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绿色发展”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并确立的“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我国长期以来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社会逐步陷入了“高碳困锁”的被动局面。这种发展路径给资源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和破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要破解这一难题，既需要树立奋力前行的勇气，找准并去除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障碍，更需要实现观念更新与科技开发的融合和互动，促进“绿色发展”科技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换，从而更好地造福地球和人类。

[关键词] 绿色发展；观念更新；科技开发；“解锁、解困”；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2-0031-10

绿色是生态文明的象征，攸关美丽中国、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福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导向，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1]面对“高碳困锁”的严峻挑战，只有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观念更新与科技开发融合互动，才能为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一、观念更新：直面绿色发展时代命题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更新观念就是解放生产力。过去“GDP‘政绩’标尺”就是一种观念，这种错误观念以及带来的行为，导致环境污染严重。有专家学者甚至直呼“环境悬崖上的中国”。在城市环境中，由于人口剧增，城市建筑业、商业、公用和民用服务业迅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在大气环境方面，主要是城市的降尘、颗粒物普遍超过环境标准，部分城市酸雨问题日趋严重，全国废气排放量达70万亿m3以上。我国500多座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的不超过1%，雾霾、灰霾、酸雨等极端天气常现。同时出现的还有饮用水污染问题。在我国，特别是工业发达和人口密集区域水质均普遍污染严重，水资源环境分布也不均衡。环境污染与生态问题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观念更新。

面对如此情形，有学者提出“高碳困锁”概念并予以解读，指出“高碳困锁”是一种在高碳科技体制下形成的复合式超稳定结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发展难题^[2]。过去那种以高投入和扩大规模来扩大生产，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重开发和利用、轻保护和恢复的现象正接受着时代的拷问。可以说，以往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牺牲环境为代价取得的。因此，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必要。

所谓“高碳困锁”问题，主要指碳减排的两大困境：一是经济发展被高碳科技模式锁定的现状；二是在国际低碳科技博弈中尚处于弱势地位。我国于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自主减排承诺，源自中国对现代化进程中业已积淀和固化的“高碳困锁”问题有了清醒认识，我国的“高碳困锁”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然而，这又是“中国模式”涅槃重生的一次机遇。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只有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并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融合，着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才能实现创新驱动、绿能发展。

二、绿色发展：三位一体，彼此互动

当前，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与经济领域的一种趋势和潮流。从内涵看，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其重点是绿色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处理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人力资源配套问题；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即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科技开发三位一体，彼此互动。

（一）绿色发展与科学技术

马克思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科学技术就其生产和发展过程而言，是一种社会活动，是由生产决定的；就其内容属性而言，是一种生产实践经验和社会意识的结晶；就其实际功能而言，是以知识形态为特征的“一般社会生产力”和“直接生产力”。绿色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助推，科学技术没有“含绿量”不是好的科学技术。围绕绿色发展命题，人类应当有所甄别取舍。学者任平、菲利普·克莱顿在深刻考量地球生态灾难前景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机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可尝试作为基于中国经验和世界问题的拯救地球、拯救人类和地球生命的行动方案之一^[3]。

（二）正视两个配套升级

高科技是一种诸要素密集，风险性、竞争性和渗透性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沿科技，是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中人才因素是第一位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当有配套的人才支撑。与此同时，果敢淘汰夕阳产业，实施人才安居和不对口人才分流。政府应当以痛定思痛的勇气终止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的二元模式，确立“可持续生存优先”的国策。

（三）三位一体，彼此互动

科学技术（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是就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而言的。科学技术要通过运用于生产实践，从而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诠释也是科技开发的含义之一。绿色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科技开发，三位一体，彼此互动，将形成合力与张力，渐次化解“高碳困锁”。同时重新定位社会、经济、环境三者的关系，真正遵循三者相互“嵌含”规律，使其落脚于“绿色发展”，即人类福祉和生态文明为价值取向。

