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现代性”的概念阐释一直是极具争议的学术问题。对“现代性”的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构成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现代性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抽象性、流动性、矛盾性、世俗性。现代性所展现的个体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是伦理关系在现代世界的彰显，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性的伦理价值首先指向“人”的问题，脱离特定人格来谈人的意义，都是现代性的文化危机和思想衰退。另一方面，现代性的伦理价值还指向“善”与“正义”问题。在现代性理论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正义已逐渐被当作一种伦理诉求来看待，这种伦理诉求的出现又促使整个社会的伦理重心由个体转向社会共同体，正义不再是个人信仰，而是整个社会的伦理诉求。
[关键词] “现代性”；资本；伦理价值；伦理重心；文化危机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6－0045-08
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现代性”的概念阐释一直是极具争议的学术问题。对“现代性”的多角度、多层面解读，构成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本文试图从不同角度来解读“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并从社会发展的伦理向度来分析“现代性”所蕴含的伦理价值。
一、“现代性”的概念解析
对于“现代性”的概念阐释,无数的国内外知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把握与诠释，因而“什么是现代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对“现代性”概念的解释梳理尤为必要，这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现代性”的含义：
其一，从时间和历史的角度看，现代性不仅意味着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联接，同时也意味着时间变化的方式和特征，尤其是“易逝性”和“短暂性”[1]。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认为：“只有在一种特定时间意识，即线性不可逆的、无法阻止的流逝的历史性时间意识的框架中，现代性这个概念才能被构想出来。在一个不需要时间连续型历史概念，并依据神话和重现模式来组织其时间范畴的社会中，现代性作为一个概念将是无意义的。”[2]但是，这里所说的“时间”并不是固定意义的年代分析，因为施特劳斯指出：“仅靠年代学无法建立有意义的统一性，也许有思想家处于现代时期却并不以现代的方式思想。”[3]
其二，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现代性意味着一种社会类型，一种社会模式。吉登斯就指出：“现代性意味着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4]现代性是一种社会形态，现代社会意味着处在现代性状态中的社会，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一个社会从传统社会演变成为现代社会。现代性并不是现代化的单一过程，而是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层面的演进。现代国家的成立、现代法律法规的确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文化多元的发展都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环节。
其三，从文化及美学的角度看，现代性是一种变化中的文化和新奇的审美体验。在马泰·卡林内斯库看来，现代性的美学危机概念存在传统、资产阶级文明和自身之间的对立。同样，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另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这种过渡的、短暂的、其变化如此频繁的成分，你们没有权利蔑视和忽略。”[5]从美学角度来说，现代性在美学上的这种特性便是一种现代性意识，需要一种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和感知。
其四，从心理体验的角度看，现代性是一种特定的个体对于历史变迁或社会剧变的心理体验，这种体验往往存在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偶然和危险之中。马歇尔·伯曼曾专门著书指出：“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6]因此，“成为现代的人，就是将个人和社会的生活体验为一个大漩涡，在不断的崩解和重生、麻烦和痛苦、模棱两可和矛盾之中找到自己的世界和自我。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者，就是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个大漩涡中宾至如归，跟上它的节奏，在它的潮流内寻求它那猛烈而危险的大潮所允许的实在、美、自由和正义。”
其五，从精神气质的角度看，现代性是一种新思潮。米歇尔·福柯认为，“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就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7]”。因此，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说，现代性就是由启蒙运动所引发的一种新的思想浪潮，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思想观念，取而代之的是科学与理性，此后人们便开始用科学理性的思维衡量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
可见，学术界对于“现代性”的概念探究，始终处在热烈的讨论中且莫衷一是，对现代性的多角度多层面理解，构成了现代性问题的复杂性。其实，如此内涵丰富、歧义丛生的概念，本就应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对其加以诠释与厘定，任何一种想一蹴而就地将它的概念完全弄清楚的努力都是不切实际、不科学的。由此可见，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它涉及到人类社会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等各个方面，涉及到自由、民主、平等、独立、正义、科学、理性、进步、和谐等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各种表征。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性并不是多种要素的简单叠加与排列组合，而是各种错综复杂要素聚合而成的精神特质，所以我们更应该从全面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现代性问题。
总体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现代性意味着从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社会状况与文化精神状况，具有多元性、流动性。首先，作为一种历史社会状况的现代性，它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产生的。随着经济发展，传统的农场经济逐渐瓦解，与此同时僵化的封建等级制度随之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新型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及行政体系的完善。其次，作为一种精神状况的现代性，它开拓了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与发展空间，摒弃了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让理性与科学、民主与自由、公平与公正、法制与正义等思想深入人心。
