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组织，不结盟运动对当代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平台。自1961年9月不结盟运动成立，中国一直未加入该组织，但与其长期保持着一种间接的关系。直到1992年9月，在第10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中国成为其观察员国，双方之间才有了直接的关系。《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反映了冷战时期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及其变化，从中可管窥冷战时期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关系的演变历程，这对加深认识冷战结束后至今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人民日报；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中国;不结盟运动;冷战时期；超级大国
[中图分类号] K1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9-0010-1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美苏争霸的两极国际格局，处于夹缝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独立、增强国际话语权，避免沦为美苏争霸的“棋子”和“炮灰”，相继宣布不愿卷入大国争霸之中,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他国尤其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结成政治、军事同盟。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行动起来，加强团结、抱团取暖，于1961年9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举行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由此宣告不结盟运动这一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组织的成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大量亚非拉美国家的诞生，为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础；50年代在亚非国家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反对集团政治的中立主义为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团结起来，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中相互支持的要求为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提供了最后动力；而殖民主义的衰弱以及美苏相互对立为不结盟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1]。不结盟运动自1961年形成以来，在冷战国际背景下，奉行独立自主，反殖、反帝、反霸的原则和立场，成为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重要政治力量，其兴起与发展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声、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平台，在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发展民族经济、文化方面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身份、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因此，1961年不结盟运动成立伊始，中国虽然基于内外多种因素的考虑未加入不结盟运动，但是对其发展走向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支持，两者之间进行了一些互动与交流。本文以中国最具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人民日报》为中心，深入考察冷战时期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态度及其变化，旨在研讨中国与不结盟运动关系这一学界较少关注的问题，从而丰富学界对于不结盟运动的研究。
一、不结盟运动初创阶段（20世纪60年代）：支持与批判相结合
20世纪60年代是不结盟运动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中国虽然不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但是基于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身份、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以及服务于对外战略的需要，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给予了高度赞扬与支持，同时对于不结盟运动某些成员国偏离该组织宗旨的行为进行了批判。
（一）高度赞扬与支持不结盟运动
20世纪60年代，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新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第三世界力量大为增强。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由于美苏孤立中国，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中间地带”思想，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把亚非拉国家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石和外交工作的重点，而不结盟运动这一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组织正是由广大亚非拉国家所组成。因此，中国对新诞生的不结盟运动给予了高度赞扬与支持，以便为我国对外战略服务。与此同时，中国与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共同的身份、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利益，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多极化国际格局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不结盟运动是中国可以凭借和团结的盟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行动和表决也需要不结盟运动国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基于上述原因，在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初创阶段，中国虽然由于国内外因素的考虑未加入该组织，但是对其给予了密切关注和支持，与之展开了交流与互动。这一时期，《人民日报》刊发相关文章共计131篇，约15万余字，对不结盟运动的主要会议、活动进行了及时的报道与评论，并表明中国对不结盟运动的支持态度。我国历届领导人都在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前夕发去贺电（见表1）。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召开之际，周恩来总理在贺电中讲道：“值此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召开之际，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会议表示祝贺。并愿会议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做出贡献。”[3]陈毅副总理也明确表示赞成和支持不结盟运动成员国采取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一个多星期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加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的社论，明确表示中国“一向赞成和支持民族独立国家的和平中立政策和不结盟政策”，认为“这些民族独立国家在摆脱了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发展道路以后，拒绝参加帝国主义的军事集团，反对帝国主义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主张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这不仅符合自己的民族利益，而且对于削弱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世界和平力量，具有积极的作用”；指出“这些不结盟国家既不属于帝国主义阵营，也不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它们本身也不是一个集团”，而是因为“它们在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发出的谴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声音，“明显地反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不断扩大和加强”[4]。
