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基础文明教育是相对于仅仅给予受教育者单纯文化知识传受的教育，是“立人”“树人”必备基本道德素养的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素质教育。在世界不断趋新的文明时代，对小学生进行必要的基础文明教育，不但有利于他们做未来合格公民，同时有利于他们成才，有利于他们终身幸福。基础文明教育首先必须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修身”“养性”启蒙，其次应与家庭教育紧密结合，促使小学生走出“娇惯”阴影，再次是与社会教育挂钩，教育小学生养成良好习惯，养成既能有对不良社会影响之“抗力”，又能具备坚持走正路的“耐力”，成为一个正派的人。
[关键词] 小学生；道德；基础文明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成人”教育
[中图分类号] D6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2-0029-08
《决策与信息》2017年第8期刊发了明芬老师的《关注德育启蒙》一文，读后受益匪浅，说明小学生德育是人生道德教育的基础，是所有教育的目标。因为“人不可以盲目做人”，所以应该有正确的人生目的[1]32。借此，笔者不揣浅陋，也谈点想法，以就教方家。
关于学校德育，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60多年间，有许多提法，诸如“学生思想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品德教育”等等，时下又称作“道德与法治教育”。窃以为，这些提法，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立人”“树人”“成人”教育，如果说一定有区别的话，只是强调了“道德”的份量而已。
应当承认，以上关于德育的种种提法，体现的是德育的人生意义，目的在于督促我们的学校教育应重在育人。然而从教育社会学意义看，德育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新中国或者新中国的当时代而言，我们的德育强调的是为社会主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应该肯定，这一点永远没有错。然而在实践中，因为不能简单地重复过去成功做法以达到今天的目的，所以在学校德育中，往往又出现了“与历史对着干”的认知混乱。譬如新中国建立之初，为显示新中国的教育宗旨，我们的教育方针明文规定在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前提下，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性，明眼人一看，这是对着漫长封建社会和旧中国的，因而在坚持了17年之后，又延续了多年，直到结束“十年动乱”，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因为立足“初级阶段”理论，国家教育方针由“德智体”扩展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明显表现为与此前不同，但在事实上，德育领先，地位虽然未变，然而随着恢复高考后“应试教育”潮的愈演愈烈，“智育凸显”，现实迫使我们的学校德育在实际上退居其次，于是，学校德育“需要的是创新、借鉴以至慎重的取舍和整全”的呼声见诸于各界尤其是教育理论界[2]60。当下，学校德育首先是小学生德育又进了一步——与法治教育结合，应该说，这确实是创新了——小学教育不仅是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学生，也是为未来社会培养“公民”。然而在实际上，这只是形式的改变（不否定内容充实），因为学校教育手段和这种手段下的德育目的，并未有实质性变化。鉴于这种历史和现实，笔者认为，小学生（不排斥大中学生）在德育课程名称和时代主体目标甚至基础内容不变前提下，与时俱进，应着力突出“基础文明教育”。这就是本文应时而作的原因。
众所周知，自学校（中国最早为私塾）产生起，学校教育就是一个给予学习者知识的场合，理所当然就是“育人”的地方。与此相关联的学校制度（近代后的小学-中学-大学；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教程就是一个系统教育和多维发展的渐进过程，是学生由启蒙到自主发展和不断提高的自我教育训练并与行为协调发展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十多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过程中，从启蒙教育（幼儿园和小学初年级教育）到基础知识灌输（小学高年级含低年级和中学各课程学习），再到自主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大学分科学习），均离不开“自觉”做人，故此，“基础文明教育”生。
所谓“基础文明教育”，是在给予受教育者基础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向受教育者传授人之所以为人及其必备基础文明的教育，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教育。因为文明是人类跨越野蛮的“入口”（人类文明诞生），步入未来“大同”的阶梯。回顾漫漫历史长河，虽然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即经过“农业文明”（人类文明的第一次飞跃）和“工业文明”（人类文明的第二次飞跃），剥削与反剥削、压迫与反压迫、强制与反强制，在社会主义时代都将变为过去，特别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文化尤其是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类正经历新的文明飞跃，伴随这一文明飞跃，人类一定走向“大同”，尽管这是一个理想，但向一代又一代后继者进行文明教育，是时代的重任，也是未来世界的需求。当然这是从广义而言。从狭义而论，改革开放，与世界各国交往将越来越频繁，外国友人走进来，国人走出去，相互交往也将会越来越密切，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华人，不但应从自身行为展现东方文明，亦必然通过大中华的每一个国民的文化素养包括礼仪风貌，让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民。就是说，不管历史的过去如何，从野蛮到文明，多少年演义和定型后的文明社会所需求的人文基本要素（所谓世界观）必须是包容的、大度的。这是首先一点。
