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转型经济体国家的投资逐渐增加，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宏观经济、营商环境、主权信用、债务等领域的潜在风险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甚至使其发展受到阻碍。因此，对在转型经济体投资的经济风险进行识别和综合评估，政府之间建立长效合作对话机制，签订双边及多边投资协定，企业拓展投资地域和投资行业，建立风险预警机制等措施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极为重要。

[关键词]“一带一路”；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防范；经济风险评估；主权信用风险；风险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 F7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9-0060-11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逐步深入，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新亮点。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以来，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9个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总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合作项目超过2000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国家主要是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体国家作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主要区域，横跨欧亚，占据中国联通欧洲的重要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根据世界投资报告和中国对外投资公报，转型经济体国家涵盖17个国家，其中包括东南欧5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共和国）、独联体9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脱离独联体的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这些国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心线上的主要国家，也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对象。尽管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化，相关国家政府也创造了较好的投资政策环境，但中国企业在面向转型经济体国家进行投资时，仍需识别投资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制定防范机制以规避风险。

目前国内学者对转型经济体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对转型经济体个别国家投资风险的研究，其中包括张帅、刘文翠（2016）通过建立投资风险突变模型，对哈萨克斯坦1995-2015年投资的风险进行测度，认为哈萨克斯坦存在较大的投资风险^[1]；李传勋、靳会新等人（2017）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俄罗斯东部地区的投资风险进行识别及评估，提出建立俄罗斯东部地区风险防控体系的建议^[2]。二是在“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国家的框架下对转型经济体投资风险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王永忠、李曦晨（2015）从区域分布、产业机构和企业类型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评估^[3]；李峰（2016）从投资行业分布和投资风险因素的角度，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进行分析^[4]。三是对转型经济体汇率变动及影响机制的研究，柯金川、蒋超楠（2015）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基础上，对转型经济体国家相对人均收入和实际汇率的内在关系进行研究，认为经济转型后的高增长转型经济体国家的实际汇率与相对人均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内在联系^[5]；李静萍、张磊（2015）选取19个转型经济体国家，研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汇率制度安排与宏观调控的内在关系^[6]。综上可知，鲜有学者对转型经济体国家投资经济风险进行研究，更多的是对转型经济体的汇率变动机制及转型经济体国家中个别国家进行风险评估研究。在总结以上文献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对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及防范的角度，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对策分析。

一、对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的识别

转型经济体国家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国家经济发展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产业结构及经济发展程度无法很快地适应这种变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企业在对转型经济体进行投资时，需要正视转型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变化带来的经济风险。本文根据2006-2016年转型经济体的各项经济指标数据，分别从宏观经济、营商环境、主权信用及债务风险的角度，对转型经济体投资的经济风险进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风险

宏观经济风险是指转型经济体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指标的波动变化，给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一定损失而形成的经济风险，如图1所示。2006-2016年，转型经济体人均收入整体呈上升趋势，最高达5124美元，但依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10年间并未有较大提升。尤其在2014年之后，转型经济体国家人均收入有所下降，2016年跌出5000美元。从转型经济体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来看，转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并不乐观，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影响其经济发展，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转型经济体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增长水平，2014-2016年经济增长率仅保持在2%左右，经济增长表现乏力；转型经济体通货膨胀率在2006-2016年间都高于GDP增长率，最高在2008年达到18%。转型经济体长期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导致人均实际收入水平下降。2006-2016年，转型经济体的服务业得到了较好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在2016年达到59.2%，而转型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和人均实际收入的下降，使转型经济体服务业及从事服务业的人员利益受到损失。综上所述，转型经济体宏观经济发展乏力，极大影响外商投资的发展，且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问题近年来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中国投资企业应予以重视。