三、绿色发展须坚持观念更新与科技开发互动

绿色发展亦即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我国只有坚定不移地实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提供不竭动力。当前，观念更新问题之所以为世人瞩目，是由于我们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的新时代：在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由经济领域向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扩展，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事物，等待着人们去思索、研究、判断和取舍；国际上，人们环保意识日益增强，高新科技与网络环境下的公民科学素质也不断提高。只有观念更新与科技开发互动，才能推动绿色发展朝着更加深广的领域不断向前。

（一）理性的GDP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表1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第2，而世界人均GDP排名是第73位。但另有数据表明，中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耗强度是日本的5倍。

怎样看待中国GDP在全球排名第二？其一，差距和不足依然存在。30多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但也应冷静地看到，总量超越并非全面超越，差距和不足依然存在甚至突出。中国经济正处于艰难的转型阶段，高速发展依然较多地依靠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发展方式仍未彻底告别粗放，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单位GDP能耗还相当高，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两极分化问题日益凸显。

其二，应有的负载和负债感。所谓“负载”是指由于空气、水流没有国界，我们应当有作为大国的责任担当。所谓“负债感”主要指国内而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其碳排放量较大，环境污染较重；而在西部地区，其碳排放量相对较小。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沪应当意识到这种责任担当。
　　其三，从绿能产业、科技创新与开发角度看，绿能产业也就是绿色能源产业，如太阳光电、LED照明、风力发电、氢能及燃料电池、生物质燃料、能源资通讯及电动车等。绿能产业按照国家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总体部署，旨在加强绿能技术与产品的交流与合作，构建高诚信和低成本的绿能技术转移展示交易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技术转移、跨国并购等全程服务。只有推动观念更新和科技开发互动融合，绿能产业才能焕发生机与活力。

（二）“高碳困锁”的现状与成因及其解锁思路

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一直维持着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仍存在着严峻的结构转型问题，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成为经济持续增长最严重的制约因素之一。
　　近年来，环保部连续开展了对我国绿色GDP的核算，我国每年投入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支出约占GDP的1.5%，但环境资源成本占GDP的比重却达到了3%，一些省份甚至达到7%～8%。如果扣除这些成本，这些省份的经济实际上是负增长。
　　除了生态环境破坏及其造成的损失，还存在资源浪费、重复建设的问题。相关经济活动未给社会带来额外的价值，却占用了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此外，还存在质量问题以及因保养不善导致的产品快速折旧和周转，这方面的资源浪费也是惊人的。
　　那么，这些问题的产生成因何在？
　　首先从主观原因分析。一是片面追求规模速度。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发展观，然而，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环境结构性影响和复合性问题，能源存量结构失衡和建筑能耗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去碳化面临严峻挑战。
　　二是政府激励机制问题。GDP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主要标准的情况下，我国长期以来走的是数量扩张型经济增长的路子。虽然近年来片面追求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情势有所好转，但是忽视经济增长质量的现象依然存在。
　　三是资源和环境的成本被低估，资源利用效率低。前者导致在生产和消费中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索取，后者加重产能过剩，忽视生态环境的结构性与关联性。

其次从客观方面分析。一是法制不健全，法治不到位。公权力外部制约机制有待加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其监督具有广泛性、权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以原则性监督为主，对具体问题的监督缺乏同步性和一贯性。就司法独立而言，由于上下级法院之间既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又是业务指导关系，于是“请示、指示”办案之风盛行，个别甚至演变为上定下审、先定后审。
　　二是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奖惩机制。对资源滥采、污染排放等主体监督力度不大，资源环境破坏门槛过低，政府、行业等现有的监督机制未能充分起到制约作用；相关环境违法违规行为隐蔽性强，量化难度大，违规违法取证难，执法难度大；节能减排设备成本过大，排污企业运用积极性不高；环境、资源破坏监督举报机制尚未完善，邻近企业、群众等利益相关方的监督作用未充分发挥等。
　　三是环境治理决心不足。资源、环境治理未能形成长效机制，以致于部分企业环保意识缺失，排污肆无忌惮。这需要拿出壮士断腕的气魄以触及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学者唐代兴教授指出：“我国环境大致在2006～2012年间被悄然地推上悬崖；并且，处于悬崖上的环境未得到有效阻止，正朝崩溃方向运动，其突出标志是整个社会开启了‘雾霾化生存’的历史进程。处于环境悬崖运动进程中的中国，自救的唯一道路是痛下决心，彻底中止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之二元模式，全面实施社会转型。”^[4]