其次，世界是发展的，是日趋新的文明时代的。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人们因为所选择的制度不同，且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各异，但作为人类发展大方向的要求，后续个体人必须具备文明基础是相同的，这种文明基础教育水平（文盲占据率低、普及教育率高、接受高等教育比率不断上升）除信念教育（哲学世界观、科学人生观、职业选择、自我实现等），政治定向教育（四项基本原则、“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合格公民教育（宪法教育、法律知识等）外，就是“基础文明教育”，相对于以上教育，“基础文明教育”内容涵括习俗道德教育，良好生活习惯教育和生活中的伦理价值观念教育等等[2]61。
必须说明的是，基础文明教育在任何时代、任何国情、任何民情下是必须的，但在同样情况下又不是孤立的。譬如“文明行为”下的“文明礼貌”，在当今世界，不受地域和国家限制，几乎是同一的，这一点，虽然在我们国家不同时代曾有过不同理解，譬如人们熟知的“行动从思想来”理论（这一理论本身并不错），将“礼貌用语”和人与人交往行为都认定为阶级性，应该说是不妥的。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近40年后，已回归正常。正所谓我们曾经的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出发点虽然不容否定，但因其内涵失真而使这一教育效果有失偏颇。这一点是需要我们重新认识的。
中国是礼仪之邦，仅就“基础文明教育”内容而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存、无处不在，随手拈来的首先如《三字经》中的“孝于亲，所当执”（孝）；“弟于长，宜先知”（悌）；“父子亲，夫妇顺”（顺）；“曰仁义[3]18-19，礼智信”（礼）；“长幼序，友与朋”（悌，义）；“讲道德，说仁义”（仁）。其次如《千字文》的“知过必改，得能莫忘”（“受施慎莫亡”，感恩）；“德建名立，行端表正”（仪）；“孝当竭力，忠则尽命”（忠，孝)；“上和下睦，夫唱妇随”（睦）[3]36-37。再次如《名贤集》的“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善）；“柬之双美，毁之两伤”（义）；“礼下于人”（礼）；“老实常在”（睦）[3]51-53。还有如《弟子规》的“泛爱众”（睦）；“兄弟睦，孝在中”（睦、孝）；“路遇长，疾趋揖”（尊）；“步从容，立端正”（礼）；“凡出言，信为先”（信）；“凡是人，皆须爱”（爱）[3]71-76。另还有《小儿语》的“一切言动，都要安祥”（仪）；“不要轻薄，惹人笑骂”(仪)；“须好认错，休要说谎”（诚）；“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诚）……等等。如斯俯拾皆备的还有《增广贤文》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仁、义）[3]109；“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3]127；“欺老莫欺少，欺人心不明”（善）[3]129；“千经万典，孝义为先”（孝义）[3]133。还有《闺训千字文》（女子教育）的“孝顺父母，惟令是行”（孝、顺）[3]142；“捐躯殉殁，虽死犹存”（忠、义）[3]145。还有《改良女儿经》的“抚百姓，劝宽仁”（仁）[3]157；“尊长至，要亲敬”（尊、亲）[3]157；“举止时，切莫轻”（仪）[3]158。至于《治家格言》《二十四孝》《女儿经》《百家姓》等等，都包含了德育内容。可贵的是，中国古代洋洋若数万言的这些文化大典，还有了缩写本即著名的《幼学琼林》，从天文地理、山川河泽、农林医患、道德规范描述至清，将中华文明发展尤其是文明经典中的忠、孝、廉、耻、礼、义、信、悌等等一一呈明。从总体看，这些实际上的启蒙教本虽然充斥着封建糟粕，但选章摘句无不具针对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切于实行”，易于幼儿并全社会认同，因为将家庭教育、学塾教育和社会道德教育有机结合，从而凸显了长期以来我国“立人”“树人”“成人”教育思想精华，成为我们今天家庭和学校道德文明教育的参照系。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封建中国的这些经典集编是为《小学》，即古时15岁前少童之教材，亦即人们常说的15岁前尽读《小学》——以学会做人；15岁后当熟读《大学》——以学会做事（做学问），因而被中国当代教育大师王炳照先生认定为“中国古代蒙学教材”[3]13，恰如周谷城先生所认为，这些蒙学书“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价值”理所当然，亦应为当代小学生道德文明教育的参照系。
那么，21世纪面对“独二代”（独子之独子）小学生“基础文明教育”当如何进行呢？笔者想法很简单（狂放了），但却难行，然必行之。
