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思想，不只是建设乡村，更是为了在世界现代化冲击下探索新中国文化之路，寻找现代性的中国方案。“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这个以中国精神、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构成的12字实验方案以及由于日军侵华而中断的实验成果，对于我们今天思考现代性的困境乃至解决现代性的中国问题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现代性中国的出路，一是要以中国精神重建道德理性，解决现代人的工具化碎片化问题；二是要以团体组织重建乡土社会，解决现代人的原子化、沙粒化问题，同时在此两者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技术，解决被物欲和私心引向歧途的科技异化问题，这是今天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任务。
[关键词]梁漱溟；乡村振兴；中国精神；中华共同体；乐和精神；新中国文化之路
[中图分类号] F3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9-0029-15
一、西行东归，发现中国精神
笔者于1996年创办了公益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在北京和川渝湘鲁等地从事城乡生态社区建设的一线工作，于2016年被《中国慈善家》评为“中国十大社会推动者”，评语这样写道：“20年里，廖晓义由西方工业文明与西方式环保的崇拜者蜕变为中国文化的信徒，拓出了一条中国式公益之路。”这是对笔者西行东归路的一个概括，而梁漱溟先生是笔者走这条路的重要精神导师。
1979年，笔者热衷于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因为对中国哲学毫无兴趣，所以除了应付考试之外，基本不读圣贤书，甚至不知道梁漱溟先生的大名！1983年至1990年间，笔者开始涉足西方文明如何造福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发现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为了探悉这些弊端并寻求解决方案,笔者在“迷恋”西方哲学、追随西方文明以及学习西式环保的路上走得更远，直到对其产生怀疑，回过头又不得不重新寻求中华文化根脉。
在此必要提及的是，2000年，笔者到挪威接受被苏菲基金会称之为“诺贝尔环境奖”的国际环境大奖“苏菲奖”。主办方对笔者的获奖感言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讲讲中国文化、儒释道或者“阴”和“阳”。那时笔者发现自己除了一张中国脸，实在不了解也讲不出中国文化。这件事对笔者刺激很大，于是“知耻而后勇”，回国后发愤补习国学。这时，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艾恺先生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深深地吸引了笔者，开始从这本书认识了梁漱溟先生，又从梁先生那里重新认识了孔夫子，从而开始认识儒家，并由此决心走知行合一的儒家之路。
梁先生的思想成果极其丰富，最让笔者开启心智的是他关于新中国文化之路的思想脉络，以及其中关于中国精神的诠释与践行理念。他从中国社会的现实和文化分析两个层面入手，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别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就必须复兴文化，而复兴文化又必须从乡村着手，只有进行“乡村建设”才能修复中国精神、重建社会秩序，最后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社会文化的断裂危机。他由此提出了“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此新中国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转变之所趋向”的解决方案并身体力行。虽然他的治世理想由于诸多原因被中断，但是他留下了思想的种子，对于今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当大家都在从不同方面来看待和处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的时候，梁先生从更本质的视角看到“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1]。一个民族一旦对自身的文化失去信心、对自身的国情国性不去深究，就会对拿来主义失去准绳，西方诸如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工业文明核心价值就会长驱直入，与中国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产生激烈的冲突，其现代化的方案就可能出现偏差并承受高昂的社会代价、环境代价和文化代价。毕竟，救国和治国良方都应基于自身的文化。
梁先生的洞见和勇气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自知、自觉和自信。他说“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地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它必须是中国的一套，一定不会离开中国社会的事实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个办法，在政治上、经济上如果有办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国文化的”[2]。这套合乎中国文化的方法一定是根于中国精神并且能够激发中国精神的。