其后，在历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召开前夕，我国领导人都要致电祝贺不结盟会议召开，《人民日报》对此都做了报道。
中国的鲜明立场得到了不结盟运动成员国的欢迎和支持，同时不结盟运动绝大多数成员国视新中国为他们的朋友，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给予中国大力支持，特别是为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而呼吁。在1961年9月第一次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上，缅甸总理吴努在发言中强调，缅甸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指出“有一个大国——美国，继续利用它的影响不让6亿中国人民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中国席位被蒋介石窃据的局面应当结束”[5]；最后，大会在成果文件中明确提出“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那些与会国建议，联合国大会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上应当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那个国家在联合国中唯一合法的代表”[6]。3年后，在1964年10月第二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柬埔寨、古巴、马里、几内亚、锡兰、尼泊尔、布隆迪、叙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首脑或代表团团长在会议发言时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7]，相关内容也被写入会议的最终成果文件。
（二）对少数成员国偏离组织宗旨的行为予以批判
不结盟运动在成立伊始就将“独立、自主、非集团化”作为该组织的宗旨与原则。但是，少数成员国却违背了不结盟运动的宗旨，投入大国怀抱。中国政府对此予以批评，并和大多数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一起捍卫不结盟运动的宗旨与原则。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初，中印边界冲突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中国不得不时刻关注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同时也积极向国际社会广泛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立场，阐述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及酿成武装冲突的经过，用事实说明中国坚持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立场，表明中国坚决反对印度武力侵占中国领土的态度。但就在中国努力寻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同时，印度却倒向美国，从美国那里获取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印度的行为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和谴责。根据《人民日报》的援引，墨西哥《政治》杂志赞扬我国的和平建议，谴责美国插手中印争端，认为中国“提出的建议‘不只是合理的，而且是慷慨的’”；日本《读卖新闻》也指出，“印度在东南亚国家和不结盟集团中已经越来越孤立了”“中立国家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反应，总的说来，是不利于印度的”[8]；新加坡《星洲日报》甚至指出，“由于接受美、英的军事‘援助’，印度已经成为西方集团在亚洲的盟友”“印度已经把不结盟的中立主义抛到一边”[9]。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印度为了自身利益，违背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原则，投入大国怀抱，污蔑和丑化中国的行为，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判。《人民日报》从1959年首次报道不结盟运动以来，一直到1970年第三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对于印度的报道多达50余篇，对其国际活动极为关注，并且对其违背“不结盟”宗旨的行为予以批判。例如，《人民日报》于1962年11月11日发表观察家文章《不结盟的外衣脱落下来了》，指出 “在过去两周中，尼赫鲁政府已不再是扭扭捏捏地而是明目张胆地向美国、英国、西德、法国乞援。……尼赫鲁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直到最近以前，尼赫鲁政府是近年来所有国家中得到美国经济援助最多的政府。正是美援这个因素，对尼赫鲁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过去几年中，美援的增加，同尼赫鲁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的程度，恰恰成正比例。……尼赫鲁政府的不结盟政策，随着它对美援依赖的日益加深，越来越成为一个骗人的幌子。……尼赫鲁政府实际上早已处于同积极参加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大批年轻国家相对立的地位。……尼赫鲁政府从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进而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标志。它表明尼赫鲁政府不结盟政策的外衣已最后脱落下来了。……这一切说明：美国和印度实际上早已保持着不具形式的结盟关系了。尼赫鲁一步一步地丢掉了‘不结盟’政策，正是他投靠美帝国主义和坚持反华的必然结果”[10]。
与此同时，面对印度污蔑和丑化中国的行为，中国坚决予以反击。例如，在1961年9月不结盟运动成立不久，印度驻华大使馆背着中国政府，向各国驻华使馆和驻北京外国记者散发了题为《中国新闻界歪曲总理尼赫鲁先生9月2日在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上的发言》的宣传品，诬蔑新华社在关于不结盟国家会议9月2日会议的新闻中有关尼赫鲁发言的报道和中国青年报9月10日刊载的彭迪所写的《记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通讯有关部分“歪曲”了尼赫鲁的发言[11]。新华通讯社和中国青年报随后于10月18日分别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信，“抗议印度大使馆背后诽谤中国新闻界‘歪曲’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的发言，破坏中国新闻界的声誉”；指出“尼赫鲁在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所采取的立场，举世皆知，是任何努力也掩饰不了和改变不了的。他对当前国际局势中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显然同许多亚非、拉丁美洲国家首脑不同”“尼赫鲁在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立场，‘遭到了许多国家公正人士的强烈的反对，而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这是一个冷酷的客观现实’”[11]。
二、不结盟运动鼎盛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关注与支持相结合但重点转向
20世纪70年代不结盟运动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结盟运动成员国已经认识到摆脱帝国主义经济压迫的重要性，因此，不结盟运动适时将关注的重点从政治领域逐渐转向了经济领域。当时，面对着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拉拢与破坏，不结盟运动内部出现了分歧，围绕坚持还是改变不结盟运动原有的宗旨一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面对不结盟运动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于该组织予以强烈关注，并给予有力支持。同时，基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以及不结盟运动重点的调整，中国相应地调整了对于该组织关注与支持的重点，将重点聚焦于该组织的经济活动，对其政治活动的关注有所减少；同时重点支持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民主柬埔寨的代表权问题。
（一）重点关注不结盟运动的经济活动
