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其一生中闪光的时期。他从中学毕业后就树立了为人类而工作的志向。年轻的马克思为了寻求理想现实化的道路而进行执着的理论探索，为了让现实趋向理想而进行不懈的社会斗争实践，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年轻的马克思希望在批判旧世界的同时发现新世界，因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着无情的批判，即便屡被驱逐，生活困顿，也从未放弃为人类自由和幸福而奋斗。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努力证明，奋斗的青春需要高远目标的指引，为理想而奋斗的青春最美。
[关键词] 马克思；青年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莱茵报》；奋斗精神
[中图分类号] A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5-0083-11
马克思传记作者伊赛•柏林说：“十九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直接、如此稳定、如此强有力的影响。”[1]15但马克思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思想家，也并非与生俱来就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他有自己学习和成长的青年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同这个世界“打交道”，学会行动和生活，在世界中成长起来，将少年时的志向转变为终身的行动指南。当我们学习马克思的思想，研究马克思的学说，继承马克思的事业，实践马克思的理论时，必须了解马克思的青年时期，理解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当我们纪念马克思、缅怀他的伟绩时，也应当回顾他在青年时代的奋斗，并从中获得启示。
一、远大的志向：为人类而工作
人的天性就是如此：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伟大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2] 459。
这是1818年5月5日出生在德国特里尔城的一个中学毕业生在17岁时写下的一段文字。如今，这位中学生已经逝去135年了。但是，他的名字深深地镌刻在人类思想史的丰碑上，他的事业至今仍是人类奋斗的目标。这个在中学时代就立志选择“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人的幸福而工作”“使自己也达到完美”的中学生，就是卡尔•马克思。
年少的马克思深受忘年交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影响。思想开明、学识渊博的威斯特华伦十分喜爱邻居家这个聪明的孩子，带他到特里尔城外的小山散步，给他讲述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向他介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事迹。在与威斯特华伦的交往中，马克思不仅第一次听到了圣西门的名字，也看到“这位老人用真理所固有的热情和严肃性来欢迎时代的每一进步；他深怀着坚信不疑的、光明灿烂的唯心主义，唯有唯心主义才知道那能唤起世界上一切英才的真理；他从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前面畏缩，也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密雾所吓倒，相反地，他永远以神一般的精力和刚毅坚定的目光，透过一切风云变幻，看到那在世人心中燃烧着的九重天。”[2] 9在与威斯特华伦的交往中，马克思看到了真理的热情与严肃性，也看到和领悟到了理想主义的光明灿烂和永不退缩的勇气。在老人的影响下，马克思形成了崇尚自由、追求真理、为光明而生活，为信念而勇敢斗争的人生观和理想。
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深信儿子才华出众，时时告诫儿子要有一颗高尚的心灵才能与他的才智平衡，才能有益于家庭、有益于人类。父亲一再教导马克思要勇于承担对家庭、对人类应负的责任，做一个高尚的人。马克思在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已经初步意识到个人的完善与崇高需要和社会的进步、他人的幸福联系起来。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人优越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类能够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行为。在一定条件下自由选择职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人有思想、信念和目标，他能够超出一定的范围考虑其他事物的存在。因此，人应当而且能够在一定条件下通过冷静分析信念，选择一种既符合世界需要，又符合自身发展的目标，同时，还必须考虑他人的幸福。只有具有为人类工作之高尚信念的人才是完美的；只有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劳作，才是最伟大、最杰出的人：“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身已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诲我们，人人敬仰的典范，就曾为人类而牺牲自己。”[2] 459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没有高深的理论，却有着高远的志向；虽不理解人类发展的奥秘，却渴望献身人类幸福，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虽没有估计到未来的道路艰辛而坎坷，却努力用铿锵的字句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宣言。此时的他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将会面临多少艰难困苦，却义无反顾地“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当作自己生活的信条。
二、执着的探索：从理想走向现实
1835年10月，马克思告别家人，离开家乡，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开启了他为人类幸福而学习、探索和斗争的人生历程。
进入大学的马克思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自己面前展开。在这个新世界里，他求知若渴，曾日夜遨游在书海之中，最终将自己累倒；他埋头于学术，想创造新的“法哲学”逻辑体系；他希望在文学方面一展身手，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剧本；他尽情享受大学生活，课余时间学习击剑、骑马，在人前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与同伴在酒吧欢聚……