那么，中国精神是什么？梁先生认为，不管是人类问题，还是人生问题，中国精神就是要从人本身的理性中去找到解决自己和社会问题的办法。它是向内求的而不是向外取的。他说“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中国自周孔以来，除以伦理情谊领导中国人外，便是发挥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义理为准”[1]。用更简明的话语描述，即“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厚”。向上之心是对于神圣性的向往和连接；相与情谊厚是亲亲、仁民、爱物的日用伦常和世俗生活，而世俗性和神圣性的结合以及反求诸己、自明其德的生命自觉，就是中国文化最深刻、最可贵的特点。
梁漱溟诠释的中国精神，可以概括为自立、互助、公益的精神。自立就是明明德，即自明其德、自省其心；互助就是亲民，就是“相与情谊厚”，也即吕氏乡约所云“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随”；公益就是止于至善，在以向上之心一步步朝向共同福祉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和宇宙大生命的融合。用更简明的话语概括，就是“乐和”——天地人和，乐在其中。所有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工作都是为了激发中国精神，这在今天的乡村建设领域正在形成共识。正如龙泉乡约的同仁所言：“中国人的信仰是天与地，天与地的精神中心在乡村”“乡村振兴的本质，就是要重塑中国人的终极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上山下乡，践行中国精神
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他认为道德文化是中国无形的根，而乡村社会是有形的根，因此要从乡村开始复兴中国文化。更可贵的是，他把这种认识化为行动，辞去北大教职，举家来到山东邹平从事乡村建设。
受梁先生影响，笔者的西行东归路，也是研究乡村文化、从事乡村建设之路。2001年在北京延庆县碓臼石村进行了生态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最初尝试；2004年启动了综合考察乡土文化的“乡村长卷”项目，通过3年多的调研，以全国9个民族10个乡村的深入调研和影视制作为基础，形成了一套基于本土文化解决乡村问题的方案，并完成出版了《乡土中国村民读本》，被送到全国乡村图书馆。在这一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些乡村特别是贵州许多少数民族乡村，还保存着自己的生态智慧、乡土文脉和自然养生，还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管理体系和信仰体系，这都是中国精神的根基。然而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这些乡村正在消逝。
2008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笔者看到了以中国精神振兴乡村的契机。当年6月，笔者率队驻扎当时的极重灾区成都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参与灾后重建，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妇“廖嬢”，在红十字基金会、壹基金、南都基金会、友成基金会等公益机构和生态建筑师刘加平院士等志愿者的支持参与下，与村民一起盖生态民居、修路、建生态小农场、组织生态协会，复兴乡土文化，进行了以中国精神治理乡村的乐和家园的最初实验，该项目荣获民政部颁发的“中华慈善奖最具影响力奖”，笔者和其他获奖人一起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
同年9月，笔者作为克林顿创新基金会“全球公民奖”4位获奖人之一赴纽约领奖。在颁奖仪式上的感言中，笔者谈到要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需要从古老的东方智慧里寻找出路，减少对于物质能源无限制的消费，而去发现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和作为幸福来源的心能的意义，只有“三能”平衡才能实现地球的平衡。短短的3分钟讲演竟两次被掌声打断，克林顿本人3次向笔者表达他从中国精神中受到的启发和震撼，让人深感文化自信的力量。
一周后笔者从纽约回到了正在灾后重建的大坪村，继续做“廖嬢”，和村民一起修山村路、建生态房、开协商会。整个过程中对村民予以充分的尊重，尊重他们建房上梁的古老仪式、乡情宗脉的悠久传统、敬天法祖的堂屋香案、慎终追远的丧礼习俗，让这些无形的文化成为凝心聚力、共享乐和的现代根脉。在乡村建设中，不应该只着眼于有形的物质，而应去发掘几千年乡土文化的无形遗产，不应该把一些虽然看不见但是延绵和维系了几千年的、现代科学还不能理解的习俗斥为迷信而摒弃，而应用有形与无形的整体全息的世界观去看待和对待整体全息的乡村世界。
