBAR计划的具体实施包含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准备和启动阶段（2016-2018年），目前已基本完成^①。第二、第三阶段为实施阶段，其中第二阶段（2019-2022年）是利用第一阶段建立的伙伴关系和科技资源，启动“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重点研究项目，开展地球大数据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及冰上丝路建设中的科学服务。第三阶段（2023-2026年）是通过整合前一阶段的成果，总结已有经验，践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全面建成“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的地球大数据平台。

在DBAR计划的总体架构中，无论是数据获取还是国际合作，都紧密围绕地球大数据展开，获取方式主要是路基、天基和海基的遥感、观测数据。DBAR计划与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自然科学研究特色。

三、“数字丝路”经济带与信息化基础设施支撑计划的研究（简称“数字丝路”经济带计划）

2014年底，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诸云强专家团队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研究《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支撑计划》。该计划构想与DBAR不同，DBAR的重点是地球大数据，更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属性。诸云强团队立足于“数字丝路”的经济发展动能，提出了“数字丝路”经济带与信息建设总体架构。该结构体系共有4个层次：首先是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是数字互联和采集层，涉及导航网、互联网、通信网、电视网、物联网等。其次是数字丝绸之路，为数字存储和共享层，该模型将DBAR的数字地球数据定义为数字共享层面的架构体系。其三是大数据计算分析中心，主要包括云计算、挖掘分析模型工具等。其四是合作交流、互联网经济和重大工程建设，为“数字丝路”的应用层，是丝路经济发展、沿线国家交流的重要平台。

这一架构体系与互联网TCP/IP 5层网络体系的逻辑是一致的，符合数字互联传输的实际运行规律。通过检索CNKI自2013年“一带一路”正式提出以来至2018年6月初涉及“数字丝路”和“数字一带一路”的60余篇文章可知，诸云强团队提出的“数字丝路”经济带信息建设总体架构是当前“数字丝路”在数字设施建设落地方面唯一的总体架构设计构想，特别是该研究对政策机制、技术标准在“数字丝路”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论证不容忽视。但是该研究并没有对具体的政策机制、不同门类数字设施的技术标准进行细化。在“数字丝路”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哪些是推进重点？可以开展何种合作？“数字丝路”未来发展的契机是什么？这些“数字丝路”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在该研究中并没有被涉及。这也是新型智库机构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DBAR计划是“数字丝路”的首个也是目前发展最迅速的落地项目，其促进了科研合作，并推动了地球资源治理与保护等领域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一带一路”科研合作经验。而“数字丝路”经济带计划所提出的信息建设总体架构，为“数字丝路”的项目实施落地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架构模型，在“数字丝路”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政府与企业的“数字丝路”实践及相关建议

（一）政府与企业层面的“数字丝路”实践

截至目前，在中央层面，还没有正式出台相关的整体战略推进计划。在经济合作与发展层面，最初的相关概念是由敦煌网提出的。2011年，敦煌网提出要打造一个21世纪的网上丝绸之路，搭建全球企业电子商务平台。2013年我国正式公布“一带一路”倡议后，相关网络化、数字化的“一带一路”发展思路被广泛探讨，地方政府反应积极。虽然在具体说法上有差异，但在内容上却都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加强“一带一路”建设密切相关。

陕西省最早进行了“数字丝路”实践。2014年10月24日，第八届中国国际软件服务外包大会在西安高新区召开，陕西省政府提出了“引领数字丝路，打造西部硅谷”的设想，指出在“数字丝路”的建设中，省市两级政府要将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为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推动产业升级的驱动性产业来抓。随后，北京、浙江、广东、湖北及其他省市开始陆续推进。此外，我国相关信息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等大型互联网公司对“数字丝路”的关注越来越多，部分企业已开始采取积极行动。综合整个“数字丝路”的发展脉络可见，“数字经济”是“数字丝路”的核心。

1. 地方政府对“数字丝路”的热情日益高涨。浙江省成立了“数字（网上）丝绸之路国际产业联盟”,以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丝路”建设。该联盟已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合作关系，涉及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新型智慧城市等数字经济领域的重点项目。此外，浙江还积极推动城市间的数字丝路合作。如杭州市与塞尔维亚尼什市签署了关于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合作意向书，以通过深化合作推动数字经济共同发展^[8]。北京市的“数字丝路”建设在华北地区ICT产业和数字化生态圈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数字化生态圈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区域新经济发展生态体系。据《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2018）》，在全国数字经济排名前10的城市中，北京是北方唯一上榜的城市。此外，北京还在“数字丝路”软实力建设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政府、高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等广泛参与其中。广东的“数字丝路”发展注重与“海上丝绸之路”对接，充分发挥华人华侨资源优势，密切海内外沟通，激发华人华侨活力，力促在数字经济层面与港澳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经济融合和文化交流，积极推动国际数据港建设。值得注意的是，长江经济带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成为“数字丝路”的标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显示，2017年湖北数字经济总量为1.21万亿元，位列全国第7位、中部第1位。湖北省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湖北省工业互联网三年工作方案（2018-2020）》提出，力争到2020年建成全国先进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20个全国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10万家中小企业上网入云，积极招商引进航天云网、用友、浪潮、软通动力等落户湖北，参与工业互联网建设^[9]。湖北省的“数字丝路”建设，充分依托高校人才优势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契机，从数字治理入手，培育数字经济生态，建设数字经济平台，重点发展实业对“数字丝路”的支撑体系。这对于当前中西部的“数字丝路”发展具有示范作用。