（二）营商环境风险

营商环境风险是指外商投资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过程中，企业开办、运行等环节的周围环境艰难，使企业成本增加而形成的经济风险。从创办企业需要的时间来看（见表1），企业创办所需时间逐渐减少。2016年企业在转型经济体创办所需时间降到11天，但与发达国家法国的3.5天和美国的5.6天相比，转型经济体在创办企业所需时间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从进口周转时间来看，企业在转型经济体进口周转时间10年间没有太大变化，周转时间保持在33~36天，2012-2016年企业进口周转时间增加到35天，企业投资便利化受到极大影响，而德国进口周转仅需7天、美国为5.4天，在转型经济体投资的企业在进口周转时间上将付出更多成本；从外商利润汇出和企业利润税来看，转型经济体外商企业利润占GDP比重保持在3%左右，波动幅度不大，特别是2016年外商汇出利润占比增加至3.1%，表明外商企业在转型经济体得到较好的发展，并且允许外商企业的利润汇出，但是在转型经济体投资企业的利润税有所增加，增加至12.17%，使得外国投资企业虽然实现短期的收益增加，但仍需要承担较高的利润税，无异于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综上可知，转型经济体在企业创办、运行等环节便利化程度较低，投资企业存在较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给潜在的外商投资造成一定的阻碍。

（三）主权信用风险

主权信用风险是指一国以本国主权作为担保，向IMF、世界银行及其他国家借款，若该国主权信用评级较低，则易形成主权信用危机，对外国投资企业造成一定的利益损失，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国家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目前，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世界三大国际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为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其中标准普尔的长期评级分为投资级和投机级两大类，投资级的评级具有信誉高和投资价值高的特点，包括AAA、AA、A和BBB；投机级的评级则信用程度较低，违约风险逐级增加，包括BB、B、CCC、CC、C和D。本文统计截至2017年标准普尔对转型经济体国家进行的信用评级，如表2所示。转型经济体国家中有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长期评级属于投资级，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和投资信用，评级分别为A、BBB+。而其他15个转型经济体国家信用评级处于投机级，信用程度较低，存在一定的违约风险。综上可知，转型经济体国家整体信用评级不高，在政策连续和稳定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外商投资过程中存在潜在的违约风险。

（四）债务风险

债务风险是指国家承担债务但缺乏偿还债务的能力，导致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及政府信用降低。如图2，从转型经济体政府支出来看，2006-2016年，转型经济体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变化不大，保持在26%~30%，而外债占GDP比重都超出100%，2016年转型经济体的外债占GDP比重达到195%，外债规模是GDP的近2倍。从收入来看，转型经济体经常账户余额在统计期内均为负值，进出口贸易呈现逆差，表明转型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承担着较大的国内财政支出和外债规模，而在进出口和国内收入水平方面缺乏偿还债务的能力，存在较大的债务风险。转型经济体巨额的债务负担，极大地影响国内利率水平，且外部金融环境脆弱，使得外商在转型经济体投资的风险增加。

二、对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的综合评估

（一）构建指标体系

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综合评估指标是建立在对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识别的基础上，参考国内学者王海军^[7]（2011）、赵睿^[8]（2017） 对国家经济风险理论的研究及实证分析，并考虑到转型经济体国家数据的可得性而构建的指标体系,如图3。

（二）评估方法选择

本文主要选取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在转型经济体国家投资的经济风险进行综合评价。主成分分析法是通过数学降维方法将模型原先的变量重新组合成几个不具有线性相关的综合变量，而新形成的综合变量能够反映原来变量的大部分信息，其中各个指标变量通过正交变换后，形成新的综合变量F1、F2等，累积方差贡献率越大，表明其所反映原变量的信息越多，一般选取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综合变量，以符合统计学的“二八原则”。主成分分析法能够较好减少分析的变量，化繁为简，适合分析经济风险评估过程中多变量的情况。目前主成分分析法在众多领域得到运用，使得该方法更为方便成熟。国内学者赵睿（2017）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中，首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风险进行综合评价^[8]。由此可知，主成分分析法在投资经济风险多变量多指标的实证分析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三）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采自于2006-2016年世界银行数据库，样本量为转型经济体17个国家，并选取 2006-2016年各国风险评估指标的均值作为面板数据，利用SPSS21.0计量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在主权信用风险评估过程中对转型经济体国家的标普信用评级由高到低排序，并依次赋值以方便模型计算。由于指标之间的单位和数值存在较大差异，为保证模型评估的合理有效，对以上指标统计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如下：