首先，基础文明教育必从小抓起。古代中国，当小孩牙牙学语起，便诵读《三字经》《百家姓》以开蒙。可以想象，以上诸经对一个三四岁、五六岁的孩童而言，难言理解，但读得多了，背得熟了，也就被强制地镌刻在脑子里，尽管开始他们并不识字，伴随诵读，字也就认识了，因为读得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父者、长者、师者的讲解，也就慢慢理解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大概就是这样得来的。举例说，杜甫的才华世人皆知，其才华如何得来？用他自己的话说：“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何能如此早惠？他说皆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用今天的话说，在年少时就可充当参观王都的来宾，是因为少时就读破了无数卷书，下笔做文章才如有神助。再如李贺，盛唐时号称“诗鬼”，其耳熟能详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人人知晓。历史记载，李贺7岁做文章就惊动了当时的名人韩愈和皇甫湜，引起二名人“是真是假”的疑问，于是登门查观，时札着两羊角辫的李贺迎门纳客，当着名人面作诗，韩愈大为惊讶，乃亲自为他重新扎了头发。如此“神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可以说比比皆是。
破万卷书诚若孔丘“韦编三绝”，是苦差事，皆因“苦”，方换得才识，方换得“一举成名天下扬”。而这种苦，大概就是古人所言，“吃得苦中苦”的必然经历。相比之下，当今所谓“快乐”学习的论调是该休息了。从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基础文明教育必须从早抓起，且必须是强力推行的教育。这种早教，是为基础，基础打牢实了，自然会分清是非，自然会识得做人的道理，用今天的话说，因为基础好且优，待长成后就是一个“根正苗壮”者。相反，基础不牢，“根浅”“干斜”，待等长成后，歪根歪长，想要扶直，只能“矫枉过正”，而矫枉过正却已失却教育的“最佳期”“关键期”（井深大语），用同行明芬的话说，“早期家庭教育及初年级小学启蒙教育决定人生”“这种灌输教育可能对大学生无多大吸引力，但对初入校的小学生而言，却是活力无穷”[4]。
其次，基础文明教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结合。家庭“是儿童这棵幼苗得以成材的苗床”[5]。再说，“母爱是幼儿的至宝，没有任何保姆的爱可以代替”[1]113。在教育理论界看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人生必须经历的教育形态，不论你认识深浅如何，都不可能摆脱。无论家庭教育是否自觉，是否科学，父母及家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实际上都在对幼儿（从婴儿开始）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待到幼儿适龄后，必须到学校接受教育（九年义务教育），至于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孩子无幼儿园可上，但上小学念初中却是必然的。遗憾的是，时下，很多的家庭教育并不理想，而且是极不理想，诸如年轻家长责任心不强，以及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对孩子过分娇纵，因而形成了“学校不敢管，家庭不愿管”的普遍现象。
说“家庭不愿管”其实并不准确，只是家庭不需要学校管小学生的做人是否到位，说白了，就是骄纵行为，自己不管也不让学校管，当然不少家长也已发现自己孩子的品行不规范，不尽人意，但这种“不让”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希望且极希望学校管好管到位，那就是“考分”如何上去，如何使自己的孩子考上重点中学，以实现上重点大学之目的。这就必然发生小学（当然中学也不例外）教师不好做的问题。其中折射的当然是家庭道德教育即基础文明教育不到位的问题。
对于小学生基础文明教育涉及方方面面，诸如怎样进行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怎样培养孩子热爱祖国的感情？如何教育孩子热爱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培养孩子团结友爱的品性？怎样培养孩子具有诚实的品质？怎样培养孩子尊敬师长和父母？怎样培养孩子的劳动习惯？怎样培养孩子学习礼貌语言等等。这在前述古人“忠孝廉耻，礼义信悌”典籍中已有综述。问题是家庭和小学（不排斥中学甚至大学）如何有效联合并适时有效进行，必须引起重视。
遵严元章先生的倡议，重要的是“从教育方法入手，改革家庭教育”[1]113。即推动家庭的全面更新，往实处说，不仅是培养好儿童，同时要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具体说，就是要通过家庭教育的改革，通过有关方面、有关部门辅导家长，科学地培养孩子。这一点，说起容易，做起来却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否因为难就不做呢？回答是必须做！“为母是人生的光荣：孟母岳母以及许多无名的贤母，都是崇高的”，因而，作为“贤母”“居家教子也是服务社会”，唯有如此，“子女入学后，小学教育顺利……中学教育顺利”“跟学校教育积极配合，分担培养子女成人成材重任”[1]113-114。可见，“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教育机会”“家庭教育才是真正的,基本教育，”[1]114。
问题在于，我们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又尤其是小学初年级教育如何做到与家庭教育携手合作呢？
实事求是地讲，家长将孩子考分当作“生命”并不能全怪家长，学校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譬如当下小学教育，孩子一入学便进入“应试”状况，才离开幼儿园的天真浪漫的幼小心灵便受到摧残，于是，幼童们上学的新鲜感没了，好奇心也没了。接下来，个性没了，业余爱好没了，理所当然，李白、杜甫、李贺等古圣贤的“狂放”更不可能有了。现在小学表面上无家庭作业，无分数记于册，只记等级；实际上，按分排名仍在大行其道，各种考卷对于一个小学一年级学生已司空见惯，如此之下，《弟子规》只是早读时播播，午休时读读，《道德与法制》读本只是加重孩子书包重量而已，如此何能实现古时小儿熟读天下书的景象？！