2. 我国企业非常重视“数字丝路”相关业务的拓展。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通讯、电子等领域的企业发展迅速，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企业积极搭乘“一带一路”发展的快车，越来越重视“数字丝路”的市场拓展。目前企业层面的“数字丝路”拓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注重数字（计算）服务，例如阿里云飞天技术，“飞天”可以将遍布全球的百万级服务器连成一台超级计算机。当前阿里云在东南亚等地建立的飞天数据中心已超过15个，为当地提供了高性能的计算服务。二是注重数字化产品交易，京东大数据显示，通过电商平台，中国商品销往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泰国、埃及、沙特阿拉伯等54个沿线国家，同时，超过50个沿线国家的商品通过电商走进中国。通过“数字丝路”，各国间的数字贸易正在飞速发展，民间商贸往来在世界地图上构成的连接线日益繁密，形成了文化传播、商品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良好态势，为共同繁荣提供了交流支点。另外，2016年中欧班列正式开通以来，我国在交通方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不断加强，各区域商品的物流投放能力日益提高，且未来参与企业不断增多，这都是极可喜的现象。

（二）建议审慎推进国家层面的“数字丝路”国家战略计划

如上文所述，当前在中央层面，国家还没有推出全国性的“数字丝路”战略计划。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需要审慎思考，并且要结合中美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推出以来，遭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恶意渲染状况。例如美方夸大宣传“中国制造2025”对国际市场竞争、知识产权、原有西方制造力优势等问题的威胁，将“中国制造2025”与中美贸易争端进行恶意混淆等，且就相关问题联合西方世界对中国进行密集施压，如在半导体等高精尖科技领域采取了全面扼制中国技术和制造能力发展的战略。在这种“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我们正式推出国家层面的“数字丝路”战略计划，是否会面临与“中国制造2025”同样的挑战？应该说，不排除正在开展“数字丝路”市场扩展的企业将面临更多意想不到国际困境的可能。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已有良好国际宣传的基础上，是否还需推出国家层面的“数字丝路”国家战略计划？应以何种方式在国家层面统筹和推动当前“数字丝路”的发展？相关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据《数字丝路科学规划(V1.0)》，DBAR第一阶段时间为2016-2019年，但根据DBAR官网2018年公布的消息，第一阶段时间为2016-2018年，本文以最新信息为准。

[参考文献]

[1]刘 坤.“数字丝绸之路”，共建共赢共享[N].光明日报,2017-06-07.

[2]逸 秋.推进网络共建，让“数字丝路”越走越宽[N].人民邮电,2015-12-18.

[3]刘 燕,宦建新.“数字丝路”为全球发展带来“中国机会”[N].科技日报，2015-12-17.

[4]唐 琳.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研究员郭华东:空间科技服务“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J].科学新闻,2016,(6).

[5]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数字丝路”国际计划科学规划书全球发布[EB/OL].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官方网站,http://www.radi.cas.cn/dtxw/rdxw/201712/t20171207_4908887.html.

[6]丁 佳.“一带一路”的另一条路，《数字丝路科学规划书》正式向全球发布[EB/OL].科学网，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7/12/396390.shtm.

[7]诸云强，等.关于制定“数字‘丝绸丝路经济带’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支撑计划”的思考[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5,(1).

[8]王世琪，等.数字经济暨数字丝绸之路国际会议提出携手共建数字丝路[EB/OL].浙江在线，http://zjnews.zjol.comcn/zjnews/zjxw/201809/t20180919_8302051.shtml.

编辑：张 舸

The Concept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ilk Road

Liu Yushu, Liu Yuwen

Abstract: The digital silk road was put forwar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when he delivered a keynote speech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way"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mmit.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way".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research such as the DBAR plan and the "digital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silk road, provided effective scientific and decision-making servi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belt and one way", and provided support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and digital "one belt and one way"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Local governments and enterprises have responded positively and carried out effective practice. However, the central digital silk road national strategic plan still needs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rough the digital silk roa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mong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increasingly dense non-governmental business contacts, has formed a good situation of 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further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commodity circulation, providing a fulcrum for mutual prosperity.

Keywords: Digital silk road; “One belt and one way”;DBAR plan; Digital silk road economic path

[作者简介]刘玉书（1983-），男，湖南浏阳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国际反恐及数字经济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