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所谓“面南战略”，也称南进战略，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初中期的重要军事战略部署。抗日战争后期的“面南战略”主要包括：一是发展河南，绾毂中原；二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进军湘粤边，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三是新四军南下苏浙皖边，发展东南战略。“坚持中原”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也属于面南战略的重要部分，这两大战略部署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全面内战棋盘中的重要举措，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是中国黑暗与光明大决战的重要转折。
[关键词]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面南战略”；“坚持中原”；刘邓大军
[中图分类号] G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2-0020-11
所谓“面南战略”，也称南进战略，是中共中央在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初中期的重要军事战略部署，即指中共战略发展方向朝南并在南方组建一个或多个战略单位，开辟战略新区，对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采取外线作战的态势。这个战略意图有过三次，开始于1944年抗日战争后期，途经“坚持中原”与中原突围，完成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每次具体的战略地点、战略意图有所不同，但总体上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是明确的。对此学界、军界尚无人研究，本文特进行初探，以抛砖引玉。
一、抗日战争后期的“面南战略”
1943-1944年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之年。1943年9月意大利法西斯投降，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实际上解体。1944年，苏军在苏德战场发起一连串进攻战役，收复大片西部国土，向国境线以西挺进，这加快了反法斯战争的进程。同年6月，美英法等联军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败局已定。
但在东方战场，日本帝国主义急于应对太平洋战场作战和打通大陆交通线，于1944年4月发动了豫湘桂战役（一号作战），并取得了节节“胜利”。在8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虽有过顽强抗击，但节节败退，使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沦入敌手。
面对如此严峻的战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抗日战争的战略全局出发，对中国战场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制定了面南战略，以向我国南方，即华中、华南、华东取战略进攻的态势展开。
军事战略是为政治战略服务的，当时决定“面南战略”有四个因素：一个是苏德、欧洲战场进入决战阶段；二是盟军准备在中国大陆开辟对日战场，美军计划在山东、浙江等沿海地区登陆；三是国民党除了在战场溃败外，反共倾向有增无减，战后有可能发动内战；四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人民势力得到增强。根据地人口上升到8000余万，军队47万，民兵227万，党员发展到了90多万[1]。为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的任务：一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因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胜敌，才能在战后建立新中国。三是在军事上取攻势，进攻敌伪占领而又守备薄弱的地方，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
为了实现以上任务，中共中央于1944年春制定了“面南战略”，总体思路是在敌后主动出击，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北与华东的战略通道。
“面南战略”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发展河南，绾毂中原。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首战在河南，国民党约40万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广大农村成了空虚之地。4月22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之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中共北方局、华中局、冀鲁豫分局和鄂豫皖边区单位发出指示：一要河南地区党组织乘河南大部分地区已成日军占领之区，在广大农村领导河南人民抗日，组建抗日游击队及民兵自卫军，保卫家乡，建立抗日根据地；二是要求以上地区迅速派出干部深入河南敌后，组织与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据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先后派出多批主力部队南下豫西。第一批南下部队以太行军区第三团和新编第三十五团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大队，于9月初挺进豫西，在箕山与嵩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出驻陕甘宁边区的第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和警备第一旅之第二团挺进河南，于10月底组建河南军区。到1945年春，豫西抗日根据地已发展成为拥有3个专区、20个县、300余万人口，部队发展到1万多人的新的抗日根据地。在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同时，新四军第五师派出部队沿平汉铁路两侧，到豫南建立据点，发展武装力量。到1945年3月，新四军第五师在豫南敌后建立了7个县的抗日政权，开辟了东西70余公里、南北近100公里的抗日新区。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中共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军区派出一部组成南下支队，先后挺进新黄河以东、以西地区，与当地抗日武装，建立水东、水西抗日根据地。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派出第四师一部挺进津浦铁路以西，于1944年11月下旬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至此，中共中央“绾毂中原”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华北和华中的点线相连。