中国精神的复兴首先需要找到一种通俗的理念和表述，既与传统相通又与现代相连，为政府认可又为社会认同、百姓接受。“乐和”就是这样的表述之一。“乐和”源于“天地人和、乐在其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文明的绿色方向、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综合体现。用社会主义信念来诠释，是社会共治、经济共赢、生命共惜、文化共荣、环境共存；用生态文明的理想解读，是生态社会建制、生态经济发展、生态保健养生、生态伦理教化、生态环境管理；用梁漱溟先生的乡土文化理念概括，是“向上之心强，相与情谊厚”；用村民语言来理解，“乐和就是一家人”“乐和就是一条心”。乐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和的重塑，要和不要分，激发乡村固有的共同体意识；二是利的重估，让大家意识到，世上值钱的不止是金钱，亲情道义、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环境质量、生命健康都不可忽视。
乐和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可落地的模式和可操作的流程，是一套由“乐和治理、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礼义、乐和养生”所构成的整体方案，是一个既保存村落、农场、医馆、书院、集市，同时又能够发展生态农业、养老产业、养生产业、创意手工业等的发展规划。这样的方案与模式可以理解为现代化语境下的一条建设乡村、城乡共生的乡土型城市化道路，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文明，一种身心境和、天地人和的乡村生态文明。如果说“乐和”是一种精神，“家”则是一种社会关系，“园”就是现实的、自然的和有形的空间。换言之，“乐和家园”4个字本身就体现着万物共生、天下一家的内涵。
2010年6月，笔者受邀回到祖籍——地处渝陕鄂交界的重庆巫溪县。自此以后，乐和家园成为当地政府主导的乡村治理模式，笔者和团队为之提供社工服务。次年，梁漱溟先生次子梁培恕、嫡孙梁钦元和专程从美国赶来的艾恺先生考察并高度评价了巫溪乡村的乐和家园建设，也为这里举办的“梁漱溟乡建思想与社会管理创新论坛”贡献了宝贵的思想。
两年后，在重庆南岸区峡口镇的大石村，北京地球村与南岸区政府签署了乐和家园项目协议。如今，乐和家园的乡村建设试点已成为以“三社联动、三事分流、三治并举”为特色的南岸区社会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的亮点工程之一，该项目孵化的“南岸区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专业社工团队正在成长。
同年6月，北京地球村与湖南长沙县政府签署乐和乡村共建协议，长沙第一批社工走进乡村。社工们协同政府完成“一站两会三事分流投入改革”的乡村治理模式，培育了218个基于村民小组的互助会和30多个村联席会，按照“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的方法以及相应的投入机制改革，开展了一系列乡村治理和文化复兴活动。在此过程中，拥有40多名全职社工的长沙县乐和社工协会成立，其牵头的“复礼兴乐，留住乡愁——乡村文化复兴项目”获得“团中央中国青年志愿项目大赛金奖”，为长沙县唯一一个金奖项目。这个历时5年的乡村建设项目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其播下的中国精神的种子依然在发芽生长。
2013年至2015年，北京地球村与光彩事业基金会还联合实施了以关爱农村留守儿童为主题的“光彩爱心家园—乐和之家”项目。在重庆市巫溪县、酉阳县和黔江区的10个试点村里，30名社工不分寒暑，在个案、小组、社区、学校、工地的“五点”，提供“学业陪读、情感陪护、生活陪伴、能力培训、人格培养”的“五面”服务。该项目受到普遍好评，其理论和案例的专业报告，给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留守儿童关爱事业留下了丰厚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2014年1月，笔者及团队开始在山东泗水县南仲都村进行乐和家园的试点。10月，地球村受山东曲阜市委市政府邀请走进孔子故里建设乐和家园。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先生也来到曲阜，参加了“学儒家文化、建乐和家园”启动仪式。
儒家精神强调实际践行，也强调与时偕行。乡建百年，历史条件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乡村建设是在道德滑坡、文化断层、信仰缺失、乡村空巢、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的背景下进行的，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诸多挑战日益明显。因此今天的乡村建设有着与以往不大一样的任务：互助养老、乡童教育、养生常识、自然农法，用道德理性来评判和选择现行科学技术，构建生态文明，解决生态转型和食品安全问题等，都是当今乡村工作的重要内容；梁先生当年主要依靠乡村建设学院的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力量，今天的乡村建设则要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地球村的社工为党政主导的乡村振兴提供国学和社会工作服务。无论何种方式，都是注重乡村团体组织的建设，用重建自然社区组织的方式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振兴中国精神，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都是以改良的方式从乡村基层开始修复中国文化的道德根基，从而建立一个互补共生的共同体社会秩序。
