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儒家要求普教众生，道家提倡自由跟随。儒家让我们教，道家劝我们别教。教育普及是文明，公民和思维教育是文明，而教师知道什么时候“不教”，只助其学，也是文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两种身份:一是思维教师，一是全能助学。新时代新时期的教育工作者，应当是那些努力给孩子创造与大环境有所不同的小环境，尽量为孩子争取自由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时间，做一个有时“不教”却能及时“助学”的教师。
[关键词] 思维教师；全能助学；教育观；不教；助学
[中图分类号] G6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8)01-0100-05
“助学”，顾名思义就是不教，或者说不强教。《周易》中说：“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童蒙求我”道出了一条教学原则，即教育不应是教育者主动为之，或强行为之，而应该是在学习者求教时才助其学。这样，一方学而不厌，一方诲人不倦，彼此形成有效的互动，从而产生真正的学习效果。
一、诸子教育观及其影响
“不强教”理念最好的倡导者和贯彻者是老子。老子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无为”体现在教育上就是“不教”。熊明安和熊焰在《中国古代教学活动简史》一书中说，老子虽有追随者，但他没有像孔子那样制定教育规划和科目，他只提出了教学的原则，比如“尚无”。老子认为，教学应该做到“无事”和“无欲”，教学要像对待万事万物那样顺其自然，不强迫，不主宰。他对孔子那种人为的主动的教育持否定态度，指出这种方式有违自然之道，会导致社会的乱象。老子认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认为无为则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无为”的目的是“无不为”，那么“不教”的目的是“无不教”。所以在教育上，老子虽“尚无”，但目的却是积极的，“不教”是为了更好地“学”。老子还有一个重要的教学原则是“知足”。他说：“知足之足，恒足矣。”他主张教育应当时刻注意教导知足，避免强力意志，避免走向极端。另外，“贵柔”“虚怀若谷”等提法对我们课堂上的宣讲者也有警示作用：不要站在讲台上就认为自己是真理的宣讲者，不要盛气凌人，而要虚怀若谷。
总而言之，老子信奉出生决定论。一个孩子能记住《短歌行》还是对《长恨歌》印象更深，纯粹由他个人的基因决定。我只管长歌短叹，孩子能不能开悟，能悟出什么，全在自己。有兴趣听我唱，你就跟我来，我不强求，不普度，更不度无缘之人。相比孔子，老庄其实没有学生，只有追随者。近代公认能打通古今的胡适先生，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在文化激进主义风行时期，他提出“但开风气不为师”。“不为师”是因为“绝不敢以吾辈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不为师”就是不强教，不灌输，不主宰。胡适和老庄一样，对“行”和“论”的热情大于对“教”的热情。
道家的教育理念可以理解为：说到底，一切教育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都是自我学习。这对我们今天的教学仍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相比老子和庄子，孔子则充分体现了教育家之本色。孔子认为教育有经时济世之用，所以好为人师，对一切人开诚训诲。《诗》《书》《礼》《乐》，三千人之所同，普通之学。学好这些规定的篇章，成为社会精英而为国家服务，这是所有学生的努力方向。他的“有教无类”“不教而杀谓之虐”等主张，被西方文化史学者誉为古典世界最伟大的教育社会主义。中国教育从“学在官府”到“普教众生”，不能不说教育文明发轫于孔子。
与儒学并称“显学”的墨家在教育理念上更为强势，“不强说人，人莫知也。”墨子认为对于重要的问题，即使学生内心还没有产生学习的要求，教师也必须予以教诲，“虽不叩，必鸣者也。”这种“强说人”的主动教育理念与老子“涤除玄鉴，顺乎自然”形成鲜明的对照。
中国自古有“以吏为师”“官师合一”的传统，比如“乡师”就是政府职官，老百姓接受教育就是听他们宣讲国家的政策法规。到战国时期，教师才成为一种专门和独立的职业。研读中国教育史，会发现教育文献大都阐述制度沿革，较少有与人的成长和发展相结合的研究。孔子虽有“循循然善诱人”“不愤不启”等教育方法论上的言说，但后世在利用儒教传统时，因其价值观先行，教学实际上是以注入代替启发，以强制代替引导，以致教育常被异化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手段。“强说人”的教育给受教育者，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造成极具伤害性的影响——在思考能力上致伤致残。
二、教育工作者的两种身份
当代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两种身份，一是思维教师，一是全能助学。