马克思在勤奋学习、热情生活的同时，也在不断反省和批判自己。当他发现自己的文学创作语言笨拙，重修辞甚于重思想，不能令人满意，便很快将精力转向学术。他遍读古代法律典籍，研究罗马法，并将罗马法全书前两卷翻译为德文。他试图按照费希特的思路建立一种能总揽法学所有领域的哲学体系。在研究中，马克思发现唯心主义所固有的“现实的东西与应有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给自己造成严重的障碍，自己所搞的“法的形而上学东西”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3] 7，不可能找到在“事物本身”实现先验“原则”的途径和方法。在反复的思考和严肃的自我批判中，他意识到：“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3] 7要想透彻地弄清事物本身，就必须改变在抽象的概念世界、应有世界中寻找现实世界、实然的思路，需要从现实出发，探求理想与现实的一致性。
为了寻求“应然”通达“实然”的道路，马克思开始深入学习和研究曾经不为自己所喜的黑格尔哲学：“我想再度潜入大海，不过有个明确的目的，这就是要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有着坚实的基础”[3] 13。他不仅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到尾研究了一遍，还阅读了黑格尔大多数学生的作品。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是一种在形式上唯心主义，在内容上却非常现实的理论。黑格尔哲学中，“事物”是理念运动过程中的产物，是意识自身确定性的对象性本质。研究“事物”，需要从事物本身出发，在事物本身之中寻求其理念，即从现有中寻求应有，从现实中引出理想，而不是相反。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都被描绘为“理念”因自身内在矛盾的推动而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国家还是法，都是理念发展的必然的、合乎理性的结果，体现着理性发展的成果，代表着全体社会的共同利益，因此，人服从国家、服从法，就是服从理性，也就是体现人的自由。理念发展推演的理性的应然与实然一致。在人类思想史上，黑格尔第一个将整个自然、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绘为“理念”因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而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过程，并力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
1841年春，马克思与家乡的《莱茵报》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不久后就成为该报的撰稿人和实际主持人。借助《莱茵报》，马克思开始走向社会、从理论的精神生活走向现实的政治生活。当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来考察现实社会生活时却发现，按照黑格尔哲学本应是普遍理性化身和普遍利益代表的国家和法律，在现实中却成为私人牟利的“工具”；本该维护普遍理性、普遍利益的立法者却并没有“摆脱狭隘的、实际上卑鄙的自私心理而达到普遍和客观观点的理论高度”[2] 264。理论推演的应然与真实的存在之间的截然对立，成为让马克思困惑甚至苦恼的疑问。
在大学阶段就接触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马克思，在思想上开始亲近费尔巴哈哲学。费尔巴哈反对黑格尔关于精神决定特定时代现象的观点，提出历史的动力是物质条件的总和：特定时期的各种物质条件的总和，决定着生活于此时期的人的行动和思想。因此，掌握物质规律，就是掌握自己的生活以适应规律；历史不过是人生活中的物质条件对人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费尔巴哈用特定时代的物质条件的总和来说明该时代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观点，为马克思解开了疑惑，也暗示马克思应当研究人生活于其中的物质条件的总和。但是，充满激情、致力于实际斗争的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费尔巴哈哲学。在他看来，费尔巴哈哲学“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4] 443，并不能实现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即不能实现哲学理论与实际斗争的结合。
心中奔流着火与热的马克思，并不认为“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进行理论学习和研究的目的不是要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通过对旧世界的批判性分析，以便“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5] 416。此时的马克思已经从最初的康德、费希特哲学的追随者，历经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而成长为一个立志用哲学、理论“执行现实自身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促使它由‘旧世界’的现实转变为它本身‘应有’的‘新世界’的现实”[6] 111的旧理论批判者和新理论研创者。1843年6月，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力图在黑格尔哲学的“本来意义”上扬弃黑格尔哲学，在理路上切入表现为动态的历史过程的人类社会。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两方面批判德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提出通过无产阶级与哲学的结合来实现人类解放的思想。1844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的“劳动”“实践”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进而在社会历史之中揭示人的现实规定性，实现了哲学与经济学的联盟，为自己的政治学说寻找到坚实的现实基础；与恩格斯携手写下《神圣家族》，批判以鲍威尔为核心的青年黑格尔自由派，清算唯心主义的“主体”观，提出无产阶级的“目的和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在它自己的生活状况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组织中明显地、无可更改地预示出来了”[7] 261，因此，无产阶级完全能够而且必须通过自己消灭自己的生活条件而解放自己；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以短短千余字的篇幅提纲挈领地清理费尔巴哈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合乎逻辑地扬弃旧哲学建立起新哲学，并写下了“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 502。1846年，马克思再次和恩格斯合作，通过《德意志意识形态》来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阐明自己基于“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得到的理论成果——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表明“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7] 539。