二、“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我们所理解的“现代性”，是指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它在思想上肇始于启蒙运动，在社会上开始于新航路开辟后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因此，现代性代表着一种强大的精神变革和社会变革。关于现代性的准确起始时间，尽管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争论不休，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现代性的缘起与资本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身处在现代社会，正在创造、享用或是消费着现代文明，但是现代性并未就此完结，现代社会还存在着继续进行现代性这一未竟事业。在现代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种种特质，就成为我们所说的现代性。所以，现代性是一系列的综合“征候”，它既带来了民族国家、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市民社会、科层管理等积极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资本统治、社会异化、生态恶化、商品拜物教等负面效应。现代性所表现出来的多种面孔，在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随处可见，我们甚至可以断言，今天的我们，已经生活在现代性的重重包围之中。尽管现代性具有种种表现，但核心无疑是资本统治。对此，马克思所展开的现代性批判，首先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统治。
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以资本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性一路高歌获得发展，但与之如影随形的，是现代性引起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将“人的自由”这一最本质的问题暴露出来。马克思先在哲学领域清算理性的抽象性，然后深入到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去考察理性的表现，从中领悟到资本统治这一现代性特征，遂转而批判资本对于社会的抽象统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批判逻辑，资本纵然始终隐藏在繁杂的社会问题下面，却能导致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并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而是有着自己的形而上学依据。马克思在对资本进行批判之前，必须将这个形而上学依据推倒。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所开启的近代哲学逐步发展以来，思想由自身出发来解释世界的“思维内在性”成为它的主要原则。这一原则旨在从一个确定无疑的起点开始，以理性的逻辑去构建世界，最终使得自然界和人类历史都纳入自己包罗万象的思想框架之中。如此一来，现实世界的发展，实质只是理性逻辑的注脚而已。如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统摄社会和国家，认为整个现实世界都是理性的产物。对此，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说理性国家存在“经验的事实”与“经验的存在”之间的矛盾[8]，即现实中的国家是不合理的，而国家之所以被认为是合乎理性的，因为那仅仅存在于理论之中。因此，社会必须从理性的逻辑中解放出来，开启自身的历史进程。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犹如一个流动的精灵，对社会中的人实行抽象统治。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其《流动的现代性》中，就将现代性视为一个“流动”和“液化”的过程[9]。自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来，现代性不断深化发展，在各个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万变不离其宗，资本统治始终是其核心。有鉴于此，学界通常将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称之为“资本文明”，且认为资本与新的形而上学（现代社会的理性观念）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本质—根据”。所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尽管资本可以尽情变换门面——以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形态面世，共同支撑着现代性铺开的社会建制，但是从本质上说，资本将人及其现实活动都一概还原为抽象的“交换价值”；一切活动的本身都放到资本的尺度上去衡量，正如劳动力在市场上被估价然后出卖一样。
根据马克思以资本为依托的现代性批判，我们可以总结现代性的四个基本特征：
其一，抽象性。现代性的这一特征源自其背后理性的抽象性。譬如，现代社会生活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各个领域，任何事物都被抽象为可量化的、可计算的指标。表面看来，兴起于近代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思维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但实质却是社会历史变迁使然。社会的发展进步，带来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迫使许多领域、行业更加细化和精确化，导致了现代的抽象性特征在当代社会的全面落实。
其二，流动性。快速的现代生活，使得事物的变化空前加快，马克思将这种变化描述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是还没来得及固定下来就已经烟消云散。迅速流动的物理时间，给人们的内心带来一种莫名的恐慌，使得人们不得不加快生活的节奏。在那些碌碌无为、日夜的“繁忙”“操劳”“烦恼”“无聊”中，人们醉心于追赶生活前进的步伐，而没有闲暇去领会生活的本质与存在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没有得到真实展现。正如本雅明从艺术中领悟到的那样，电影画面的快速切换剥夺了人们“凝视”的前提，不容人们慢慢地欣赏。这种情况下，人类的精神家园正在逐渐远去，处于一种精神的荒漠化境地，苦苦寻求精神的返乡之路。
其三，矛盾性。现代性充满矛盾，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充满了矛盾性。譬如，身体与心灵的矛盾、理智与信仰的矛盾、必然与自由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等。正如马克思所说，市民社会中的人们过着分裂的双重生活。现代性所具有的矛盾性，源自于资本自身开辟出来的基本原则，所以，“只要资本的前提不能根除，资本还是现实历史的基本建制，资本原则还在发挥着现实的作用，现代的矛盾性就是不可避免的，宣布现代性的所谓终结也就是不切实际的”[10]。
其四，世俗性。在理性的作用下，世界不再是那么神秘莫测，理性与科技一同将整个世界进行“祛魅”，再也没有什么神圣的价值值得人们去追寻。世界的“祛魅”过程，也是现代社会的世俗化过程。如果说还有什么被视为神圣的东西，那一定是货币。对此，马克思曾经这样看待犹太人的世俗原则，“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他们的神就是金钱”。现代社会中，人及其活动成为速度和效率的附属品，不知不觉就被纳入到经济的增长与物化的统治之中，而人们原本所追求的高尚价值纷纷走下神坛。世俗性的畅行，使得现代社会生活似乎一度出现了“价值的空场”。
三、“现代性”的伦理价值
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许多方面的历史进程，它鲜明地表征了社会发展的物质与精神方面的转变。当然，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关注。除此之外，人们还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代性论题，那就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伦理向度。实际上，现代性这一问题，事关现代社会中的“人”“善”“正义”以及相关的“政治伦理”等诸多问题。
伦理的意义在于以个体从人类历史、文化、传统中所习得的伦理规范和价值理念，来协调个体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共同生活方式。伦理作为一种实践精神，其中所蕴含的正是个体与世界的价值关联，是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对个体与世界关系的发现、认可与践行。现代性所展现的个体与他人、社会、自然的关系，正是伦理关系在现代世界的彰显。