20世纪70年代，不结盟运动围绕经济领域开展了诸多活动。实际上，早在1964年10月，第二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就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口号。到了1970年9月，第三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和平、独立、发展、合作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卢萨卡宣言》和《关于不结盟和经济发展的宣言》等文件，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反对富国剥削穷国。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和《经济合作行动纲领》以及20项有关问题的宣言和决议，首次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并开始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战略目标。1976年8月，第五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行动纲领》等文件，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是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建立基于正义、合作和尊重人类尊严的平衡；不仅要在政治领域里，也要在经济领域里开展反霸权的斗争。
针对不结盟运动开展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国予以密切关注与支持。20世纪70年代，《人民日报》对不结盟运动活动的报道总计453篇，约50余万字，其中很多内容是关于不结盟运动经济活动的报道（见表2）。例如，《人民日报》及时报道了1970年9月第三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情况，全文刊发了会议的最终文件，重点介绍了会议相关的经济内容，阐述“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富国越来越富，穷国继续穷困。发展中国家正被剥夺它们享受平等和有效地参加谋求国际进步工作的权利。现在被富国所垄断的技术革命构成发展中的国家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呼吁“加强和统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努力，加强和统一这些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努力，以实现世界经济中迫切需要的结构改革，进行合作，从而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12]。此外，《人民日报》对不结盟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一系列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争取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等活动进行了重点报道，并表明了支持的立场。
﹙二﹚支持不结盟运动成员国民主柬埔寨的代表权
柬埔寨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代表权问题由来已久。1970年3月，在美国支持下，朗诺乘西哈努克亲王出访之际发动政变，建立了亲美政权，奉行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柬埔寨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陷入混乱状态。由于美国对柬埔寨内政的全面介入，导致柬埔寨外交失去了自主性。这一时期，朗诺政权是积极反共的，中国与之断绝了往来。西哈努克亲王则得到了北京的全力支持，并在北京建立了“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与中国的关系更为密切。中国还帮助西哈努克亲王将柬埔寨国内反朗诺的中左派力量和反美各抵抗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了“民族统一阵线”，为在反美斗争中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13]。
1972年8月，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召开，通过了《乔治敦宣言》，旨在揭露谴责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呼吁不结盟各成员国密切合作，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14]。此次外长会议期间，西哈努克亲王派出的代表团同朗诺集团派出的代表团就柬埔寨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代表权问题进行了斗争。中国领导人指示中国驻圭亚那大使馆的外交人员“积极配合柬埔寨的斗争，打掉朗诺的图谋，恢复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合法政府在不结盟运动的席位”[15]。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帮助下，“大会通过恢复西哈努克政权的席位”，并升柬埔寨国旗。当民柬得知乔治敦会议恢复柬合法政府席位时，再三对中方的帮助“表示感谢”[15]。
当柬埔寨在乔治敦会议取得胜利时，《人民日报》对此予以重点报道，并转载了外方通讯社的评论文章，阐述“会议承认越南南方和柬埔寨抗战代表为正式代表具有特殊意义”“表明着印度支那半岛各国人民的合法代表在国际上享有越来越高威望的决议，也是对这两个国家人民为自由和独立的普遍事业做出贡献的承认”“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的成就，显示了正义的胜利和老挝、越南、柬埔寨三国人民为了民族的和世界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的胜利”[16]。
三、不结盟运动调整阶段（20世纪80年代）：继续关注与支持但重点调整
20世纪80年代，不结盟运动进入调整阶段。这一时期，不结盟运动召开了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成员国继续增加，不断发展壮大，并在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取得成绩。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不结盟运动在坚持原则和宗旨的基础上，逐步调整斗争的重点。在政治领域，不结盟运动继续进行反霸斗争；在经济领域，面对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西方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做法，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备受打击，陷入“倒退的十年”“失去的十年”。在此情况下，不结盟运动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国际经济领域，竭尽全力为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作为该组织的奋斗方案和工作重点。
对此，中国继续予以密切关注与支持，同时将关注与支持的重点放在不结盟运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上，继续支持其反霸斗争。
（一）重点关注和支持不结盟运动争取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
20世纪80年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扩大，有鉴于此，不结盟运动及时将工作重心转向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1983年3月，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经济宣言》《经济合作行动纲领》等文件，强调不结盟国家要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继续努力，并提出了加速“南南合作”的措施[17]；1986年9月，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经济宣言》等文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国际经济关系，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和农业形势，全力支持非洲发展经济，主张合作解决债务问题[18]；1989年9月，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宣言》和40个专题性政治和经济文件[19]。
中国对于不结盟运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予以密切关注和支持。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对不结盟运动的相关报道共计340余篇，诸多报道内容与不结盟运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相关。例如，《人民日报》对1983年3月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进行了重点报道，指出“本次首脑会议是不结盟运动创始以来最大的一次首脑会议。面对当前的国际形势，许多首脑们都主张加强不结盟国家之间的团结，摆脱超级大国的影响，维护不结盟运动的宗旨和原则”[20]“讨论了当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21]，同时《人民日报》重点报道了此次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和不结盟运动推动全球谈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22]，指出会议通过的《经济宣言》“强调不结盟国家要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继续努力”“军备竞赛的巨额开支、主要发达国家推行的贸易保护主义、不利的贸易条件、债务的不断增加、财政援助和技术转让的苛刻条件以及粮食供应的不足等，都是导致发展中国家经济恶化的重要原因”“要解决发展中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就要推动全球谈判，采取一项紧急措施方案，并把南南合作的主张付诸行动”“强调要改革目前的货币和金融体系，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国际收支困难”[22]。