为了解决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矛盾，马克思在书籍的海洋中畅游，以严谨的哲学思维展开理论研究，同时他也深切地意识到，只有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才能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
三、不懈地斗争：让现实趋向理想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7] 11马克思从来就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他更是为人类现实的自由和幸福而不懈斗争的勇士。
1841年大学毕业的马克思开始走向社会。他起初希望在波恩大学谋得哲学教职，通过大学讲坛与黑暗势力进行政治的和哲学的斗争。但是残酷的现实使马克思不得不放弃到大学教书的想法。他曾打算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鲍威尔合办一个激进刊物来摧毁政府在青年黑格尔派周围筑起的壁垒，阐述宗教问题以及宗教与国际的关系问题，并揭示出黑格尔哲学的潜在革命性。但是当鲍威尔还沉迷于理论批判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渴望参加直接的政治斗争了。1841年12月24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表面上提及了几句关于出版自由的话。不少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新的检查令当作“精神自由和进步的先决条件”，天真地以为新的检查令能够“导致充分的批评自由”。针对这一极具欺骗性的新书报检查令，1842年1月至2月，马克思以敏锐的眼光，深刻分析和揭露了新书报检查令的伪自由主义实质并正面阐明自己对出版自由和人的精神自由的见解。但是，这篇文章未能通过新的书报检查令，没能在当时的德国顺利发表（翌年发表于瑞士）。紧接着，马克思又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的文章，作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论辩的第一篇文章，并于1842年5月分期发表在《莱茵报》上。马克思在文章中继续阐明关于出版自由和人民一般自由，并特别讨论了人们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自由问题，反对封建国家全面限制人民自由的做法。此时的马克思将讨论引入到更为深入的方面：“问题在于出版自由是个别人物的特权呢，还是人类精神的特权。……问题在于一面的有权是否应当成为另一面的无权。”[2] 167心怀人类普遍幸福的马克思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自由出版物是人民的智慧，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因此，“它是从真正的现实中不断涌出而又以累增的精神财富汹涌澎湃起来地流回现实去的思想世界”[2] 75。马克思批判书报检查令的文章赢得卢格的高度评价：“关于出版自由，以及在捍卫出版自由方面，从来没有、甚至也不可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透彻的了。”[8] 53
在对出版自由问题的分析中，马克思第一次发现，动机背后隐藏着利益，利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个利益是各个等级的私利。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直接卷入社会政治生活，为捍卫人民的自由权利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普鲁士封建反动势力。1842年10月，马克思接任《莱茵报》主编之后，力主将该报办成为表达人民真正呼声的报纸。他坚持报刊是人民思想和情感的表达这一基本原则，反对刊发空洞无物或者大唱高调的文章。他打算有计划地发表一系列揭露普鲁士专制制度压迫、剥削人民的报道，引导人民关心国家前途，为民主革命积蓄力量。同时，他自己在该报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两篇论文，公开为政治上深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辩护。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马克思认为，法律应该是事物本质的真正表达，应当是法律适应事物的本质，而不是相反。枯枝和作为所有权对象的林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贫苦农民捡拾枯枝落叶并不是盗窃。但是《林木盗窃法》把所有者的私欲变成合法的要求，却损害了多个世纪一直延续下来的贫民利用自然界的产物、接受自然馈赠的权利。这遵循的不是理论的逻辑，而是私人的利益。《林木盗窃法》维护林木所有者的等级利益，却使广大贫民陷入更加不利的境地。他尖锐地讽刺道：“这种把林木所有者的奴仆变成国家权威的逻辑，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整个国家制度，各种行政机构的作用都应该脱离常规，以便使一切都沦为林木所有者的工具，使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成为左右整个机构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应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2] 267通过分析，马克思发现，在普鲁士国家里利益支配着法；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中，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支配着贫民的利益，也支配着社会各阶层的公共利益。
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摩塞尔河沿岸葡萄农的窘困状况，并非自然原因造成，也不是个别官员的过失或者恶意，而是当时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普鲁士专政制度造成的。这样，马克思批判的矛头直指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
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对罪恶之源的剖析，使得《莱茵报》的订阅量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就翻了一番。马克思领导下的《莱茵报》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引起普鲁士当局的关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仅仅发表了两个部分，就不见容于当局政府。文章的其余部分被禁止发表。1843年1月19日，普鲁士内阁会议以《莱茵报》倾向极坏、散布对教会和国家现有制度的仇恨、恶意诽谤国家行政机关等为由，决定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该刊。