地球村历时10年的乡村建设工作，得到了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可。2016年，从北京地球村脱胎而来的专业社工组织“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式注册，并在第七届中国公益节上获“公益集体奖”；笔者被全国社会工作联合会评为“2016全国十大社工人物”，《中华慈善家》将笔者与徐永光、马云、马化腾等一起评为“2016十大社会推动者”；2017年2月，以笔者在2000年苏菲奖奖金为种子基金的非公募的“北京乐和公益基金会”注册成功。
三、一站两会，托起中国精神
2016年8月，地球村协同曲阜市委市政府和当地百姓，一起搭建了以“一站两会三院六艺”为基本要素、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城乡社区建设模式，即以党委政府为主导力量、以社工站为技术支撑、以互助会为自治基础、以联席会为共治平台、以文化大院为公共空间、以乐和书院为学习空间、以百姓庭院为生活空间，在此基础上开展经典教育、食育工坊、绿色时尚、节气养生、礼乐传习、乡村剧场的“六艺”活动，营造乐和治理、乐和礼义、乐和生计、乐和人居、乐和养生五位一体的城乡社区家园。
社工站是街镇在乡村的社会工作平台，负责引进专业社工提供社会工作的培训和服务。社工住在乡村，进行社会调研、社会组织、社会活动、社会教育、社会宣传、社会记录等服务，发挥方法提供、能力建设、教育辅导、精神感召和资源引进五个方面的功能。
互助会作为基于村民小组的公益性互助性组织，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3]的要求，将村民自治落实落细落小的举措，是村支两委工作的有力补充。街镇和村支两委在社工协助下，通过调研和宣导，成立互助会，发展乡贤成为乐和代表；鼓励互助会分担村民小组的公共事务，如环境保护、矛盾化解、文艺活动、孤寡老人的照顾和留守儿童的关爱等。
联席会是村支两委主导，互助会、社工和共建单位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共治平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的“民主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落地机制。通过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保证联席会定期召开，并通过联席会落实“大事政府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的三事分流、责任共担的方法，运用儒家思想与现代治理相结合的新方式来讨论和处理公共事务，从下至上形成“乐和乡约”的村规民约细则。
大事政府办，这一条毫无疑义。但现在，大量社区层面的公共事务缺少自然村层面的社会组织来处理。现有的村支两委是建立在行政村层面的，例如湖南长沙县有一个行政村就包括了63个自然村，寥寥数人的村支两委无法处理63个自然村的公共事务。所以小事村社办，就是在村民小组层面成立互助会来处理矛盾化解、环境保护、生产协作等公共事务。私事当然自己办，体现了自己处理私事的责任和能力。
激发中国精神是为了建设一个社会共治、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共同体社会，而重建自然社区组织和基层社会协商机制又是中国精神不可或缺的条件。梁漱溟深谙社会建设对于文化复兴的意义，他把“团体组织”作为乡村建设的重心，将乡村社会视为中国有形的根。从某种意义上说，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乡村社会的建设，乡村社会的建设本质上是乡村社会组织的建设。只有激活乡村社会这个有形的根，才能复兴道德文化这一无形的根。
以生态民居和节能建筑的推广为例，这一在很多乡村难以实施的工程，在四川彭州大坪村却得到了落地。2008年7月，当地政府引进地球村社工组织作为社工站的技术力量，支持村民组建“大坪山生态协会”，并建立了该协会与村支两委以及地球村组成的联席会，通过联席会邀请到刘加平院士及其生态建筑师团队作为义工为大坪山设计生态民居。经过联席会组织村民与义工团队协商，探索出了一套非常适合乡村的“乡野生态屋”“乡情小聚落”等低碳建房操作模式，并对每一户被称为“乡土工程师”的村民进行系统教学、现场督导和工程评估。最终形成的生态民居系统，较一般的乡村砖混建筑至少节能减排50%。
再以乡村垃圾管理为例。在乐和试点村，互助会成立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垃圾管理。通过联席会讨论，各自责任得以明确：互助会负责组织村民义务分片管理垃圾和定期清扫，村支两委负责协调垃圾转运。很快，乡村垃圾事务得到了解决。长沙县双冲村简东源组互助会成立环保小队，疏通沟渠，除草保洁；金鼎山村互助会把公共环境卫生划分到户，全方位开展村民室内室外、房前屋后、村道社道及公共场所的卫生整治，并定期组织评比；巫溪县羊桥村互助会还组织村民义务清理羊桥河30多年的垃圾。曲阜一些互助会组织推广用厨余垃圾做环保酵素，用实际行动给村民证明环保酵素的功效，减少化学洗涤剂对于农田和水源的污染。
农村环境整治中“双控”始终是难题。所谓“双控”指的是控制违规建房、禁止私搭乱建和控制违法用地。通常，“双控”的解决方式是以行政手段、雇佣“看护员”或由村支两委监管，但效果有限。为此，很多地方对违规行为进行强行压制，结果导致执法冲突，干群关系进一步恶化。而重庆南岸区峡口镇政府把“双控”作为社区公共事务交给了互助会。通过联席会由村支两委、互助会、社员代表大会共同商议建立双控协管机制，由互助会在村民中选出11位协管专员，讨论形成了协管专员的基本工作模式：“一天一电话、一周一总结、一月一汇报”，在社工站的配合下，向村支两委反映具体情况，向镇政府汇报总体情况。由此，本来由外来力量监管的事务，成为了村民自己要承担的事情,“双控”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湖南长沙县，以前经常出现政府为村民做“湿地工程”“生态路”“小水利”而村民不买账不配合的情况。其重要原因是村民自始至终没有参与到项目立项、执行和实施中。乐和乡村建设后，政府组织了两次县级层面的乐和乡村建设投入机制改革调研会，启动了投入机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单体实践，探索投入机制的新模式，取得了成本低、质量好、参与度高的效果。在葛家山村，罗家组互助会通过义务投工等方式，用两公里的指标独立完成四公里的生态路铺设，而荷家组完成3口总面积8亩的标准塘建设，修通了400米的连村公路，让村民们能便捷地到邻镇赶集。