（二）继续关注与支持不结盟运动的反霸斗争
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掀起了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将斗争矛头指向了老牌帝国主义和美国新殖民主义。20世纪70年代，面对国际关系中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横行，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以不结盟运动为组织，掀起了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反霸斗争成为不结盟运动的重大任务之一，“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23]。其中，1973年9月，在第四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反对霸权主义”，号召不结盟国家要“通过有效地行使反对霸权的国家主权来巩固它们的独立”。进入20世纪80年代，不结盟运动继续坚持反霸斗争，严厉谴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行径。这一时期，不结盟运动的反霸斗争规模较大，成效显著。例如，1981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上，通过了要求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决议，矛头直指大小霸权主义者[23]；1983年在第七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不结盟运动顶住了来自苏联方面的压力，讨论了阿富汗和柬埔寨问题，并把“要求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阿富汗”写进了《政治宣言》[24]。
20世纪80年代，针对不结盟运动的反霸斗争，中国继续予以关注与支持。其中，《人民日报》多次发表文章予以报道和评论。例如，《人民日报》重点报道了1981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指出“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和广泛的协商，最后通过宣言，呼吁所有成员国‘坚持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目标’，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扩张主义、控制和霸权政策，并要求从阿富汗和柬埔寨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势力。这是不结盟国家为了维护运动的宗旨和原则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对苏联破坏不结盟运动的阴谋的有力打击”[25]。此外，针对1989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九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不结盟运动已经历了28个春秋。28年来，它高举反帝、反殖、反霸的旗帜，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民族解放事业、促进国际合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结盟运动之所以具有生命力，……主要就是因为它坚持了‘独立自主、不结盟、非集团’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反帝、反殖、反霸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宗旨”“中国一贯同情和支持不结盟运动，高度赞赏不结盟运动的上述原则和宗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中国人民，将同广大不结盟国家人民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战斗”[26]。
总之，自1961年不结盟运动成立伊始，中国便与这一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组织之间保持密切交流与合作。虽然中国并未加入该组织，但是一直都对其给予了关注和支持，并且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实的需要，不断调整关注和支持的重点。冷战时期中国与不结盟运动的良好合作关系为冷战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冷战结束后，中国于1992年正式成为不结盟运动观察员国，两者之间的关系进入到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不结盟运动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利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原则和宗旨代表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合乎时代的潮流，体现了各国人民的愿望，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在当前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国际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交流，其前提条件都是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目标，进而实现在国际事务方面相互支持，应该说这是永恒的真理。未来，中国将持续地关注和支持不结盟运动，同时更好地利用这一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组织，服务于中国对外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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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苗苗
China's Attitudes toward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nd Its Changes (1961-1991) ——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People's Daily”
Gao Zhiping, Cheng Jing, Wei Chuchu
Abstract: A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has exerted an extremel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make a collective voi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safeguards the overall interest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in September 1961, China has not joined the organization, but has maintained an indirect relationship with it for a long time. Until September 1992, at the 10th Summit of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China became its observer country. And since then,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was established. The relevant reports of the People’s Daily reflect China’s attitude towards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changes. From this, the relationship evolu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can be observed, which is instructive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Non-Aligned Move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Keywords: People's Dail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rd World; China; Non-Aligned Movement; Cold War; S-uperpower
[作者简介]高志平（1964-），男，湖北黄梅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程晶（1979-），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拉美研究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武汉基地副研究员；魏楚楚（1986-），女，湖北襄阳人，湖北省十堰市郧阳中学中教一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