（α为各指标均值，β为各指标标准差）　

（四）模型构建

1. 多重共线性检验。通过计算以上各项指标标准化数据方差膨胀因子VIF可知，转型经济体评估指标方差膨胀因子VIF大于10，表明转型经济体评估指标数据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较为适合应用主成分分析法。

2.主成分选取及得分系数。由表3计算解释总方差可知，前5个成分累计方差达到85.484%,解释原来变量大部分信息，因此选取前5个成分建立荷载矩阵。用荷载矩阵的每列分别除以对应主成分的方差的平方根，便得到每个主成分的系数（见表4），记此矩阵为A，然后对方差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便是每个主成分的权重，记此矩阵为 B。

3.综合得分及排名。在已知主成分得分系数和各成分权重的基础上，设标准化以后的数据为矩阵 X。计算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综合得分，得分越高，经济风险越小。公式如下：S=X*A*B

4. 结果分析。根据表5转型经济体国家综合得分及排名结果作如下分析。首先从经济风险分布地区来看，独联体国家的经济风险比东南欧国家的经济风险大，其中在统计的17个转型经济体国家中，排名前8的经济风险较小的国家，东南欧国家占5个，而独联体仅有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排在前8名，排名分别为第2和第4。东南欧国家接近欧洲发达经济圈，在联通亚欧的通道上占据较好的地理位置。东南欧国家领域虽小，但在投资经济环境上要优于独联体国家。从区域内部来看，国家之间经济风险不尽相同。在独联体国家中，中亚国家的经济风险较其他独联体国家更大，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经济风险评估得分排名均靠后，仅有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经济风险较小。中亚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单一、生产能力较弱、地处内陆远离海洋、经济发展较为封闭且经济环境脆弱，极易受到世界经济的冲击。除中亚国家经济风险较大以外，在独联体国家中白俄罗斯、阿塞拜疆也具有较大的投资经济风险，尤其近年来在乌克兰危机的影响下，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环境恶化，投资经济风险增大。而格鲁吉亚自从2008年脱离独联体发展以来，投资经济风险较小，具有较大的投资潜力。

（五）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趋势变化

转型经济体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核心区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合作，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首要选择。通过对在转型经济体投资的经济风险识别及评估可知，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不稳定，经济环境脆弱，且存在一定的投资经济风险。本文在2006-2016年转型经济体各个国家12个指标数据中，选取每项指标每年的国家均值构成转型经济体指标数据并将其放入模型中，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转型经济体2006-2016年经济风险趋势变化进行分析。

根据图4可知,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得分在2006-2016年整体呈逐渐上升态势,经济风险逐渐降低。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处于曲折变化，大体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2007年，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得分不断上升，且增速较快，表现为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不断减小，经济环境不断优化，此时转型经济体经济发展达到历史高峰；第二阶段是2008-2010年，转型经济体遭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打击，经济发展缓慢、经济环境恶化及国家内部问题突出，导致投资经济风险加大，尤其在2009年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得分明显降低，整体投资环境恶化；第三阶段是2011-2014年，转型经济体迎来为期4年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4%，初步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营造了转型经济体较好的投资环境，使得2011-2014年间的经济风险得分提高，且在2014年达到历史新高，投资经济风险达到最小；第四阶段是2015-2016年，此阶段转型经济体经济风险得分迅速下降，投资经济风险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2015年欧盟对俄罗斯实行经济制裁，此项举措不仅使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受到损害，还使与俄罗斯相关的独联体国家受到冲击。转型经济体国家之间具有相近的产业结构，且能源生产为国家主要产业。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导致世界市场大宗产品价格下跌，使得以能源、矿产为核心产业的转型经济体国家经济遭受重创，致使外商投资的经济风险增大。

三、经济风险防范措施

通过对转型经济体投资的经济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及变化趋势分析可知，转型经济体国家经济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但经济发展遭遇瓶颈，经济环境脆弱，极易受到外界波动的影响，存在较大的投资经济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实施有效的防范措施来规避风险。