二是八路军第三五九旅进军湘粤边，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1944年10月，八路军主力部队第三五九旅4000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加上900名干部组成的两个干部大队向南挺进，渡过黄河、长江，于1944年5月建立湘鄂边区根据地后，向粤北湘南挺进，欲创立五岭山根据地。南下支队的战略目的有三：一是加强华南的抗日力量；二是实现中共中央的“面南战略”，打通华北、华中与华南的战略通道；三是与广东东江纵队汇合，造成南方一翼，作为应对国民党可能发动内战，开展自卫反击战的重要战略部署。这点在任弼时给南下支队作动员时，交待得很清楚：“我们要想到反攻的时候，在把日本人打走以后，占领武汉、长沙。……如果那个时候国民党还不进步，国民党这股逆水从西边冲下来，我们就要占住这些城市进行抵抗。今天估计，国民党的这股逆水大致分三股从西边冲下来，即由西安到洛阳、郑州为一股；由宝鸡、汉中往襄阳、武汉为一股；从重庆往沙市、长沙为一股……我们要有这个精神准备，要有夺取城市，占领武汉、长沙、郑州这些地方的计划。”[2]南下支队遭到国民党第九战区的重兵围攻，在南征途中难以立足；东江纵队北进途中也遭到国民党第七战区军队围攻。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央军委根据时局迅速变化，致电南下支队，指出过去中央下达的任务难以完成，今天的新任务是如何战胜顽军之追击、堵击，保存自己，站稳脚跟，选择路线北上湖北，向新四军第五师靠拢。南下支队接到命令兼程北上，于10月上旬在湖北礼山（今大悟县）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南下支队虽然没有完成预期“南方一翼”的战略任务，但开辟了湘鄂赣边根据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的影响，壮大了中原新四军第五师的力量，为完成中共中央新的坚持南方战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是新四军南下苏浙皖边，发展东南战略。1944年美国军队欲在中国山东、浙江登陆，建立对日作战的战略基地。9月9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领导，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3]中共中央借此机会，实施打通苏中到苏南、浙江，直到福建的战略通道。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军：以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发展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为以后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1944年12月，新四军第一师3个团渡江南下，与苏南第十六旅会合，成立苏浙军区，整编三个纵队，挺进苏南、浙东，实施中央向南发展的战略。苏浙军区的南下，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重兵围攻。南下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2月到5月，苏浙军区部队在天目山进行了三次反击战，共歼国民党顽军1.36万人，扩大了苏浙皖边敌后新区，完成了中共中央发展东南的战略任务，扩大了新四军在江南的抗日阵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1944年挺进河南、湘粤边和苏浙皖边的战略进军，部分地实现了中共中央制定的“面南战略”，打击了日军发动一号作战的嚣张气焰，打通了华北、华中和华北与华东的两条战略通道，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自卫反击战作了战略准备。
二、制定“坚持中原”的战略方针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始终重视中原地区，组建了新四军第五师，开辟了鄂豫边抗日战争根据地。根据地以大别山为依托，境内直通平汉、粤汉两大铁路，横贯长江、汉水两大水系，威逼武汉、郑州、重庆、西安、南京，成为中共控制的六大战略区之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大大超出国共两党的预期，提前结束，国内国际形势急转直下。中国共产党在时局巨变的情况下，在极短的时间内不断调整“面南战略”。最初中共中央对局势预估比较乐观，命令华中局立即占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大城市。但蒋介石在美国军队的支援下，调兵遣将全面接受日伪战略区。形势对中共不利。正如毛泽东8月23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那样：“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的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另一种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4]于是中共中央作出了重大调整，1945年9月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战略方针。作为“向南防御”的重要部署之一，就是制定“坚持中原”的战略。这是因为中原地区成了国民党必要抢占的战略要地与东下苏浙的主要障碍，是国共博弈的战略要地。“坚持中原”体现了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以中原部队坚持中原地区，吸引大量的国民党主力部队，对“向北发展”起到了战略配合与牵制的作用。
中共中央“坚持中原”战略形成于1945年10月，其间根据战局的变化，几次适时转换战略发展目标，虽然最终以中原解放军撤离中原地区而没有完全实现，但到1947年6月，这个战略意图以更大的战略进攻得以成功实施。
坚持中原战略的标志是新四军第五师与八路军两大主力会师河南。1945年10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第五师与北上的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和南下的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共6万余人，会师中原桐柏地区，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组建了中原军区。他们的任务就是坚守中原，为“配合华北、华东、东北的伟大斗争，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争取全国和平局面而努力”[5]。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中原军区的任务虽然有些调整，但坚持中原，对其他战略区起到战略牵制与配合作用的战略目的始终没有变。
国民党军队利用和平谈判之机，用30万大军将中原军区6万将士包围在环境十分恶劣、狭长的湖北礼山（今大悟）山区，妄图聚而歼之，挑起全面内战。中共中央洞悉其奸，一方面在谈判桌上，揭露国民党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一方面要求将中原军区北调，或东移归还新四军建制；与此同时要中原部队坚持原地，坚持自卫原则，以粉碎国民党军队歼灭孤悬敌后的中原解放军的阴谋。
1946年夏季，蒋介石决定发动全面内战，悍然下令于7月1日发起总攻击，妄图在48小时之内消灭被围困的中原部队，拉开全面内战的序幕。
6月26日，中原解放军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分左中右三路纵队主动突围，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原解放军的阴谋。中原解放军突出包围圈后，在何处立脚？中共中央的战略目标是在湖北、河南、陕西坚持，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华北、华东、东北各大战略区的自卫反击战。这一决策是“坚持中原”战略构想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原局的电文中，便提出了这一决策的最初设想。该电文要中原部队主力突围后，到鄂西、陕南、豫西地区“作长期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华北、东北，将起重大战略作用。”6月22日，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军区、山东军区领导的电文中，针对蒋介石着重向北的战略方针，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介石)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表明中共中央对“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作了重大调整。根据这一调整，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准备在国民党区域创造根据地”。