在此不得不涉及“高碳困锁”与“解锁、解困”问题。

1.导致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困难的原因。一是高碳结构的稳定性。高碳困锁是指在长期的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具有超稳定的高碳科技结构主导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路径，从而阻碍了低碳科技的扩散与应用效果。二是国际合作不足。“解铃还得系铃人”。“虽然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都明确了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碳减排能力建设所需的资金与技术，但没有任何一个气候协议能对发达国家提供的低碳科技与资金规模进行量化，更无相关的约束性制度。”^[2]这是现实的国际背景，但并不等于发展中国家无法有效获得低碳科技。针对潜在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世界气象组织（WM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88年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它对联合国和WMO的全体会员开放。各国应利用这一平台加强国际碳减排能力建设。三是缺乏“诚意投资者”。尽管绿色产能应用前景广阔，一旦投产就将渐次淘汰煤和石油等污染能源产业，改善空气质量。但由于不少企业对新技术存有顾虑，地方政府出于保持GDP增长、稳定就业等考量也在观望，因此鲜有投资者愿意开展合作开发。四是既有利益的掣肘。相对于新元素能源而言，包括碳排放量较低的能源，如核能、风能和太阳能，以及美国发明生产的页岩气，统称为“既有能源”。在新元素能源开发后，“既有能源”将渐次淘汰，这是与“既有能源”利益攸关的发达国家不愿看到的。五是相关国际机构联系渠道不畅。尽管近年来国际气候与环境合作日益密切，也陆续成立了相关管理机构，但是，不少机构的对外沟通渠道不畅，相关负责人仅见大名而无通讯方式。其它类似机构，即使取得了联系也难以实现对接。这也给高碳“解锁、解困”带来了阻碍。

2.以生态文明和人类福祉为价值取向。“《巴黎协定》虽然对各缔约国具有政治约束力，但和其他国际法文件一样，这亦是一份各方利益妥协的产物，暗藏诸多履约漏洞。”[2]绿能产业的开发价值，同样与利益链有关，因为绿能产业一旦为人相信而成为举世公认的价值，则必将成为被争夺的对象。因此只有把人类福祉和地球村生态文明奉为最高价值追求，才能确保绿能产业的正确导向。

3.破解已无回旋余地。《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严重，陆源排污压力巨大。”与珠三角经济圈类似，长三角经济圈的发展面临着以高碳能源为主的石化产业加速发展及其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双重压力。时至今日，高碳困锁的破解仍困难重重。当今，中国必然要面对是否实现低碳科技跨越式发展的时代考验。可喜的是，中国人才济济，有能力为国家、社会和全人类贡献聪明才智。

（三）敢于担当：明确任务及解决方案

针对以上原因分析确立工作任务，相应制定有效政策措施如次：
　　1.践行“五大发展理念”，需要率先担当。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要根据这一理念和实际，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创新发展观念，践行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同时，注重院士专家咨询和创新创业成果交流，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把“五大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2.发挥区位优势，打造低碳城市群。一是提倡低碳生活。低碳生活包括产业、交通、建筑等方面，也与衣、食、住、行、购物、娱乐等息息相关。习近平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相比以前着力于投资、出口、消费的“需求侧”，当前要善于把工作重点放到“供给侧”，提高低碳标准在生活产品制造、检验等环节的比重，从供给源头上控制高碳消费品。