学校教育同家庭教育的有效结合，质言之就是让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小孩子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同时，让我们的广大教师能像孔子那样“并不是为教书而教书，却是为教人而教书”，真正实现教师对学生“在真知、实学、健身、立品”上下功夫[1]119，而不是将“育人”责任连同“应试教育”一起转嫁给家庭。恰若孔丘所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立人”“立德”“立志”的关键时期，教育应加重文化份额，加强文明分量，必要时当回归传统。虽然并不一定在实际上要求我们的儿童放弃数理化生而摇头晃脑背诵经典，也大可不必在形式上让小儿着汉装而朝拜圣贤，但做人习惯，尊民习俗，做“公民”准备必是教育正道。当知小学教师的职责是“教”，是“教学”是“教人学”是“教学做人”，教人“成人又成才”“是教人学做人的人”[1]138。一句话，教师是传授文明的使者。
其三，基础文明教育必须与社会教育结合起来。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互为影响的活动。当代文明教育恰如梅克所言；“社会教育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延伸和补充。”[1]111社会教育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会教育即蔡元培先生于1912年郑重提出的也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与世界教育接轨，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对应而起的正规或非正规的教育活动，具体所指是家庭和学校以外所有主办或兼办的教育机构，就是近些年来所热办和正在广泛推行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成人教育，这类教育即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终身教育。无疑，现在的在校小学生不少将是这类教育对象。这不是本文所论内容。
广义的社会教育指的是“无院墙”学校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大学”。在这样的大学里，其教育过程是自我领悟的教育，完全在于受教育者的自我观察、自我领悟、自我归纳和自我提高，真正的“无师自通”，实际上，除去“匠技”的学习外，“匠心”自修全靠学习者——无论其过去是否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小学、中学、大学乃至研究生教育，作为“社会人”都必须适应社会。即便是仅仅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学生，进入社会也得经过这一关。这就要求我们的受教育者在“安身立命”这一点上过好关——真正学会以优良人品而“处世”——完成中国道家所创导的“入世”和“出世”过程。
那么，我们的小学能教会和应教会他们什么呢？那就是他们的“基础文明”观。
——试想，一个被娇惯宠大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小学教师不对他的自私霸道予以校正，那么，他能被未来社会接纳吗？他能无私无畏面对社会的不良行为而走正道吗？
——试想，一个不爱父母（更多的单亲家庭出身或失孤孩子）的孩子，一个不尊重师长的孩子，他在未来的职业和人生中能爱单位、能爱岗敬业甚至能爱国家、爱这个社会吗？
——试想，一个从小连基本的礼貌语言都不眷顾、不在乎的孩子，成人后，他能是一个遵纪守法的模范公民吗？
——试想，一个从小邋遢，不整洁，作业不认真、拖拉，就业后能敬业从而认真工作吗？
……
兴许可能，因为还有未来的教育等待他们。但是，教育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面对一个缺乏基础文明教育的“先天不足”者，所有教育都可能显得苍白无力。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言“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和外国人“八岁看人生”的真谛所在。因此，在早期学校教育尤其是在小学初年级学生的基础文明教育过程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师在教育“小公民”时，应从基本的文明礼貌语言和行为入手，教他们友爱的知识，教他们正确的金钱观念，教会他们能有“抗力”抵制社会不良影响，能有“耐力”坚持正确的社会方向，善于分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放弃的，什么是应该坚持的，等等。如古人所言，真正使他们打好良好文明教育基础，成为一个正正当当的人，堂堂正正的人；正直的人，正气的人，正义的人，正经的人；讲正话的人，行正路的人，且成为一个不走极端的人，不偏于极端主义的人，更是有勇气与邪恶对着干的人[1]46。人做好了，事倍功半；人做不好，一切为零。
补充一点，在小学生基础文明教育全过程中，师德是关键。作为教师，不但应在语言表达、行为举止方面做出表率，而且在一些看似细微末节的问题上，如自身的穿着打扮，对待学生平等，对待家长和蔼——谦恭有礼，落落大方，皆为学生的楷模。
最后以著名评论家余心言的话作为结束语：人类在走上文明时代的时候……从个人来说，就是要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越是看得清楚，人们就越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6]135。
[参者文献]
[1]严元章.中国教育思想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2]刘 萍，王慧敏，黄新宪，等，当代中国教育的热门话题综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3]夏 初，惠 玲.蒙学十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壮，1990.
[4]明 芬.关注德育启蒙[J].决策与信息，20017,（8）.
[5]刘荣才，玲 仪.家庭教育问答[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
[6]余心言.道德鼓吹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曾菡