中原突围战役打响不久，中共中央在陕南、豫西、鄂西北坚持斗争的决心更加坚定。7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李先念等，指出：“你们的任务是活动于鄂西北、豫西与广大地区，一面保存自己，同时钳制大量敌军。对全局贡献极大。”13日进一步指出：我中原军之任务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第二阶段是与渡淮向南的内线部队会合，夺取信阳、大别山、安庆之线。中共中央一再要求中原部队指战员坚决打消转移华北归队的思想，下定决心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争。这一高瞻远瞩的决策，除了确定中原部队在外线钳制大量敌军，以配合内线作战的方针外，还蕴含转入战略进攻的设想。这是一年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实行战略反攻决策的最初构图。
围绕着这一战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系列指示。7月5日命令江汉军区在原地坚持，“不要轻易放弃”。15日，指示左路纵队王树声部在鄂西创造根据地，皮定钧旅在皖西及其附近活动。19日，中共中央电示张体学部“望紧紧依靠群众，必要将部队以团以营以连分散，以能打民团及打一连一营之顽军为标准，巧妙的对待敌人，注意部队纪律，到处帮助人民，在鄂皖边建立根据地。”同时，中央指示已到嵩县的河南军区黄林部“回桐柏山及伏牛山东南地区游击战争”。23日，命令一纵三旅闵学胜部不要向主力靠拢，“应坚决灵活在大洪山、桐柏山坚持游击战争。”27日，中央军委命令右路纵队不要西进，在商县、洛南、卢氏地区“分散打游击”。
中原局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倾尽全力贯彻中央的战略意图。7月16日，中原局在淅川县王窑举行会议，讨论贯彻中央指示，创建根据地问题。7月23日，中原局在商南县白鲁础召开会议（王窑会议的继续），决定北路纵队分成7支，以团为单位（后改为以营为单位），在镇安、郧西、商南、山阳等地分散游击，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命令左路纵队王树声在鄂西北创造根据地，江汉军区在川北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决定建立豫鄂陕军区和鄂西北军区。8月22日，中原局发出《为创建豫鄂陕根据地而奋斗》的指示，对创建根据地的必要性、重要意义，以及方针、原则和方法等作出阐明。文件指出只有按中央的指示，在豫鄂陕边区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建豫鄂陕根据地，才是中原部队唯一的出路。只有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才能支援陕甘宁边区及晋冀鲁豫边区甚至整个华北、华东的斗争，以此来增强我党我军在西北的有利战略地位。随后中原军区各部队在鄂川陕豫各地展开游击战争。8月下旬，王树声部在房县上龛地区与江汉军区罗厚福部会师后，宣布组成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简称鄂西北区党委），书记王树声、副书记刘子久、文敏生，区党委先后组建了五个地委，创建了鄂西北根据地。9月2日，中原局指示鄂西北区党委派一支“精干”部队返回桐柏、大洪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鄂东张体学部取得联系，组建江汉游击支队。这样，中原部队在鄂西、鄂中，陕南形成犄角之势，加上张体学部在鄂东皖西，共牵制了国民党军队1 4个旅以上，有力地“协助华北、华中、西北粉碎国民党进攻。”
与此同时，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文建武、汪峰组建了豫鄂陕军区，先后组建5个军分区。10月中旬，豫鄂陕边区行署成立，汪峰任行署主任，下属3个专员公署。
中原解放军主力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与强敌在豫鄂陕边坚持斗争达8个月，1947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豫鄂陕军区和鄂西北军区主力10000余人，分批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城休整。鄂西军区副司令员罗厚福率一部在鄂西北坚持斗争，张才千率1000余人往南挺进，转战大江南北。
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共中央的“坚持中原”的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伟大意义。
第一，“坚持中原”和胜利中原突围，是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全面内战棋盘中的重要一局。中原部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顾全大局，坚持斗争10个月，出色地完成了中共中央交给的战略任务，把守中原大门，将国民党30万军队牵制，“这就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兄弟部队，为做好迎击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时间。”[6]胜利的中原突围，中原部队主力实现战略转移，战斗在鄂豫陕川边区，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8个月，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开创了豫鄂陕根据地、鄂西北根据地两块新的根据地，用不足全国人民军队总兵力1/20的部队，钳制了国民党正规军14至32个旅和大量的保安团队，先后作战270余次，歼敌2万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其他解放区的内线作战，起到了极大的战略作用 [7]。
第二，“坚持中原”和胜利的中原突围打乱了蒋介石集团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粉碎了蒋介石集团要在48小时歼灭中原部队的幻想。中原部队主力出其不意地向西突破重围，整个战役历时36天，粉碎了国民党军16个整编师32个整编旅36万人的围追堵截。在上百次战斗中，歼敌1万余人。中原突围战役捷报，揭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与其他兄弟部队一起，使蒋介石要在3至6个月内彻底打垮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阴谋彻底破产，成为中国黑暗与光明大决战的一个重要转折。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投入反对国民党全面内战的斗争，大挫国民党的反动气焰。