二是发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用。现在，我国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即产能过剩、楼市库存、债务高企以及基尼系数过高。而供给侧改革就是针对产能、楼市、债务等经济问题，从“绿色”理念角度探索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方法。基尼系数过高虽然主要涉及生态链即“共享”问题，但“五大发展理念”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同样需要借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三是学习国外城市打造低碳城市群范本。低碳城市就是在一定的城市空间范围内，通过城市发展战略和规划的转型、技术和制度创新，引领和推动生产模式和生活方式转变，形成节约高效环保低碳的城市发展模式。全球城市大都制定了低碳发展战略和相关行动计划，尤其是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堪称表率和范本。“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经济发达地区要善于利用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已有基础设施，积极学习低碳城市群的建设经验。
　　3.思路定位：实事求是与合力驱动。面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应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扩大循环产业链，改善生态环境失衡问题，使区域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同时，还要兼顾我国在全球化分工中的角色定位，打造适应国情的特色优势产业。
　　珠三角经济区是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产业集群，对我国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珠三角经济区的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早期的发展优势逐渐淡化，发展显疲态，难以保证可持续发展。珠三角经济区到了需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特别是需要启动开发绿能产业科技的关头。
　　绿色发展也是绿能发展，它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区域性的。当前我国能源供需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凸显，能源利用方式粗放。在人口和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延续这种粗放的用能方式，我国的能源供应难以维持。同时，我国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比重偏高，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仅为9.8%，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比15%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
　　面对这些矛盾，迫切要求我们超前谋划，切实推进能源节约，大力优化能源结构，增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能源可持续健康发展。国家《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新《大气污染防治法》已正式实施，“十三五”时期中国将投资17万亿元用于节能减排环保项目建设。珠三角地区要抓住机遇，精心打造绿能珠三角，早日建成珠三角低碳城市群。

4.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制定差异化减排政策措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十三五”任务落实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对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切实推动节能减排，是落实“四个全面”的必然要求。
　　以中美为代表的各国政府正努力重新定位气候变化政策。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二工作组联合主席菲尔德（Christopher Field）认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体现了领导力，可以打破目前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中的谈判僵局，让其他国家更加有信心”。目前，中美已经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双边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拓展在页岩气、核电、清洁能源、碳捕捉利用和封存等新领域的合作，致力于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进程，制定“自下而上”差异化的减排方案，即由各国“国家自定贡献目标”(INDC)。就此，中美两国都已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UNFCCC)提交了INDC方案。其中，中国重申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美国则承诺到2025年实现比2005年减排26%~28%的温室气体。尽管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声称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但目前语气趋于缓和。《巴黎气候协定》仍是世界各国（包括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共识。

5.既有阳光心态，又有忧患意识。数据显示，未来十年我国20～24岁年轻劳动力规模将减少30%。因环境污染导致生育能力下降，带来人口出生率指数下滑，中国老龄化问题愈发严重。与此同时，能源污染与能源危机日益严峻，而人们的危机意识依然不强，没有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习近平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5]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来看，当前正处在向生态文明过渡的关键时期。我们既要对生态文明的未来充满信心，又要增强应对危机挑战的忧患意识，为解除“高碳困锁”、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6.注重协同效应，扩大循环产业链。当前我国水泥，钢铁和房产等领域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不仅不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美好愿景，也为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埋下了隐患。为了化解过剩产能，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循环经济发展，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加大，发展循环经济、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完成节能减排任务难度加大。企业应该顺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探索扩大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典型经验。以广东华荣循环经济产业园为例。该产业园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形成了企业内部的小循环和多个协同企业之间的中循环。未来，产业园还要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对接，逐步扩大循环经济产业领地。在循环经济的思路引领下，打造绿能珠三角、建设珠三角低碳城市群将指日可待。