以前环境管理问题属于乡村治理中的难题，极易引发干群矛盾。乐和理念进入乡村之后，基于互助会的成立，分散的村民重新获得了相互的认可，并密切了人际往来，由此激发了公共意识和集体责任感，曾经的环境管理难题也就消弭于无形了。这正是基于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所带来的生态建设效果，它让村民学会理性表达和积极参与，真正成为家园环境的主人。
以前村里的低保评选是非常敏感的话题。镇政府分配名额给村，村再分给组，组长或有所侧重或“撒胡椒面”选出低保户，时常引起村民不满。互助会成立后，村民们学习用乐和的方法来对待低保评选，乐和代表在了解村民的经济情况和意见的基础上参与低保评选，确保了低保分配的公平公正。2010年在巫溪县白鹿镇大坪村，乐和模式化解了400人因为低保问题的集体上访危机；2013年长沙县木鱼神组的乐和代表集体讨论后，认为该组村民皆不合乎低保标准，而愿意将低保名额让给邻村更需要的人。这些事例说明，乐和治理不仅恢复了乡土文脉对人际关系的协调，也唤醒了传统文化对人心欲望的引领。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不仅会引发村民纠纷，而且会助长私心贪欲、争斗抱怨乃至进一步的不公正。乐和互助会参与到惠民政策的知情、参议和监督过程中，让农民自主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同时进行向上之心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弊端。
在乐和家园的社区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基层政府、村支两委，还是社工、社区社会组织和家庭，都需要修身。中国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要修出人的自主性、互助性和公益性，这就是大道之行的“道”。仁义礼智信，是我们要遵守的行为规范，在家庭里孝悌慈俭勤就是齐家，参与社区治理社区事务就是治国。村是小国，国是大村，走出社区就是平天下，这就是通过修齐治平实现天人合一的治理之道。
因为有着中国精神的坚定方向，所有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都是在培育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可以表述为修身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公益的精神，一句话就是共同体精神，也就是乐和精神。乐和家园作为一种多方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其核心就是培育中国精神，培养个人的共同体意识，以构建家一样的共同体社会，包括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环境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乐和家园也可以理解为政府、学界、社会组织和村民作为一个整体对于中华共同体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而这样的传承和创新，除了需要组织机制来栽培和托举，还需要空间载体及活动来陶冶和养育。
四、三院六艺，陶冶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在哪里安放？中国精神的载体是什么？梁漱溟先生探索了一种乡学村学的模式，这样的模式是基于对中国精神的乡村传习机制的认同和再造。中国精神如何传承？乡村的共同体社会结构本身就是一种传习结构。每个人出生之后的家教和蒙学、小学、大学，学会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在共同体中生活，并且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营造共同体尽力。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功成名就之后大多会回归乡里，成为参与公共事务的乡绅和教育乡童、教化乡民的先生。中华共同体文化曾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却顽强地一脉相承五千年，从教育的视角来看，是因为她有着基于修身的整体传习机制。这个不断传承和创新的过程就是集话语体系、学术体系、治理体系、操作体系和复制体系为一体的传习。在乡村建设的实践中，这个传习机制的载体就是三堂，即祠堂、中堂和学堂。
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体系、知识体系乃至管理体系的整体文化延续主要是在“三堂”中完成。祠堂作为公共空间，处理公共事务和组织公共活动；学堂作为学习空间，成为向社会输送人才的地方；中堂作为家庭的精神空间和生活空间，成为家庭教育与家庭文化的载体。今天的中国精神从哪里振兴？对于三堂为载体的全人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遗产，我们如何来重估、礼敬和学习？很多乡村建设团队都在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乐和家园从中国精神得以存在的空间和载体入手，探索了以“三院六艺”为特色的乡村文化复兴之路。
（一）以书院为学习空间，开展耕、读、居、养、礼、乐的“六艺”教化