马克思对这一切毫不吃惊。他对在书报检查令下办报感到束缚手脚，也厌倦了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渴望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斗争。1843年3月18日，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声明，表示因为书报检查制度的原因退出该报编辑部。这一天，《莱茵报》也出版了它的最后一期。
马克思离开《莱茵报》后不久就前往法国巴黎，与卢格合办《德法年鉴》。马克思提议将《德法年鉴》办成“一种主张彻底改造社会”的刊物，同时把德国的哲学思维、哲学批判同法国的政治热情、政治行动结合起来，让哲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外部表现上都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而使哲学成为当代世界的哲学，世界成为哲学的世界。为了办好这一特色鲜明，立场激进的刊物，马克思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德法年鉴》的具体准备上，甚至几乎独自承担了该刊创刊号的编辑工作。该刊一经出版，就引起广泛关注，在巴黎的德国侨民几乎人手一册，德国国内的许多人也在热切地期待着这份刊物。但是，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卢格无法接受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念；马克思要求“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也完全不合卢格的胃口。编辑之间的巨大分歧导致《德法年鉴》仅出版了创刊号就再无下文，曾经的好友也就此分道扬镳。
留在巴黎的马克思回到书房，如饥似渴地研究大量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文献，为人类解放寻找更加坚固的根基、更加现实的道路。他通宵达旦地阅读、摘录、研究，写下了内容丰富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以后的理论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也给法国的德文刊物《前进报》写稿，后来还直接参与编辑工作。但是，普鲁士政府无法容忍《前进报》的激进，要求法国政府查封该报，将该报成员驱逐出境。1845年1月，马克思收到法国政府的驱逐令却不愿请求赦免，最终于1845年2月3日抵达布鲁塞尔。此后，年轻的马克思因革命立场不被当局认可，因此被一个又一个的资产阶级政府驱逐，直到1849年7月，马克思前往伦敦定居，终于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直至逝世。
年轻的马克思希望通过批判旧世界来发现新世界，因而对现存的一切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他的“无情”，既包括“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包括“临到触犯当权者也不退缩”。[8] 235为了在无情的批判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即便屡被驱逐、生活困顿，也从未放弃为人类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事业。
四、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启示：为理想而奋斗的青春最美
当17岁的马克思写下选择职业“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善”时，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即将展开的人生历程的憧憬与昂扬斗志。此时的他，不过是一个刚刚从少年阶段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没有社会阅历，却开始思考人生，给自己定下“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高远志向。这一志向成为他人生的信念和终身奋斗目标。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奋斗告诉我们：奋斗的青春需要高远的目标指引。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性是追求高尚，心中有着对善的热情、对知识的追求、对真理的渴望。因此，人们追求美好的生活、渴望充分的民主和自由。个人的理想与全人类的利益之间有着一致的方面。因此，个人有责任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尽管人的心中有着对善的热爱，但欲望和诱惑却无处不在，因此，人应当不断自省、不断完善，努力做一个有德行的人，“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2] 455。职业选择，就是让人们选择使自己高尚起来。“如果我们的生活条件容许我们选择任何一种职业，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种使我们获得最高尊严的职业”，因为“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起来、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2] 458。在马克思眼中，职业不是谋取个人功名利禄的途径，而是为人类工作，并使自身不断臻于完美的手段，是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社会利益的增进的统一。正是因为如此来理解职业，马克思才没有遵循父母的意见，而是选择了一条为人类的解放和幸福而艰难探索的荆棘之路。
“不管遇到什么障碍，我都要朝着目标前进。”[8] 291马克思不仅用他的青春，也用他的一生来证明：崇高的理想信念，是人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它让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奋勇直前，虽九死犹不悔。今天，当我们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当我们抱怨工作不顺心的时候，当我们感叹人生不如意的时候，当我们膜拜各种“成功学”的时候，应该严肃地问一问自己：职业，仅仅只是个人生计来源，还是实现他人幸福和个人完善的手段？我是否在工作中坚持和践履让他人幸福和自身完善的高尚行为？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理论探索历程告诉我们：美丽的青春需要奋斗。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马克思如饥似渴地学习，通宵达旦地钻研。在理论探索的道路上，马克思遇到一位又一位思想界的理论巨人：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圣西门、欧文、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他从理论巨人那里汲取养料，却从不停留在某一位巨人身后，而是充分地学习、深入地思考、尖锐地批判、“无情地”扬弃，博取众家之长，最终形成自己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为共产主义理想找到现实化的路径。