四、“高碳困锁”的有效破解路径

（一）奋力前行
　　学者肖洋指出：“我们需要直面如何破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业已固化的‘高碳困锁’问题，这同时也是‘中国模式’涅槃重生的一次机遇，无法回避却困难重重。”^[2]

“高碳困锁”主要表现在科技困锁、体制困锁、行为体困锁、社会困锁这四个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系的方面。过去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具有粗放型特质，形成了高耗能科技体系与制度设计社会嵌入的复合机制。这种复合机制具有自我固化与外溢能力，从而不断维护现有高碳能源科技与工业体系，迫使决策者为适应这种高碳科技垄断格局而放弃科技变革措施，从而导致各个行业对高碳科技模式的集体性依赖。
　　然而，世界发展大势已经不允许“高碳困锁”这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方式继续大行其道，倡导绿色、环保、循环、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日益为世人接受和推崇。只有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充分依靠科技进步的助推作用，才能逐渐摆脱“高碳困锁”的惯性和束缚，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之路。这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探索中国模式、开拓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的难得机遇。因此，在直面“高碳困锁”的有效破解路径问题上，我们应当义无反顾，奋力前行。

（二）对症下药
　　绿色发展的首要问题是“环保能源”的开发运用问题。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只有得到慧眼伯乐的赏识与肯定，进而应用到生产生活领域，才能真正推动绿色产业不断发展。要推动绿色发展的研究成果更好地向实体成果转化，一是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对有利于推动绿色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优惠和扶持；二是要搭建绿色科技研究成果专项推介平台，为企业和发明人提供交换智力与价值的渠道；三是要转变相关部门作风，积极主动为从事绿色产业研究、投资、推广的企业和个人服务，切实改变部分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作风弊端。
　　（三）全球视野
　　推介绿色能源过程中遭遇的阻碍，本质上是一个利益链问题，甚至涉及资源垄断问题。换言之，当绿色能源开发后，既有能源将渐次淘汰，相关方利益将受到损害。只有打破这种狭隘的利益驱动，把眼光放到关系千秋万代可持续发展的环保使命上来，把动机摆到惠及数十亿芸芸众生的人类福祉上来，才能真正挣脱个别利益的束缚，具备胸怀全球的广阔视野。
     结 语

客观现实要求观念更新，“观念更新”意味着旧观念的扬弃和新观念的建立。虽然实践和观念都在历史的前进中不断地演化，但只有当社会实践的发展出现阶段性的转折之时，观念更新的时代才会到来。社会实践的变化越是深刻，观念更新的幅度也就越是剧烈。“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如果没有人慧眼识珠并将之投入开发，科技也等于是一张废纸。清代袁枚《续诗品·尚识》有言:“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这句话既形象地说明了观念更新与科技互动的辩证关系，也是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宝贵启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2]肖洋.中国的“高碳困锁”与国际低碳科技转移的非对称博弈[J].社会科学，2016，（6）.
[3]任平，菲利普·克莱顿.生态灾难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拯救地球命运的行动纲领——关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对话[J].江海学刊，2016，（3）.
[4]唐代兴.环境悬崖上的中国[J].江海学刊，2016，（3）.
[5]习近平.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N].人民日报，2013-07-21.
编辑：胡梁

Promotion of the Green Development Needs Concept Renewal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teraction
Liu Xianming

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five major development concepts" proposed and established by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Party, which is also a hot topic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day. For a long time, the extensive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of our country at the expense of sacrificing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has gradually trapped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a passive situation of "high-carbon stranded locks". This development path has caused tremendous waste and damage to th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seriously restric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and society. To crack this problem, we need to establish the courage to go forward, identify and remove obstacle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industries, and more need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concept renewal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chievement of "green development" to the actual productivity, and better benefit the planet and humanity.
Keywords: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renew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unlocking and solu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刘贤明（1956-），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贸易报法律顾问，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法理学与国家治理生态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