食育坊，以食物教育守护田野；国学堂，以传统文化安顿人心；绿色风，以生态人居回归自然；节气行，以生命智慧唤醒真情；乐和礼，以感恩之心淳化社区；小剧场，以礼乐文明陶冶生活。这一过程中，大家共同探讨摸索出一些适合乡村教育的方法。乐和家园的很多课程内容被编为朗朗上口的歌谣，容易理解也便于记忆，村民把乐和谣变成快板、联宵等文艺节目。社工经过专业的戏剧教育培训后再教授给村民特别是乡村儿童，让孩子在戏剧表演中提高自己的表现力和理解力。为了解决乡村教育的痛点，满足乡村家庭的教育刚需，南岸区和曲阜市正在尝试村校合作，引导大学生在周末和暑期走进乡村书院，为乡村儿童提供学业陪读、人格培养、能力培训服务，大学生也从中了解乡村社会、补习传统文化、锻炼服务技能，逐渐成为乡村创客。
（二）以庭院为生活空间，以家训家谱为内容的家风建设
长期以来，每个中国人家里有一个中堂，既是生活空间也是精神空间。彭州大坪山社工团队通过申请民政局文化传承项目，帮助村民留住自家的中堂香案和法天敬祖的传统。而传统生日礼和互助养老餐，则是让村民弘扬孝道文化的具体举措。曲阜书院村还通过互助会评选乐和人家来开展家规家训教育。乐和人家评选流程由社工和互助会联席会讨论并实施，包括标准公示、自愿报名、代表推荐、进户初选、集中培训、社工辅导、入户终选、名单公示、家庭挂牌等环节。从家庭和睦，儿女孝顺；卫生整洁，参加公共活动的一星级标准，到邻里和谐，上慈下孝；卫生整洁、养生保健、家庭布置有中堂画、家规家训，家庭成员自觉实行常礼、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组织协调等二星、三星级标准，均由社工和书院村互助会讨论、联席会通过并逐步实施。
（三）以大院为公共空间，开展公共活动和培育公共精神
文化大院基本配置包括活动院坝、音响和投影设备。墙上张贴互助会联络图、联席会流程及会议制度、乡贤榜、三事分流清单、活动历程照片、小组成员全家福等。文化大院的主要功能包括开会议事、组织孝道节与节气行等共同活动、开展文艺活动等。文化大院的活动和管理，由村委会和互助会协商值班，社工提供技术支持。
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精神的核心内容，中国精神就是天地人和的共同体精神。一个乡村的共同体意识，是在构建共同体的实践中形成的。通过互助会、联席会处理公共事务、制定公共规则的过程就是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培养和共同体能力的建设；大院的公共空间和书院的学习空间是营造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通过义务大扫除、一起做酵素、节气行聚在一起的养生和环保活动，丰富共同体意识的活动方式；同时，作为礼乐教化的方法，将《礼运大同篇》编为人人可以吟唱和表演的手语音乐。这些既有思想性又有操作性的传习方法，是社工在协同政府和协助村民的共同实践中逐步形成并继续完善的。
节气行是一种养生活动，包括节气健康知识、节气农耕常识以及各种守望相助的乡村传统。在曲阜书院村，互助餐是互助养老的一种有效形式。互助餐是由老人或其儿孙出钱的老人AA午餐，互助会的阿姨们轮流值周给老人做饭，让老人们每周集体改善伙食。既体现了家人“亲其亲”的传统孝道，又体现了村里人“不独亲其亲”的公共精神和互助精神。
长沙县村民将“乐和”理念总结为：“困难邻里众人帮，公共事务众人管，社会正气众人扶，乡村文化众人兴”。当地邻里守望相助，相互扶持，一时间蔚然成风。谁得了重病，常常会得到互助会组织的村内慰问和捐款；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因为守望相助的文化复苏而得到乡亲的照顾。抗旱期间，长沙县金坑桥村棉花坡组一对夫妇因交通事故双双住院，乐和代表自发组成一支队伍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该户收好稻谷和芝麻、喂好猪。开慧镇葛家山村桥上组的一位村民突发重病，这个并不富裕的村组一次性捐款竟达45000多元。而在杭州上虞永和镇项家村乐和家园，公共基金捐款已经成为村民常规性的活动和机制，公共基金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用于村民的大病救助。
有了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基础，经济才能得到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在一些试点村，社工们按照梁先生“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的文化路径，积极传播生态知识。以往散沙般的农户往往从眼前小利出发来选择农药化肥，而有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的团体组织，他们就可以用道德理性来评判和选择现行科学技术，逐渐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并自觉抵制转基因作物流入乡村。有了负责任、有信誉的团体组织，生态食品才能获得市场。在曲阜书院村已经开始了生态农业实践，社工和互助会代表一起建立了第一个小农场，摸索一产、二产加三产的六产五链模式——这里有农业、加工业的豆腐作坊，以及旅游业，并在资本链、产业链、销售链“三链”基础上加入了乡村社会链和社工服务链这“两链”。如今，社工们和互助会共同经营和耕种的生态黄豆已经收获了两茬。这块公田上作物卖出的利润用于建立村公共基金，构建“发展公共经济、建立公共基金、分担公共服务、培育公共精神”的乡村经济共同体。
每一个乡村曾经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和要求虽受到现代化的冲击，但并未消失。乡村有着未被钢筋水泥全覆盖的生态系统，有着并未凋敝的乡土文化，还有着建立从民居—养生乡土文化产业—乡村社会自洽的生态系统的可能。生活在乡村的村民通过乐和家园有了自觉和自信，来重构一家人的理念和家一样的社会，维护一家人的根文化。固本培根是乐和家园的核心工作，也是乡村振兴的地基工程。