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各种社会主义学说……青年马克思一直在学习，也一直在批判，他的思想似乎从不停留在某种现成学说，却又难掩前人的理论印迹。“任何观点只有在批判地成为他的思想发展的逻辑环节时，才能真正成为他自己的思想。在马克思那里，新的思想的确立与原有思想在其本来意义上的扬弃是同一个过程。”[6] 108每一次批判，都是理论遇到了现实的挑战，现实需要新的理论。当同路的其他人固守已有的思想而回避现实或向现实妥协时，马克思却总是从当时政治、思想斗争需要来检视思想，根据现实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思想，让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枯燥的理论在鲜活的现实中获得生动的内容；空洞的意识描写人们现实的生活过程；艰涩的哲学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出发，回答时代提出的现实课题，让马克思在攀登科学的陡峭山路上从未停歇，也让马克思的理论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马克思青年时代的革命经历告诉我们，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青春最美。为《莱茵报》写稿是马克思大学毕业后的谋到的第一份工作。但对他来说，报纸、刊物是进行社会斗争的主要方式。在斗争中，他深切了解到社会贫苦状况和人民的需要、利益与呼声，将自己的理论引向社会现实。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从黑格尔关于自由就是自我认识着的必然的思想出发，把是否允许新闻出版自由与国家性质联系起来考察普鲁士政府。他指出，书报检查令把宗教信条作为国家的精神支柱，因而这样的国家不是自律的伦理国家，而是他律的基督教国家。在《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更清晰地认识到人民能够通过自由报刊，将物质利益的斗争变为思想的、理论的斗争，从而清晰、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处境、利益和要求，受到思想文化教育。只有真正表达人民心声的报刊才会得到人民的承认，才能生机勃勃。因此，他以《莱茵报》《德法年鉴》等出版物为阵地，向普鲁士专制制度开火，揭示专制制度的根源，论证贫苦穷人权利的合理性，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了封建专制政治上的压迫、思想上的禁锢和经济上的剥削的现象与本质。1843年1月30日，即查封《莱茵报》的法令通过的第10天，科伦举行集会，与会人员要求取消这一查封法令，并通过了致国王的请愿书，近千人在请愿书上签名。《德法年鉴》创刊号甫一出版，就成为普鲁士境内外的抢手刊物。拥有如此大影响力的马克思，此时不过27岁。
也许有人会问，斗争曾让马克思及其家人颠沛流离、生活难以为继，他幸福吗？的确，绝不退缩的斗争曾经让马克思及其家人生活困顿不堪。选择了为人类而工作的马克思，有终身相伴的爱妻，有心意相通的合作者和甘居第二位置的终身好友，有成千上万的仰慕者和追随者，也有成千上万的反对者乃至敌人。但即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敬佩他。这样的马克思不幸福吗？！为人类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青年马克思，用自己全部的理论探索和斗争实践实现了他在17岁时写下的那段文字：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但是它将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 459-460。
“任何一位作家都从未拥有过比他更多的读者，任何一位革命家都未曾汇聚过比他更多的希望，……任何人对20世纪所产生的影响力都无法与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9] 11卡尔•马克思逝世200周年之际，回顾这位特里尔之子青年时代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千年思想家”也拥有为理想而奋斗的美丽青春，他的伟大是历经艰难曲折仍百折不挠的努力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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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雅克•阿塔利.卡尔•马克思[M].刘成，陈玥，陈蕊,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邹立鸣
The struggle of young Marx and its contemporary inspiration
Ni Xia
Abstract: Karl Marx's youth was a gleamy period in his lifetime.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he set aspirations for working for human. The young Marx adhered to hi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 realizing his ideals, and carried out unremitting practice of social struggle in order to drive reality to his ideal, laying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Marxist philosoph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and scientific socialism. The young Marx hoped to discover the new world while criticizing the old world, so he made ruthless critique of everything that existed. Even though he was repeatedly expelled and lived a hard life, he never given up fighting for human’s freedom and happiness. The efforts of Marx in his youth has proved that the struggling youth requires the guidance of lofty goals, and the youth struggling for ideals is the most beautiful.
Keywords: Marx; Young Marx; Hegel; Feuerbach; “Rheinische Zeitung”; struggling spirit
[作者简介] 倪霞（1976-），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伦理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