其一，现代性的伦理价值首先指向“人”的问题。伦理学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的学科，是哲学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真、善、美三个维度的理性探究。而对于现代性的种种探讨，其实就是关于人的现代性问题的认知。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泰勒认为：“现代人的最典型的道德困境是意义感的丧失，或者缺少方向感，没有确定性。”[11]因此，现代性问题与“人的问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问题就是探索“人的意义”问题。任何脱离人的意义而探究的现代性问题，都是不科学的，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成果。
在现代性越来越深入人心的当下，伦理学家们开始站在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对现代性的伦理主题作出全新定义。不过，无论是关于“善”与“正义”的研究，还是关于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探讨，都是建立在对“人”的问题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
人之所以为人，首先表现为一种自然生命，其次表现为特定人格。显然，人格更能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人的本质特性还表现在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对于本身存在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人可以有所改变。马克思认为，“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统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12]。由此可以看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大特质是人的意识自觉和价值观念，以及人身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脱离人的特定人格来谈人的意义，是现代性的一种文化危机和思想衰退。
其二，现代性的伦理价值还指向“善”与“正义”问题。从西方伦理学家的主张来看，麦金太尔是“善”的伦理代表，罗尔斯则是“正义”的领头羊。对于这两种现代性的道德主题，我们不能从主观上片面评判其意义和价值，因为这两种主张都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从二者的学术理念来说，确实存在差异与不同。罗尔斯要求“正义”高于“善”，在他看来，绝对的“善”不应该被放进伦理学研究领域。对于绝对的“善”，他并不赞同甚至持否定态度，因而他主张应利用正义的制度建构来防止伪善的行为。在罗尔斯看来，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基于制度的道德规范。
麦金太尔在《追寻德性》一书中，对罗尔斯的道德理论进行了分析。他在书中这样写到：“罗尔斯明确地把下述论断作为其观点的前提：对人而言的好生活是什么，我们必然与他人有不同看法，所以，我们必须把对这种善和这种利益的任何理解排除在我们对正义原则的阐述外。只有这样一些利益：不论我们大家关于好生活的观点是什么，每个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份利益——才是值得我们考虑的。”[13]麦金太尔最关心的问题，是正义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信仰如何为今天的人类道德提供方向，而不是正义的操作方式。他把现代性进程中道德领域的内在失衡与断裂，称为启蒙运动的“道德谋划的失败”。尽管“启蒙”致力于为现代道德进行人性上的和形而上学上的辩护，但现代性所带来的道德危机却证实了启蒙时代以来，从狄德罗到现代情感主义等一系列背离传统德性伦理的道德理论的失败。
此外，现代性还强调“政治正义”问题。现代性强调的不仅是一种人道主义理想，而且是一种道德关系。现代伦理的价值核心是对政治伦理的开拓与发展，而政治伦理作为一种政治哲学，其基本内核是对正义的维护。在现代性理论逐渐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正义已逐渐被当作一种伦理诉求来看待，这种伦理诉求的出现又促使整个社会的伦理重心由个体转向社会共同体，也就是说，正义不再是个人信仰，而是整个社会的伦理诉求。由此，政治问题便上升为道德问题，这是现代性促使政治和道德关系所产生的新变化、新发展。
诚然，以理性、科学、自由、人权、博爱、契约、宽容、节俭、自我意识、创造性、批判精神，以及时间、金钱、财富观念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性”，由其所布设的社会格局、制度架构与生活方式，确实没有直接提供给人们令人满意的美好生活。但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演进状况和发展趋势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种完全不同于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制度安排和生存方式的可能性，无论如何限定、修正与批判，现代性依旧是人类社会运行的主要支撑力和前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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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刘经纬.于江霞.论现代性视野中的德性伦理[J].齐鲁学刊，2009,(6).
编辑：李利林
On the Basic Features and Ethical Value of "Modernity"
Ren Na, Zhu Bif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the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ty" has always been a highly controversial academic issue. The multi-perspective and multi-level interpretation of "modernity" constitute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ity issues. Modernity has four basic features: abstractness, mobility, contradiction, and secular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others, society, and nature demonstrated by modernity is the expression of ethical relat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Thi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the ethical value of modernity points first to the issue of “human”, and talks about the significance of human without specific personality, which is the cultural crisis and decline of ideas in modern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ethical value of modernity also points to the issues of "good" and "justice." While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is gradually perfected and developed, justice has gradually been regarded as an ethical appeal, whose emergence has also prompted the ethical center of gravity of the whole society to turn from individuals to social communities. Justice is no longer a personal belief, but the ethical appeal of the entire society.
Keywords: "modernity"; capital; ethical value; ethical center of gravity; cultural crisis
[作者简介] 任 娜（1983-），女，湖北襄阳人，湖北中医药大学针灸骨伤学院讲师；朱必法（1982-），男，湖北咸宁人，湖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