第一座乐和书院由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李连杰壹基金支持，于2009年在四川彭州大坪山成立。乐和社工团队在川渝湘鲁10年的社区建设过程中看到，复兴中国文化需要从中国文化的传统载体——书院做起。现在绝大多数城乡社区并没有建立社区书院，一些既有的公共文化空间也缺乏以传统文化为内涵的文化服务。因此，乐和社区书院项目得到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的支持，在总结曲阜乐和家园三个村社的实践样本以及社工团队操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乐和社区书院《项目操作手册》和《新六艺教材》。该项目旨在恢复激活以书院为载体的社区文化教育，为中华文化复兴的社区模式找到一条深化和可持续的路径。2017年11月15日，由北京乐和公益基金会和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办、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和当地政府支持的乐和社区书院项目在洙泗书院启动，开启了将文人书院和社区书院教育相互融合的先河，也是对近10年来地球村国学传承和乡村建设的一次升华。
目前乐和社工团队的主要工作就是开展城乡社区书院的培训，以书院的文化建设带动庭院的家风建设和大院的社区建设。一方面以文化提升村民的素质，另一方面促进社会的发育，解决社会发展中不协调的问题。社会发育就是要进行家风建设和社区组织建设，让村民在家风建设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处理过程中真正体验和领悟到乡村文化的现实价值，并将文化内化为行为的理念，最终推动文化建设。让国学成为老百姓“心中愿认的理儿、手上爱做的事儿、身边会布的景儿、嘴里会说的词儿、戏里能演的角儿、群里能冒的星儿！”
五、继往开来，弘扬中国精神
2010年，梁漱溟先生长子梁培宽把梁漱溟著作稿费共约10万元人民币捐给笔者。笔者将这笔钱捐给了地球村，并建立了“梁漱溟教育奖”，主要用于乡建人才的培养和乡村书院的建设，以培养和激励更多行动的儒者。
2016年，20岁的地球村推出了未来20年最重要的战略计划：以中华共同体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核心的书院教育。梁漱溟、费孝通先生的后人和陶行知研究会负责人共同见证了这一办学计划的启动。著名书法家都本基先生为乐和书院贡献墨宝：“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也，知行合一必能天人合一焉”。孔子第79代嫡孙、至圣孔子基金会会长、中国孔子研究院名誉院长孔垂长先生发来贺信。从孔子到今天的学者和行者，儒家的血脉犹存，乡建的文脉未断。
2017年，首期国学社工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孔子授徒讲学的儒家祖庭——曲阜洙泗书院隆重举行。当地领导在致辞中将孔夫子称为中国最早和最伟大的国学社工。鉴于社工界缺乏经典教育、国学界不熟悉社会工作的现状，洙泗书院课程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内容的修齐治平+六艺，即自我修身课、家庭教育课、社会工作课、对外交流课，以及耕、读、居、养、礼、乐六个方面的技艺；教学形式是庙学一体、祭讲合一、耕读并重、礼乐传习。学员们居住在书院旁边的农家小院，在书院读书，在乡村生活，在田间耕种，在河边散步。儒家文化以仁为根本、以礼为准则、以乐为方法的教育体系；从家教、乡学、到书院的教育机制；以君子人格为内涵的教育目标，为今天的素质教育和学习型乡村建设提供了不竭的源头活水。
乐和家园作为一种社区模式，需要遵循社会建设规律，培育自然社区组织、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建设社会工作队伍。需要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社工组织，并建立乡村社会工作平台。显然，建设一支以弘扬中华共同体文化为使命、以社会工作专业训练为技能、以激发共同体意识和构建共同体社会为职业的专业社工队伍是十分必要的。这支队伍的脚要扎下来、人要聚起来、课要讲起来、事要做起来、美要秀出来、史要记下来。当人们为一些学院派社工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而发愁的时候，乐和家园探索出了一条在本地招募社工、在实践中培养社工的路径。
社工不仅以社会建设为主要工作，也要参加村民的生产实践，进行生态农场实验。戏剧教育也是社工的必修课。一般说来，乐和家园的试点村要求有一个乡村小剧场，通常由村委大院会议室或大屋子改装而成。一个村里出现媳妇打婆婆了，社工就据此帮助互助会编排一部剧，演出时台上台下都哭，最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村里孩子经过社工培训后演绎生态农场的故事，讲大白菜怎么受污染。还有每年一度的乐和春晚，各村小剧场节目都在这里汇演。
当然，参与乡村振兴的路径不只是成为社工。乐和家园正在与同伴同仁联手推动的“共享农园”行动，也是希望每个城里人都可以通过成为乡村创客来回望乡村、回报乡村和回归乡村。比如参与“一分田行动”，促成农田的生态转型，通过互联网+互助会的机制众筹联办有机农场；参与“一个院”行动，通过互联网+互助会的机制，与村民众筹、联营、共享，把闲置院办成养老院、小客栈；参与“一窝蜂”活动，保护濒危的中华蜜蜂以及购买生态农产品；参与“一个园”活动，在乡村建立创意园；参与“一群娃”活动，让城乡的孩子贴近自然家园，学习传统文化。