1.思维教师。现代教育的进步体现在从“授之以鱼”到“授之以渔”。教育走了一段弯路，要让它回归本源，就像初民的生活：劳动即是学习，有生活经验的人都是老师，猎场与牧场就是学校，教育就是教授生存的本领。然而，现代文明社会的成员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从业者，而应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不仅要“授之以渔”还要“授之以喻”，“喻”就是晓喻，通晓。作为新时代的教师，要教学生怎样思考。学校教师，思维教师责无旁贷。具备审辩式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具备与文明社会相符的素质，这样的孩子将来才能够有效地，负责任地参与社会活动。
公民教育和思维教育，使我们特别警惕那种不容提问、不容质疑的宣讲。在互联网时代，在各种知识可以借助搜索工具信手拈来的情况下，要警惕我们的阅读、写作、思考是否能够获得充分的包容。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比尔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式导师，为了达到一个所谓美好的目标，强行甚至残忍地对法兰西人进行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相区别），用棍棒来培养国民的美德。他认为，恐惧和美德对人的自我完善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式是需要反思和警惕的。
公民教育培养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培养的是审视人类社会的各种秩序和观念的能力，以及审视别人和自己的思考依据的能力。譬如，作为教师要怎样进行思考，怎样研究问题，怎样接近事实真相，怎样对待异见者，对于学生，什么时候该指导，什么时候该沉默，什么时候该等待，这些都是教育。
2.全能助学。教师的另一身份是全能助学。教育的使命是为生长提供最好的环境。周国平说，在希腊文里，学校一词的意思是闲暇，在希腊人看来，学生必须有充裕的时间体验和沉思，这有利于心智的成熟。卢梭更有惊人之语，他说：“误用光阴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如果满足天性的要求是虚度，那就让他们虚度吧[2]。
中国孩子的现实情况是完全没有时间可以“虚度”，很多有抱负的老师和操心的父母是效率的疯狂信奉者，他们想的、忙的都是怎么教，怎么更快地把现成的答案、结论、观点、经验等统统变成孩子自己的，让他们无论在学业上还是在生活上，都少犯错甚至不犯错，走上捷径，出人头地，获得成功。
曾在广西北部深山中陪伴孩子10年的德国志愿者卢安克有句朴素又闪光的名言：“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想。”他认为，应当给予孩子充分的自我空间，当你的孩子沉默或发呆时，请别去打扰他，别试图教育他什么，别试图告诉他现在应该怎么做，除非他来问。因为他很可能正在经历自我学习和自我觉悟的过程，他很可能被一些问题困扰，百思难解；他很可能与一种艺术之美不期而遇，不知怎样表达他的感受；他很可能第一次遭遇了人生的某种状况，不知怎样度过……这些都需要时间进行自我体验和消化。
特别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更应该把属于他们的生长季还给他们。外在自由是内在自由的前提，有外在的自由环境，好奇心和创造力才能生长，独立思考的习惯才能慢慢形成，内在的自由意识才能慢慢苏醒。有自由的时间，他们才可能与别人交谈，与自己交谈，与自然交谈，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学习者、读者、作者。创造性的生活往往始于青少年时期的某个时刻，这个心智觉醒的时刻并不一定导致这个孩子以后成为爱因斯坦，或者其他什么有名的人物，但这个时刻注定影响其一生，注定使他今后的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千万不要让这样的时刻被我们滔滔的训导淹没。由于千百年儒家教育传统的影响，我们都有“好为人师”的惯性。“别教”，这个声音应该时刻在我们的内心响起。
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教授把对自己的称呼从“教授”“老师”，改成“助学”。因为谢助学相信教育始于“童蒙求我”，认同“一切教育都是自我教育，一切学习都是自我学习”。当孩子执卷问学时，助学是平等地站在孩子的身边，进行启发、帮助、答疑、推动和交流，而不是居高临下地站在孩子的对面，对他们耳提面命。
“助学”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教育观念的转变，一方面也是应运而生。因为互联网的出现造就了互联网文明，知识的传输媒介从课堂变成数字化媒体，未来学习的模式，就是一个个专业咨询平台或者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有译作“慕课”）。人人都可以在这些学习平台上分享信息，讨论交流。知识库已经解禁，课堂教学不再是主要的教育资源，“全能助学”将在很大程度上替代课堂教师：讲解，答疑，启发，交流，引导，协助，陪伴……这些都是助学工作的组成部分，他们和学习者一起经历学习的过程。有的年轻人希望摆脱现实，有的想极力适应现实，这种人生的选择我们无力左右，也无意左右，但是通过我们的助学，他们都能在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上看到美丽的风景。