第三，中原突围战役和其他战役相配合，在解放战争最初的8个月，歼敌正规军66个旅54万人，使国民党全面进攻彻底失败，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定局巩固了下来，并为一年后的千里跃进大别山战略提供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第四，“坚持中原”和胜利的中原突围凝聚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集体智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了“坚持中原”与中原突围战役。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每一个重要的阶段，以及每项重大的战略行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都有十分明确的指示和命令。有人作了统计，这期间中央给中原局、中原军区、豫鄂陕区党委和军区，鄂西北区党委和河南军区及鄂东独二旅的电文有200多份,其中毛泽东拟草的电文最多，根据《毛泽东年谱》下卷统计，毛泽东起草的电文就有55份。毛泽东不仅起草的电文最多，而且内容最重要，关键时刻的电文均出自他手。周恩来直接参加了中原谈判，两次来到武汉，亲赴宣化店。在重庆、南京他与美国特使、国民党当局在谈判桌上斗智斗勇，展示了世界一流政治家、外交家的纵横捭阖的艺术修养与叹为观止的谈判技巧。刘少奇密切注意中原事态的发展，除了参与中央决策，多次接见中原部队代表外，还直接发出指示，指挥这场斗争。根据已看到的电文，1945年12月至1946年3月，中央给中原局的许多电文是刘少奇草拟的。此外，在与国民党进行政治、军事斗争中，亦留下了董必武、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等参与指挥、谋略、谈判的历史功绩。
三、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
中共重心面南的战略到1947年有了质的突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标志着中共中央的“面南战略”由战略防御过渡到战略进攻。
1947年实现战略重大转变的因素是解放战争战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第一年的自卫反击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8个月的自卫作战，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66个旅（师），连同非正规军共71余万人，使国民党被迫转入重点进攻。1947年3月，国民党策划了“双矛攻势战略”，集中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在西线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集中24个师、60个旅共45.5万余人的兵力，在东线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这样国民党的兵力部署形成了哑铃状，即东西两头强，中间鲁西南、豫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兵力十分空虚的不利布局。
中央最初的战略思考是针对国民党军队形成的哑铃薄弱状况，作出中间部出击的部署，目的是帮助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反攻，进一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5月4日，毛泽东致晋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华东野战军（陈粟）、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领导的电文，对整个南线战略作了通盘部署：“（一）刘邓、陈粟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顾祝同系统。（二）晋南（陈谢）、陕北两军任务是协力击破胡宗南系统。（三）刘邓军十万立即开始休整，休整后独力经冀鲁豫出中原，以豫皖苏边区及冀鲁豫边区为根据地，以长江以北，黄河以南，潼关、南阳之线以东，津浦路以西为机动区，或打郑汉，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别山，均可因时制宜，往来机动，并与陈谢密切配合行动，凡有共同作战之处陈粟受刘邓指挥。（四）陈谢主力（四个旅）在现地工作待命，随时准备从下流或从上流渡河，受彭（德怀）习（仲勋）指挥，歼灭胡宗南及其他杂顽，收复延安，保卫陕甘宁，夺取大西北。”[8]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出击中原是南线战略的一部分，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分成两部分，刘邓野战军出击中原，陈谢进击西北，目的是配合“甚为困难”的陕北和山东战场以打破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使我内线获得喘息机会，以利持久”，具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当时尚没有明确出击地点，大别山只是出击中原的选择地之一。
5月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原局成立，邓小平担任书记，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征部队(即刘邓野战军)，实施南线战略。6月30日夜，刘邓野战军12.3万余人，强行渡过黄河，发动了鲁西南战役，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共歼敌9个半旅及4个师部，6万余人。
与此同时，陈粟野战军一部进入鲁南，一部进入鲁西，形成了与刘邓野战军夹运河东西呼应作战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形成，使中共中央对解放军的整个战略部署又有了新的思考。
7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小河会议。鉴于军事形势的新变化，中央决定解放军的主力转入外线，刘邓野战军直出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7月23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陈粟等，明确指示刘邓集中全军“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鲁，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同时，陈赓纵队7万余人，出豫西，受刘邓指挥，建立鄂豫陕边区根据地。这样陈谢纵队就由原来配合彭德怀西北野战军进行陕北保卫战，夺取大西北改变成配合刘邓野战军南进大别山。7月3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原中原军区北撤部队和各军区独立旅，先后依次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至第十二纵队，归隶刘邓南征野战军建制。8月3日，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陈（士榘）唐（亮）叶（飞）陶（勇）5个纵队统归刘邓指挥，从内线牵制国民党军队。
8月上旬，刘邓野战军渡过黄河，自击大别山。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第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及晋冀鲁豫第十一纵队组成的西兵团转入外线作战，作战范围移到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
这样南线作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改变了在陕北打大战的整体计划，组织大军出击中原，由原来内线作战改变为外线作战；刘邓由原来的配合陈粟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进攻，改为陈粟野战军挺举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挺举大别山；陈谢野战军由原来的配合西北野战军作战以粉碎胡宗南的进攻，经略大西北，改为南渡黄河，配合刘邓大军，进入豫西。这样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形成品字形，出击中原，实现战略进攻的战略部署最终完成。