（一）建立长效合作对话机制，加强政府间的联系

自建国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与独联体国家及东南欧国家密切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关系。“一带一路”建设使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使得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中亚和欧洲。因此，中国投资要规避东道国的经济风险，首先需要双方政府建立长期有效的合作对话机制，使得在投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能够通过对话、谈判和协商等方式得到解决。同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使东道国的对外投资政策能够被及时有效地传递给企业，为企业投资的战略部署及风险评估奠定前提基础，减少企业损失，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二）签订双边及多边投资协定，完善协定内容

根据2016年12月中国商务部法律司公布的我国对外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目录可知，目前我国与转型经济体的14个国家签订了双边对外投资协定，但未与波黑、黑山及塞尔维亚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在应对转型经济体投资经济风险的过程中，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加快，以及涵盖国家的不断增多，政府需要加快签订投资协定的步伐，促进双边投资发展，规避投资经济风险。对已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转型经济体国家，通过合理协商，不断完善投资协定内容，在坚持共享、共商、共建的原则下，使协定内容更加符合双边投资利益，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投资发展。

（三）企业应拓展投资地域和投资行业

目前，中国企业对转型经济体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投资分布不均且投资结构较为单一。2017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数据显示，中国对转型经济体的投资存量占投资总额的1.7%，其中对独联体国家的投资存量占整个转型经济体投资额的87.5%，投资行业主要分布在能源和采矿业。中国对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存量占据转型经济体投资总额的78.5%。中国企业投资需要拓宽投资地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能将投资视野局限在独联体国家。根据前文对转型经济体国家投资经济风险评估可知，东南欧国家的经济风险比独联体国家小，具有更好的投资环境，而且东南欧国家在助推企业进入欧洲市场方面具有更大的区位优势。同时企业通过对东南欧国家的投资，可以分散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经济风险。从行业来看，中国投资企业需要拓宽投资行业，优化投资结构。2006-2016年，转型经济体服务业发展迅速，2016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59.6%，服务业的发展为中国企业投资带来新的投资领域和机遇，并且可以有效避免国际上对能源和矿产品价格的制约，从而减少企业损失，降低投资经济风险。

（四）做好风险评估，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应对转型经济体国家投资经济风险进行合理识别和评估，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分析可知，转型经济体国家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且易受到外界经济的干扰，中国投资企业需要对这些投资经济风险进行评估。在建立良好投资经济风险预警机制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在对转型经济体国家进行投资时，能够及时有效地识别并评估经济风险、提出对策，从而有效减少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因风险评估不足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参考文献]

[1]张 帅，刘文翠.“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哈萨克斯坦投资风险测度及预警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4).

[2]李传勋，靳会新，刘小宁，于小琴，藤 仁.中国对俄罗斯东部地区投资风险的防控[J].俄罗斯学刊,2017,(3).

[3]王永中，李曦晨.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评估[J].开放导报，2015,(4).

[4]李 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与应对策略[J].中国流通经济,2016,(2).

[5]柯金川，蒋超楠.转型经济体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4).

[6]李静萍，张 磊.汇率制度安排与宏观调控效应——基于转型经济体的实证研究[J].财政金融,2015,(2).

[7]王海军，齐 兰.国家经济风险与ＦＤＩ——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财政研究,2011,(10).

[8]赵 睿，贾儒楠.浅议“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国别风险管控——基于国别经济风险评估模型研究[J].上海金融,2017,(3).

责任编辑：张 舸

Economic Risk Assessment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Investments of China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ckground

Cheng Yunjie, Wu Jie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gradually increased their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with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ine,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facing more and more risks. Potential risks in the areas of macroeconomics, business environment, sovereign credit, and debt will cause certain losses to the enterprise and even hinder its development. Therefore, to identify and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economic risks of invest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establish long-term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mechanisms between governments, sig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expand investment regions and investment industries, and establish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in order for protecting the investment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o foreign countries.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ransition Economies; Investment; Economic Risk Prevention; Economic Risk Assessment; Sovereign Credit Risk; Risk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作者简介]程云洁（1967-），女，山东梁山人，新疆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新疆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