三、语文教师能做什么
实行“强说人”的教育是省力的，因袭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思考，但是能“停下来，想一想”却需要勇气和能力。为了培养健全人格的公民，我认为至少在课堂上：
——不搞分数排名，不搞名校攀比，不灌输功利的价值观。
——不灌输，不主宰，在一个自由平等的氛围里，让孩子们以执卷问学为乐。
——不管资质高低，激励每个孩子独立思考。
——我和学生一起思考问题，求知求真，包容异见。
——在学习过程中，我有时不教，及时助学，总在陪伴。
我知道，为建立这个小环境，我不仅要承担更繁重的工作，还可能会面对质疑和指责。我会对校长和家长们说：“我不能保证孩子们在阅读考试中能提高多少分，但通过上我的课，他们一定更爱阅读，更爱思考，更爱智慧。”我曾经在《基础语文教育如何承担启蒙的使命——基础语文教材的问题和改进》一文中提到：“上世纪初，曾经有过一个非常令人鼓舞的潮流——一流的文、史、哲大家都关注基础语文教学：陈寅恪，胡适，朱自清，张中行，夏丏尊，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吕叔湘，朱光潜，周有光，林语堂，黎锦熙等等都曾积极参与语文教育的改革。他们有的亲自编写课本、读本，有的撰写文章谈论语文教与学的经验和心得。真心希望今天的文、史、哲大家们也能汇集在一处，都来关注儿童的读物，都来为自己的童年而写，为所有孩子的童年而写，特别是让今天的孩子尽快摆脱在语文课上只阅读一本教材的境况。”[3]
四、结语
儒家要求普教众生，道家提倡自由跟随。儒家让我们教，道家劝我们别教。教育普及是文明，公民和思维教育是文明，而教师知道什么时候“不教”，只助其学，也是文明。因此，教师与助学，教和不教，不是颠覆和被颠覆的关系，而是学习的两种助力，各有用武之地。第欧根尼有句名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我们从事教育的人，特别是那些效率的信奉者，是不是可以经常停下来，像卢安克那样想一想：我们的教，我们的灌输，是不是挡住了阳光？
在中国，新时代的教育工作者，是那些努力给孩子创造与大环境有所不同的小环境，尽量为孩子争取自由学习和独立思考的时间，可以有时“不教”、又能及时“助学”的老师。
[参考文献]
[1]胡 适.与陈独秀通信（1917年4月9日）[J].新青年，第3卷，第3号.
[2]周国平.让教育回归人性[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
[3]刘 葳.基础语文教育如何承担启蒙的使命——基础语文教材的问题和改进[J].语文世界，2012，（9）.
编辑：李利林
责任编辑：张舸
Teachers and education aid: teaching and not teaching
Liu Wei
Abstract: Since the theory of governance was proposed by Western academia in the 1990s, it has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society and solve problems. Based o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rish scholars Sen Siochr and Bruce Girard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media governance" in 2002,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started their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dimensions around the issues of "media governance." Media governance can be divided into media autonomy and media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idterm test" status of the program "Discussing Policies on TV" of Wuh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it the way how media participated in governance and its roll in governance are analyzed. This study provides some thinking and path selection for the media to better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thinking teachers; all-round education aid; education concept; not teaching; education a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