中共中央出击中原的战略方针是一年前制定的坚持中原战略的连续，但又是质的历史跨越。坚持中原是在外线牵制国民党军队，具有自卫性质，是积极战略防御的组成部分；出击中原则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面南战略”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根本的原因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7年军事力量的天平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倾斜，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队由战争之初的430万降到373万，机动兵力仅40多个旅；中国人民解放军由127万上升到195万，机动兵力第一次超过了对手，也就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战略进攻的“面南战略”，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面南战略”为什么确定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作为战略进攻的突击方向呢?这是大别山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决定的。
首先，大别山地区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云：得中原者，得天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人民解放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犹如一把尖刀刺入国民党的心脏，迫使国民党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这有助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展开，从根本上扭转战局。
其次，国民党主力集中到陕北、山东两个战场，给人民解放军中间突破带来了良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国民党军队防御最薄弱的中原地区作为突破口，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吸引了国民党23个旅的兵力回援，再次打乱国民党的战略部署，使全国主战场从北线移往中原地区。
再次，大别山是老革命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别山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在抗日战争时期，它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战略依托。一年前，中原解放军在这里坚持斗争半年后，又进行了中原突围，促进了以挺进大别山为开端的战略大反攻形势的到来。大别山人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和严峻的考验，他们有许多亲人参加了革命。刘邓大军是在原红四方面军为主要构架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军队，其中有许多干部、战士就是大别山人。特别是组建的第十二纵队是从中原突围到山西晋城整编而成的，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亲自率领，参加到刘邓大军战斗序列，重返大别山。由于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中央“面南战略”实现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最后，大别山地处中原腹地，其周边均为富庶地区，为刘邓大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提供了物资保证。
解放军刘邓、陈粟、陈谢三三支主力南进中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辉煌的一页，有着十分伟大的意义。毛泽东作了高度的概括：“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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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任弼时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中共中央致郑位三、李先念电文，1945.
[6]王宗荣.中原突围述略[J].史学月刊，1993,(2).
[7]湖北省军区中原突围史专题编纂室.中原突围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编辑：李利林
On the "South Strategy" of the CC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Liberation War
Tian Ziyu
Abstract: The so-called "South Strategy", also known as Southing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military deploy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rom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early and middle periods of the Liberation War. The "South Strategy" in the later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mainly included: the first was the development of Henan and the control of the Central Plains; secondly, the 359th Brigade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marched to the border of Hunan and Guangdong to open up Wuling anti-Japanese base; thirdly, the New Fourth Army went southward to the border of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and developed the southeast strategy. The strategies of "adhering to the Central Plains" and marching into Dabie Mountain by Liu Deng army also belonged to the important parts of the South Strategy. These two strategic were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aken by the CPC in opposing the KMT's comprehensive civil war, and smashed Chiang Kai-shek clique's deployment of an all-out civil war, which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f China in the great battle of Darkness and Light.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 Liberation War; "South Strategy"; "Adhere to the Central Plains"; Liu Deng army
[作者简介]田子渝（1946-），男，四川泸州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