乐和家园是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探索的一种乡村振兴模式，它不止是理念和模式，而且是川黔湘鲁浙上百个村庄曾经有过或正在进行的样本和故事。各个地区有着不同的特点和过程，但也有一些共同的经验，这就是“以党委政府为主导、村民居民为主体、传统文化为主脉、社工服务为助力”。乐和家园又是一场尚未完成的乡村振兴实验。其中有许许多多的曲折、波折、挫折以及某些地方因人事变动而出现的夭折。但它是一场仍在进行的实验。百年之变后的中国乡村建设，可能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乡村振兴的成败，取决于能否调节政府和社会、城市和乡村的不平衡；取决于能否从单向的扶贫与硬件建设，转向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和健康的整体发展，取决于能否将中国精神的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梁漱溟先生关于“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的“新中国文化之路”的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今乡村振兴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2]梁漱溟.中国文化问题[J].民族文化,1941,(5).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胡 梁
The key to revitalizing the rural area is to revitalize the
Chinese spirit —— The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f Liang Shuming's New China Culture Road
Liao Xiaoyi
Abstract: Mr. Liang Shuming's thoughts on rural construction concerns not only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area, but also the exploration for culture road of new China under the impact of world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find a modern Chinese plan. "Introducing group organizations in the spirit of China and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group organization, this culture road of new China is also the trend of worl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is experimental program consisting of Chinese spirit, group organiza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that was interrupt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to China still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us to think about the dilemma of modernity and even solve the modern Chinese problems. The way out for modern China is to, firstly, rebuild morality and rationality by the Chinese spiri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strumental fragmentation of modern people; and secondly, rebuild the rural society by group organizations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atomization and sanding of modern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wo elements, it is a major task to use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alie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ed by ambiguity and selfishness fo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today.
Keywords: Liang Shum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Chinese Spirits; Chinese Community; LOWH Spirit; Culture R-oad of New China
[作者简介] 廖晓义（1956-），女，四川南川人，北京乐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助理研究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访问学者，美国美田大学荣誉博士，主要从事传统文化与社会治理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